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論稿

二十三、北宋漕運押綱人員考述

　　北宋漕運之盛著稱於史，無論是其運輸規模，還是其征調範圍，都遠過於以前諸代，其中僅東南地區漕糧一項，每年就達六百萬石以上。在北宋如此大規模的常年漕運業中，存在著一批專門的押運人員，他們直接對漕船運輸進行監督和管理，對維持漕運的正常進行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這批人員的構成情況、待遇地位以及實際發揮的作用等問題，目前尚無專文論及，本文擬就這些問題對北宋押綱人員的有關方麵略加探討，不妥之處，還望指正。

　　在中國古代大規模的漕運中，由於運物浩大、人船眾多，加上航道漫長而又艱險，因此，為確保漕運的正常運行和船物的安全，對水手船工的勞動進行監督和管理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封建統治者在漕運中組織了一批押運人員，以承擔上述任務。唐代以前，有關這方麵的情況因資料缺乏而不甚明了。唐代建立後，則出現了差充富戶押運的記載。在運送過程中如出現損失，例由押運者負責包賠。唐代宗時，主持江淮漕運的劉晏，針對漕運管理不善、特別是對運夫監督不力的問題，采取了加強管理的措施，即：將十隻漕船編為一組，稱作一“綱”，派押運者一人具體負責監督。又取消了以前差派民戶充押運者的辦法，改用鹽利招募人充“綱吏”，承擔押綱任務。此即宋代漕運“押綱”的淵源。

　　北宋在漕運中沿襲了唐代的“綱法”，仍以綱作為漕運管理的基本單位，所以漕運又稱“綱運”。宋初，以十船為一綱，派設押送者一員。但隨後因存在押綱者勾結運卒侵盜船物的現象，於是，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主管東南漕運的發運使李溥乃“並三綱為一，以三人共主之，使更相伺察”。此後，三十船為一綱成為基本定製。

　　北宋押綱人員的職責和作用，就是監督和管理本綱的人船物，以按時完成運量，並負責其安全，如有差失，則唯其是問，所謂“及其欠折，但令主綱者填納”。同時，北宋政府賦予他們管束、處罰船夫漕卒的權力，有關法令明確規定，對不服管押者，允許“押綱人及專副以小杖行決”。漕運會格定：諸綱運兵違犯押綱人，杖一百；刺麵人違犯本轄官，徒一年，罵者各徒二年，毆者各加二等，配五百裏；雇夫違犯押綱官，杖一百，罵者徒一年。可見其職能和性質類似於近代的監工、工頭。正是在押綱者的直接催督下，數萬勞動者從事著極為沉重的拉牽挽舟勞作。

　　北宋漕運押綱人員的構成相當繁雜，前後變化也不一樣，但大體上主要由以下四類人組成：

　　1.服衙前役的民戶；

　　2.低級武職將吏――軍將、軍大將及使臣、殿侍等；

　　3.離任官以及進納官、銓試不中者等；

　　4.應募的土人民戶。

　　宋初，漕運押綱人員主要由衙前役人充任，到宋太宗時，低級武職將吏開始部分地取代衙前役人，並逐漸占據主導地位。以上第三類人不僅數量少，而且也不固定，屬於臨時補充性的。最後一部分人主要存在於宋徽宗時，人數增加比較快，但存在的時間卻不長。總的說來，前兩類人是北宋押綱的主要力量。北宋全國漕運中押綱人員的總數雖無明確記載，但通過一些零碎資料或可知其大概。按汴河有漕船二百綱，每綱以三人計算，則汴河有押運人員六百人左右。東南六路押綱的人數，據蘇軾元�七年的上奏說，有數百人，應不少於汴綱人數。其餘北方惠民河、廣濟河及黃河等處的押綱人數則相對較少。另外，還有各地一些押運上供物品的人員。估計全國押運人員總數應在二千人以上。

　　北宋初年，在水陸運送官物時，多以服衙前役的民戶管押。衙前也是當時差役中最重的一種，由包括一部分地主在內的民戶承擔。服役者往往因此傾家破產，所謂“生民之苦無重於裏正衙前”，甚至還出現了為避衙前役而改嫁孀母、棄田與人的記載。對宋王朝來說，以鄉戶衙前押綱，既可省去一筆專門的開支，又比較安全可靠，如有損失，例由衙前賠償。按規定，衙前役人押綱“滿三期，罪不致徒，補三司軍將”，所以，他們與軍將等往往合稱“衙前將吏”。

　　宋統一後，東南押綱一仍舊製，但民戶押綱帶來的問題卻越來越嚴重，所謂“荊湖江浙淮南諸州擇部民之高貲者，部送上供物，民質不能檢禦舟人，民破產以償”。太平興國六年，宋廷下詔“遣牙將部送，勿複擾民”，詔書所說的牙將，當是包括軍將在內的低級武職將吏，而非充役民戶。可見從太平興國六年開始，北宋在長途漕運中已限製使用服役民戶。但兩年後，宋太宗再次承認“諸道州府多差部內有物力人民充軍將，部押錢帛糧斛赴京。此等鄉村之民，而篙工水手及牽駕兵士皆頑惡無籍之輩，豈斯人可擒製耶？侵盜官物、恣為不法者十有七八，及其欠折，但令主綱者填綱，甚無謂也，亡家破產往往有之。”為此再次下詔重申：“自今荊湖諸州綱船令三司相度，合銷人數，依江淮例差軍將、大將管押，其江淮兩浙諸州一依前詔，不得差大戶押綱”。從以上引文來看，在汴河和東南六路漕運中，宋中央明文規定不許差役民戶押綱，但一些地方仍存在差民戶充軍將的現象。有關軍將的全部情況，由於缺乏詳細的記載，尚難以完全弄清。一般認為軍將、軍大將是低級無品武官。如前所談，衙前經一定期限後可補為軍將，以資鼓勵。但事實上還存在著另一種軍將，太平興國九年的一份上奏說，江南押綱皆差稅戶軍將。天聖六年，宋政府又特免雄州歸信、容城兩縣供輸戶為衙前軍將。顯而易見，這兩條材料提到的軍將，不會是低級軍官，可能倒有差役的性質。再如：宋仁宗時，舒州運鹽，“皖口都鹽倉，自來差殿侍、三司軍將押綱到彼下卸，本州止差裏正軍將交綱”，在此就明確地將軍將區分為三司軍將和裏正軍將兩類，前者屬職業軍吏無疑，而後者顯然不在武職之列。總之，太平興國八年的詔書規定了在主要漕運線上，不再使用差役民戶（衙前、民戶軍將等），而專用職業性的三司軍將、軍大將等低級武吏。此後，這些軍吏的主要職責就是押綱，其原來的軍事意義消失，其隸屬關係也在三司（北宋前期的最高財政機關），“發運司占隸三司軍將，分部漕舡”，其升遷也由發運司等漕運管理機關向三司保舉。除三司軍將、大將外，有時還參用高於其級別的使臣、殿侍等武職官押綱，但不固定。上述押綱人員構成的變化，是由於汴河和東南漕運路線漫長，運送糧食等物資的任務又十分繁重，由鄉村民戶管押效果太差，因此，才改用職業將吏押送。不過，在地方州縣和非漕運幹線地區，以及地方小規模上供“雜運”中，仍多以衙前役人押綱。宋人對衙前重役的議論，主要指的也是這一部分人。

　　宋神宗熙寧年間，王安石推行募役法，被長期視作“重難”的衙前役遭到廢除，漕運以及其他官府運輸中的差役現象基本消失，押綱乃全由武職將吏充任。由於三班使臣冗員很多，而差遣機會較少，於是，在押綱軍將不足的情況下，一些官員便建議派使臣參加押綱。但三司則以使臣俸祿厚於軍將，不免開支過大為由，反對多用使臣。元豐二年，宋政府一度做出這樣的規定：汴河及江南荊湖，“以七分差三班使臣，三分差軍大將、殿侍”。此項規定行使的時間肯定不會太久，從以後有關史料來看，言及押綱則多提軍將之名，可見軍將仍為押綱主力，如崇寧五年，刑部尚書王能甫說：“國家仰給諸路，全賴軍大將管押……”。

　　北宋王朝除組織以上專職押綱人員外，還利用地方官替換之際，鼓勵卸任回京的官員參加臨時性的押綱。早在宋太祖滅蜀不久，便令西川卸任替換官押綱赴京，同時給以獎勵，“與減一選，無選可減，加一階”。不過，這種形式在押綱中所占比例很小，一般采取自願的原則，而不屬硬性規定。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的詔書稱：“廣南、西川京朝幕職州縣官丁憂離任，情願管押綱運者，並聽，仍給驛券。”即在押綱時，給予交通上的便利。天禧二年，又下詔規定，諸路州軍參加押綱的替換官員不得擅離職守，“不得取便別路行”，以防綱運遭到損失。在熙寧變法時，宋朝曾下令，多募替換官員押綱。針對因賠累過重而寡有應募者的情況，王安石建議對應募者應提供善舟、壯卒，並及時差遣；對押送風險較大的錢帛綱者再給予優厚補貼。熙寧五年，權江西提刑提舉金君卿在當地響應，“募受代官部錢帛綱趨京，不差鄉戶衙前，而費十減五六”。到宋哲宗元符時，發運司上言：“如無應選募官管押上京，即差押綱使臣、差使、借差（均為下級武官）、大將、軍將管押”，說明此時這種方法已難實行了。需要指出的是，官員參加押綱的形式主要存在於價值較高的錢帛綱運中。

　　在漕運中以使臣、軍將等下級軍官武吏和卸任官員押綱，顯然比民戶約束漕卒、管理船物有力得多，因而才取代了服役民戶。但在漫長的運輸過程中，要想完全避免自然損耗和人為侵盜現象，也是不可能的。而一旦出現了損失，押運者除了要按規定賠補一定份額外，重者要展期磨勘（延期升遷）、勒充重役，直至加刑。因此，受罰、賠累的現象屢見不鮮，宋人筆記小說對此有不少反映。如官僚馮京之父買一妾，問其出身，“乃言其父有官，因綱運欠折，鬻妾以為賠償之計”。又如：王安石夫人曾為安石買一侍妾，也是運米失舟而家產蕩盡的軍大將之妻，請聽其訴：“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資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所以，逃避押綱的現象非常普遍。如元時，發運司的上奏就稱，押綱人常稱病擅自離去。於是，押綱人數不足成為一個頗為嚴重的問題。宋徽宗時，為了補充押綱人缺額，不得不通過招募土人的辦法加以解決。大觀元年敕稱：“諸路綱運押綱軍大將見闕及年滿綱運無人差撥，特召募軍將，未足見闕及數應諸河綱運窠名，令發運、輦運、轉運、撥發、鑄錢司下諸州，並依都官法，用家業抵保，召募土人，或衙前吏人充守闕軍將，就近管押”。

　　政和二年，尚書省奏言：押綱不差衙前公人、軍人，除使臣、軍大將外，“許本路募第三等已上有物力土人管押”。政和五年，祠部員外郎胡獻可進一步要求在諸路綱運中招募土人押綱。同時，賠償處罰規定有所放鬆。於是，押綱中的雇募成分迅速增加。但在放寬賠損規定以後，很快便產生了一些不利的後果，特別是一些不法之徒趁機混入押綱隊列，所謂“有物力自愛之民多不應募，惟無賴子弟產業僅存，乃兵梢奸猾者，則旋以百千置產，使親屬應募，遂補守闕進義副尉（即守闕軍將），及得管押萬碩綱至京，欠一分五厘，計米一千五百碩，才得杖罪。”遂互相勾結，大肆侵盜漕運物資。因此，發運司力主廢除招募之法，要求“依法募官，先募未到部小使臣，及非泛補授校尉已上未許參部人，並進納人管押”。宣和二年，宋廷乃停用招募土人之製。

　　為補充押綱人數，宋王朝還鼓勵進納官、銓試不中者押綱，“以三年為住，任內無違闕，即與依試中人例，注授差遣”。宣和廢土人押綱法後，又對押綱人員的選用做出以下規定：“先大小使臣、校尉合注授人，次校尉以上未參部及未到部人，次非泛補授校尉以上未許參部人，次進納文武官，次副校尉……”。

　　北宋押綱人員中除替換卸任官等係臨時性兼職外，其餘衙前役人、武職將吏及應募土人等，都是專職押運者，而將吏和應募者又屬以此為業者。從北宋押綱人員構成的變化來看，大體上經曆了這樣的趨勢：即由差役向雇募過渡，由服役民戶而轉為職業將吏。

　　就北宋時押綱人員的待遇而言，鄉村上戶承擔押綱力役的同時，也從封建政府那裏獲得某些好處，如通過一定期限的押綱勞作，可以出職補官；可以獲得坊場酬勞等。使臣、軍將及應募土人，則是宋朝專門雇養的押運者，他們除了領取報酬外，還通過押綱獲得向上爬的資格，而且也可取得其他方麵的實惠，如在綱運中，可以挾帶販運私貨，享有一定的免稅特權，所謂“汴河綱船久例附載商貨入京”，沿途不得檢點。事實上，他們還常常通過克扣勞動者工錢甚至侵盜漕物，牟取暴利，如“有三司軍將趙永昌者，素凶暴，督運江南，多為奸贓”。雖有嚴刑峻法，此類現象卻從未消失。到北宋末，還出現了押綱者自買千石大船，“名裝官物，十分攬載私貨”的現象。但總的說來，在北宋一代，“押綱”對大多數押運者而言還是害大於利，所以，從來被視為“重難”、“畏途”。

　　綜上所述，押綱人員是北宋漕運中直接的監督管理者，他們的成分由宋初的役人逐漸過渡為職業軍吏和雇募人。押綱者既受封建統治者的驅使、壓迫，又對勞動者進行監督和奴役。

　　（原文發表於《中國史研究》1997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