潯陽論陶

第五節 從屈原到陶淵明——試論中古文人的心路曆程

　　王玫

　　王玫，廈門大學中文係教授。

　　從屈原到陶淵明，是一條從官場走向田園的道路。這一路荊棘叢生，峰回路轉，時而康莊通衢，時而羊腸小道，有人前赴後繼，有人迷途不返。有人身居廟堂，宦海浮沉而不能自拔，有人滯留山林，與草木同朽，沒世無名。屈原和陶潛以自身的人生故事，用文學的書寫方式，展示了從官場到田園的心路曆程，如果說從官場到田園是一段漫長的心靈回歸之旅，他們分別是這條路線上的坐標。從屈原到陶淵明，中國文人從被迫遠離官場，到自覺投身田園。這是一個尋根過程，更是一個生命意識的覺醒曆程。

　　一

　　屈原與陶淵明相距七百餘年，屈原生當戰國中期，出身楚國貴族，懷王時為左徒、三閭大夫，在楚國政壇上曾叱吒一時，“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史記·屈原列傳》，中華書局，1982年，第2481頁。陶潛於東晉之季，官不過州祭酒與彭澤令，因“不堪吏職”，“不願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人”，則解印去綬，名列隱逸。在才幹個性方麵，屈原“博聞強誌，明於治亂，嫻於辭令”。陶潛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晉書·陶潛傳》，中華書局，1974年，第2460頁。“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五柳先生傳》，轉引自：龔斌，《陶淵明集校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20頁。二人在人生觀、處世態度、心理狀態、個性特征等方麵的顯著差異，概言之，即一進一退，一躁一靜，一強一弱，一醒一醉。

　　（一）仕進態度：屈進陶退。屈原對現實政治是積極進取（進）的，為其理想信念“雖九死其猶未悔”，即使被放被逐，仍然係心君國，矢誌不渝：“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餘心之可懲”（《離騷》）。而陶淵明則厭倦官場，甘心退隱（退），“開荒南畝際，守拙歸園田”（《歸園田居》其一），“平津苟不由，棲逸詎為拙”（《癸卯歲十二月裏作與從弟敬遠》），“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之二）。“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從屈原到陶淵明（二）心理狀態：屈躁陶靜。屈原當理想受阻，便上天入地，求巫鹹，問靈氛，扣帝閽，訪佚女，無一刻消停。陶天性好靜，“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與子儼等疏》），“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飲酒》其五）。其《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雲：“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蔣薰評此詩曰：“篇中澹然恬退，不露懟激，較之《楚騷》，有靜躁之分。”《陶淵明詩集》卷三，轉引自：龔斌，《陶淵明集校箋》，第77頁。

　　（三）個性特征：屈強陶弱，屈原理想信念不能實現，則上下求索：“忳鬱邑餘侘傺兮，吾獨窮困於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餘不忍為此態”（《離騷》）。班固所以稱之“露才揚己”，“（強）非其人”《離騷序》，嚴可均《全後漢文》卷二十五，中華書局，1958年，第611頁。洪興祖雖不同意班固說法，但也看到屈原之“強”：“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楚辭補注·離騷經章句第一·敘》，中華書局，1983年，第48頁。陶年輕時也曾“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但他很快看清時局世態，毅然歸耕畎畝，安貧守賤。二人個性一強一弱也體現於其作品風格。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四評陶詩曰：“其情頗真切，特多弱句，如‘輩淚應心零’、‘何意爾先傾’、‘園林獨餘情’之類，皆不健。公詩真率，每嫌體弱。是時諸家皆務矜琢，琢則遠自然，然自成其古；率則近自然，然每流於弱”轉引自龔斌《陶淵明集校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57頁。“體弱”雖備一說，但可見屈陶之個性有強弱之別。

　　（四）人生態度：屈醒陶醉。屈原自以“醒者”為榮：“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漁父》）。陶淵明卻沉迷於醉，“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對於是醉好還是醒好，陶淵明也有過思考，其《飲酒》十三雲：“有客常同止，趣舍邈異境。一士常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矩一何愚，兀傲差若穎。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秉。”後人評此詩說：“陶公自以人醒我醉，正其熱心厭觀世事而然耳。要之，醒非真醒而實愚，醉非真醉而實穎。”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三，轉引自：龔斌，《陶淵明集校箋》，第237頁。“二客皆非世中之人，而陶淵明尤以醉者為得，誠見世事之不足問，不足校論，惟當以昏昏處之耳。此淵明因取舍之殊而托意於酒也。”馬璞，《陶詩本義》卷三，轉引同上。

　　如果說屈原躁進，陶淵明則是隱退，屈原自詡為清醒，陶淵明則更願意買醉。二人於行事之進退出處、個性的默語躁靜，皆不相同。他們的命運也各自相異。思欲進取的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因讒被疏，流放沅湘之濱，最後投江自盡。陶淵明“少懷高尚”，“不堪吏職”，則及時抽身，歸隱田園，躬耕壟畝，及至終老其身。二人在仕途上的經曆，以及最後結局，似乎與他們的性格和價值觀念、人生態度皆有關，但更與他們各自所處的時代密切相關。在戰國群雄奔競的環境下，屈原亟欲楚國強盛甚或統一中國，主張舉賢授能於內，連齊抗秦於外，一生係心君國，並為之而萬死不辭。陶淵明身處東晉後期，世道衰落，且玄風盛行，務虛高蹈的風氣多少影響其人生態度。若將他們互換位置，陶淵明或將成為屈原，屈原也將是陶淵明。他們隻能出現在與他們相應的時空之中，從屈原向陶淵明的轉變，也是曆史發展的邏輯必然。

　　屈原和陶淵明，代表著兩種人生道路，兩種價值評判體係。他們都在觀察、思考人生、曆史等問題，但他們的著眼點和所得結論不盡相同。

　　首先，曆史上的君臣關係，士人的遇或不遇，都曾讓他們沉思。君主不明，臣子忠而被謗的事例，屈原從中看到的不是絕望，而是自勉自勵，以忠臣誌士為楷模，堅守自己的信念，甚至迎難而上，不辭一死。陶淵明則看到政治之短暫，世事之無憑，“覺悟當念還，鳥盡良弓藏”（《飲酒》十七）；“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功名士，慷慨爭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擬古》其四）。由於看穿人世的風雲變幻，政治的乍生乍滅，陶淵明已不再將自我生命虛耗在無謂的權力競逐之中，“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裏”（《飲酒》十九）。

　　其次，在人生終極問題上，屈原和陶淵明都麵對人生無常、生命短暫這個千古不變的事實，屈原喟歎“老冉冉其將至”，“歲匆匆其若頹兮，時亦冉冉而將至”（《悲回風》），陶淵明更是感慨“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己酉歲九月九日》）；“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日月有環周，我去不再陽”（《雜詩》其三）。同懷遷逝之悲，屈原不是由此了悟人世之虛幻無憑，從而掙脫世網塵羅而求得精神的自我超越，他卻更加執著事功追求，甚至愈加急迫，以至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陶淵明則由此感悟人生，尋找自我安身立命之所在，在生命之環的急速運轉中，實現自我的存在價值，“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再次，由於未能看清世道真相，屈原始終感到困惑，甚至痛苦：抱怨世莫我知，感歎忠而見疑，不僅對政治，對人性，都缺乏透徹的了解。陶淵明沒有這樣的問題，他連死後“他人亦已歌”都料到了。屈原也在尋找精神出路，也想“歸”，但是他所要歸去的不是精神的家園，而是現實的“故都”：“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哀郢》），故國家山承載著他太多的想望，在舉足別無出路之時，他隻能向故土的方向張望。陶淵明則要歸返自我內心，回到精神故鄉：“提壺撫寒柯，遠望複何為。吾生夢幻間，何事絏塵羈”（《飲酒》其八），“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

　　這一切差異，除了時代的原因之外，還在於兩人的個性氣質和價值取向的不同。屈原的人生選擇是外求的，而非求諸己心，其得失進退均取決於外部的環境和條件。所以他有諸多希望皆投向外部：希望得到君王垂恩，希望得到他人認可，希望外部環境能助其實現人生理想。當外部條件不具備，甚至產生排斥力時，他就會感到失落、痛苦、不知所措。這種外求的方式，由其價值觀所決定，即向外追求事功，進入政治，就需借助外力，而非個人意誌所可控禦，從而產生痛苦。陶淵明則內求於心，他知道外在的一切都是無憑，都是無常，甚至人活著也不可靠，所以不如安命，及時行樂，但求自我內心的知足平靜。這也是與其樂天知命的人生觀相關。

　　然而，屈陶也有相同之處，當他們最初遇到精神困擾，都曾經得到“漁父”或“田父”的指點，但是他們都沒有聽從勸告，無論進退，他們都堅守自己的信念，保持自我人格的獨立尊嚴，這也是他們之所以能夠成為偉大詩人的根本原因。

　　二

　　屈原是第一個有名字的詩人，也是第一個用文學抒寫內心世界的詩人。然而，屈原首先是政治家，進入現實政治是他的抱負，報國效君則是他的人生使命，文學隻是他政治失意之後的“餘事”，這使他與後代文人有所不同：一，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和“修身”、“修己”的自律意識；二，具有非同尋常的高尚人格和堅強意誌；三，具有積極入世的人生觀，且矢誌不渝。不同於後代文人往往進則儒，退則道，與世舒卷，進退去取有較大的回旋空間。因此，當曆史的給定性與其價值觀產生激烈衝突之時，他無法妥協或轉向，唯有一死。

　　屈原的悲劇來自兩方麵：一是曆史的悲劇。馬克思說：“當舊製度還是有史以來就存在的世界權力，自由反而是個別人偶然產生的思想的時候，換句話說，當舊製度本身還相信而且也應當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時候，它的曆史是悲劇性的。”二是自身的悲劇。屈原無法突破自己設定的價值領域，而執著於自我的思想信念，以致最後走投無路。其中最根本的還是時代的局限。屈原時代，天下尚未一統，士無定主，可以奔走於列國，尋找政治機遇。屈原卻執意留在楚國，或是忠君愛國，或因“與楚同姓”，所以不忍去國遠遊。因此屈原的餘地就極為有限。其次，春秋戰國也是群雄奔競的時代，大到諸侯，小到一介士子，都想施展一番抱負，如孔孟之徒，也曾四處奔走，推行主張。即使像莊子之輩舍棄世俗名利，也依然著書立說，發表對於現實政治的看法。雖有伯夷、叔齊、許由，及“商山四皓”等屈指可數的隱士高人，被後代奉為反抗現實政治的精神標杆，但真正為了保持個人節操而隱居不仕的人還是罕見，也無法得見。因為這是一個有誌之士可以有所作為的時代，莊子的影響力此時尚未顯現，社會曆史尚未為失意者指出一條精神出路。人們承載著沉重的“行道”的使命感，個人價值隻體現在殉道之中。屈原更是無法超越這個價值畛域。

　　從屈原到陶淵明，士人與政治的關係，士人的人生目標、思想觀念都發生重大變化，這是一個個體生命意識覺醒的過程。

　　一是士人處境的變化，從戰國群雄並起，到大一統帝國建立，四海之內，安如覆盂，“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漢書·東方朔傳》，中華書局，1962年，第2865頁。士的作用愈見其微，士之進退出處莫不受製於王朝綱常或君主的好惡，其弘道的使命感也在減弱，表現之一即士人不斷文士化。謀士、俠士、義士，或勇士，都因曆史環境的變化而漸至消失，文士、名士、隱士則應運而生，所謂“原其無用亦所以為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後漢書·方術列傳》，中華書局，1965年，第2725頁。雖然身兼朝臣與文人雙重身份的人有不少，尚有不少人熱衷仕進，但真正以弘道為己任、有所擔當的士人愈益有限，尤其身當亂世，但求自保，“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晉書·王戎傳》，中華書局，1974年，第1234頁。“誌在苟免，無忠蹇之操”，“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晉書·王衍傳》，中華書局，1974年，第1237頁。時見於史著。一些文士，當他們在仕途上走不通，則轉向用詩文抒寫內心的愁悶，甚至在道路選擇時茫然無所適從，這基本上沿襲了屈原的路徑。不同的是他們已缺少屈原式的執著，道不行，也不會以投江作為唯一的出路。他們依然在抱怨自我理想無法實現，但同時也在嚐試尋找另一個突圍的出口。

　　二是士人地位的變化，即從政治中心，趨向邊緣化。漢代察舉征辟的選官製度，逐級拔擢，按等錄用，已形成一套官僚生產機製，平流進取者未必都有自我價值實現的自覺意識，專製集權的強大壓製，使之在戀棧的同時，也逐漸失卻先秦“士”的道義擔當精神，比如《史記》中的石奮一家。甚至他們中多數沒有可以示人的文才，或是恪守職責的官員，或是仗勢欺人的酷吏。他們是官僚隊伍中的大多數。因此那些秉持先秦“士”之精神的精英文士，由於自我價值認同的危機感，或為了保持自我精神的自由，逐漸遠離政治中心，而被動或主動地被邊緣化，特別在兩個朝代交替之時，他們更是對現實政治保持一定距離，比如嵇康、阮籍。

　　三是士人自身思想觀念也在悄然改變，人生觀從儒家修齊治平到道玄清靜無為的變化。儒家積極入世的人生觀，不再是士人唯一的價值選擇。東漢以後儒家學說衰微，道家思想興起，玄學盛行，也使文人名士的思想空間擴大，既然不能“達則兼濟天下”，至少可以做到“窮則獨善其身”。盡管多數人是在失意時以老莊為慰藉，並非真正服膺道術，但曆來讀書人最看重的“名”，逐漸也變得不太重要了。孔子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雖然魏晉習儒之人仍有視名為重，如杜預“好為後世名”《晉書·杜預傳》，同上，第1031頁。但亦有張翰聲稱“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世說新語·任誕20》，參見：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中華書局，1984年，第397頁。陶淵明也說“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和劉柴桑》），指責世間之人“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飲酒》其二）。從注重身後名到但求適性自得的變化，著眼於生命自身的存在價值，而無意於外在的價值評判。注重自我精神的自由解放，追求道家高蹈遺世的人生境界，讓拘囿在名利場之是非得失中的士人，開始正視自我生命的真實存在，並且以文學的書寫方式展示他們心靈蛻變的過程。

　　文學的產生，文人的出現，固然是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但從士人心態史發展進程觀之，這也是士人心態不斷趨於超越的過程。文學成為“苦悶的象征”，記錄了人們艱難的心路曆程。屈原之後，先唐文學史基本上是一部文人士子突破傳統的價值觀念、尋求自我精神解放的心路曆程，也是士人從政治中心黜退至權力邊緣、從官場回歸田園的過程，同時也是文學精神不斷高蹈，審美超越趨於自覺的過程。直至陶淵明的出現，基本上完成了士人現實和精神的雙重回歸。

　　三

　　逃離官場，追求自由，最初並不是一種自覺的意識。從蠻荒時代走來的人們，完全的自由也許令人恐慌，因為那種生存形態意味著生命沒有保障。在既定的社會秩序中，人們多少能免除大自然的威脅而獲得安全感，不必茹毛飲血，不必風餐露宿。然而，城牆屋宇擋住飛禽走獸的攻擊，也割斷人們與自然的血肉關聯。

　　人們在社會裏紛紛建立自己的“家”，家給人以依托，但家族中的種種關係和家族中人所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也使個體的自由失落，尤其是專製集權的建立，個人意誌完全被國家意誌所統禦。當人們感覺到專製政權對個人自由的壓迫，尤其是日漸形成的傳統觀念和日益弱化的軀體，已無法重返自然。當現實政治變化超出個人價值選擇的限度，人們選擇了逃離。從被迫逃離，到自動逃離，其性質並無大異，亦即個人的存在價值受到藐視，或自我堅守的信念遭到唾棄。於是伯夷、叔齊選擇不食周粟，寧可餓死首陽山的結局；屈原亟欲聯齊抗秦，推行美政，卻因楚王聽信讒言而被放逐，及至自沉汨羅江底。

　　官場之外，唯有山林成為可以存身的棲居地，那裏沒有政治，沒有等級，沒有不得不遵從的種種成規舊習，當然，也沒有相濡以沫的親情，沒有人間的種種榮辱。當許由、巢父，以及無數名不見經傳的隱士，在山林江湖之上，望著廟堂的屋角，望著俗世的尊顯和浮華而自我放逐，芸芸眾生正在紅塵熱浪中相互取暖。屏居山林的生活不是常人所能忍受，信念堅守更不是常人所能擁有。隱士們選擇自由的同時，也選擇了清苦甚至饑餓的生活。他們為了人身自由，逃離官場，甚至遠離人世，同時他們也舍棄了俗世的種種實惠。

　　陶淵明在中國思想史和文學史上的意義，在於他為世人指出兩條出路，一是現實的出路：遠離官場，歸隱田園；二是精神的出路，掙脫名利，回歸真我。

　　其一，在現實中，陶淵明開辟出一條新路。他仍然“結廬在人境”，而不是隱居山林。透露著人間溫暖的田園取代寂寞的山林，這裏有俗常的人生，有雞鳴狗吠，有炊煙爐火，有濁酒新醪，有秋菊寒鬆，有飛鳥歸鴉，有清琴古書。這裏是他的家園，他所脫離的是官場的爾虞吾詐，擠壓傾軋，回到生活本有的狀態。遠離官場，尤其是放棄所謂的自我價值實現欲求，他也就沒有屈原的火氣。他的心和他一起回家，所以他沒有世俗中人的不滿不甘，沒有亟欲擺脫貧賤處境者的急躁抱怨，他的心安放在田園，不再流浪。田園的一切，都是他的親人。隱居鄉下並不意味著他放棄常態的人生，而是真正回歸到正常的生活軌道裏。官宦生涯雖是許多讀書人夢寐以求的人生目標，但是官場並不是誰都能駐足的是非之地，其中有權勢，有榮華，也有傾軋擠兌，甚至滅頂之災。人生許多虛假的價值在官場中被放大了，人性的諸多欲求也極度膨脹起來。同時，人也失去原初的自由，宦海浮沉，人們不得不隨波逐流，不得不仰人鼻息。這一切都是為了得到某些實在的利益，滿足個人的虛榮，或者僅僅隻是自保，而以犧牲自我人格的自由、尊嚴為代價。當然，出處進退，各有其利弊，取決於各人的選擇。有的人天生就適合官場，因為他需要滿足諸多欲望，喜歡熱鬧。有的人可能更願意處身寧靜的環境，渴望自我心靈的安頓。官場的喧囂並不適合所有的人。但是，山林也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居住的地方，那裏的生活極為清苦，不是身體健康的壯漢都能消受得了，還要一顆安靜的心靈和耐苦的毅力。因此，若非不得已，沒有人願意放棄紆青拖紫的權力誘惑，而投身山林，其動力往往來自對政治的厭倦，或對人生的絕望，或對自由的渴慕。即使是陶淵明，在走進田園之前，他在仕途上也有過徘徊。他先是為桓玄幕僚，然後為劉裕，次則劉敬宣參軍，但逗留的時間都不長，最後選擇徹底放棄仕途進取，歸隱田園。

　　廟堂與江湖向來成為對立的選擇，也是痛苦的選擇。陶淵明“結廬在人境”的居家生活，與尋常人生沒什麽兩樣，既保有自我的尊嚴和自由，又免除啼饑號寒之苦。於是田園成為中國詩史上一個具有象征性的符號，象征著身心的解放。

　　其二，陶淵明之前，眾多士子為實現所謂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負，不得不於宦海中沉浮，不得不壓抑自我個性，甚或失去人格的尊嚴，精神不得自由。陶淵明則在村居生活中安頓自己的心靈，使自我精神遠離世俗名利的羈絆，獲得最大的解放。以往為世人所崇奉的價值觀念已不再是捆綁其心靈的枷鎖，隻要物質上有基本的保障，甚至沒有保障，同樣享受著精神自由，不需看人臉色，不需為五鬥米折腰，不需上班應卯，隻要有薄田數畝，草屋幾間，菊花一叢，南山一座，足矣。當然，最重要的是有一顆安居田園的心靈。對於陶淵明來說就是“委運任化”，做到“心遠地自偏”。顯然，並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天道運行的玄機。能委身於運命，任其化遷，首先要了悟天命運化的道理。陶淵明悟了。他知道一切都是無常，當官者一定會有不當官的時候，活著人肯定有死去的那一天，喧騰熱鬧終究要歸於寂靜，繁華易散，盛景難留，“一生複能幾，倏如流電驚”；“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素顏斂光潤，白發一已繁”；“白發被兩鬢，肌膚不複實”。“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來去匆匆，夫複何求？他已然看到死別的景象：“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看到每個人最終的歸宿：“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他甚至看到人情的涼薄，世事之無常：“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一切都會消逝，一切也都不長久。那麽，功名利祿又何足道哉？甚或遺愛人間也不足為意。道德倫理綱常並不能改變人生無常的事實，權勢也不能使人益壽延年，“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墮入這個人世，不得不麵對生老病死的輪回，大幕總要落下，無論悲劇喜劇鬧劇都要收場。

　　然而，人畢竟活著，天地山川呈現於前，悲歡榮辱一再上演，善惡美醜的人生百態逼視著你，你無從躲避。當現實“真風告逝，大偽斯興”，古聖先賢，遠古淳樸之世，遙不可及。深沉的曆史感，促使陶淵明總能跳出現世的價值局限，進行哲理思索。黃唐之後日漸衰頹的世道，一路而來的廝殺行戮，曆史的變遷終究不離人世的常態：無常、荒誕、醜陋。無論縱向的觀照，還是橫向的審視，所見都是人生的種種不堪，他反複思考著，終於看清人世的真麵。遠離政治中心，走在人生的邊上，在田園中躬耕、把酒、賞菊、串門，甚至“乞食”。遙遠的官場是他旁觀演出的舞台，看一幕幕劇出鑼鼓喧囂，終免不了戲終人散的收場，唯有田園的菊花年年如期開放。

　　既然曆史不能重溯，精神卻可以飛升。一切都不可把握，也不可獲得，唯一可以堅守的隻有自己的信念：“形跡憑化遷，靈府常獨閑。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一切也無須把握，任由自然，“窮通靡攸慮，顦顇由化遷”；“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他終究自甘當一介隱士，沒有功勳，沒有權勢，沒有驕人的鴻篇巨著和激勵後昆的訓導教諭，他隻是平實地活著，真誠地袒露自己的情思，感悟生活的點滴悲歡，說出他所看到的人生。他從未忘懷世事，但他的精神已遠離凡庸，達到審美的超越。

　　陶淵明之後，田園成為人們在慘淡人生安頓身心的一個自由世界，但田園畢竟不是淨土。田園中沒有官場中所有的醜陋、險惡，依然有人世的諸多不堪，生老病死、愛恨情仇，以及饑餓窮困等各式各樣人生的苦難。達觀如陶淵明也不得不為子女而憂慮，不得不因貧窮而乞食。遠離官場的是非，仍然免除不了人世的諸多困擾，尤其是衰老和死亡，這也使得陶淵明詩作中籠罩著一層感傷和無奈。田園隻能安放現實的身心，不是靈魂的最後歸宿，雖然明知“死後何所道，托體同山阿”，但是那種結局總是令人心悸，以致不得不以生前耽酒來自我慰藉，不得不以忘懷世事淡化直麵生死的痛苦。

　　陶淵明之後，田園不再是逃避官場的唯一選擇，甚至亦官亦隱也是一種生存方式，何況還有江湖，還有歌樓，甚至梁山。但是無論哪一種出路，都無法逃離人世的生老病死，都無法獲得人生的真正自由。江湖上風波四起，歌樓中酒醉金迷，梁山內依然爭權奪利。哲學家認為，這是因為“心”不曾安，心學強調安心為上；佛教認為這種煩惱不僅是一生一世，還有輪回，若要了斷，唯有一心學佛。於是，佛教在中土大行其道，為世人指出徹底了脫生死的出路。但是，遙遠的彼岸尚不可把握，現實中的田園卻觸手可及。

　　從屈原到陶淵明，也就是從官場到田園，這不僅是現實空間的轉換，也不僅是形體的移動，更是從一個相對的價值體係回歸絕對的價值領域，從異化的人生回歸自我的精神世界。所以，田園已不單純是一個現實的區域，而具有精神的象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