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論稿

十五、呂夷簡與北宋中葉的政風

　　呂夷簡是宋仁宗朝著名的宰相，曾三冠輔相，主政達二十餘年之久。對於這樣一位在當時產生過很大影響的政治人物，宋人毀譽不一，讚揚者稱其“有絕人之材”；不滿者指其“壞了天下”。縱觀呂夷簡一生，其從政早期曾頗敢言直行，興利除弊，但其後卻轉為玩弄權術，排擠異己，以取寵固位，並以此而聞名於史。那麽，呂夷簡的這一從政特點與北宋中葉的政風究竟有什麽關係？這無疑是宋代，乃至於中國封建政治史上的又一重要問題，值得深入地加以研究。

　　一

　　呂夷簡是宋仁宗朝執政時間最長的宰相，先後三入中書。史稱其“當國柄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揆諸各種史料記載，不難看出呂夷簡的從政活動及特點經曆了一個由直言敢為轉向熱衷權術的蛻變過程。有關其這方麵的活動內容，可概要如下：

　　早期敢言敢行、興利除弊。呂夷簡在宋真宗鹹平年間入仕後，尚不乏關心民瘼、遇事敢言的政治熱情。如在任濱州地方官時，曾上書朝廷廢除河北自五代以來征收農器稅的做法，自是“天下農器皆勿算”，從而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在提點兩浙刑獄任內，他請求緩伐木材於南方，以減輕“工徒至有死者”的問題；在任侍禦史知雜事期間，他又不顧“忤大臣意”而揭露了“假李順”案等。此外，呂夷簡還曾奏彈李溥專權、為寇準辯誣等，這都體現了呂夷簡從政早期盡職敢言的特點。因此，呂夷簡遷任權知開封府後，已頗得令名，所謂“治嚴辦有聲，帝識姓名於屏風，將大用之”。

　　宋真宗死後，呂夷簡配合次相王曾將長期弄權亂政的首相丁謂驅逐出朝，又勸劉太後將天書隨葬梓宮，以結束荒誕、勞民傷財的祥瑞活動。天聖二年合祀天地時，按例輔臣皆應遷官，時任參知政事的呂夷簡卻主動帶頭“辭之”，遂僅加恩而已，從此“著於式”。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也能反映其當時的從政風格，即：呂夷簡與張士遜等大臣主持的茶法改革受阻後，張士遜等人隻顧為自己辯白，一味推卸責任，而呂夷簡則能不顧及自己的得失，據理力爭，指出變法的成效所在。到宋仁宗親政伊始，呂夷簡手疏時政八事，史稱其“勸帝語甚切”。從以上史實可以看出，在宋仁宗朝初期，呂夷簡仍保持了積極的政治熱情。

　　主政後日趨保守，“動有操術”。當呂夷簡在天聖七年升任宰相之後，其果斷、進取的從政特征逐漸喪失，日益轉向明哲保身，大搞權術，以取寵固位之路。根據有關記載，早在劉太後垂簾聽政時，呂夷簡就奔走於兩宮之間，一方麵維護天子利益，另一方麵則對太後的許多非分之舉予以讚助，所謂“歲月逾深，謀猷益著”。宋仁宗親政後，呂夷簡在政治上更是無所創建，惟施展權術，趨利避害而已。如景�二年，呂夷簡奏令參知政事宋綬上中書總例，稱“使一庸夫執之，皆可為宰相矣”。此舉實際上為中書大臣製定了行為條框，使他們在很大程度上隻能按部就班，墨守成規。再如，當宋仁宗詢問廢除前線宦官監軍一事時，呂夷簡稱：“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為之”。而當宋仁宗要求其推薦“謹厚”人選時，他又以不熟悉中官為由推辭，建議由內侍首領保薦。最終，權宦因懼怕承擔責任而主動要求撤掉監軍。如此，呂夷簡既滿足了人主之意，又避免了與內侍的衝突。

　　呂夷簡在竭力“深結人主”的同時，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又黨同伐異，充分施展權術將異己者一一排擠出朝。如先後將李迪、宋庠、王曾及任布等等反對派逐出中書。他甚至還借機挑唆宋仁宗廢黜了曾非議過自己的郭皇後。呂夷簡不遺餘力打擊政敵最突出的表現，則是以“朋黨”的罪名排擠以範仲淹為首的、不滿保守朝政的一批官員。呂夷簡一麵打擊反對派，一麵擴大自己在朝中的勢力，先後薦用的宰臣王隨、陳堯佐等人，或老弱昏憒，或貪濁畏懦，其用心正如當時人孫沔向宋仁宗所指出的：“蓋夷簡不進賢為社稷遠圖，但引不若己者為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己不可”。呂夷簡還通過提高宦官品位等施恩活動來拉攏宦官，以便及時了解宮中情況的變化。後人修《宋史》時，對呂夷簡所為有這樣的評語：“及其為相，深謀遠慮，有古大臣之度焉。在位日久，頗務收恩避怨，以固權利。”

　　由此可見，進入中書後的呂夷簡費神耗思地“排除異己”、“招權市恩”，其所為雖然算不上權臣行為，但因“進用者多出其門”，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其把持朝政的局麵。

　　二

　　呂夷簡的上述從政活動及其特點變化的產生，既有其個人內在的因素影響，更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有很大的關係，也可以說是北宋太宗以來保守政治的直接產物。

　　如所周知，北宋是在五代藩鎮割據、君弱臣強的背景下建立起來的。通過兵變而“黃袍加身”的宋太祖深諳五代之弊，因此，為了維持趙宋王朝的長治久安，在各方麵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來加強中央集權。如所謂的收兵權、分割相權等內容，其遂以開國之主的示範行為，為後世嗣君確立了治國的基本原則。宋太祖曾對輔臣趙普說道：“朕與卿平禍亂以取天下，所創法度，子孫若能謹守，雖百世可也。”宋太宗繼位之初，曾想有所作為，但其才識、品性和魄力都不如乃兄。北伐戰爭的接連失敗，使宋太宗由急於建立不世之功轉為怯懦懼戰，消極防禦。再加之其以非常手段登上帝位，多疑的人格和陰暗的心理，使他迫切地希望政治上的安定，為政方針便集中在“保”和“守”之上。開寶九年，宋太宗登基初便對近臣們表示：“先皇帝創業垂二十年，事為之防，曲為之製，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逾越。”可見，“因循”、“防弊”已成為宋太宗尊崇奉行的治國之策。

　　如果說在宋太祖時期，為防範文武重臣篡位而采取加強中央集權的種種措施，對於鞏固統一、穩定政局具有積極作用的話，那麽宋太宗時代將此“安邦之術”僵硬化、極端化的做法，則對後世繼承者產生了極大的消極影響，被視為祖宗之法而奉行不悖，於是因循守舊成風，政治日趨保守。

　　宋初，士大夫地主階層在經曆了五代時期淪喪失落的境地後，重新獲得優越的社會地位，一躍成為趙宋統治集團的中堅力量，誠如北宋名臣文彥博所言：“為與士大夫治天下。”但是，當門閥世族消亡之後，土地兼並日趨劇烈，科舉選官成為入仕的主要渠道，這都使得累世公卿、富貴長存的局麵一去不返。於是，盡管士大夫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責任心被再度激發起來，然而在人主過分強化集權統治和因循、慎守的治國方針的左右下，他們為了維護其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既得利益，其從政理念也勢必要適應統治者的要求，成為“因”字方針的參與製定者和直接貫徹者。反映到政治上就是一切率由舊章、墨守成規，其開拓進取精神遂日益喪失。

　　宋初宰相範質，因後周遺臣的緣故，惟“循規蹈矩”（黃震《古今紀要》卷一七《宋朝》）。曆仕宋太祖、太宗兩朝的主要宰臣趙普，就是宋初保守官僚的突出代表。據史料記載，趙普主掌中書時，曾在大堂上放置了兩個大甕，凡中外有上言時政利害的奏書，他都投入甕中，待積滿後便全部燒毀。宰相沈倫，被北宋史家稱之為“純樸謹厚……然十年相位但齷齪固寵，不能有所建明”。在宋太宗朝，循默無為成為當時宰執大臣身上所普遍具有的顯著特點。如李□被評價為“循謹自守、無赫赫稱”；賈黃中更是“畏慎過甚，中書政事頗留不決”，“專務循默、無所發明”。正是在這樣一批士大夫階層的頭麵人物高揚“因循”、“無為”的旗幟之下，使得政壇出現了一派的保守空氣。如同時代大臣張齊賢勉勵後代的詩中所雲：“慎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國法須遵守，人非莫舉揚。”

　　到宋真宗朝，循默、保守之風更為濃烈。至道三年，宋真宗在即位製中就宣稱“先朝庶政，盡有成規，務在遵行，不敢失墜”。澶淵之盟後，為了轉移國人的視線，君臣不惜勞民傷財，大搞天書祥瑞活動。在此形勢下，一時主政大臣大抵皆為墨守舊章、順從偷安之輩。誠如《容齋隨筆》卷四所稱：“景德祥符間治安之極，王文穆、陳文忠、陳文僖、丁晉公諸人造作天書符瑞，以為固寵容悅之計。”可以說，在宋真宗一朝，“守舊規、戒生事”已成為當政官僚群體的普遍行為模式和心理特征，當時的所謂名相也是如此。如李沆“居位縝密，不求聲譽，動遵條製”，號“無口匏”；王旦一味謙恭順從，甚至於違心地參與祥瑞活動。所謂：“王文正公旦實為參政宰相，無一不預，官自侍郎至太保。公心知得罪於清議，而固戀患失，不能決去。”還值得一提的是，呂夷簡的從父，也是曆仕宋太宗、真宗兩朝的宰相呂蒙正，也以“將順德美”、“以寬厚為相”著稱於史。呂蒙正曾在與宋太宗討論治國之道時這樣說：“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近日內外皆來上封，求更製度者甚眾，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此段話的實質就是安於現狀，拒絕變革。這就難怪其罷相製中有“竊祿偷安，莫斯為甚”的評語。在此政治局麵之下，寇準一旦打破官員論資排輩升遷的秩序，自然便會遭到上上下下的非議，其最終貶官不能不說與此有莫大的關係。由此可見，宋真宗時期，朝政已因循苟且成風。

　　到宋仁宗即位以後，政治上的保守之風有增無減。宋仁宗登基時也表示“凡百機務，盡有成規，謹當奉行，不敢失墜”，此語其實正是這位君王優柔寡斷、怯懦無能特點的最好標簽。與此同時，“士大夫務以衝晦自養”。如曾推薦呂夷簡為次相的王曾，雖號稱名相，但在政治上惟求平穩，所謂“以厚重鎮天下”。餘如早於呂夷簡入相的張士遜之流更不足稱道，這就形成了“今之政失於寬而蔽於姑息，今之士弛於務而幸於因循”的局麵。朱熹曾對此評說道：太宗一朝“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真宗時期“東封西祀，糜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而至仁宗即位後“終不曾做得一事”。

　　正是在以上日益保守、萎靡的政治背景下，呂夷簡步入仕途，並最終成為宰相。如此以來，其從政特點的形成與演變遂不能不受到當時政風的重大影響，亦即受其所屬士大夫群體普遍處世態度和心理特征的影響。特別是呂蒙正作為呂氏家族的楷模人物和宰相的典型代表，其政治風格、行事方法對乃侄呂夷簡勢必產生直接的影響。也就是說，儒家正統思想賦予了呂夷簡“兼濟天下之誌”的熱情，使其在為政初期能敢言直諫、興利除弊。然而，在宋初以來保守政風的日益腐蝕之下，尤其是當其以宰相身份與宮廷發生直接的交往後，呂夷簡深刻地理解了封建官場之道和人主的本來麵目，如劉太後垂簾期間，大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又多次出現僭越行為。當宰相王曾及樞密使曹利用稍有異議時，不是被貶出朝，就是被逼而死。臭名昭著的王欽若僅僅因為與太後關係密切，便能夠再入相府。而各方麵都不如呂夷簡的張士遜，也因曾在東宮效過力，遂在呂夷簡之前拜相。於是，為了保護自身利益，以及解決個人與群體之間的衝突，呂夷簡進入中書後不但在行動上而且在信念上均發生了轉變，進取精神逐漸地被保守行為所取代。

　　呂夷簡並非庸碌無能之輩，然而在當時的大背景環境之下，為求自我實現，他隻能將主要智慮用於招權固位之上，為政的主要精力也花在計較利害得失、黨同伐異及爾虞我詐方麵。其政治權術之複雜多變、心計之縝密，自然非常人所及。呂夷簡的這些從政特點，無疑是宋太宗以來政治不斷保守、士大夫主流群體日益萎靡的產物。

　　三

　　“天子而下，宰相而已”。位居中書的宰輔們身係封建王朝的安危，他們不僅是朝廷大政方針的主要製訂者，而且是統治政策的最高執行者。他們的活動，基本構成了一代封建政治史。身為宰相的呂夷簡，三貫台席，前後主政達二十餘年，這在北宋曆史上是不多見的。因此，其從政風格反過來也必然對宋仁宗朝政壇產生頗大的影響。

　　經曆了唐末、五代戰亂以後的北宋，正處在恢複封建道德標準及其社會風氣之時。值此時代變易之際，為求鞏固已取得的高位，呂夷簡在維護祖宗之法和傳統道德規範的旗幟遮掩下，巧妙地運用了政治權謀，上下其手，左右逢源，長期盤踞於政權中樞，從而形成了其獨有的從政特點。這也是呂夷簡所屬士大夫群體因循守舊的普遍意識製約規範的結果。然而，也正是因為呂夷簡位居中樞，執掌重權，其從政風格反過來又必然對當時的政治產生重大的影響。揆諸呂夷簡執政以來的有關記載，可以清楚地看到這樣鐵的史實：數次將範仲淹等一批直言進諫、要求改革的官員一一罷免，“使天下之人，父教其子，兄教其弟，鹹以直言為諱”；同時又對阿附於己者大力扶持，“使天下之人，皆以逐利為智能，遠勢為愚鈍”，“使天下貪廉混淆，善惡無別”，以至於“法製日以玩弛，徼幸之弊多”。更重要的是，他身居宰輔之位，不能為封建朝廷和天下百姓興利除害，所謂“謀身忘公，養成天下今日之患，遂致二邊連構，百姓困窮”，遂對北宋中葉的國勢造成了不良的後果。此外，呂夷簡的權術活動，還對士大夫群體帶來了觀念、意識上的消極影響，時人批評道：“居官者以因循自守，不務遠圖，求進者以必遂為限，無嫌苟得”。甚至連此後的許多所謂賢良方正之臣也不例外。正如清代思想家王船山在《宋論》中所指出：“（呂）夷簡固以訕之不怒、逐之不恥，為上下交順之術，而其心不可問者多矣。其繼起當國能守正而無傾險者，文彥博[也]，而亦利用夷簡之術，以自挫其剛方之氣；乃恐其誌不足以行，則旁求助於才辯有餘之士，群起以折異己而得伸”。而曾與呂夷簡水火不容的改革派代表範仲淹，在遭受了多次打擊後，也似乎有些理解了呂氏為人。朱熹便曾言及呂、範和解之事。範仲淹在給呂夷簡寫的祭文中則稱其：“股肱同體”、“雍容道行”。於是，統治集團在政治上守舊無為，軍事上消極防禦，思想上害怕變革，生活上奢侈腐化，從而加速了北宋中葉政治的頹勢，以至於時政弊端叢生，積重難返。即使偶然出現的一些除舊布新的勢頭，在以呂夷簡等人為代表的強大的習慣勢力麵前，也隻能被壓抑下去。朱熹直接了當地抨擊道：“呂夷簡最是個無能底人”，“其所引援皆是半間不界無狀之人，弄得天下之事日入於昏亂”。“本朝全盛之時，如慶曆元�間，隻是相共扶持這個天下，不敢做事，不敢動。被夷狄侮，也隻忍受，不敢與較，亦不敢施設一事”，可謂一針見血。正是因為呂夷簡當政期間政治的極端因循保守，也應了“物極必反”的法則，遂在其罷相不久出現了“慶曆新政”及以後的王安石變法。

　　綜上所述，呂夷簡作為北宋中期最具代表性的宰相，既非無能奸佞之流，也非有為諍臣之輩，其弄權、固位之從政特點的形成與演變，既是其家庭、文化及社會階層等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更是宋初以來保守政治日益發展的產物。而在呂氏從政風格的影響之下，北宋中葉的政風也日趨頹喪，給當時的封建統治帶來了頗大的危害。

　　（本文與張瑾合作所寫，發表於《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