潯陽論陶

第七節 陶淵明享年研究之檢討

　　柏俊才

　　柏俊才（1970—），陝西麟遊人。文學博士，華中師範大學曆史文獻所教授。

　　首標陶淵明之享年者，蓋沈約之《宋書》（以下簡稱《宋傳》）也。《宋傳》雲：“潛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沈約，《宋書》，中華書局，1975年，第2219頁。蕭統之《陶淵明傳》、房玄齡之《晉書》因之，則陶公享年六十三為鑿實之事也。然引發後人之疑竇者，為顏延之《陶徵士誄》（以下簡稱《顏誄》）。《顏誄》因版本不同而略有差異，蕭統《文選》所收《顏誄》雲：“春秋若幹，元嘉四年月日，卒於尋陽縣之某裏。”蕭統，《文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472頁。《陶淵明集》所附《顏誄》卻雲：“春秋六十有三。”《顏誄》版本之異，李延壽之《南史》不載淵明壽年，引起後人對《宋傳》之懷疑，並激發起人們探索陶公享年之熱情。自宋張縯首倡七十六歲始，到2004年韓國良先生之《陶淵明六十三歲說補證》之發表韓國良，《陶淵明六十三歲說補證》，《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04年第6期。時達八百餘年。在這長達八百多年的爭議中，陶公之享年主要有六種說法：即張縯、袁行霈之七十六歲說，吳汝綸五十一歲說，梁啟超、李辰冬、陸侃如、陳良怡之五十六歲說，古直、賴義輝之五十二歲說，聖旦、鄧安生、龔斌之五十九歲說，以及吳仁傑、陶澍、逯欽立、魏正申、王瑤、李華、鍾憂民、楊勇等維護《宋傳》之六十三歲說。陶公之享年，是陶學研究之首要大事，它涉及陶詩之係年、思想研究、作品解讀等重要問題。然陶公享年之論爭，使得這些問題撲朔迷離，陶詩也越來越深奧晦澀，陶公也愈來愈成為難解之謎，這對陶淵明之研究有百害而無一利。檢討享年之研究，對於準確解讀陶淵明和促進陶學研究將有非常重要之意義。

　　檢之陶公享年之六說，實關涉到以下諸多問題。梳理這些問題，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辨析陶公之享年。

　　一、“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

　　《遊斜川並序》雲：“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據詩前小序知，此詩作於“辛醜正月五日”。此詩並序有兩處異文，“五十”一作“五日”，“辛醜”一作“辛酉”。若依享年63歲說，則辛醜年（401）陶公37歲，與此詩“開歲倏五十”相乖，進而懷疑《宋書》六十三歲之可信性。

　　這種懷疑不知始於何時，首次將它寫入陶公年譜的是宋代的張縯。張縯《吳譜辨證》雲：“先生《辛醜遊斜川》詩言‘開歲倏五十’，若以詩為正，則先生生於壬子歲。自壬子至辛醜，為年五十，迄丁卯考終，是得年七十六。”王質等、許逸民校輯，《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第27頁。梁啟超《陶淵明年譜》（以下簡稱《梁譜》）雲：“此詩為考先生年歲最主要之資料。因序中明言‘各疏年紀，記時日’，而序之發端明記‘辛酉正月五日’，詩之發端雲‘開歲倏五十’。故辛酉年先生之齒五十，絲毫無疑議之餘地也。後人所以多不察者，則以俗本‘辛酉’皆作‘辛醜’，而詩句之‘倏五十’又或作‘五日’。先生卒於丁卯，即以《宋傳》年六十三之說推算，即辛醜亦僅三十七歲，與‘開歲倏五日’語不相容。俗子強作解事，見序有‘正月五日’語，因奮月乙改‘五十’為‘五日’，殊不知‘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此二語如何能相連成意？慨歎於歲月擲人者豈以日計耶？況序中明言‘各疏年紀’，若作‘開歲五日’，所疏年紀何在耶？於是複有據‘辛醜五十’之說，謂先生實得年七十六者。”王質等撰、許逸民校輯，《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第161頁。任公以宋永初二年辛酉（421）為陶公五十歲，故得出享年五十六歲之結論。

　　陶淵明享年研究之檢討古直《陶靖節年譜》（以下簡稱《古譜》）雲：“竊謂原序必為‘乙醜正月五日’，因依《宋傳》年歲，乙醜先生已六十有一，讀者不知《宋傳》年歲之誤，以為不與‘開歲倏五十’句合，各以私意改竄，遂致莫可校理。特‘醜’字改竄之跡尚可考見，而‘乙’字改竄之跡則已泯耳。愚根據先生詩文，質定先生卒年五十有二，以乙醜五十推算他篇他歲，皆無不合。‘辛醜’為‘乙醜’之偽，無可疑也。”王質等撰、許逸民校輯，《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第211頁。古直定元嘉二年乙醜（425）先生五十歲，從而得出陶公享年五十二歲之結論。

　　逯欽立先生認定這首詩是陶公五十歲時所作，但於原序取“辛酉”而不取“辛醜”，並說“辛酉”不是紀年而是紀日，“原文幹支時日應有竄誤，應作正月五日辛酉”王質等撰、許逸民校輯，《陶淵明集》，中華書局，1979年，第280頁。維護了六十三歲說。鄧安生先生的《陶淵明年譜》承襲逯氏之思路，卻另取“辛醜”。他從陳垣《二十史朔閏表》中查得東晉義熙十四年戊午正月朔日為丁酉，下推正月五日正是“辛醜”。於是斷定“五月五日可能是作者自注，後人傳抄、翻刻時誤入正文。”戊午（418）既為五十歲，下推至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卒，正好五十九歲鄧安生，《陶淵明年譜》，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80頁。

　　袁行霈先生對宋元時期《陶淵明集》六種版本校勘後說：“就現存最初的幾種刻本而言，我們可以說陶集中的《遊斜川》原來詩‘辛醜’年‘五十歲’，後來有人發現這不符合《宋書·陶潛傳》所載陶淵明享年六十三歲的說法，於是漸漸按照《宋書》加以修改，於是出現了異文。開始還保留著原貌，隻是用注出異文的方法使它不違背《宋書》。再往後就改動原文以牽就《宋書》，反過來將原文以異文的形式注出。最後索性連異文也不要了。退一步說，即使陶集在傳抄過程中原來就有異文，也不能排斥確有一種作‘辛醜’和‘五十’。後人在刊刻的過程中，有將‘辛酉’改為‘辛醜’，‘五日’改為‘五十’以致與《宋書》相悖之理。我們究竟應當相信哪一種？當然是‘辛醜’年‘五十’歲。這樣算來陶淵明享年七十六是可以成立的，張縯的說法並沒有錯。”袁行霈，《陶淵明享年考辨》，載《文學遺產》1996年第1期。

　　愚案：張縯《吳譜辨證》取“五十”、“辛醜”而沒有考慮異文，是不足取的。《梁譜》改“辛醜”為“辛酉”，《古譜》改“辛醜”為“乙醜”，均缺乏足夠的證據，不足信。逯欽立先生取“辛酉”而不取“辛醜”，鄧安生先生取“辛醜”而不取“辛酉”，理由都不夠充分。袁行霈先生從版本校勘的角度入手，確實很具說服力。然陶集錯訛由來已久，南宋蔡啟在《蔡寬夫詩話》中雲：“《淵明集》世既多本，校之不勝其異，有一字而數十字不同者，不可概舉。”蔡啟，《蔡寬夫詩話》，參見：郭紹虞《宋詩話輯佚》，中華書局，1980年，第380頁。足證我們目前所見之《淵明集》少之又少，安見沒有異於袁先生所見者？而且袁先生所見之六種版本，有三種有異文。據此推定是“辛醜”年“五十歲”而非“辛酉”、“五日”，則仍未得其碻也。至於袁先生所描繪的陶集“改動原文以牽就《宋書》”的過程純屬其個人發明，無證可憑。愚以為，此處“開歲倏五十”之問題尚須從別的方麵入手求之。

　　事實上，遊國恩先生早就提出了解決此問題之方法：“按，這詩文字，各本既有不同，我們還須從意義上來推求訂正，訂正版本上無從辨明的。因為我們現在不能決定那種本子是善本或俗本。若說‘五日’為俗子所改，何以知道他的原本不是作‘五十’呢？因為序中本來有‘正月五日’的話。現在解釋唯一的疑團，隻要把‘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兩句講得通，不要管什麽‘辛醜’與‘辛酉’。因為照舊說倒推上來，辛醜年是三十七歲，辛酉年是五十七歲，都不能證明陶公未過六十，與本篇所欲辨者無關……‘開歲倏五日’者，謂新年剛剛開始，忽已五日，正與序文相應。若謂‘五日’二字不能與下文‘吾生行歸休’相連成意，實在太不深思。這詩中明言：‘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陶公一生最惜光陰，詩中屢見，如雲：‘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便是這詩開首兩句的注腳。況且‘歸休’二字也不能死看，譯作俗話，就是‘今生罷了’的意思。所以《歸去來兮辭》雲：‘感吾生之行休。’按陶公乙巳棄官，年才四十一，辛醜則三十七，二語都是普通的感慨。那裏見得上文說‘五日’，下文便不能語‘歸休’呢？又序末言‘各疏年紀、鄉裏，以記其時日’，所謂年紀者，即序中的‘辛醜歲’，鄉裏者，即序中的‘南阜’，時日者，即序中的‘正月五日’。年紀時日等，當然應該在序裏載明，後人作詩都是這樣，是不消解的。若鄉裏時日都載在詩序，而年紀卻又載於詩中，豈非不倫不類？所以我從詩和序兩方麵的意義看來，斷定‘五日’是不錯的。既是‘五日’而非‘五十’，那當然不能證明陶公那年的歲數。”遊國恩，《陶潛年紀辨疑》，參見：遊國恩，《遊國恩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9年，第403頁。遊先生所論及是。在無版本可依的情況下，任何討論“五十”或“五日”，“辛醜”抑“辛酉”的結論都是枉然。上述諸說都取“五十”，認定此詩是陶公五十歲時所作，而對序中應作“辛醜”或“辛酉”爭論不休，甚至有改“辛醜”為“乙醜”者。這些做法都過於拘泥，對研究這首詩來說都是於事無補。筆者以為，在不引起不必要的爭議前提下，可依原本作“五日”。這正與序文“正月五日”相應，於情理也講得通。細玩詩意，與“五日”關涉不大，實是一抒情之語言，由於新年伊始而引發作者歲月擲人之感慨。故觸發作者感慨者，是新年，而非五日。據此，除“六十三歲”說外，其餘以此詩係於陶公五十歲的諸說均不成立。

　　二、“從老得終，奚所複戀”

　　《自祭文》有雲：“識運知命，疇能罔眷？餘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所複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

　　此詩中的“老”也引發人們對陶公享年之爭議。

　　最早從此入手來考證陶公之享年者是袁行霈先生。袁先生以《禮記·典禮上》“大夫七十而致事”、《說文》“七十曰老”和《晉書·食貨誌》“六十六已上為老小”為依據，認為陶詩中的“老”也可以此為參考。並說：“陶淵明《自祭文》既然說自己‘從老得終，奚複所戀’，也就是說自己‘老’了，恐怕不會在六十六歲以下，我們可以以此為根據，再參照《禮記》和《說文》，大致劃定陶淵明享年在六十六歲以上。退一步說，即使《自祭文》關於‘老’的用法不那麽嚴格，但也不會相差太大，至少可以說享年六十歲以下的各種說法是難以成立的。”袁行霈，《陶淵明享年考辨》，載《文學遺產》1996年第1期。

　　李華先生在《二十世紀陶淵明享年爭辯得失平義》一文中說：“陶淵明臨終前的《自祭文》有言：‘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曾本、蘇寫本作‘以老得終’），奚所複戀’。《說文》老部：‘老，考也。七十曰老。’《晉書·食貨誌》：‘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為老小。’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戶口考》雲：‘晉人六十六謂之老。’《禮記·曲禮》雲：‘六十曰耆’，‘七十曰老’，陶淵明享年六十三歲，由年老而得壽終，這是《陶集》確切的內證……任何以不足六十歲論陶之享年說，皆屬於不顧‘從老得終’這一絕對權威的內證前提所得出的錯誤結論。”李華，《二十世紀陶淵明享年爭辯得失平義》，載《江西社會科學》1998年第7期。李華先生用他所謂的“這一絕對權威的內證”對20世紀陶淵明享年爭辯進行平義，並對梁啟超、古直、遊國恩、陸侃如、朱自清都不無微詞，以維護陶公六十三之說。

　　愚案：袁行霈、李華先生所列舉《禮記》《說文》《晉書》《文獻通考》之對“老”之訓釋，並不能說明陶公六十三歲謂老。恰恰卻說明，漢代人們以七十為老，晉時以六十六以上為老，亦即不同時期人們對“老”解讀各不相同。此外，古籍中對“老”的訓讀還有：《論語·季氏》雲：“及其老矣，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皇侃疏雲：“老，謂年五十以上也。”皇侃，《論語義疏》，廣文書局，1991年，第47頁。則南朝梁時以五十歲以上為老。陸機《遨遊出西城詩》雲：“靡靡年時改，冉冉老亦及。”據《晉書》載陸機死時年僅四十三歲，也可稱老。因此，以“老”來論證陶公之享年恐難足為憑。此外，袁、李二先生以《自祭文》中的“從老得終”來討論陶公之享年，主要因為他們和其他學者一樣據此文之首句“歲惟丁卯，律中無射”來判定《自祭文》為陶公之遺囑，實則謬矣。《藝文類聚》錄《自祭文》作“歲惟丁未，律中無射”。那麽，“丁未”怎樣演變成“丁卯”呢？龔斌之《校箋》、袁行霈之《箋注》以及其他幾種陶集都注釋為：因為陶公卒於“丁卯”，故以“丁卯”為是。《自祭文》全為想象之辭，作“丁未”和“丁卯”都未嚐不可。作“丁卯”無版本依據，而且頗嫌牽強。陶公自忖將不久於人世，乃為《自祭文》，過了不久，於年內辭世。怎麽就這麽巧，難道他會未卜先知？作“丁未”卻有足夠的理由。其一，現存最早的陶集為宋代湯漢的注本，盡管梁任公和郭紹虞認為唐前尚有幾種版本，但都已不可考了。《藝文類聚》成書於唐高祖李淵之時，從版本學的角度來說，應以“丁未”為是。其二，筆者通讀了《晉書》和《宋書》，並查閱了陸侃如之《中古文學係年》、劉躍進之《南北朝文學係年》，發現此時文人的壽命很短。陶公中年多病，在這樣的狀況下，早為《自祭文》的可能性極大，故“丁未”較“丁卯”合理些。其三，眾所周知，“憂生之嗟”是此時文學主題之一，《自祭文》當如是觀。約而言之，《自祭文》當作於丁未年（407）。若依“六十三歲”說，此年陶公四十三歲。

　　三、“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歸園田居》其一有雲：“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此詩作於何時，詩中無明言。但由於有“一去三十年”一語，從而引出陶公享年無盡之爭議。

　　王質在《栗裏譜》（以下簡稱《王譜》）中首次將此詩係於陶公三十歲時，並說：“太元十九年甲午，君年三十。有《歸田園》詩韻：‘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初為州祭酒，當在其前。不堪，乃解歸。故雲‘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尋亦卻主簿。”王質等撰、許逸民校輯，《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第82頁。

　　吳仁傑在《陶靖節先生年譜》（以下簡稱《吳譜》）將此詩係於陶公42歲時，並說“義熙二年丙午，有《歸園田居》詩五首。味其詩，蓋自彭澤歸明年所作也。首篇雲：‘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按太元癸卯，先生初仕為州祭酒，至乙巳去彭澤而歸，才甲子一周，不應雲三十年，當作‘一去十三年。’”王質等撰、許逸民校輯，《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第17頁。顧易的《柳村譜陶》駁《吳譜》雲：“按彭澤之歸，實丙午，若連癸巳，則十四年矣。公癸巳少日即解歸，何嚐落網中。惟自乙未至丙午，心為形役，則十二年矣，何雲十三？又按壬寅、癸巳丁憂居家，不可雲亦落塵網，直止十年耳。昔史己亥訛為三豕，或訛‘三’字乃已，然已字之訛，未可知矣。”王質等撰、許逸民校輯，《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第39頁。

　　《梁譜》雲：“《歸園田居》當亦同時作，故雲‘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時先生正三十二歲也。舊譜多以此數詩為乙巳年從彭澤棄官歸後作。然彼年自出山至解組，前後不過一歲，篇中‘久去山澤遊’雲雲，皆久客新歸語，情景不合也。”王質等撰、許逸民校輯，《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第152—153頁。任公係此詩於元興二年（403），陶公三十二歲。

　　《古譜》雲：“《歸園田居》詩雲：‘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此詩雖不明紀甲子，然去官歸田在義熙乙巳，著於《歸去來辭》，則乙巳歲先生年正三十無疑義也。由乙巳三十年上溯生年為太元丙子，下推卒年丁卯，得五十二歲。”王質等撰、許逸民校輯，《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第181頁。

　　袁行霈《陶淵明箋注》雲：“各宋元本均作‘三十年’，後知所謂‘十三年’、‘逾十年’、‘已十年’者，皆臆改致誤。其致誤之由乃因所主淵明享年有誤，為牽合享年六十三歲，遂不得不臆改正文。若依餘所訂淵明享年七十六歲，自‘弱冠’（二十歲）即‘東西遊走’，然尚時返‘園田居’，約二十五歲左右離開‘園田居’再未返回，至五十五歲辭彭澤令始‘歸園田居’，此正所謂‘去三十年’也。”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03年，第77—78頁。袁行霈先生係此詩於義熙二年（406），陶公五十五歲。

　　愚案：《歸園田居》作於何時？詩無明言，我輩不可妄斷。細繹詩義，當作於陶公解職歸田之後。《王譜》係年有誤；《吳譜》之說合乎情理，但過於質實；《顧譜》歸隱時間的推算有誤，故此詩的係年不足取；《梁譜》按詩文中的數字推算陶公之行年，但卻係此詩於陶公三十二歲時，與“一去三十年”相悖；《古譜》係此詩於陶公三十歲時，證據不足；袁行霈先生係此詩於陶公五十五歲，以享年七十六歲為前提，似嫌臆斷。筆者以為，係此詩於陶公三十歲，無據可憑。據此，除“六十三歲”說外，其餘諸說均不成立。此詩作於歸田之後，毫無疑問。陶公一生多次出仕，多次歸隱。從此詩所發之感慨來看，當是彭澤歸田之後所作。詩中的“塵網”與“羈鳥”、“池魚”、“樊籠”同義，指仕宦生涯。陶公二十九歲初仕，四十一歲歸隱，前後恰為十三年。盡管仕宦生涯為十三年，但詩中作“三十年”並不錯。通讀全詩，詩所表達的是陶公對官場生活的厭惡和對恬靜美好田園生活的向往。雖然做了十三年的官，好像過了三十年，恰如其分地表現了陶公對官場生活的厭惡之情。

　　四、“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

　　《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口》有雲：“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南荊。”此詩作於隆安五年辛醜（401），向無疑議。由於詩中有“閑居三十載”一語，又引發了人們對陶公享年之爭論。

　　《王譜》係此詩於隆安五年（401），陶公三十七歲時。並雲：“當是故歲五月還潯陽，今歲七月適江陵。有《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詩。留潯陽逾年，當是予告在鄉，至是往赴。雲：‘閑居三十載。’自未參鎮軍以前，得三十六年。當是不堪勞役，遂起歸意，故雲：‘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南荊。’”王質等撰、許逸民校輯，《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第2—3頁。

　　《梁譜》雲：“（隆安）五年辛醜，先生三十歲。是年七月，從軍幕乞假歸家。集中紀年詩有《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一首，發端雲：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蓋是年正三十歲也。辛酉年先生五十歲，既有詩題及詩句為證，實為無上權威之資料。而逆溯至辛醜，正三十歲，則此句亦一極有力資料矣。後世注釋家泥視‘閑居’二字，必謂此詩為辭官後三十年所作。若辛醜年先生已辭官三十載，然則先生之生當在永和前矣，有是理耶。”王質等撰、許逸民校輯，《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第150頁。

　　《古譜》：“《赴假還江陵》詩雲：‘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考先生閑居隻有二十載，‘三’當為‘二’之偽。其證如次。《始作鎮軍參軍》詩雲：‘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宴如。’《飲酒》第十六首雲：‘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與子疏》雲：‘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複欣然有喜。’以上皆言弱齡閑居讀書之樂，與《還江陵》詩意相同。此正證也。《與子疏》雲：‘少而貧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宋傳》雲：‘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跡。’以上皆弱年以後不得閑居之狀。此反證也。”王質等撰、許逸民校輯，《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第190—191頁。

　　逯欽立認為：“陶本年（案：393）二十九歲，住在上京閑居，為州祭酒，少日自解歸。至三十五歲始為桓玄幕僚（詳下），其間賦閑六年，故三十七歲所寫《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口》雲：‘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十字當為二字之訛。三二，六年，與陶事跡合。若作三十，第一，陶年三十七，而曰三十載與塵事冥，則七歲時已絕塵緣，不合理。第二，陶二十九歲作祭酒，距三十七僅八年，亦不符三十年之數。陶三十五歲至三十七歲為桓玄幕僚，四十歲作鎮軍參軍，四十一歲作建威參軍及彭澤令（均詳下），前後共六年，故五十歲作《還舊居》雲：‘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謂六年中身在仕途，來去不定也。”逯欽立，《陶淵明集》，中華書局，1979年，第266頁。

　　袁行霈《陶淵明年譜匯考》認為“‘閑居’從出生算起，不合情理，孩提時代無所謂‘賦閑’不‘賦閑’，把孩提時代也算作‘閑居’，成何言語？”並係此詩於隆安五年辛醜（401），陶公五十歲詩。“取古說，‘三十’乃‘二十’之訛。淵明自‘向立年’起為江州祭酒，少日自解歸，係於二十九歲。四十七歲複至西荊入桓玄幕。自二十九歲至四十七歲，閑居十九年，舉其成數為二十年。此詩開首四句追述二十年賦閑生活，第五、六句‘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意謂如何舍棄此二十年閑居之快樂，而遠至西荊以仕玄耶？如此則順理成章，了無窒隘矣。”袁行霈，《陶淵明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313—314頁。

　　愚案：《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口》意謂辛醜歲（401）七月假滿，陶公赴江陵任職，夜行途口作此詩。至於何時回何地休假以及休假之時日，已不可考矣。《王譜》語極含混，純屬臆測。《梁譜》以詩文中的數字來推算陶公年歲，抵牾處頗多，前人多有辨駁。辛醜年三十歲說也是難以成立。《古譜》改“三”為“二”，牽強附會。逯欽立先生將“閑居”等同於“賦閑”，是曲解詞意。改“十”為“二”，更是無中生有。袁行霈先生改“三十”為“二十”，無據可尋。將“閑居”換成“賦閑”，是偷換概念。把孩提時代不算閑居，是沒有掌握“閑居”的準確內涵。竊以為“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寫旅途之勞苦。由行役之困苦，想起以前閑居之樂，並萌生歸隱的願望：“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據此，詩歌前四句“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寫其此行役之前的快樂生活。“閑居”與“塵事”同義，與仕宦相對。正如鄧安生在《陶淵明年譜》中所考定的那樣，“三十”表示的是一個數量相當多的不確定數詞。“閑居三十年”隻是說多年閑居，並不確指三十年。對此不能過於拘泥，否則，改來改去，也是難以彌縫圓通的。因此，以“閑居三十載”來考證陶公之享年，恐不足為憑。

　　五、“相及齠齔，並罹偏咎”

　　《祭從弟敬遠文》有雲：“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相及齠齔，並罹偏咎，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疇昔日，同房之歡，冬無縕褐，夏渴瓢簞，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乏，忽忘饑寒。”“齠齔”一作“齔齒”，一作“齠齒”。據文章開頭交代，此文作於辛亥歲（411）。若依“六十三歲”說，辛亥陶公四十七歲，敬遠三十一歲（祭文中明言“年甫過立，奄與世辭。”）。二人年歲相差十六歲，與文中“相及齠齔”是否相符？對“齠齔”訓讀關涉到陶公之行年。

　　陶澍《陶靖節年譜考異》（以下簡稱《陶考》）雲：“先生《祭從弟敬遠文》曰：‘相及齠齔，並罹偏咎。’湯東石間注：‘齠與齔義同，毀齒也。’《家語》曰：‘男子八歲而齔。’靖節年三十七，母孟氏卒，是偏咎為失怙也。按顏延之《陶徵士誄》有‘家貧’、‘母老’、‘捧檄’、‘致親’雲雲，則以偏咎為失怙，良是。惟‘齠’乃‘髫’之俗字，《玉篇》：‘髫，小兒發。’《廣韻》：‘髫，小兒發，俗作齠。’不與齔通。”王質等撰、許逸民校輯，《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第67頁。訓“齠”為八歲，並係此詩於義熙七年辛亥（411），陶公四十七歲時。

　　《梁譜》雲：“《祭從弟敬遠文》雲：‘歲在辛亥，月惟中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雲窆。’文中有‘相及齠齔’語，知先生與敬遠年歲相去不遠。有‘年甫過立’語，知敬遠卒時僅三十餘。若如《宋傳》年六十三之說，則先生是時當已四十七，相及齠齔之敬遠，亦當在四十內外，與本文不相應矣。先生殆無同懷兄弟，豈從弟名見集中者，一敬遠，一仲德，皆先先生卒，未審為一為二。《與子儼等疏》雲：‘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似是悼妻及二弟之早亡也。”王質等撰、許逸民校輯，《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第156頁。並係此詩於義熙七年辛亥（411），陶公四十歲。

　　《古譜》雲：“有《祭從弟敬遠文》。文曰：‘歲在辛亥，月惟中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雲窆。’又曰：‘年甫過立，奄與世辭。’又曰：‘父則同生，母則從母。相及齠齔，並罹偏咎。’案：《說文》：‘男八歲而齔。’‘及齔’則七歲也。敬遠七歲，先生則在齠年，明相差不過數歲。若照舊譜，辛亥先生已四十七歲，相差十六歲。即照《梁譜》，辛亥先生亦已四十歲，相差九歲。均不得雲‘相及齠齔’也。得此一證，足奠萬矣。互詳上文。”王質等撰、許逸民校輯，《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第201頁。並說“齠”為陶公自指，年十二，雲“及齠”為指敬遠，年七歲，故二人相距五年。係此詩於義熙七年，陶公三十六歲時。

　　愚案：“齠齔”之義如何，曆來分歧較大。“齠齔”是一詞抑二字？尚有疑問。上述諸譜以七或者八歲來訓“齠齔”之義，是難以成立的。不妨看如下幾例：

　　齔，毀齒也。男八月而齒生，八歲而齔。女七月而齒生，七歲而齔。俗作齔。（《說文解字》）

　　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齔。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大戴禮記》）

　　公有男一人，始六年矣。在髫知孝，呱呱涕洟。（柳宗元《故叔父殿中侍禦史府君墓版文》）

　　齠齔有德，年十五而佐顓王頁。（《史記·帝嚳紀正義引帝王紀》）

　　表奇髫齔，成名弱冠。（潘尼《贈司空掾安仁》）

　　以上諸例說明，男子弱冠（20歲）前均可稱為“齠齔”。因此，據陶公和其弟敬遠年歲相差之“齠齔”來判定陶公之享年，是行不通的。

　　六、“吾年過五十”“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

　　《與子儼等疏》有雲：“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此文明言陶公年過五十，稱“晉”，此詩的係年關涉陶公之享年。

　　《王譜》雲：“義熙十一年乙卯，君年五十一。有《與子儼等疏》雲：‘年過五十。’又雲：‘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複歡然。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號羲皇上人。’見疏甚詳。”王質等撰、許逸民校輯，《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第5頁。

　　《陶考》雲：“《吳譜》以疏作於癸醜，固非。《王譜》係於是年，恐亦未然。李公煥於《與子儼等疏》引趙泉山曰：‘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五十當作三十，乃追敘少壯之時。蓋靖節從此十一年間，自潯陽至建康，再返，又赴江陵，再返，故雲東西遊走。及四十一歲，序其倦遊，於《歸去來》曰：‘心憚遠遊’。四十八歲，《答龐參軍》詩雲‘我實幽居士，無複東西緣。’若年過五十，時投閑十年矣，尚何遊宦之有？’澍謂《與子儼疏》當在宋受禪後，必非作於甫過五十之時。《疏》末曰：‘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若五十一歲，尚在義熙年間，宜雲今之操行人，不當謂晉時也。‘年過五十’，趙氏追敘之說亦長。”王質等撰、許逸民校輯，《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第97頁。

　　《梁譜》係此文於元嘉四年（427），認為是陶公五十六歲臨終之作。並雲：“《與子儼等疏》，當屬末命，發端言：‘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獨能免？’中言：‘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末雲：‘吾年過五十’語，是足為先生壽不滿五十之鐵證。”王質等撰、許逸民校輯，《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第165頁。

　　《古譜》係此文於元嘉四年（427），認為是陶公五十二歲臨終之作。並雲：“《挽歌》曰：‘早終非命促。’《與子儼等疏》曰‘吾年過五十。’《顏誄》曰：‘年在中身。’三文如一。《宋書》本傳六十三歲之誤，灼然無疑。”王質等撰、許逸民校輯，《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第212頁。

　　袁行霈先生認為，《與子儼等疏》所記陶公病，並不是《顏誄》所言臨死的那場病。《與子儼等疏》所說的“吾年過五十”，正是指《顏誄》中的“年在中身，疢維痁疾”。“那時陶淵明很想將病治好，便靠親友贈藥醫病，又恐大限將至，便寫了《與子儼等疏》。中年染病開始的時候或許相當危險，後來漸漸好轉，拖了好多年，以致‘從老得終’，正因為拖得時間已經很長，年紀又七十多歲，所以臨終之前不願再嚐藥劑，無牽無掛，安然去世。”袁行霈，《陶淵明享年考辨》，載《文學遺產》，1996年第1期。並係此詩於義熙三年，陶公五十六歲時。

　　韓國良先生對李公煥“五十”當為“三十”之誤表示懷疑，並說：“‘五十’與‘三十’字形相錯甚遠，‘三十’何以會訛作‘五十’呢？實際上即使作‘三十’，與下文的文意也仍是不相類的。古籍之中常有數字倒置的現象，此處的‘五十’當也是由‘十五’訛來的。淵明12歲喪父，居喪3年，年至15歲大概已有交遊活動，隻是由於與世不合，所以到20歲以後才隱居不出。後年近30歲為生活所迫，也因心中猶存幻想，因此才又再次嚐試著步入仕途。”韓國良，《陶淵明六十三歲說補證》，載《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04年第6期。

　　愚案：《與子儼等疏》作於陶公“年過五十”時，文中有明言。至於具體作於哪一年，已不可考。將《與子儼等疏》《挽歌》與《顏誄》同係於陶公臨終之時，亦乏明證。《王譜》係此文於陶公五十一歲時，值得商榷。《陶考》據“晉時操行人也”一語係此文於宋受禪後，實則有誤。前人多有辯駁，今不贅述。《梁譜》《古譜》認為此文是臨終遺囑，實誤。袁文係此文於陶公五十六歲時，無據可尋。並說從此時陶公患病，拖了好多年，直至七十多歲去世。前後近二十年，無乃太長乎？純屬臆測，不值得一提。韓文沒有讀懂《與子儼等疏》。文中明言陶公已有五子，如果“五十”是由“十五”訛化而來的話，於情於理都講不通。遊國恩先生雲：“陶公《與子儼等疏》不見得一定是遺囑。即使是遺囑，但此文不著年月如《自祭文》載明‘丁卯’的可憑。哪裏知道他一定是易簀時的話？據我看，這篇文章乃是一篇極平常的家信。不過他因為多病早衰，故書中很多牽涉到死生的問題，很容易誤會為正式的遺囑。晉人這種遺囑式的家信，不但陶公這篇疏。我且舉一個旁證……況且陶公是一個達觀的人，又早衰多病。年過五十，預為治命，也是極可能的事。看他說‘恐’，說‘將’，明明不是疾篤的時候。我們正不必如趙泉山把改‘五十’為‘三十’，然後可以說通了。所以這篇疏內‘吾年過五十’一句，不能證明陶公卒時的年歲。”遊國恩，《陶潛年紀辨疑》，參見：遊國恩，《遊國恩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9年，第401—402頁。遊先生所論甚是。此疏“吾年過五十”，既不能用來確定陶公之卒年，也不能用來推算其享年。

　　七、“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

　　《飲酒二十首》之十六雲：“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弊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據詩知，陶公作此詩時“行行向不惑”，即年近四十歲。但由於係年之不同，遂引發享年之爭議。

　　《王譜》雲：“元興三年甲辰，君年四十。有《連雨獨飲》詩雲：‘僶俛四十年。’有《飲酒》詩雲：‘是時向立年，誌氣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裏。’當在壬辰、癸巳為祭酒之時，所謂‘投耒去學仕’。又雲：‘冉冉星氣流，亭亭複一紀。’至是得為十二年。”王質等撰、許逸民校輯，《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第3頁。

　　《梁譜》雲：“（義熙）八年壬子，先生四十一歲。《飲酒》二十首，不知和年作，序雲：‘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是其詩非作於一時也。篇中有‘行行向不惑’語，又敘棄官後事，言‘亭亭複一紀，然則是四十前後作也。’”王質等撰、許逸民校輯，《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第157頁。

　　《古譜》雲：“義熙十年甲寅，先生三十九歲。《飲酒》詩第十六首雲：‘行行向不惑。’則是本年所作也。第八首雲：‘清晨聞扣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與，田父有好懷。壺漿還見候，疑我與時乖。襤褸茅簷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願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詳味此詩，實為卻聘之作。《梁譜》雲：‘《飲酒》詩二十首非作於一時。’今案詩序雲：‘餘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然複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曰‘比夜已長’，明是秋之夜也。曰‘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明是秋夜醉後作也。以其皆醉後所作，故題曰飲酒雲爾。據序，此詩雖非成於一夕，而實作於一時。梁說非也。”王質等撰、許逸民校輯，《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第203—204頁。

　　逯欽立雲：“其曰‘是時向立年，誌氣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裏’者，即迫述彭澤棄官之事……彭澤棄官為義熙元年乙巳，時淵明年當‘向立’，為二十九歲，乙巳二十九歲，上溯生年為太元二年丁醜，下推卒年丁卯得五一十歲，此與‘年過五十’、‘識運知命’、‘年在中身’等無不悉應，則五十一歲之說，當為較近於真乎？”逯欽立，《陶淵明行年簡考》，參見：逯欽立，《漢魏六朝文學論集》，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5—187頁。後來逯氏放棄這種說法，係此詩於元興二年，陶公三十九歲時。並說：“詩序雲：‘餘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然複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據此，組詩乃一個時期之作。又詩中或言‘秋菊有佳色’，或言‘凝霜殄異類’，或言‘敝廬交悲風’，或言‘被褐守長夜’，證其為由秋及冬之作。又詩言‘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不惑，代指四十歲。向不惑，乃三十九歲。又證此組詩乃陶三十九歲之作。作於三十九歲，與詩中所謂‘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是時向立年，誌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裏。冉冉星氣流，亭亭複一紀’，正相吻合。向立年，二十九歲，又經一紀（十年），恰為三十九歲。湯注此詩‘疇昔苦長饑’篇雲：‘彭澤之歸，在義熙元年乙巳。此曰複一紀，則賦此飲酒詩當是義熙十二、三年間。’逯按：彭澤之歸，陶年已四十一歲，與此向立年解職毫不相涉，湯注誤。今從古直說。”逯欽立，《陶淵明集》，中華書局，1979年，第24頁。

　　袁行霈駁斥了鄧安生《陶淵明年譜》係此詩於義熙十一年、詩中“故人”為顏延之之誤後，說：“《飲酒》二十首作於是年。其十九曰：‘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裏。冉冉星氣流，亭亭複一紀。’歸田在晉安弟義熙元年乙巳，淵明五十四歲。此後又一紀，則是晉安帝義熙十三，淵明六十六歲。”袁行霈，《陶淵明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353—355頁。

　　愚案：《飲酒》二十首非一時之作，詩中多自述生平之什。這二十首詩涉及三個時間：一為“行行向不惑”。十六首雲：“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弊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詳味詩意，前六句為追述身世之詞。詩中的“少年”、“向不惑”和“竟”並列，都是表示年歲之詞，寫他不同人生階段追求和結果，故“向不惑”不是這組詩寫作的時間。即使這首詩確實寫於“行行向不惑”之年，也無法係於三十九歲之時，因為從三十七歲至三十九歲均可稱作“向不惑”。據此，古直、逯欽立係於三十九歲是不準確的。二為“向立年”，三為“一紀”：十九首雲：“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誌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裏。冉冉星氣流，亭亭複一紀。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這首詩是陶公自述其仕宦經曆的，是對其時隱時宦履曆的最好說明。前六句寫自己不得已而出仕，“是時向立年”是出仕的時間。“六十三歲”說認為陶公二十九歲解褐為州祭酒，與此詩合。次四句寫自己歸隱，“終死歸田裏”當指不再出仕，應為辭彭澤令歸隱之事。仔細品味“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裏。冉冉星氣流，亭亭複一紀”四句話，是說自己寫此詩時距彭澤歸隱已有一紀。據《歸去來兮辭並序》所言，陶公辭彭澤令歸隱的時間是義熙元年乙巳歲（405）。一紀為十二年。因此，《飲酒》二十首作於義熙十二年（416）。由於陶公享年尚有爭議，此時陶公多少歲，尚不確定。《王譜》《梁譜》由向立年下推十二年，實誤。逯欽立訓“一紀”為十年，謬矣。袁行霈先生對此詩的理解很準確，但由於他對陶公生年的推算有誤，係此詩於陶公六十六歲時也難以成立。

　　八、關於《顏誄》與《宋傳》

　　《陶淵明集》所附《顏誄》載陶公享年六十三，《文選》所收《顏誄》不載陶公享年，僅言“春秋若幹”。《宋傳》載陶公壽年六十三。從而引發人們對《顏誄》與《宋傳》討論。

　　《陶考》雲：“李公煥《陶集總論》引祁寬曰：‘先生以義熙元年秋為彭澤令，其冬解綬去職，時四十一歲矣。後十六年，晉禪宋。又七年，卒，是為宋文帝元嘉四年。《南史》及梁昭明《傳》不載壽年，《晉書·隱逸傳》及顏延之《誄》皆雲“年六十三”，以曆推之，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乙醜歲。’今考先生‘年六十三’，始見於沈約《宋書》，昭明《傳》因之，《晉書》亦因之。惟《文選》載顏延之《誄》作‘春秋若幹’。此雲昭明不載壽年，顏《誄》‘年六十三’，當是誤記顏《誄》為蕭《傳》也。”王質等撰、許逸民校輯，《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第65頁。

　　《梁譜》雲：“今本《陶集》中所附《顏誄》有‘春秋六十有三’一語，顏延之既夙與先生情款，當先生初沒時為之作誄。其所記錄，自應有最大之權威，後人莫敢置疑，宜也。然據《文選》本則但雲‘春秋若幹’，並無六十三之說。然則集中所附顏誄雲雲，殆後人據《宋傳》改增耳。細繹本文，可得反證。《誄》詞雲：‘孰雲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愆斯義……年在中身，疢惟痁疾。’‘中身’用《無逸》‘文王受命惟中身’語，正五十典故。誄意謂年僅五十餘，以其壽促而怨天道之無憑也。是故攀引顏延之為先生六十三之證人，顏不任受也。六十三之說，本諸沈約，昭明襲之，唐人撰《晉書》又襲之，幾為鐵案，然鉤稽全集，其不合既若是。然則沈約何故有此誤耶？以吾度之，殆約所據譜牒，本作年五十六，而‘五’字或刓損或傳鈔訛舛，便成‘三’字。約見三十六之太不倫也，輒顛倒臆定為六十三，自此遂以訛踵偽習成是矣。此雖臆測，或亦近理耶？”王質等撰、許逸民校輯，《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第164—165頁。

　　《古譜》雲：“顏延之《陶徵士誄》雲：‘年在中身。’《書·無逸》：‘文王受命惟中身。’鄭康成曰：‘中身謂中年。’與年過五十之言相應。自證他證，若合符節，先生必無六十三歲，可以證明矣。”王質等撰、許逸民校輯，《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第179頁。

　　袁行霈先生為了說明陶公享年七十六歲的結論，對《顏誄》和《宋傳》進行了史無前例的懷疑與批判。其說有四：（1）“顏延之是陶淵明生前好友，撰寫誄文一定在陶淵明卒後不久，於其享年尚且闕疑，而晚於顏延之的沈約又從何得知？”《宋書》成於陶淵明死後六十一年，我們寧可相信《顏誄》而懷疑沈《傳》。（2）袁先生以《宋書》中《雷次宗傳》和《孟龍符傳》之誤，來懷疑《宋書·陶潛傳》有誤。（3）顏延之《陶徵士誄》被昭明太子收入《文選》時，不可能將“六十三”簡化為“若幹”。（4）“汲古閣藏《陶淵明集》十卷本及其以後的一些陶淵明集所附顏延之《靖節征士誄》，有“春秋六十有三”這樣的話。但現存各種宋刻本《文選》所錄《陶徵士誄》是沒有享年的。”我們應該相信《文選》。袁行霈，《陶淵明享年考辨》，載《文學遺產》，1996年第1期。

　　愚案：《梁譜》之誤，楊勇先生辨正甚詳。楊氏在《陶淵明年譜匯訂》中說：“沈約《宋書》，成於齊永明五年，距淵明之卒，僅六十年，魏晉盛行譜牒，諸家譜皆呈吏部，休文撰史，既知侃為淵明曾祖，而侃、潛又一時人望，豈有不加詳察而造為之哉！若休文縱有所誤，當時之人，皆可據譜牒而非之，焉能曆代習而不察者乎？李延壽世近，撰《晉書》取前人六十三歲成說而不疑，而於祖茂則增訂之。朱子作《通鑒綱目》，特不依《自祭文》及《挽歌》詩作九月卒，而更定其說為冬十一月，足見朱子之前論述淵明之資料，尤昭昭在目，不可誣妄，故延壽朱子之說可信也。若淵明壽果有誤，此大事也，李朱二人豈有所不察乎？乃梁任公竟以沈《書》六十三，謂沿五十六而誤，又疑五因刓損為三，以三十六太不倫，史者倒書而成六十三，”諸此之言，孩提童子，尚知其非，而竟出於梁啟超之口，豈不太令人費解乎？”楊勇，《陶淵明年譜匯訂》參見：劉躍進、範子燁，《六朝作家年譜》，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37頁。楊氏認定“春秋若幹”之“若幹”為“六十三”之簡化。楊氏所論甚是。《古譜》繼《梁譜》之後，用“年在中身”來動搖《宋傳》之“六十三歲說”。細讀《顏誄》：“年在中身，疢維痁疾。視死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嚐，禱祀非恤。傃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是說中年生病，並不是因此而卒。故《古譜》誤。袁先生所列懷疑《顏誄》和《宋傳》的四個方麵，臆測成分太多，不足為信。（1）相信《顏誄》而懷疑沈《傳》的原因不足。《顏誄》並不是不言壽年，而是版本不同而有差異罷了。（2）《宋書》中部分傳記有誤並不能證明《陶潛傳》有誤。（3）顏延之《陶徵士誄》被昭明太子收入《文選》時是否簡化？袁先生的論證難以服人。魏正申先生在《陶淵明壽年63歲說辨正》中對《顏誄》與《宋傳》進行了對比，認為《顏誄》在陶淵明籍貫、仕履、家世、詩文及其評價、卒年月日、享年六個方麵有意簡化，論證了《顏誄》能確知卻故意簡化的情況。魏正申，《陶淵明壽年63歲說辨正》，載《九江師專學報》，1998年增刊。魏說令人信服。（4）相信《文選》之《顏誄》而不取《陶淵明集》之《顏誄》，理由尚不夠充分。

　　通過以上諸種享年研究之檢討，我們會發現，就現有資料來看，“六十三歲”說與陶公詩文吻合者較多，其餘諸說軒閈難通處頗多。雖然有部分學者懷疑《宋傳》，但都屬臆測，缺乏足夠的證據。在這種情況下，《宋傳》仍然是研究陶淵明無上之權威資料。

　　檢討過去，是為了更好地邁向光輝燦爛的未來。審視陶公行年之研究，我們不難發現，陶淵明之研究現在墮入了難以解讀的誤區。主要有：第一，許多治陶者在陶淵明行年研究上標新立異，各執一詞，容不得異說。為了證明自己的論點，肆意改動陶詩文原作。更為可怕的是，後來的研究者將前人對陶作的改動，作為自己進一步篡改之證據。韓國良，《陶淵明六十三歲說補證》，載《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04年第6期。如果這種風氣蔓延下去的話，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將來，陶淵明詩文將被改動得麵目全非，支離破碎。事實上，在無善本可依的情況下，任何對陶作原文的擅改，都是不正確的做法。第二，前人所總結的無征不信、多聞闕疑的治學方法在陶淵明行年研究中蕩然無存。陶公行年研究的論文及年譜，臆測者有之，毫無根據大膽擅改者有之，但闕疑者越來越少。實際，任何人都不可能解決陶公行年的所有問題。那種試圖解決所有問題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第三，關於陶淵明詩文中的數字問題。詩文本是藝術創作，它不等同於科學的計算，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在陶公行年研究中，許多研究者將詩文中的數字等同於陶公之年歲，袁行霈先生更主張數字疊加，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第四，有些研究者為了論證自己的論點，各取所需，斷章取義，不從通篇作品來考慮問題，這對陶淵明行年研究都是非常有害的。

　　前輩治陶者，對於陶公之行年研究，已經提出了一些好的方法，遺憾的是沒有引起後人足夠的重視。陸侃如在《陶公生年考》中提出，有異文的詞句、含混的數字、未書年月的書、旁人的記載都不能用來作為研究陶公行年之證據。王質等撰、許逸民校輯，《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第237—238頁。朱自清先生在《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中指出，“陶譜諸事，可得論定者，約有四端：淵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潛，一也。所著文章入宋不書年號，二也。始居柴桑，繼遷上京，複遷南村。栗裏在柴桑，為淵明嚐遊之地。上京有淵明故居，南村在潯陽附郭，三也。淵明嚐為州祭酒，嚐仕桓玄，丁憂歸。嗣州召主簿不就。又為鎮軍參軍，仕劉裕；建威參軍，仕劉敬宣或劉懷肅。官終彭澤令。四也。至世係年歲，則祗可姑存然疑而已。”朱自清，《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參見：《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92頁。這兩篇發表於20世紀初期的文章，雖然其結論尚可商榷，但卻昭示了一種好的研陶方法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