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觀止

第五節 呂相絕秦

　　“題解”

　　《古文觀止》中的《呂相絕秦》選自《左傳》，是一篇滿有意義的文章。文章粗看挺嚇人，完完全全是晉國聲討秦國的戰鬥檄文。在文中秦國的形象完全是個反複無常，見義忘利的“小人”，然而實際上，我們讀者大可不必如此費神，秦晉本是親家，國家利益使之在後來反目成仇，誰是誰非，無法分辨，就算是史學專家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們呢，反倒輕鬆了——文章文辭犀利，一氣嗬成，呂相是晉國大臣，名叫魏相，因食邑在呂，所以又稱呂相。春秋時這種情況大概不少。商鞅本名公孫鞅，因采邑分封於商地，又稱商鞅。後來因為大家喜歡用商鞅這個名字，一般人反而不知他的本名了。兩國的恩怨，錯綜複雜，源遠流長，本不是可以信口開河的事情。然而呂相極盡褒貶之能把晉國說成是吃虧上當，為人所欺的“善人”，而秦國卻是奸佞不堪，反得無常的“小人”。

　　有關秦穆公的“事跡”，幫助過晉國的，如遣返被俘的晉惠公、秦國助重耳上台的善事，為呂相“蜻蜓點水”一帶而過，而秦人背著晉國竊於鄭盟之事，卻大書特書，說什麽晉國幫了秦國鏟事，平了諸侯對秦國的義憤，甚至將晉國率先發難，在淆之戰偷襲秦軍也說得理由十足，令人無法不信！

　　秦穆公之後，秦晉之間的交惡，曲自然又是在秦而不晉。秦桓公與晉景公時，秦晉的交戰原因又被呂相說是由於秦軍的挑釁。而到了呂相所侍的晉厲公時，在對待白狄部落的事件上，秦人的形象又是反複在晉與白狄之間進行挑撥生事的卑鄙無恥之人！

　　呂相是個辨才，在晉史中也許不是太出名的角色，竟也是如此厲害。更不用說以後的其他晉國曆史的“明星”們了！

　　“原文”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靖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

　　“無祿，文公即世，穆不為吊，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郩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郩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誌於我。”

　　“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剪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蟊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

　　“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複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話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使。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餘雖與晉出入，餘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昵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譯文”

　　晉厲公派呂相向秦國裹示絕交，說：從前從我國的獻公和貴國的穆公開始，兩國相互友好，協力同心，用盟誓來申明此意，用婚姻來加強友好。上天降禍晉國，文公到了齊國，惠公到了秦國。晉國不幸，獻公去世，穆公不忘舊日情誼，使我們惠公得以供奉晉國的宗廟祭祀。穆公又不能完成這一巨大功勳，而進行了韓原之戰。他心裏也感到後悔，因此成全了我們文公，這是穆公的成就。文公親自披甲帶盔，跋涉山川，跨越險阻，征伐東方的諸侯，使虞、夏、商、周的後裔都到秦國朝見，就已經報答舊日的恩德了。鄭國人侵犯君王的邊界，我們文公率領諸侯與秦國一起包圍了鄭國。秦國大夫不詢問敝國國君，擅自與鄭國訂盟。諸侯痛恨這件事，要向秦國拚命。文公害怕，就安撫諸侯，秦軍能夠還師而安然無損，這就是我國有大功於西鄰了。晉國不幸，文公去世，穆公居心不良，蔑視我們新喪故君的國家，欺我們襄公孤弱，襲擊我們的殽地，斷絕我們的友好，攻打我們的城堡，滅絕我們的鄰邦滑國，離散我們的兄弟，擾亂我們的同盟，顛覆我們的國家。我們襄公沒有忘記君王舊日的功勳，但又害怕國家的覆亡，因此有殽地之戰。我們仍然希望在穆公麵前求得寬恕，穆公不聽，反而拉攏楚國圖謀我們。上天不遂他的心意，楚成王又喪了命，穆公對我國的意圖因而不能得逞。穆公、襄公去世，康公、靈公即位。康公，是我們晉國人所生的，又想削弱我們國君的宗室，顛覆我們的國家，率領我們國家的奸賊，來撼動我們的邊疆，我國因此有令狐之戰。康公還不改悔，又侵入我河曲一帶，攻打我涑川地方，掠取我王官民眾，割取我羈馬土地，我國因此有河曲之戰。秦國往東這條道路不通，就是由於康公斷絕我們的友好的原故。

　　等到君王繼位，我們國君景公伸著脖子朝西望著說；“大概會撫恤我吧！”君王又不肯施恩舉行盟會，乘我國有赤狄騷擾的患難，入侵我黃河附近各縣，焚燒我箕、郜二城，搶割我莊稼，屠殺我邊境百姓，我國因此有輔氏之戰。君王也後悔禍患的蔓延，而想求福於兩國的先君獻公和穆公，派伯車來命令我們景公說：‘我與你共同友好，拋棄仇恨，重新恢複舊日情誼，以追念前人的功（肙力）。’盟誓沒有完成，景公去世，我國國君因此有令狐的盟會。君王又心懷不善，背棄盟誓。白狄與君王同在雍州，是君王的仇敵，而是我們的婚姻之國。君王派人來頒賜命令說：‘我與你一起討伐狄人。’敝國國君不敢顧念婚姻之好，畏懼君王的威嚴，因而從使臣那裏接受了命令。君王同時向白狄討好，說：‘晉國要討伐你。’狄人雖應承而內心厭惡，因此將這話告訴了我們。楚國人厭惡君王的三心二意，也來告訴我們說：‘秦國背棄令狐的盟約，而來向我國請求結盟，對著天上的上帝，秦國去世的三公、楚國去世的三王明白宣告：他雖然與晉國往來，他隻看自己的利益。我厭惡他沒有始終如一的品德，因此把這些話公布出來，以警戒不專一的人。’諸侯都聽到了這話，因而痛恨之至，都來親近敝國國君。敝國國君率領他們前來聽命，隻求和好。君王如果施恩照顧諸侯，哀憐敝國國君，而賜紿我們盟約，就是敝國國君的願望。敝國國君將會安撫諸侯退兵，豈敢謀求戰亂？君王如果不肯施大恩，敝國國君無能，也就不能率領諸侯退兵了。冒昧地將這些話全部陳述於君王的左右，以便君王的左右從有利方麵認真加以考慮。

　　“讀解”

　　照呂相的說法，秦國及其國君秦桓公真的是十惡不赦了，豈止斷交，就是亡國滅種都罪有應得，死有餘辜。

　　這就是言辭的力量。他們沒有象索緒爾、喬姆期基等人那樣發明出一套深奧的語言學理論，沒有像福柯那樣專心研究話語同權利的關係，也沒有像六朝時期的佛典翻譯家和文學家那樣專門研究過語言問題；但他們是天才的運用言語的人，是天才的演說家和雄辯家。他們憑天賦悟出了言辭，懂得力量說話的藝術和利用言辭的技巧。同時，他們也是天才的心理學家，憑直覺把人心、人性摸了個透。因此，他們悟出鋒利，有含蓄深沉；指向明確，又無所不包；溫文爾雅，卻又處處逼人，把言辭的力量發揮到了極致，無法再淋漓盡致了。

　　他們達到的效果，是在不經意之中自然而然把白的說成黑的，方的說成圓的，錯的說成對的，反的說成對的，大的說成小的，小的說成大的，讓聽者確信不疑，確信說者對了，自己錯了，確信真理和道義在說者手中，而不在自己一方。

　　他們的目的不外乎是為了達到某一目的，在此前提下，最妙的是不經意和自然而然，讓人在不知不覺中落入圈套，等明白過來以後才大呼上當，他們充分利用了語言的張力，利用了語言的模糊性，以及語言的開放性和遮蔽功能，再加上邏輯上偷梁換柱的手法，製造語言的和思維的種種陷阱，讓對手無法擺脫語言的羅網。

　　要成為一個優秀的說客並非易事。起碼的條件是口齒伶俐，巧舌若簧，天資聰穎，腦子靈活，悟性很高，工於心計。還要受過良好的教育，有廣泛的閱曆，天文地理、世事人情無所不曉，博古通今。然後要有心得理素質上的優勢，知己知彼，胸有成竹，隨機應變，在任何情況下都麵不改色心不跳，善於控製喜怒哀樂，讓它們在適當的時機恰到好處地表現出來，並且善於抓住對手的弱點發起猛攻，奪取心理上的製高點。此外，還要借助權勢，以某君主、某實力派人物、某名人為靠山，以此增加話語的含金量和穿透力，尤其是話語的權威性，居高臨下地、遊刃有餘地進行表演。

　　所以，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古人早把這一套捉摸透了。聰明的君主深懂決戰不止在戰場，平時用酒肉錢物蓄養各色人才，像孟嚐君那樣養上一群雞狗盜之徒，到關鍵時刻就派上了用場。如今的一些大款們，也可以學學古人的這種遠見卓識，有餘錢時，收養一些特殊人才，到時候就會受益無窮。不要目光短淺，不要吝惜錢財，不要隻盯住眼前一點一滴的得失。胸有鴻鴻鵠之誌者，大可以從古人那裏學到不少法寶從而使自己鶴立雞群，出類拔萃。

　　不過，現在似乎是一個不大適合培養說客，或者叫優秀演說家、辯才的時代。人們都很忙，或者忙於發財，忙於出名，忙於做官，忙於出國，或者忙於生計，幾乎很少有閑暇來培養這種特殊的藝術才能。再說，現在的人更講實際，更講直來直去赤裸裸地交往，都討厭能說會道的花言巧語，把這種專利拱手送給了街頭騙子和“厚黑學”家們，讓他們在現代化的繁忙之中轉空子大發橫財，而上當受騙的人或者不會厚黑，或者不在乎，或者怕麻煩，幾乎不會同街頭騙子和厚黑專家計較。

　　比較一下可以發現，春秋戰國時代的說客們水平固然很高，但他們並非完全沒有良心，也並非完全不講道義。首先，他們絕對忠於自己的主子。既然主子出血養了他們，主子就成了“有奶便是娘”的親娘，即使肝腦塗地，也不會背叛主子。其次，他們有大公無私的奉獻精神。他們把自己的才華、天賦、技藝、精力，有時甚至是生命，都用在維護他們所屬的國家利益之上。絕對不會用來謀取一己的私利。這就體現了很高的覺悟和教養，坑蒙拐騙使用來對付敵人的，而不是用來對付自己人的。對自己人要講仁、義、禮、智信；對敵人則在彬彬有禮、溫文爾雅的氛圍中展現自己的才華和天賦。

　　兩相對比，說客與騙子、厚黑家的本質區別，便以一目了然了。

　　多讀一讀紐約時報等等西方主流報紙的文章，感受一下現代記者的語言力量，看一看他們那些支持“藏獨”“東突”報道，簡直將語言的模糊性運用的爐火純青。有的時候你明明知道他們就是在撒謊，讓你具體指出來卻突然發現有百口莫辯的感覺。相比較而言，我們的那些“黨的喉舌”幾乎永遠隻會鸚鵡學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