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論稿

二十二、略論北宋的漕糧

　　北宋時期，漕運進入了中國曆史上的極盛之時，每年調運的漕糧量達到了空前絕後的記錄。其中東南六路的漕糧占總量的絕大部分，北方的漕糧量則日漸減少。北宋時漕糧居高不下的原因，既在於當時東南農業生產的發展和運河的暢通發達，更在於當世中央集權政治的影響。北宋長期維持的巨額漕糧，一方麵對穩定中央集權政治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對開封城市經濟也有不容忽視的積極意義；另一方麵則對廣大納漕地區造成了沉重的負擔，嚴重地影響了這些地區農民的生產和生活。

　　漕運自秦漢興起後，曆千餘年演進，至北宋達到極盛之時，運河網密布，管理製度及機構發達，而每年調運到都城的漕糧量更達到了罕見的水平，不僅遠過於前代，也為後世諸朝所不及。北宋漕糧數額何以能達到空前絕後的記錄，當時的漕糧來自何地，其意義影響又何在？這些問題無疑都是值得深入探討和研究的。

　　一 北宋漕糧的數量、來源地及變化

　　北宋建國伊始，由於廣大南方地區尚未納入版圖，所以漕運的範圍僅局限於北方地區。此時溝通東京開封與各納漕區域的水道主要是黃河、惠民河和廣濟河，所謂“方隅未一，京師儲廩仰給惟京西、京東數路而已”，年運漕糧不過百餘萬石。至宋太祖開寶時，又通過汴河征調淮南漕米數十萬石。但總的水平仍不很高，漕糧大體維持年運量一百幾十萬石上下。宋太宗統一江南後，東南漕運隨之勃興，“歲運米四百萬石”，大大超過了北方漕糧量。太平興國六年，宋王朝開始對全國漕糧確定了年運量標準：“汴河歲運江淮粳米三百萬石，豆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豆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豆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但這一定額標準很快就被日漸擴大的東南漕運量所突破，太宗後期，東南漕糧年運量已達六百萬石以上。景德四年，宋中央取至道二年到景德二年間東南漕運“十年酌中之數定為年額，上供六百萬石，米綱立額始於此”。與此大體同時，廣濟河的漕糧運量也增至六十二萬石。也就是說，景德時北宋確立的全國漕糧年額為：東南地區六百萬石，北方地區二百餘萬石，總數則為八百多萬石。

　　就北宋一代而言，景德時確立的漕糧年額實際上並不是固定不變的，事實上，因受各地糧食豐歉情況、河道善惡狀況以及有關漕運製度和政局變化的影響，漕糧的年運量也不斷出現上下起伏波動的狀況，甚至個別地區還出現了停運的現象。以東南地區漕糧的變動情況為例：仁宗天聖初，因江淮荊湖等地和糴糧米過多，而天聖四年江淮地區又出現災荒，糧食產量大減。於是，當年由主管全國財政的三司勘合後，奏請將東南漕糧減少五十萬石，以550萬為年額。三年後，負責東南漕運的發運司又以豐年為由，奏請恢複舊額。在真宗和仁宗朝個別年頭，東南上供漕糧曾出現過年運800萬石的罕見記錄。熙寧七年，一度又出現了“江淮上供穀至京者，三分不及一”的現象。而到北宋末，因受腐敗朝政和僵硬的漕運“直達法”的影響，東南漕糧又常常降至四五百萬石。不過，總的說來，“大約以景�（此為‘景德’之誤）所定歲額為準”。在北宋大部分時間裏，雖可遇災酌情減少漕糧數量，但按規定仍須以後補納。

　　再以北方地區為例：北方諸河漕糧數量的變動也時有發生，其中尤以黃河承運的漕糧量波動最為突出。由於黃河水道複雜、航運條件差，故漕糧運輸的成本一直很高，損糧毀舟的現象從未消失。到真宗時陝西成為對夏戰爭前線後，考慮到當地軍糧匱乏以及黃河漕運的損耗情況，宋政府遂逐漸減少了對京西、陝西漕糧的征調。於是黃河漕運不斷萎縮，到仁宗慶曆以後，“黃河歲漕益減耗，才運菽三十萬石”。仁宗嘉�四年，宋廷下詔廢黃河漕糧，“自是歲漕三河而已”。廣濟河在仁宗以後因河道淤塞問題愈益嚴重，運量也很不穩定，慶曆中，不得不減十萬石漕糧年額。治平二年，河道得到了改善，漕糧又達到74萬石。嘉�六年，惠民河完成漕糧量比年額減少15萬石。治平二年，惠民河漕糧銳減至26.7萬石。有關北方漕糧數量的記錄僅見於此，北宋後期則記載全無。

　　通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北宋時期漕糧中的絕大部分來自東南地區，而北方地區的漕糧不僅數量少、不穩定，而且多屬雜糧，如宋人所說：“廣濟河所運多是雜色粟豆，但充口食馬料”，“惟汴河所運一色粳米，相兼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之食”。故宋人又說：“國家都於汴，實就漕挽東南之利”。

　　北宋東南漕糧的供應，主要是由當時的東南六路地區提供，即：淮南路、江南東、西路、荊湖南、北路及兩浙路。東南六路漕糧又有各自相對固定的數量和運送目的地，以淳化四年為例，據史料記載：當年“統六路年額上供米六百二十萬石，內四百八十五萬石赴闕，一百三十五萬石南京畿送納。淮南一百五十萬石赴闕，二十萬石鹹平、尉民，五萬石太康；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七十四萬五千一百石赴闕，二十四萬五千石赴拱州；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百石，一百萬八千九百石赴闕，二十萬石赴南京；湖南六十五萬石盡赴闕；湖北三十五萬石盡赴闕；兩浙一百五十五萬石，八十四萬五千石赴闕，四十萬三千三百五十二石陳留；二十五萬一千六百四十八石雍丘”。大體上說來，這一數額和地點規定反映了北宋時期東南六路漕糧的負擔及輸送情況。

　　二 北宋漕糧居高的原因

　　北宋時期漕糧數量之大，不僅遠過於漢唐時的年四百萬石之數，而且為明清時所不及。之所以出現北宋漕糧居高不下的現象，其原因既在於當時東南農業生產的發展和運河的暢通發達，更在於當世中央集權政治的影響。

　　如所周知，中唐以後，我國出現了經濟重心南移之勢。至北宋時，東南地區經濟更得到了迅猛發展，其中在農業上成就倍出，糧食的單位麵積產量為唐代的二倍以上。一時還產生了“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以蘇州為例，北宋中葉，範仲淹曾感慨地向仁宗反映：“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北宋廣大東南地區發達的農業生產，可以說為當時漕糧的劇增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

　　北宋定都於“天下四衝八達之地”的開封，較之於漢唐長安，避開了漕運線上的三門峽之險，較之於明清北京，又大大地縮短了與東南納漕之區的距離，故於漕運獲得了極為優越的運路條件。所謂“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脈分，鹹會天邑”，形成了以開封為中心密布的運河網，特別是其中的汴河與廣大東南地區相通，“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如此暢通發達的運河運輸係統，可謂漕糧能夠長期保持高額水平的又一重要客觀條件。

　　但北宋漕糧高漲的主觀條件，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還在於當時集權政治極端化發展的影響。經曆中唐五代藩鎮跋扈、皇權衰微局麵之後，新建的趙宋王朝從開國伊始便厲行強化中央集權的方針。其中在經濟上采取的“除藩鎮留州之法，而粟帛錢幣鹹聚王畿”的措施，就必然要借助漕運這一征調手段來完成。在“收兵權”方麵實行的“內外相製”的屯兵製度，則造成了京畿重兵雲集的結果，也對漕運產生了巨大的壓力。在此應當指出的是，北宋建國以來，開封及其周圍所駐軍隊常占天下禁軍之半，達二三十餘萬之眾，而宋代兵製為募兵製，於是“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製，一寓於農也”。這些嗷嗷待哺之師的存在，勢必對漕糧產生了巨大的倚賴，“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宋人甚至不無誇張地說：“所謂宗廟射饗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此外，加之中央官僚機構的臃腫龐大，官員人數遠過於前代，都不能不對漕糧構成巨大的需求，如明人所評價：“所謂官多徒眾，此二者國粟所以費之由也”。

　　正是在以上諸方麵客觀條件與主觀因素的影響下，造成了北宋漕糧長期居高不下的現象，從而在中國曆史上留下了顯著的一頁。

　　三 北宋漕糧的意義及影響

　　北宋時期長期維持的巨額漕糧，一方麵對穩定中央集權政治發揮了重要的物質保障作用，對繁盛一時的開封城市經濟具有不容忽視的積極意義，另一方麵則對廣大納漕地區造成了沉重的負擔，嚴重地影響了這些地區農民的生產和生活。

　　在中國古代史上，北宋東京人口之眾和城市經濟之盛，都很富盛名，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不必贅言，現僅就其與漕糧的關係稍加分析。關於北宋東京官庶人口的數字，記載頗多而不一，若按通常所說的百餘萬人計算，就已大大超過前代。宋人說“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雖不免有些言過其辭，但生齒之繁勝於漢唐，是毫無疑問的。有人經過統計，認為東京居民加上駐軍及家庭，人口約為一百五十萬左右，若除去軍人及家屬，人口應為一百一十萬左右。一百一十萬人消費的糧食數量有多少？按宋代一般說法，人均消費糧食：成年人每口每日最少二升，未成年人每口每日最少一升，則成年與未成年人全年口糧分別為7.2石和3.6石。如以五口之家中，成年占三口、未成年占兩口為標準，每年全東京居民消費糧食大約有633萬多石（1100000人×60%×7.2石+1100000人×40%×3.6石）。除了每日消費的口糧外，還有其他方麵的糧食消耗，如釀酒、副食業之類，也就是說，東京城消費的糧食總數還要在口糧之數上進一步增加。

　　在東京居民中，皇室、貴族、官吏及官營工匠和他們的家屬，與軍隊一起構成漕糧的主要消費者。而其餘居民所需糧食，大部分靠商人販運來滿足，所謂商人“自江淮賤市粳稻，轉至京師，坐邀厚利”。北宋政府對此一般也是采取鼓勵的態度，如：大中祥符初，發運司雇部分客船運糧，真宗就認為：“商賈趨利，若此必阻貿易，又恐都下粒食增價”，下令禁止占用商船。此後又下詔：“聽商賈以糧斛從便貨鬻，官司勿禁”。但商人向東京市場提供的糧食不可能是一個穩定的常數，它會隨著各種因素的作用出現波動、乃至猛跌的情況，而最終影響對京師百姓糧食的供應。從統治者的立場來看，東京作為北宋的統治中心，需要穩定的局麵，因糧食緊缺導致民心浮動甚至渙散的問題，是其所不願看到的結局。因此，宋政府不得不經常向普通居民提供部分漕糧，如宋人所說：“今仰食於官廩者，不惟三軍，至於京城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於軍稍之餘”。在京師發生糧荒的情況下，宋朝廷往往立即拋出大量漕糧，用以賑濟和平抑糧價，如慶曆元年，“詔京城穀貴，發廩粟一百萬斛，減價出糶，以濟貧民”；熙寧三年，“詔京師倉儲已豐，比聞民間米價稍貴，可發淮南上供新米，令酌中估價，遣官分詣諸市置場，出糶以平物價”。類似記載，不絕於史，成為宋王朝“懷柔”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這方麵漕糧的支出數額是無法精確統計的，但伴隨著東京人口的增加，其數量也不得不相應提高，當毫無疑問。正是在漕糧的有力支持下，東京糧食供應才得以基本穩定，也就是說，巨額漕糧的存在，客觀上有利於開封城市經濟的發展，對於維持和增加工商業者、市民的人數有積極的意義，特別是中小工商業者和普通市民從中獲益匪淺。宋太宗時，國子博士李覺就上言指出：朝廷通過每年的漕運，使得京城糧價“鬥直十錢，此工賈之利，而軍農之不利也……遊手之民，資以給食”。便很能說明問題。這也反映了中國古代京城有別於西方曆史上的城市，具有濃厚的封建政治色彩。所以，到宋室南渡後，開封因喪失了統治中心的地位，漕糧供應從而斷絕，繁極一時的東京及其工商業便隨之衰亡。

　　北宋時期，每年漕運糧食七八百萬石以上，達到了我國曆史上漕運量的最高峰。然而，這一表麵鼎盛現象的背後，卻掩蓋著封建集權國家機器愈益龐大、腐朽的事實。在諸如“騰波雲雲，靡悍靡激，萬舶連檣，艫銜軸接……輸粟太倉，陳陳如京”、“千箱所運，億廩所露。入既夥而委積，食不給而紅腐。如坻如京，如岡如阜”之類的讚譽辭句之下，則是北宋政府對廣大納漕地區、特別是東南六路地區農民無止境的掠奪，宋人有詩雲：“天寒村落家家忙，飯牛獲稻催滌場。燎薪炊黍呼婦子，夜半舂粟輸官倉。大兒拓囊小負橐，掃廩傾�不須惡……”。北宋王朝就像一頭無法填飽的巨獸，通過漕運吞噬著農民一年的血汗，甚至還造成了“東南財用窘耗日甚，郡縣鮮有兼歲之儲”的局麵。正因為如此，南方盡管水充土肥，物產豐富，但稍遇災荒，也不免出現餓殍遍野、人煙斷絕的慘景。如當時人所指出：“或謂取太多，六路有豐歉。其間一不熟，饑殍誰能掩？”難怪就連北宋封建文人也發出了這樣不滿的呼聲：“世言汴水利，我為汴水憂……舳艫相屬進，饋運曾無休。一人奉口腹，百姓竭膏油。民力輸公家，鬥粟不敢收……我欲塞汴水，吾欲壞官舟。請君簡賜予，請君節財求”。

　　（原文發表於《學術界》1997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