潯陽論陶

第六節 陶淵明意象、生態文明與文化產業品牌構建

　　柯鎮昌

　　柯鎮昌，文學博士，九江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

　　2009年底，國務院正式批複雜了《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規劃》，將建設鄱陽湖生態經濟區上升為國家戰略。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在地理上包括南昌、景德鎮、鷹潭三市和九江、新餘、撫州、宜春、上饒、吉安的部分縣（市、區）。該經濟區既是本省經濟、文化發展成績最為突出的地方，也是本省最具發展潛力與活力的區域。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底蘊深厚的區域文化，不僅是該地區經濟飛騰的重要支撐力量，也是支持其在未來不斷發展的無盡源泉。陶淵明文化作為該區域文化中的一顆明珠，對於本區域生態文明建設尤其是對於文化產業及其品牌的構建有著重要的價值。

　　一、陶淵明：多重文化意蘊融合的意象

　　多少年來，圍繞著陶淵明這一曆史人物，逐漸形成了一種特定的文化——“陶淵明文化”。在今人眼裏，“陶淵明”已不隻是一位曆史文化名人，而是一個包含多層文化意蘊的文學意象，一個浸透著民族精神的、具有多重內涵的文化符號。

　　嚴格地說，陶淵明生前並沒有做過轟轟烈烈的壯舉，在重視門第的魏晉時期，他的出身甚至不屬於大族，但這並不妨礙他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最為著名的文化名人，他的影響力早已跨越國界，從古代朝鮮、日本到現在的歐美，都有著陶淵明文化留下的烙印。千百年來，人們在內心裏由衷地敬佩他，在生活中模仿他，在圖畫中描繪他，在詩文中讚美他。作為婦孺皆知的文化名人，陶淵明的形象深深地烙在後人心中，人們隻要提起他的名字，就仿佛一位熟悉的人物佇立於眼前。那麽，陶淵明在人們心中，究竟是怎樣一種形象呢？或者說，當你聽到“陶淵明”這個詞匯時，你想到了什麽？陶淵明對於後人的印象，源自兩個方麵：一是他的生平事跡，一是他的詩文作品。在他的生平中，不為五鬥米折腰而選擇隱居田園最為著名，另如其喜酒、愛菊和撫無弦琴等事跡也幾乎是婦孺皆知。他的作品以詩歌數量最多，其中著名的如《歸園田居》五首、《飲酒》二十首、《雜詩》十二首等；他的文章雖然僅存數篇，但如《歸去來兮辭》《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閑情賦》等都為人廣為傳頌。人們正是從上述內容了解並解讀陶淵明，由此形成了“陶淵明意象”。

　　陶淵明意象、生態文明與文化產業品牌構建人們從童年的書籍中讀到了不少陶淵明的詩文，從“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到“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再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美好的詩句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蕭統《文選》選取其詩8首，為東晉詩人最多者。唐白居易《題潯陽樓》：“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宋黃庭堅《南歌子》：“詩有淵明語，歌無子夜聲。”蘇軾更讚揚道：“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臒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追和陶淵明詩引》）都是對其詩人地位的肯定。因此，陶淵明給予後人的印象，首先是一位傑出的詩人。

　　自古著名詩人層出不窮，陶淵明影響如此獨特，與其隱士身份密不可分。陶淵明從東晉安帝義熙元年（405）開始歸隱鄉裏，直至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年去世。陶淵明最早就是以隱士身份而著名的，在沈約《宋書》、房玄齡《晉書》及李延壽《南史》中，他的生平都被列入《隱逸傳》。陶淵明卒後，他的朋友顏延之為他寫了《陶徵士誄》，所謂“徵士”即為隱士。既是詩人，又是隱士，是以梁鍾嶸《詩品》認為陶淵明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曹旭箋注，《詩品箋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第154頁。

　　然而，難道陶淵明僅僅隻是“古今隱逸詩人之宗”嗎？當然不止如此，陶淵明是以其高尚的人格和高潔的行為方式而區別於常人的。從《詠荊軻》《讀山海經》等作品中可以看出，陶淵明非無大誌，隻是因為社會渾濁而不為五鬥米折腰，不願與統治者同流合汙，因此義無反顧地走向隱居之路。蕭統讚其“少有高趣，博學善文，穎脫不群，任真自得。”又稱：“餘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俞紹初校注，《昭明太子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91頁、第200頁。既是對他的詩文的讚美，更對他的人品和誌趣表達了由衷的敬仰之情。朱熹說：“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麵清淡，那邊一麵招權納貨。陶淵明真箇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朱熹，《論陶三則》，參見：北京大學中文係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匯編》（上冊），中華書局，1962年，第75頁。也正因為此，後人將陶淵明視為魏晉風流的代表。袁行霈《陶淵明與魏晉風流》認為所謂魏晉風流，“是在魏晉這個特定的時期形成的人物審美的範疇，它伴隨著魏晉玄學而興起，與玄學所倡導的玄遠精神相表裏，是精神上臻於玄遠之境的士人的外現。簡言之，就是魏晉時期士人追求的一種具有魅力和影響力的人格美。”並將把陶淵明的風流概括為“簡約玄遠、不滯於物”八個字。袁行霈，《陶淵明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7頁，第44頁。

　　但是，陶淵明在中國文化史上的最高意義還不止此。在儒家“學而優則仕”思想的影響下，許多讀書人都將積極進取、建功立業作為人生的最高目標。但是，在現實中真正能實現自己抱負的人往往並不多，更多的人在前途渺茫、仕途維艱時產生了無盡的迷茫與失意。在這時，陶淵明艱難中的達觀、困苦中的睿智和清貧中的瀟灑，仿佛暴風雨之夜在茫茫大海中行駛的小船突然發現在遠處亮起的一座燈塔，讓深受絕望的人產生了一種全新的生命力量。“陶淵明是中國士大夫精神上的一個歸宿，許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後，或厭倦了官場的時候，往往回歸到陶淵明，從他身上尋找新的人生價值，並借以安慰自己。”“於是，不為五鬥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國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壘。”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70頁。

　　“陶淵明”是大詩人、大隱士、魏晉風流的傑出代表，更是中國文化史上樹立起的一座豐碑。多種內涵的融合，由此形成了“陶淵明意象”的無窮魅力。陶淵明意象具有豐富的內涵，“淵明”、“靖節”、“五柳”、“陶令”、“陶彭澤”、“五鬥米”、“無弦琴”、“桃源”、“東籬”、“采菊”等與陶淵明相關的詞匯，都成了指向這特定內涵的符號；另如飲酒、菊花、南山、鬆柏、飛鳥等常用意象，也因陶淵明的出現而產生了新的意蘊。

　　二、自然：陶淵明意象與生態文明理念的契合

　　近兩百年來，人類在追求科技、經濟高度發展的同時，深深地傷害了我們賴以生存的大自然，大量樹木被砍伐，眾多河流遭受汙染，空氣中揚起的是有毒的霧霾。近些年來，清醒的人們逐漸意識到破壞自然給我們自身帶來的嚴重後果，建設生態文明的意識也越發強烈。“陶淵明意象”的內涵與當代生態文明的理念存在著某種內在的契合，這個契合點就是“自然”。在今人看來，“自然”具有兩層含義，一是沒有人為的自然環境，又稱自然界或大自然；二是去偽的真性情。這兩層含義，在陶淵明意象與生態文明的理念中均有體現。

　　陶淵明文化與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密切相關。陶淵明本人喜愛自然，並於壯年即告別喧囂的都市而選擇隱居於自然。他自稱“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一），隱居鄉裏，時常遊玩於廬山等地，在行動中透露出對自然的熱愛之情。而更重要的是，陶淵明在詩文中時時描繪自然，歌頌自然，用文字表達了對自然的熱愛之情。在他的筆下，大自然是如此的美麗，如此的清澈，如“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鬆而盤桓。”“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歸去來兮辭》）在“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歸園田居》其三）、“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飲酒》其五）等詩句中，作者更表達了身處自然、享受自然的怡悅之情。在《桃花源記》裏，陶淵明塑造了一個極其貼近自然的世外桃源：“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發垂髫，並怡然自樂。”盡管這裏的人們“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但他們與自然的和諧，又是令後人多麽無盡向往啊！

　　生態文明的理念就是如何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係。我國古代哲人很早就形成了人需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思想。《周易·乾卦》：“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7頁。《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辛戰軍，《老子譯注》，中華書局，2008年，第101頁。陶淵明則用文學之筆，刻畫出一幅幅寧靜祥和的自然景象，其中透露的正是對人們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美好願望。

　　自然的另一層意思即真性情，即“不偽”。在陶淵明的思想、性格與行為中，都體現了鮮明的自然之性。他曾說他自己是“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歸去來兮辭》）、“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歸園田居》其一）。《晉書》本傳載其“惟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嚐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弦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晉書》卷九十四《隱逸傳》，中華書局，1974年，第2462—2463頁。陶淵明率性自然的形象躍然眼前。他自撰《五柳先生傳》也說自己“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當時人認為屬於實錄。在渾濁的時代，陶淵明“通過泯去後天的經過世俗熏染的‘偽我’，以求返歸一個‘真我’。”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2頁。

　　自然的風格還體現在陶淵明的詩歌創作上。他“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誌。忘懷得失，以此自終。”（《五柳先生傳》）“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飲酒序》）宋楊時說：“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衝淡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北京大學中文係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匯編》（上冊），中華書局，1962年，第43頁。朱熹也說：“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北京大學中文係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匯編》（上冊），中華書局，1962年，第74頁。陶淵明的詩，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其五）、“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歸園田居》其一）、“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其二）等。

　　陶淵明喜愛自然的特性與他的外祖父孟嘉有關。孟嘉是陶侃的女婿，而陶淵明的母親又是孟嘉的第四女。陶淵明對於外祖父懷有崇敬之情，他留存至今的最長一篇文章《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就是給孟嘉作的一篇傳記。細讀該文中不難看出，陶淵明因外祖父而深感自豪。文中記載：“（桓）溫嚐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也許正是這“漸近自然”的思想，深刻地影響到了陶淵明。《晉書·隱逸傳》載淵明“未嚐有喜慍之色，惟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晉書》卷九十四《隱逸傳》，中華書局，1974年，第2462頁。與《孟府君傳》中孟嘉“行不苟合，言無誇矜，未嚐有喜慍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的特性何其相似！

　　孔子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論語·雍也篇》，參見：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中華書局，2009年，第60頁。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下，人們以積極進取為尚，入仕是讀書人共同的目標。但是，無論仕途是否順達，文人都有心靈疲倦的時候。疲倦的人們走進寧靜祥和的大自然，不覺身心舒暢，疲勞頓失；困頓的人們一旦拋卻虛偽與做作，讓自己的真性情得以宣泄，便感到精神欣悅，心靈平和。陶淵明筆下的自然，是人們向往的休憩之所；陶淵明身上的自然，更是人們企慕的心靈港灣。陶淵明身上流淌的自然氣質，正是當代文化產品所崇尚的風格。“自然”既是陶淵明意象的核心內涵，也是文化產業的核心理念，如何將兩者相統一，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三、陶淵明意象與文化產業品牌構建

　　十八大報告提出“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要求我們“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麵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建設生態文明必須有相應的產業結構，與生態文明相適應的產業結構必然呼喚文化產業發展。”黃娟、喻繼軍，《發展文化產業與建設生態文明》，《綠葉》，2012年第7期，第97頁。文化產業是一種資源耗費低、環境汙染少的新興產業，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是當代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1947年，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諾（Therdor Adorno）出版《啟蒙辯證法》一書，首次提出了文化產業的概念。近年來，文化產業正以迅猛的速度不斷壯大和發展，已經成為許多地區與國家的支柱產業。

　　文化產業作為種類繁多的現代產業之一，不同於一般的以物質產品為產品的產業，其產品更多屬於精神層麵，通過陶冶、改變人的思想精神以展現價值，在產品中實現了物質性與精神性的統一。正因為此，文化產業具有兩大特點：一是它與文化密切相關，二是它屬於一種生態產業。文化產業在學理上不僅與經濟學密切相關，同時與文化學緊密聯係。在文化產品中植入深厚的文化意蘊，是文化產品增值的核心方式。陶淵明文化作為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最為重要的曆史文化之一，對於該地區文化產業的品牌構建具有重要的價值。我們都知道文化產業離不開文化，但究竟如何依托文化來為文化產業服務，卻是一個全新的話題。如何依托陶淵明文化來為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的文化產業服務，更是值得我們思索的具體問題。

　　將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文化產品名稱與“陶淵明意象”密切聯係起來，是依托陶淵明意象構建文化產業品牌最直接的方式。首先，如前所述，陶淵明意象意蘊豐富，包含了多重文化內涵，依托內涵豐富的文學意象必將有利於增添文化品牌自身的文化內涵。其次，陶淵明意象的內涵基本都屬於正麵意義，這也是千百年來人們一直關注與歌頌它的重要原因，唯有正麵的文化內涵才有利於提升產品的正麵形象。最後，指向陶淵明意象的詞匯與符號較多，既有“淵明”、“靖節”、“五柳”、“陶令”、“陶彭澤”、“五鬥米”、“無弦琴”、“桃源”、“東籬”、“采菊”等詞匯，也有千百年來逐漸形成的有關圖畫形象，他們為文化產品的名稱及標識提供了多種的選擇。總之，文化產品的品牌構建，其最外在的內容就是給產品命名。隻有好的產品名稱才能傳達豐富的文化內涵，展現文化產品的美好理念，由此給消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文化產業品牌構建過程中，要特別善於依托陶淵明筆下的文學形象，形成具有陶淵明特色的文化產品。《桃花源記》中描繪了一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世外桃源，充分傳達了古代人民理想的生活場景。對於桃花源的具體位置，曆代均有不同的看法。在文化景觀日益興盛的當代，許多地方都聲稱自己就是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我們且擱置其說法的正確與否，隻是這種現象足以說明“桃花源”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鄱陽湖經濟區作為陶淵明的家鄉，作為陶淵明絕大部分生涯的居住地，依托他筆下的“桃花源”形象構建相關的度假休閑場所，自然是最為合理。

　　除了桃花源外，另如陶淵明筆下的鄉村田園，也是一片靜謐與祥和：“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輕鬆而又美麗的常景，令背負各種生活壓力的當代城市上班族感到無比向往。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美麗的自然山水，為構建類似的休閑常景提供了基礎。廬山自古聞名遐邇，是中國著名的旅遊勝地；鄱陽湖是我國最大的淡水湖，也是各種候鳥的重要棲息地。除此之外，鄱陽湖經濟區還擁有著廣闊的生態資源，例如新興的廬山西海風景區，依然存在著進一步開發的巨大潛力。山水武寧有幕阜山蟠結北部，九嶺山綿亙南緣，森林覆蓋率高達69.4%，武陵岩森林公園內峰巒疊翠，溝壑流泉，懸崖怪石，被稱為“百裏芙蓉帳”，自古就是文人墨客遊覽與隱居的佳處，自然也是當代人長期度假的理想場所。在這一山一嶺一桃源的山水武寧構建以陶淵明文化為特色的影視基地，或供人們長期散心與放鬆的場所，讓人們在辛勞之餘，嚐試陶淵明曾經勾勒的自然生活，一定具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最後，在構建文化產品的過程中，要真正汲取與秉承陶淵明的“自然”思想和“自然”精神。胡錦濤說：“建設生態文明，實質上就是要建設以資源環境承載力為基礎、以自然規律為準則、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陶淵明的“自然”思想，是古人對於生態文明進行的不自覺的美好詮釋。陶淵明為人稱頌的重要原因，是因為他尊重自然，流露自然；良好文化產品為人青睞的原因，也應是尊重自然，崇尚自然。命名隻是品牌構建的外在環節，良好的品牌構建，還需要有大量的工作融入其中，作為陶淵明故鄉的後人，我們有義務秉承前人的美好精神，不隻是在產品命名中依托陶淵明意象，更要在文化產品的生產及其品牌的營銷、維護和運作過程中，發揚陶淵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高貴品質，才能真正提升產品的質量，才能真正形成良好的生態文明理念。也隻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實現良好品牌的構建。

　　§§第四章 “陶淵明詩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