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論稿

二十、北宋東南漕運製度的演變及其影響

　　北宋時期，漕運得到了巨大的發展，無論是運輸規模還是運輸範圍，都遠過於前代。其中東南地區的漕運，在唐代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增長，成為北宋王朝立國的重要基石和生命線。為了確保東南漕運的暢通，宋政府實行了許多製度和措施。其中，以宋初至崇寧時的“轉般法”和崇寧以後的“直達法”最為關鍵。其發展變化直接關係著東南漕運的盛衰。

　　一 轉般法的淵源

　　北宋在東南實行的漕運轉般法，從形式上講，是指東南六路（江南東、西路，淮南，兩浙和荊湖南、北路）漕物運至淮南，再由汴河漕船轉運京師，即轉遞運輸，故名“轉般”。其實，這種運輸形式前代已經出現。

　　自隋代運河建成後，東南物資就已源源不斷地通過運河漕運北方。但由於航線過長，所經河道差異較大，出現了許多影響行船的問題，使漕運受到阻滯。唐玄宗時，裴耀卿針對以上問題，吸取了隋代沿黃河一線設倉，“轉相灌注”的經驗，建議變更長運，於河口、洛口置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加上洛陽至長安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矣”。裴氏之議適應不同水路狀況，以分段轉運的辦法解決阻滯現象，較為便利可行，因而被唐政府采用。

　　到劉晏主持漕運時，進而規定了“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的製度，以便使“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可見轉般運輸法，是從解決運河各段載航差異的矛盾中產生的。為了保證漕運量的穩定，劉晏又在淮南諸道列置巡院，及時掌握各地收成和物價情況，於豐稔地區增糴，在歉收之地少征，又具有一定平衡物價的作用。總之，唐人成功的措施和經驗，對北宋轉般法有直接的影響。

　　二 北宋轉般法的形成和發展

　　根據宋人的記載，北宋的轉般法大致有三個方麵的內容，比唐代複雜而健全。1.東南六路上供物資經淮南轉般倉中轉，由汴河漕船運達汴京。即“東南諸路斛鬥自江湖起綱至於淮甸，以及真揚楚泗建置轉船倉七所，聚畜糧儲，複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2.主管東南漕運的發運司，在江淮等地糴米儲積，當某路無法按時完成上供額時，以儲米代為上供。“州縣告歉，則折納上等優劣[價錢]，謂之‘額斛’，計本年最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3.六路漕船從淮南載鹽歸本路，賣鹽息錢充本路經費，使各路漕運得以補貼。即回舟“複以通泰載為諸路漕司經費”。這是北宋在前代的基礎上逐漸發展形成的。

　　宋初，疏通了汴河與淮南的聯係，淮南之物得以北運。淮南運河堰埭頗多，漕舟至此，乃分段轉般遞運，將貨物集中到楚州和泗州，再從這兩地轉入汴河。楚、泗二州位於淮南運河與淮、汴河的交接點上，因而成為漕運的集散地和轉般場所，估計宋初已在此設立轉般倉。由於當時漕運的規模較小，路途又近，所以，轉般法還僅停留在分段轉運的形式上，還不夠係統和完備。據陳傅良所記，此時汴河年漕運量隻有數十萬石。

　　北宋統一南方後，漕運量便迅速上升。太平興國六年

　　（981），汴河僅漕糧一項就達四百萬石，超過前代最高記錄。但由於相應的製度還不健全，對各路缺乏統一組織和管理，又無定額標準，所以漕運量很不穩定，從而製約了漕運的進一步發展。為了適應新的形勢，盡可能地滿足中央集權國家的需要，宋政府於淳化年間，派楊允恭等赴淮南主持漕運，加強對各路漕運的組織工作。楊允恭在統一管理的同時，明確規定了漕運路線：“江浙所運，止於淮泗，由淮泗輸京師”。不久，荊湖地區也被納入。於是，六路漕運在淮南轉般的形式完全確立，“凡水運自江淮南劍兩浙荊湖南北路運，每歲租糴至真、揚、楚、泗州，置轉般倉受納，分調舟船計綱溯流入汴至京師”。真、揚二州位於長江與淮南運河的交匯處，與楚、泗州地位相同，因而也置轉般倉。四州共有轉般倉七所，三處在真、泗，其餘在楚揚。轉般倉受納糧物浩瀚，因此規模都很大。元豐時，發運副使沈希顏稱：“淮南轉般倉泗州最為近便，雖有南北兩倉，才可貯穀一百五萬餘石，揚州廢倉三百餘間，約貯穀百萬石……”雲雲。

　　真揚楚泗四州轉般倉受納各路漕糧的情況，根據政和二年（1112）淮南轉運判官向子�的上奏可知，真州接收江南東西路、荊湖南北路上供糧物，揚州接收兩浙地區，泗州接收淮西地區。雖未提到楚州，但根據楚州位於泗州以東推測，估計主要接收淮東之物。

　　這一時期，北宋政府對六路漕糧在京畿地區的儲納地點和數量，也做了明確規定。如淳化四年（993），六路上供漕米共六百二十萬石，“內四百八十五萬石赴闕，一百三十五萬石南京畿送納。淮南一百五十萬石赴闕，二十萬石鹹平、尉氏，五萬石太康；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七十四萬五千一百石赴闕，二十四萬五千石赴拱州；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百石，一百萬八千九百石赴闕，二十萬石赴南京；湖南六十五萬石盡赴闕；湖北三十五萬石盡赴闕；兩浙一百五十五萬石，八十四萬五千石赴闕，四十萬三千三百五十二石陳留，二十五萬一千六百四十八石雍丘”。由此可見，漕糧的絕大部分是供應京師的，又有一部分供給南京（今河南商丘）地區的駐軍。

　　東南漕運轉般製的形式確立後，北宋又針對各路收成和距離不同而影響漕運量的問題，采取了相應的措施加以解決，即吸取了劉晏和糴的經驗，以糴買積儲填補缺額。如範仲淹所說：“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大致每年在江浙等地糴米二百萬石。這些糧食便用來補充歉收地區上供的缺額，歉收之地則以錢折充所缺，這樣既保障了漕運量的穩定，又可調濟豐歉。上述工作主要由發運司主持，但發運司從設置之日（至道時）起，就幾經廢立，直到仁宗時才最終確立。因此，北宋前期，這項調濟措施尚處於初創階段。到許元主持漕運時，這一措施才趨完備，並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宋政府還把漕運轉般法與東南鹽法結合起來，以互相支持。眾所周知，北宋在全國各地製定了不同的鹽法，其中東南地區實行“官賣鹽法”，即六路轉運司控製淮南鹽的運銷。於是，各路漕船至淮南轉般倉卸貨後，便可利用返航空舟運載本路之鹽，散鹽於所屬諸州，“諸州雖有費，亦有鹽以償之”。北宋地方收入多上交中央，宋政府乃以六路賣鹽息錢充本路經費，“歲以所入課利申省，而轉運司操其贏，以佐一路之費”。反過來支持漕運和其他上供所需，可謂互利互惠，“故漕不乏，民力亦寬”。其鹽運分配如下：

　　淮南鹽置倉以受之，通、楚州各一，泰州三。又置轉般倉二，一於真州，以受五倉鹽；一於漣水，以受海州、漣水鹽，江南荊湖歲漕米至淮南，受鹽以歸。

　　可見轉般法與東南官賣鹽法形成了密切的關係。這對當時中央與東南地方的財政有重要的意義。同時，以返航空船載鹽，省去了專門的運鹽費用，對漕船的合理利用，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因而有人指出：“鹽法與轉般相因以為利”、“轉般、鹽法為發運司職事之根本”。

　　北宋在前代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漕運轉般法，使其不僅解決了各段運河阻滯漕船的問題，更具有了以積儲補不足、及回船運鹽等項內容，對東南漕運量的提高，無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景德四年（1007），僅東南漕糧即定額為每年六百萬石，並定為永製。但是，存在的問題仍然不少，如組織管理不完善、對各地調濟的不夠等，特別是對某些上供物資規定過死，供需情況不明，對運費和成本很少考慮，以致造成極大浪費。如宋太宗時，上供的許多物品既不適用，又粗糙不堪，得不償失。

　　三 慶曆以後轉般法的充實和改造

　　宋真宗時期，東南漕運創下了年漕運糧食七百萬、八百萬的罕見記錄。但由於前述諸不利因素的影響，漕運量難以穩定，特別是宋仁宗即位初，問題更為嚴重，不得不將年額減為五百五十萬石。慶曆以後，宋政府乃對漕運進行了調整，並委任許元主持此項工作。許元首先加強和糴的調節作用，並建立了完整的製度。其具體做法是：發運司從中央取得一筆錢充糴本，每年定期在東南各路糴米儲於轉般倉，使“諸倉常有數年之積”，當某地無法完成漕運額時，即以儲米代為上供，稱“代發”，然後把代發米數折納為錢，稱“額斛”，加上水腳運費，由被代發的地區交納，即“諸路有歲歉米貴，則令輸錢以當年額，而為之就米賤路分糴之，以足年額。諸路年額易辦而發運司所收錢米常以有餘，或以其餘借助諸闕乏”。“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這一固定的代發製度，充分發揮了調濟補缺的功能，使漕運量的穩定有了可靠的保證，同時又有“權水旱，製低昂”之效。

　　當然，還應充分注意到這一措施具有的牟利作用，如蘇轍所說：“發運司以所糴米代之，而取直於轉運司，幾倍本路實價，轉運司米雖至而出限一日，輒不得充數。”

　　其次，許元在加強發運司領導職能的同時，注重六路轉運司的配合作用，改善了漕運的組織管理工作。宋初，常以淮南轉運司主持漕運轉般事務，但該司沒有監督、協調各路的職權，結果問題迭出。寶元元年（1038），發運司已成為領導和監督東南各路漕運的最高機構。於是，發運司直接指揮各路州縣漕運，集中使用漕船，稱之“團綱”，“不複委本路，獨發運使專其任”，剝奪了各轉運司分擔的漕運工作。結果，發運司事務繁重，管理混亂，無法及時處理各種問題，而各轉運司則荒於配合，也給漕運造成不利的影響。為了完成定額，發運司隻得改變汴綱漕卒冬季休息的製度，在冬季出江漕運，但相應的措施和管理跟不上，又造成了許多不良後果，有汴卒不習江水，“沉失者多”的；有吏胥肆意分派汴船，敲詐勒索者；有漕卒“終身不還其家而老死河路者”等等，不一而足。

　　皇�（1049-1054）時，許元主持發運司工作。他針對以上問題，先奏請中央恢複了原來的製度，各路漕運仍由轉運司管理，汴船不許出江。又奏請中央同意，以發運司全權領導六路漕運，明確彼此的權限，以加強對東南漕運的統一規劃。經過許元的整頓，穩定了六路漕運的轉般形式，增強了發運司領導全局的作用和各種配合的作用，改善了漕運管理混亂的狀況。歐陽修對許元給予了高度評價：“修前人久廢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為之六年，厥績大著。”

　　許元卸任後，發運司對諸路的領導減弱。同時，各路轉運司經費不足，漕船日益缺乏。因此，發運司隻得再令汴船出江漕運。嘉�三年（1058），宋政府重申原來規定，下令東南各路按轉般法規定漕運本路物資，“發運司更不得支撥裏河（汴河）鹽糧綱往諸路”。但這一命令實際上無法得到貫徹執行。到宋英宗時，隻得默認了汴船出江的事實。

　　應當指出的是，在加強了各轉運司的配合和相應的管理的情況下，利用冬季閑置汴船出江漕運，是現實合理的，從而緩解了各路漕運能力不足的矛盾，對轉般法做了一定的調整。

　　宋仁宗時的改革，基本上消除了影響漕運量穩定的因素，是值得肯定的。但隨之而來又出現了規定僵死以及浪費巨大等問題。這在漕糧以外的物資中表現得最為嚴重。推究其源，仍在於漕運管理體製上。因為按照既定的管理程序規定，漕運的各種定額指標全由中央財政機關三司製定，發運司隻根據定額要求具體組織各路漕運，無權更改各項指標。所以隨著情況的變化，指標便與現實嚴重脫節。加上封建官僚管理的弊病，就造成上述後果。

　　為了根絕這些問題，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在東南漕運中實行了“均輸法”。其主要內容如下：首先，打破了舊有的管理體製，擴大發運使職權，使其“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全權負責東南漕運事務。

　　其次，根據京師的需要，對各項定額隨時調整，避免造成所供非所需的後果，“三司有餘粟，則以粟轉為錢、為銀絹，以充上供之數，他物亦然，故有無相資，無偏重之弊”。

　　最後，運用“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的原則，靈活變通，以節省運費。

　　為了保證“均輸法”的實施，王安石對發運使薛向給予了極大信任，並撥給錢五百萬�、米三百萬石作本錢，使其掌握了雄厚的調節資本。在薛向的努力下，均輸法充分合理地安排漕運事務，在更大程度上滿足了宋王朝對東南物資的綜合利用，緩和了供需緊張的矛盾，在轉般法的基礎上，進一步豐富了漕運製度。薛向還雇募了一部分商船參加漕運，“與官舟分運，以相檢查”，減少了官舟中的侵盜現象，這一措施，客觀上還有利於民運業及商業活動的發展。

　　從宋初到宋神宗時期，北宋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漕運製度，合理可行，對保證東南漕運的順利進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對官賣鹽法的實行和東南豐歉的調濟等方麵，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故上下俱寬，而中都不乏”。呂祖謙高度評價為“此是本朝良法”。

　　四 “直達法”的產生及其影響

　　直達法是北宋後期在東南實行的漕運法，即東南六路物資由各轉運司直接運至京師，不再於淮南對漕運進行轉般、代發及調濟的工作。

　　直達法最早產生於宋仁宗天聖時。在此以前，東南及廣南上供中的一部分貴重之物，如金銀、香藥及犀象等百貨，與糧食等大宗物資一樣從運河漕運京師。船至淮南，因運河中堰埭頗多，隻得轉般遞運，“雖免推舟過堰之苦，然侵盜之弊由此而起”。為了防止貴重物品丟失，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荀奏請以閘代堰，“自是東南金帛茶布之類直至京師，惟六路上供猶循用轉般法”。這一變更無疑是現實的，但其規模小、地位次要，所以對總的漕運轉般法影響並不大。然而，此舉卻為以後直達法的大規模實行，創造了條件。

　　宋徽宗崇寧（1102-1106）初，蔡京集團為了增加中央收入，改變了東南鹽法，以鈔鹽（通商）法取代官賣鹽法，鹽利全歸榷貨務“不許諸路以官船回載為轉運司之利”。實質上是將這筆收入從東南漕司手中掠為中央所有，各路損失不下數十萬貫錢。這就嚴重地影響了六路的收支平衡，使其原已緊張的財政狀況更為惡化，各轉運司便難以籌措到必要的漕運經費和船隻，“漕計已自不足”。此外，六路漕船從淮南回時，無鹽可運，空舟返航，極不經濟。可見鹽法的變化，對轉般漕運製度造成了一次重大的衝擊，使其陷入相當艱難的境地。

　　不久，轉般法又遭到一次衝擊，使其優勢俱喪，僅存其轉般形式。其時，發運使胡師文為求升遷，迎合當權者貪婪的需要，將發運司糴本數百萬貫以“羨餘”之名上交，換取了戶部侍郎的職位，其後繼者多加仿效，於是“本錢竭矣”，使轉般法喪失了調濟補缺的重要功能，“不能增糴而儲積空矣，儲積既空，無可代發，而轉般無用矣”。總之，隨著形勢的變化，轉般法難以維持下去。

　　在上述情況下，戶部尚書曾孝廣認為以閘代堰後，漕船可順利通過淮南運河，轉般法就無必要維持了。他奏請中央改行直達漕運法。崇寧三年（1104），宋政府正式下令在東南漕運中實行直達法，“六路轉運司每歲以上供物斛，各於所部用本路人船般運，直達京師，更不轉般。”發運司不再總管漕運，將原有汴船除留少部分，應付“非泛綱運”外，其餘分撥諸路，徒具空名的轉般法遭到廢棄。

　　直達法的出現，應當說是轉般法癱瘓後的必然產物。但是，兩法相比，直達法明顯弊多利少，遠沒有轉般法優越。其弊主要表現在：其一，沒有了“代發”製，等於取消了一個緩衝環節，使東南與京師之間的供需關係趨於緊張，造成北宋後期漕運量極不穩定的後果，“致多拖欠”。其二，調濟平衡的作用喪失後，各路嚴格按照定額漕運，雖遇豐歉不同情況，也不能改變計劃，均輸法以前的各種弊端重新出現。其三，各路漕船頻繁通過淮南運河，水閘失去正常控製，於是“河道日益淺澀”，影響了船隻的航行。其四，東南轉運司在經費匱乏的情況下，為了應付繁重的漕運，不得不增加額外賦稅，給當地人民的生活帶來了嚴重的影響。宋徽宗也承認：“自行鈔鹽，漕計窘匱，以江西言之，和、豫買欠民價不少，何以副仁民愛物之意？”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攔截別路漕船的現象。其五“回綱無所得，沿江州縣亦無批請，故毀舟盜賣以充日食，而敗舟亡卒處處有之，轉為賊盜不可勝計，其為害非細也”。

　　因此，直達法實行不久，就遭到大多數人的反對，尤以東南漕臣最感不便，要求恢複原法的奏章便不時出現。大觀三年（1109），譚稹奉命調查此事。他指出：“自開歲綱運不至，兩河所糴所般數日不多，何以為策？”建議恢複轉般法。兩年後，向子�又提出相同的請求及具體措施，江西轉運副使張根也提出“盡以鹽額還漕司，糴本錢還發運司”的建議。宋政府雖有意改善漕運狀況，但既不願放棄東南鹽利，又不肯給六路和發運司足夠的經費，所以，恢複之舉便流於口頭形式。

　　宣和以後，直達法的問題日益暴露，加上管理混亂，加劇了東南漕運的危機局麵。宣和五年（1123），江西漕臣奏稱：“如大江東西、荊湖南北有終歲不能行一運者，有押米萬石欠七八千石，有拋失舟船、兵梢逃散，十不存一二者”，“至有一路漕司不自置舟船，截留他路回綱，尤為不便”。次年，宋政府不得已再做恢複般轉法的打算，撥給發運司一筆糴本錢。但據楊時記載，“乃取之諸路”。楊時接著指出：“自鈔法行，鹽課悉歸榷貨務，諸路一無所得，漕計日已不給，今又斂取之，非出於漕臣之家，亦取諸民而已。民力困敝，徒為紛紛，無補於事。”可見此舉無異於剜肉補瘡，使東南諸路雪上加霜，根本無力承擔漕運任務。或挪用應上交的糴本錢，或截用他路漕船，不一而足，雖屢禁而不止。而轉般法也完全是徒具虛名，僅在淮南登記收支而已。靖康元年（1126），宋政府又規定，淮南、兩浙依舊直達，江湖四路實行轉般法。此時，北宋王朝覆亡在即，有關挽救漕運的措施終成泡影。

　　宋徽宗大觀以後，出現了“或行轉般或行直達，詔令不一”的局麵。這反映出直達法對東南漕運是不適應的。當時朝野上下雖知其弊，並多次試圖加以解決，但由於最高統治集團的腐朽沒落，不肯收斂其過分的掠奪欲望，所以未能解決這一重大問題。北宋後期，漕運陷入了動蕩不定的境地，致使“戶部校經數，歲亡十二三，而中都藏粟費且盡”，嚴重地削弱了北宋的國力，至靖康之變時，“財匱而府庫虛……物力既耗，人心驚疑”，君臣為之束手。北宋亡國之所以迅速，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綜上所述，可見漕運製度對北宋漕運有著重大的意義。崇寧以前，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體製，對東南漕運的大規模進行，創造了便利的條件，為中央集權統治，提供了充足的物質保證。北宋末，腐朽統治集團破壞了這一體製，導致了東南漕運混亂的局麵，並對其統治造成了嚴重的影響。北宋漕運製度的這一變遷，也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原文發表於《河北學刊》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