潯陽論陶

第一節 再論陶淵明《贈長沙公》詩

　　龔斌

　　龔斌，華東師範大學教授。

　　陶淵明《贈長沙公》詩是了解詩人身世的重要作品，也是陶集中一首非常難解的作品。此詩的詩序有異文，因之造成完全不同的解讀。解讀中的異說自宋代就已產生，至清代的文史學者或考證，或推測，或懷疑，歧見紛呈，歎為觀止，甚至到今天仍未達成共識。文化固然經世代的累積而漸趨深沉厚實，可是深厚的地層並不全由精金構成，更多的是泥沙俱下。後來者麵對千百年累積的文化層，往往一時難辨東西南北，有不知從何措手之窘困。所謂治絲者愈棼，煉金者愈雜，《贈長沙公》詩猶如謎團，始終不得確解。可歎曆史真相的揭示，何其難哉！

　　一、詩題與詩序之異文及斷句

　　《贈長沙公》詩的詩題，各本陶集皆作《贈長沙公族祖》。陶澍《靖節先生集注》（以下省作陶本）校：“各本皆作‘贈長沙公族祖’。楊時偉曰：‘序“長沙公於餘為族”一句，“祖同出大司馬”一句。題中“族祖”二字乃後人誤讀序文“祖”字為句，因而妄增詩題也。’何孟春、何焯亦皆以‘族祖’二字為衍，今刪之。”依照校勘學原則，既然各本皆作“贈長沙公族祖”，那麽一般視為原文如此，不作改動。但楊時偉卻以為該詩詩序應該讀作“長沙公於餘為族，祖同出大司馬”，詩題“族祖”二字乃後人誤讀序文以“祖”字為句而妄增。楊氏的這一判斷，是有充分道理的。因為後人出於誤解而妄增淵明詩題的情況確實存在。例如淵明《與殷晉安別》詩，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以下省作李本）、陶本皆於詩題下有“景仁名鐵”四字，意謂殷晉安就是殷景仁。吳仁傑《陶靖節先生年譜》（以下省作吳譜）據《宋書·殷景仁傳》，以為“所謂殷晉安，即景仁也。”其實，殷晉安非殷景仁。李本、陶本於詩題下有“景仁名鐵”四字，很可能信從吳譜而妄增之。再譬如淵明《贈羊長史》詩，李本、陶本於詩題下注有“鬆齡”二字。以上二詩詩題下的文字，非淵明自注，而是後世讀者所增。《贈長沙公》詩題下的“族祖”二字，也應當是後世讀者讀詩序，因“族祖”二字連讀而妄增。

　　再論陶淵明《贈長沙公》詩後世讀者或研究者，讀前人作品若有心得，有時在詩題下或詩中簡略作一點注釋，年代一久，注釋與原文混為一體，原文的真相就有可能不可複得。這種現象，不止古人，今人亦猶如此。例如袁行霈先生依據他對詩序及全詩的理解，以為“詩題‘族祖’當依詩意改為‘族孫’。詩題之改動雖無版本依據，但詩中內證確鑿，當用理校”雲雲。《陶淵明年譜匯考》，載袁行霈《陶淵明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258頁。後來袁先生出版《陶淵明集箋注》，徑直改“族祖”為“族孫”，詩題為《贈長沙公族孫》。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03年，第18頁。當然，袁先生這樣改，並非他的新發現，始作俑者乃吳譜。吳譜說：“詩題當雲‘贈長沙公族孫’，而雲‘族祖’者，字之誤也。”“族祖”固然是妄增，那麽“族孫”是否妄改？詩題中的“族祖”“族孫”，即是上文所說的世代文化累積中的泥沙，形成“文化亂層”，看似貢獻了新東西，實質添加的是嚴重的混亂。

　　相比詩題，詩序中異文的性質是根本性的，造成的混亂更嚴重。宋代陶集的幾種最有價值的善本，如宋刻本、曾集刻本、湯漢注本，詩序的原文皆作“長沙公於餘為族，祖同出大司馬”，並有原注：“一作‘餘於長沙公為族’”。由此可知，“長沙公於餘為族”一句，至遲在宋代就已出現“一作‘餘於長沙公為族’”的異文。朱自清疑心“‘一作’乃經人校改，非本來麵目”。朱自清，《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參見：許逸民校輯，《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第295頁。其疑不無道理。

　　既然各本正文皆作“長沙公於餘為族”，而詩題為《贈長沙公》，細加體味，詩題與詩序的邏輯及語氣都較“餘與長沙公為族”更通順。設想淵明當初下筆作“長沙公於餘為族”，就不太可能改作“餘於長沙公為族”。“一作”當為後人所改。何以改？因“族祖”二字連讀，遂不明淵明與長沙公兩人的輩分關係而妄改。詩序異文再加上斷句，乃是此詩一切異說產生的根源，而尤以斷句為關鍵。若隻是異文，“長沙公於餘為族”與“餘於長沙公為族”，不過是詞序的顛倒，都是說淵明與長沙公為同族。若在“祖”字下斷句，即成“族祖”，謎團頃刻生成。

　　“長沙公於餘為族祖”，是指長沙公是族祖，淵明是族孫。“餘於長沙公為族祖”，則成了淵明是族祖，長沙公是族孫。於是在陶侃世係中，長沙公與淵明究竟是何世次就變得難以確定。一是長沙公是族祖，一是淵明是族祖，這兩種情況實際上可以形成多種排列，由此引起莫大的混亂。清人全祖望、姚瑩、洪亮吉、孫誌祖等人皆以“祖”字斷句，遂致各種異說，莫衷一是。

　　在諸多的異說中，我們要格外重視宋人張縯的《吳譜辯證》。吳譜從“祖”字斷句，遂致族祖、族孫之辨，故張縯辯證之。張縯據《贈長沙公》詩“伊餘雲遘，在長忘同”二句，說：“蓋先生世次為長，視延壽乃諸父行。序雲‘餘與長沙公為族’，或雲‘長沙公於餘為族’，皆以‘族’字斷句，不稱為祖。”張縯據宋代各善本陶集，正確讀解詩序，以“族”字斷句，以為不稱族祖。後來李本亦以“族”字為句，明人楊時偉同張縯之說，《四庫總目提要》以為“其說頗確”。張縯以“族”字斷句，否定“族祖”，走出了正確理解《贈長沙公》詩的關鍵一步。

　　二、“族祖”的重重困惑

　　後世讀者誤讀詩序，無中生有族祖族孫，虛構出陶淵明世係中難解的謎團，自宋迄今，學者殫精竭慮，索解不已。尤其是“族祖”，好似壓在古今學者心頭的夢魘，難以擺脫。

　　吳譜從一作“餘於長沙公為族祖”，並據《晉書》卷六六《陶侃傳》所敘世係推論：陶侃有子十七人，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九人見《侃傳》。先生大父亦侃子也。侃以壬辰鹹和七年（332）薨據《晉書》卷七《成帝紀》，陶侃之卒在鹹和甲午九年（334）。世子夏襲爵。及送侃喪還，殺其弟斌。庾亮奏加放黜，表未至而夏卒。詔以瞻子弘襲侃爵。弘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為吳昌侯。以世次考之，先生於延壽為諸父行。今自謂於長沙公為族祖，見先生於尋陽者，豈不是延壽之子。延壽入宋降封為吳昌侯，仍以長沙稱之，從晉爵也。吳譜又以為詩題當雲“贈長沙公族孫”。

　　然正如張縯《吳譜考證》所質疑，延壽已為吳昌侯，其子又安得稱長沙公哉？張縯的反駁很有說服力。此詩若作於入宋後，時延壽已降封吳昌侯，延壽之子更不能稱長沙公。據《晉書·陶侃傳》，長沙公爵位傳至延壽，延壽是長沙公爵位的終結者。“宋受禪，降為吳昌侯”者乃延壽，非是延壽子。

　　與吳譜以淵明為長沙公族祖相反，更多的研究者從詩序“長沙公於餘為族祖”。但長沙公究竟是誰，又是眾說紛紜。考證長沙公的主要史料依舊是《晉書·陶侃傳》所載的長沙公世係。陶侃世子夏早在淵明出生前就已辭世，故淵明所見之長沙公，不可能是世子夏。夏卒，瞻子弘襲爵位。弘卒，子綽之卒。綽之卒，子延壽嗣。弘、綽之、延壽祖孫三人，誰是淵明所見之“族祖”？為了找到子虛烏有的“族祖”，學者便將陶侃世係中的長沙公一一排列比較、考量。然而不論怎樣排列長沙公的世次，淵明所見之長沙公究竟何人，始終抵牾，無法自圓，於是就懷疑起《宋書》及蕭統《陶淵明集序》所敘陶侃是淵明曾祖的記載。

　　以下逐一考辨種種有關長沙公的異說：

　　1.長沙公為陶弘說

　　此說為吳國富君主張，乃陶淵明世係研究中的新說。國富君數年前作《陶淵明尋陽覓蹤》一書，第二章“尋陽與陶淵明的家世”探討陶侃、淵明祖父、父親、家叔等與淵明的關係吳國富，《陶淵明尋陽覓蹤》，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3—53頁。有許多新的思考。其中最重要的考證結論是：淵明非陶侃曾孫，陶侃為淵明高祖；陶弘為淵明族祖。這些新說應該引起大家的關注，想必也一定會引起討論的興趣。淵明不是陶侃曾孫的說法，待稍後再作考辨。這裏還是先繼續討論所謂“族祖”。蓋淵明是侃五世孫、六世孫、七世孫的舊說今說，溯其源頭，皆由“族祖”引起。

　　長沙公陶弘，是否就是淵明在尋陽見到的“族祖”？國富君據陶侃、淵明的年紀，以為淵明“完全有可能在年輕時見到年高的長沙公陶弘”。不過，如果根據陶侃及淵明年齡為起點再推論，年輕的淵明與年高的長沙公陶弘相遇的概率為零。《晉書·陶侃傳》載，侃子瞻為蘇峻所害，考其時在鹹和四年（329）左右。世子夏病卒後，以瞻子弘襲侃爵。按，陶侃卒於鹹和九年（334），年七十六，則其生年是魏高貴鄉公曹髦甘露四年（259）。假定侃二十五歲生子瞻，則瞻生年是西晉太康四年（283）。又假定瞻亦二十五年生子弘，則弘生年在西晉永嘉元年（307）。假定淵明二十歲見長沙公陶弘，以淵明享年六十三歲推算，時在太元九年（384），而此時陶弘年齡已七十八歲。雖說並非絕對不可能，但可能性微乎其微。再說，陶弘果為淵明族祖，那麽正如吳譜所雲，“使侃諸子而在，乃先生祖之昆弟，服屬近矣，安得雲‘昭穆既遠’？當曰從祖，亦不得雲族祖也”。

　　更難解釋者在於《贈長沙公》詩的語氣充滿人世滄桑感，顯然是老者情懷。詩第二章說：“於穆令族，允構斯堂。諧氣冬暄，映懷圭璋。爰采春花，載警秋霜。我曰欽哉，實宗之光。”味其詩意，是對晚輩的讚美。若是年且八十的族祖，還用得到年輕的族孫的讚美嗎？詩的末章說：“何以寫心，貽此話言。進簣雖微，終焉為山。”殷勤希望長沙公道德學問日進不止，口吻明顯是長輩對晚輩的勖勉。若淵明此時二十歲，對高齡的族祖說這樣的話就太不合情理了。

　　2.長沙公為陶綽之說

　　此說出於姚瑩《與方植之論陶淵明為桓公後說》。姚氏考證的邏輯起點也是淵明以長沙公為族祖。他說：“今淵明以長沙公為族祖，其同高祖實無疑義。”這一結論的得出，依據是古代的喪服製度。《儀禮·喪服》說：“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鄭玄注：“族祖父母者，亦高祖之孫，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也。”《儀禮注釋》卷一一，《喪服》一一，《四庫全書》本。據鄭注，族祖者，乃祖父之從父昆弟，高祖之孫。姚氏根據《儀禮》鄭注，進而推論淵明世次：“至於昭穆之次，則此所謂贈長沙公為先生族祖，等身而上，是為三代，上溯高祖，則五代矣。”然後再據《晉書·陶侃傳》所記的世係，排除陶弘及陶延壽，得出綽之為近是的結論：“以綽之為族祖，則高祖乃瞻也……數傳至淵明，上及桓公已及六世。”其說可表述如下：侃——瞻——弘——綽之——延壽——淵明。

　　3.長沙公為陶延壽說

　　此說始於宋人張縯《吳譜辯證》。張縯據《贈長沙公》詩“伊餘雲遘，在長忘同”二句，謂“先生世次為長，視延壽乃諸父行”，並說詩序以“族”字斷句，不稱為“祖”，“蓋長沙公為大宗之傳，先生不欲以長自居，故詩稱‘於穆令族’，序稱‘於餘為族’，又雲‘我曰欽哉，實宗之光’，皆敬宗之義也。”張縯讀詩序是正確的。然清代學者多不從其說，以致“族祖”“族孫”異說紛紜。梁啟超《陶淵明年譜》（下省作梁譜）、鄧安生《陶淵明年譜》（下省作鄧譜）同張縯說，讀詩序從“長沙公於餘為族，祖同出大司馬”，在“族”字下斷句，謂長沙公乃延壽。鄧譜考證精詳，依據有三：一是《晉書·陶侃傳》敘長沙公世次，“降為吳昌侯者當是延壽”。二是延壽在晉季行跡曆曆可見。三是詩序雲：“長沙公於餘為族。”族，即同族。“淵明為陶侃四世孫（曾孫），延壽為陶侃五世孫，論世次淵明於延壽為三從父兄弟，延壽與淵明之子則四從昆弟，正《大傳》所謂‘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之義。序稱長沙公為‘族’，為‘昭穆既遠’，詩雲‘禮服遂悠’，宜矣。”鄧安生，《陶淵明新探》，（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第213、214頁。鄧譜三證，尤其第三證以《禮》經解釋什麽叫族祖，論據很堅實。

　　4.長沙公為延壽之子說

　　吳譜首唱長沙公為延壽之子說，依據是詩序一作“餘於長沙公為族祖”。如上所述，“族祖”是誤讀詩序的產物。既然淵明成了長沙公的“族祖”，而長沙公又是延壽子，則長沙公便是“族孫”了。但這樣的推論與《晉書·陶侃傳》所敘長沙公世次不符。長沙公世次為侃——瞻——弘——綽之——延壽。延壽入宋，降封吳昌侯。長沙公自陶侃始，傳至五代而絕。延壽子不見史傳，若延壽果有子，也是襲爵吳昌侯，豈可“從晉爵”再稱長沙公？吳譜的辯解牽強不可信。據鄧譜所考，長沙公延壽在晉末的行跡曆曆可見，且詩序雲“昭穆既遠”，詩雲“禮服遂悠”，延壽為陶侃五世孫，雖尚在五服之內，但親情已經十分疏遠了。若長沙公為延壽之子，則出於五服之外，親情斷竭，何必稱“禮服遂悠”？

　　由於《贈長沙公》詩序有異文有誤讀，無中生有一個“族祖”，以致千年以來的讀者始終為“族祖”困惑。自弘、綽之、延壽、延壽子，不論哪一個長沙公，都無法充當淵明的“族祖”。為了考證出確實有此“族祖”，有人甚至懷疑淵明是陶侃曾孫的史傳記載，曲解淵明詩文中的確鑿內證。泥沙俱下的文化積累，構成千年不解的迷宮。對此，朱自清也無奈地說：“大抵此事祗可存疑矣。”

　　三、詩序詩意的補充論證

　　張縯《吳譜辯證》、鄧譜都正確解讀了詩序，今再作一些補充論證。

　　孫誌祖《陶淵明世係》一文說：以“族”字斷句，“既不成句，且與題所雲‘族祖’相戾矣”。袁行霈也說：族字下斷句，“於義頗不順暢”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第19頁。其實，“為族”一詞，古已有之。《左傳·隱公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杜預注“因生以賜姓”一句曰：“因其所由生以賜姓。”由杜注可知，上文“羽父請諡與族”一句之“族”，義即姓氏，“請諡與族”，意思是請（隱公）賜以諡號與姓氏。“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二句杜預注：“或使即先人之諡稱以為族。”意思是用先人的諡號以為姓氏。又《戰國策·秦策二》：“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高誘注：“族，姓。”“長沙公於餘為族”，意思是長沙公與餘同姓（同為陶氏）。“為族”之“族”，用其家族、宗族的統稱意義，表示姓氏。孫誌祖、袁行霈不明“為族”的意義，故有“不成句”、“義頗不順暢”之說。

　　“祖同出大司馬”一句之“祖”字，前人幾乎無有解釋。祖之常用義是指祖父。但這句中的“祖”不作祖父解。否則餘之祖父與長沙公之祖父同出大司馬，膚淺之事實，何用述說？此“祖”字，義為始也，初也。“族祖”兩字連讀者，蓋不明《禮記》的饗祀之禮，也就不明“祖”義。《詩·商頌·長發》序：“《長發》，大禘也。”鄭玄箋：“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朱子辯說《詩序》卷下：“禘嚳於後稷之廟，而以後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詩序》，《四庫全書本》。“祖”之義為始，見於孔穎達的解釋。《詩·大雅·生民》序：“《生民》，尊祖也。”孔穎達疏：“祖之定名，父之父耳。但祖者，始也，己所從始也。自父之父以上皆得稱焉。”據此，《禮記》“禘其祖之所自出”之“祖”，其義為“始”，為“初”。祭宗廟是不忘己之由何處而來，而以初祖祭之。明了《禮記》的饗祀之禮及“祖”之意義，詩序“祖同出大司馬”一句就迎刃而解。“祖”者，謂你我雙方之始；“同出大司馬”者，謂你我之始同自大司馬來，即大司馬是我們共同祖宗。這一句完全符合《禮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的古義。由此可見，淵明非常熟悉《禮記》。至此，詩序“長沙公於餘為族，祖同出大司馬”二句可以得到確解。千百年來的“族祖”“族孫”之辨可以休矣。

　　與此相關聯的詩中“禮服遂悠”一句，亦有必要解釋。淵明與長沙公同族，同出大司馬陶侃。據《儀禮·喪服》第十一：“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正義》“鄭氏康成曰：曾祖昆弟之親也。賈氏公彥曰：此即《禮記大傳》雲：‘四世而緦服之窮也，名為四緦麻者也。’族，屬也，骨肉相連屬，以其親將盡，恐相疏，故以族言之耳。”《欽定儀禮注疏》卷二五，《四庫全書》本。淵明為陶侃曾孫，淵明之祖乃延壽族曾祖，延壽當服“四緦麻”——最輕之喪服。骨肉雖相連屬，但與淵明的親屬關係已經非常疏遠了，故詩序稱“昭穆既遠，已為路人。”陶侃乃延壽高祖，據漢儒的解釋，高祖有服，即高祖在五服之內，服宜緦麻。《儀禮·喪服》卷一一鄭玄注：“注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也。”《儀禮注疏》卷一一，《四庫全書》本。服之將盡，故詩雲“禮服遂悠”。若淵明是侃六世孫或七世孫，長沙公是延壽子，延壽子是侃六世孫，則禮服已竭，親屬等同陌路，何必再稱“禮服遂悠”？“禮服遂悠”者，正說明陶侃為延壽高祖，高祖雖仍有服，但喪服已是最輕最疏遠的緦麻了。

　　四、再論淵明為陶侃曾孫

　　“族祖”“族孫”之說誠為錯誤之源，危害極大。因為“族祖”問題不得其解，遂否認陶侃是淵明曾孫的史傳記載，甚至進而曲解淵明詩文。閻詠稱詩序中的“大司馬”乃“右司馬”。姚瑩斷然說：“晉宋二書以侃為淵明曾祖，則當直斷其誤，無事附和可也。”孫誌祖以為“大司馬”改“右司馬”良是。關於閻詠改“大司馬”為“右司馬”之謬，錢大昕《跋陶淵明詩集》及陶澍《靖節先生年譜考異》辨之已詳，本文從略。汪師韓追隨閻詠，說“淵明自有祖，何必藉侃而後重也哉”？以上都是否認淵明曾祖是陶侃的顯例。閻詠等人誤讀詩序，曲解《命子詩》，否認淵明為陶侃之後，誠是“新奇惑人”之說，直至今天仍有人信奉之。故雖有錢大昕駁之於前，筆者仍以為有再辨之必要。

　　陶侃為淵明曾祖，始見於沈約《宋書》。沈約生於宋文帝元嘉十八年（441），距淵明卒年元嘉四年（427）僅十四年。他在青年時代聽聞陶侃及淵明的舊事是可能的。沈約於齊永明年間奉命撰《宋書》，距淵明之卒僅六十年，他記淵明“曾祖侃，晉大司馬”，依據必是當時所見晉代的譜牒。按氏族之書，由來遠矣。兩晉之世，譜牒興盛，成為專門之學。“摯虞作《族姓昭穆記》十卷，齊梁之間，其書轉廣。”《隋書》卷三三，《經籍誌》二。齊王儉撰《百家集譜》十卷，梁王逡之撰《續儉百家譜》四卷、《南族譜》二卷、《百家譜拾遺》一卷，王僧孺撰《百家譜》三十卷、《百家譜集抄》十五卷，賈執撰《百家譜》二十卷，傅昭撰《百家譜》十五卷。尚有佚名《百家譜世統》十卷，《百家譜抄》五卷，《江州諸姓譜》十一卷等。陶氏是江州望族，王儉、賈執、王僧孺諸人為著名學者和譜學專家，不可能不諳陶氏族譜。可以肯定，齊梁之世所見的各種舊譜，以及王儉等譜牒專家所撰的百家譜，必定有陶氏的族譜。如果《江州諸姓譜》沒有陶氏族譜，那是不可思議的。沈約是當時著名學者，非常重視譜牒，曾上奏梁武帝，以為東晉譜籍“既並精詳，實可寶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武帝因之留意譜籍《南史》卷五八，《王僧孺傳》。沈約此奏，說明他不僅見過，且研究過晉代的譜牒，故能得出晉籍“精詳”的看法。很難想象，“精詳”的晉牒，會不記陶侃及其子孫的世係。作為極重視譜牒的大學者沈約，非常清楚劉宋以來的譜牒混亂所造成的不良後果，利用譜牒時必持審慎的態度。故《宋書》記陶潛尋陽柴桑人，曾祖陶侃，必有所據，懷疑大可不必。蕭統《陶淵明傳》稱淵明“曾祖侃，晉大司馬”，也應該是據所看到的晉牒，並非一定照抄《宋書》。蕭統編《陶淵明集》之前，已有兩本陶集行於世陽休之《陶集序錄》，陶澍集注《靖節先生集》卷首，《諸本序錄》，參見：《陶淵明資料匯編》上冊，第10頁。《贈長沙公》詩序“祖同出大司馬”一句向來無異文，說明蕭統當年所見即如此，是淵明原文，非是蕭統所改。

　　沈約《宋書》、蕭統《陶淵明傳》記淵明“曾祖侃”，《南史》《晉書》則作淵明“大司馬侃曾孫也”，兩者是否有矛盾？曾孫的概念是不是與曾祖對應？是否所指意義模糊？筆者以為史傳或記曾祖，或記曾孫，兩者是一致的，並不矛盾。曾祖、曾孫屬於古代九族的概念。《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孔傳：“以睦高祖、玄孫之親。”高祖至玄孫為九世，據馬融、鄭玄的解釋，高祖一、曾祖二、祖三、父四、己五、子六、孫七、曾孫八、玄孫九。陳師凱，《書蔡氏傳旁通》卷一，《四庫全書》本。王夫之《詩經稗疏》卷二：“曾孫者對曾祖而言也。大夫三廟：一始祖，二祖，三禰。不祀曾祖，不得稱曾孫。”王夫之，《詩經稗疏》，《四庫全書》本。可見，曾祖曾孫是自古有之的一組相對應的稱呼，不應該引起誤解。

　　當然，曾孫除與曾祖相對應的意義外，還有另一項意義，即對曾孫以下後裔的統稱。《詩·周頌·維天之命》：“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鄭玄注：“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據此，這種曾孫的意義僅用於特定的場合，即自孫之子（曾孫）而下的後裔，對曾祖以上祖宗的自稱。國富君舉鍾雅《奏改太廟祝文》：“陛下繼承世數，於京兆府君為玄孫，而今祝文稱曾孫，恐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晉元帝《報鍾雅昭》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已下，皆稱曾孫。此非因循之失也，義取於重孫，可曆世共其名，無所改也。”見《晉書》卷七〇，《鍾雅傳》。元帝解釋對高祖自稱曾孫，是“義取於重孫”，用的正是鄭玄義。但正如前文所說，自曾孫而下的子孫對自曾祖以上的祖宗自稱曾孫，多在特定的場合，如晉元帝的《太廟祝文》，或在讚頌祖德時。至於史籍或族譜記載某個家族或人物的世次時，曾孫就有確切不可改易的意義，而不能用統稱意義。例如《魏誌·王粲傳》：“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三公。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蜀誌·張翼傳》：“張翼字伯恭犍為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廣陵太守綱，皆有名跡。”《晉書》卷三九，《荀勖傳》：“荀朂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祖棐，射聲校尉。父盻，早亡。”《晉書》卷六八，《賀循傳》：“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為賀氏。曾祖齊，仕吳為名將。祖景，滅賊校尉。父邵，中書令，為孫皓所殺。”《宋書》卷五三，《張茂度傳》：“高祖嘉。曾祖澄，晉光祿大夫。祖彭祖，廣州刺史。父敞，侍中、尚書吳國內史。”高祖是高祖，曾祖是曾祖，意義十分明確。因此，《宋書》記淵明曾祖侃，即淵明乃侃之曾孫。《晉書》《南史》記淵明乃侃之曾孫，即侃乃淵明曾祖。曾祖、曾孫意義明確，前者指陶侃為淵明祖之父，後者指淵明乃陶侃孫之子。不因為曾孫還有統稱的意義，就懷疑《晉書》《南史》“大司馬侃之曾孫”一句中的曾孫用的或許也是統稱意義，進而懷疑陶侃不是淵明曾祖，而是高祖或是高祖以上的祖先。

　　陶侃為淵明曾祖，這在淵明詩文中有數處內證，《贈長沙公》詩之外，如《命子》詩《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尤其是後者，可稱確證。此文先敘孟嘉早年的經曆及仕宦：“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弱冠儔類鹹敬之。”又敘庾亮鎮武昌，並領江州，辟孟嘉部廬陵從事。考《晉書》卷七三，《庾亮傳》：陶侃卒，庾亮乃鎮武昌，時在鹹和九年（334）。此時孟嘉已過弱冠之年。假定孟嘉為庾亮僚屬年二十五左右，則其生年約在永嘉四年（310）。文雲孟嘉年五十一卒，據上可以大致推斷出孟嘉卒年約在晉穆帝升平四年（360）。《孟府君傳》又雲：“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據此文，得出幾點重要信息：孟嘉乃陶侃婿，為淵明外祖父，外祖母乃陶侃第十女，即淵明祖姑。淵明父母中表為婚。

　　試據以上信息及推斷為基礎，再作推斷：陶侃嫁第十女較晚，或在成帝鹹和中（330年左右）。侃多妻妾，第十女或生於陶侃五十歲之後，這並非不合情理。假定陶侃第十女年齡與孟嘉仿佛，而生三子（女）後再生淵明母，則淵明母生年約在鹹康年間（335—342）較為合理。據舊說，淵明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365），時孟夫人大概二十餘歲。以上雖據孟嘉行事推斷所得，但與事實不會相去太遠。

　　古人撰人物傳都很重視史料的真實，何況為外祖父作傳。作者說：“謹按採行事，撰為此傳，懼或乖謬，有虧於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雲爾。”可見淵明撰此傳多麽謹慎。因此，《孟府君傳》的真實性完全可以信從。筆者作上述推斷，旨在再證陶侃為淵明曾祖，淵明為陶侃曾孫，並破所謂五世孫、六世孫、七世孫之類新奇易惑之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