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論稿

十四、試論呂夷簡的政治“操術”

　　呂夷簡是北宋中期最有影響的宰相之一，在仁宗朝曾三入中書，前後主政達二十餘年，這在北宋曆史上是不多見的。拋開呂夷簡生前死後褒貶不一的政績不談，其所謂的“操術”，也就是政治權謀卻是極為突出的，影響也是相當大的。《宋史》本傳稱：“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後配食仁宗廟，為世名相”。北宋史家王稱也說：“夷簡誠有絕人之才，故能達權而應變”。那麽呂夷簡絕人的政治“操術”究竟如何，又是怎樣出現的，它與北宋的封建政治又有什麽關係？這無疑是政治史上一個引人入勝而又頗值得探討的問題。

　　一

　　縱觀呂夷簡生平，公允地說其既非舍身報國的“諍臣”之輩，也絕非禍國殃民的“奸邪”之流，他在入相以後所表現出的顯著的“操術”活動，是經曆了入仕、沉浮及與宮廷交往的政界曆程而形成的，而這個政界正是高度強化的北宋中央集權政治操縱下的舞台。也就是說，呂夷簡的權謀活動是一個與北宋封建政治密切相關的複雜曆史現象。

　　如所周知，經曆了中唐、五代時期“臣強君弱”混亂局麵之後建立的北宋王朝，從開國伊始就實行了一係列旨在加強中央集權的方針和措施，至太宗時皇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物極必反”的規律也使得此後的宋王朝逐漸喪失了生氣，形成了政治萎靡的局麵，臣僚過度屈從於君權，遇事少有作為，而兩次北伐的失敗更加劇了政壇的保守氣氛。特別是“澶淵之盟”訂立後，宋真宗為洗涮屈服的恥辱，大搞祭天祀土等宗教迷信活動，以轉移國人的視線。一時間“天書”普天降、“祥瑞”遍地生，勞民傷財，“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如寇準之類敢言多諫之臣前後被貶出朝，如王欽若、丁謂之流諂媚奸佞之徒相繼當國秉政，而如王旦、向敏中等更多的所謂賢臣隻能依畏其間。史稱王旦為政能持重，但不免於以宰相身份屢充天書使，“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恒邑邑不樂”，卻不敢稍有違抗。向敏中則遇有難事，“但唯唯”、“複唯唯”、“亦唯唯”。在此形勢之下，朝政日趨頹廢，政壇上下充斥著消極惰性的氣息，這便不能不對整個官僚隊伍產生莫大的消極影響。不能說沒有官員不關心時弊，然而，這方麵的呼聲和舉措既顯得微弱不堪，又難得受到重視，大多數臣僚都安於現狀，“屍餐素祿”而已。

　　呂夷簡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於鹹平中釋褐入仕的。呂夷簡出身官宦之家，其從父呂蒙正為太宗、真宗兩朝宰相。史稱：“有是君則有是臣”，呂蒙正曆兩朝大政，惟“將順德美”，以順從穩重而著稱。呂蒙正從政謹慎的特點無疑對乃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實上，也正是在已致仕的呂蒙正的推薦下，“夷簡由是見知於上（真宗）”。應當說，在從政的早期，呂夷簡尚不乏關心民瘼、遇事敢言的政治熱情。他在曆州郡長吏時，曾多次上言時弊，如從知濱洲代還時上奏：“農器有算，非所以勸力本也”，因其所奏“遂詔天下農器皆勿算”，有益於減輕農民負擔。此舉得到了宰臣王旦的讚賞。又如任提點兩浙刑獄時，針對為應付京師宮觀建築所需，造成當地許多工徒死亡的問題，“夷簡請緩其役，從之”。此外，在侍禦史知雜事任內，也曾數度言事，如請真宗“責躬修政，嚴飭輔相”；揭露假冒李順案；彈劾奸相丁謂黨徒李溥；為遭難的寇準辯誣等等，一度“忤大臣意”，引起了權貴的不滿。但呂夷簡通過自己的出色才幹和有利的背景關係（如呂蒙正之薦、輔相王旦和參知政事王曾之器重等），逐漸得到了升遷，至天禧時，官至刑部郎中、權知開封府。揆諸以上史實，可以看出呂夷簡在進入中書之前既非庸碌之輩，亦非以投機取巧而見長。當然，應當指出的是，在這一階段，由於其尚屬中下級官員，還未接觸到中樞錯綜敏感之事，故精明強幹的呂夷簡處事相對能做到率直敢言。從有關記載來看，其權謀活動並不顯得突出。

　　乾興初，真宗病死，章獻劉太後輔佐年幼的仁宗垂簾聽政，形勢開始發生了重大變化，而呂夷簡也從此一步步進入權力中心。參與朝政既使呂夷簡大開了眼界，也使他開始卷入了險象叢生的政治旋渦之中。仁宗登基不久，朝中便發生了一次激烈的鬥爭，猖獗多年的首相丁謂因久失人心，又“稍失太後意”，遭到素來不合的參知政事王曾等人的反對。王曾利用與丁謂關係密切的大宦官雷允恭處置真宗陵寢失誤為契機，向太後密奏丁、雷專權不法事，於是雷允恭被降旨下獄。在審雷實則攻丁的獄案處理過程中，呂夷簡以權知開封府的身份參與了此事，這也是其首次接觸到的尖銳重大的政治問題，不管其從中發揮的作用大小如何，但呂夷簡支持王曾反對丁謂的態度是顯而易見的。

　　不久，丁謂及其黨徒遭到貶逐，王曾入相，呂夷簡也同時官拜參知政事。形勢雖然在短時間裏發生了很大的變動，但真宗以來紊亂頹廢的政局卻已積重難返，僅憑驅逐幾個奸佞之徒是不可能解決多少問題，加上太後垂簾聽政，依舊喜用順從親信之輩，從而形成了“一朝天子一朝臣”這樣換湯不換藥的結局。通過乾興初至天聖七年間呂夷簡參政任內有關活動的記載，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從率直敢言向世故圓滑退縮的轉變過程。呂夷簡就任參知政事不足一個月，便讚助王曾勸太後將真宗朝偽造的各種天書隨葬，以絕勞民傷財的荒誕之舉再起。這無疑是一項大膽而又明智的舉措，此舉標誌著多年“君臣如病狂然”的大規模迷信活動的結束。次月，當真宗“神主”入太廟時，太後“欲具平生服玩如宮中，以銀罩覆神主”，呂夷簡再加勸諫，提請太後遠奸邪、獎忠直、輔幼主，“則所以報先帝者宜莫若此”。天聖元年，呂夷簡與樞密副使張士遜、參知政事魯宗道受命主持茶法改革。權三司使李谘等針對以往交引榷茶法造成的諸多弊端，提出以通商性的“貼射法”取而代之，得到了呂夷簡等人的支持。新茶法的實行，不僅有益於茶葉生產者和普通茶商，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國家的收入。然而，由於新法剝奪了舊茶法時大商人的暴利，“豪商大賈不能為輕重”，因此引起了他們的猛烈攻擊，“爭言其不便”。於是，天聖三年，當新法中出現一些失誤後，宋中央又以“三說法”取代了貼射法。從事茶法改革的官員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據史料記載，呂夷簡等大臣“嚐主變法之議，詔令分析”，張士遜稱：“皆不出已”，矢口否認支持變法。但呂夷簡並未推卸責任，而是據理辯護道：“自變法以來，京師積錢多，邊計不聞告乏……以此推之，頗有成效”，同時承認三司上報中存在虛數，“非執政能親自較計”。此事雖導致他受到罰俸的處分，但連同以上幾件事足以反映執政初期的呂夷簡，尚保留著興利除弊、遇事敢言的特點。在此還值得一提的是，天聖二年合祀天地後，“故事，輔臣例遷官”，呂夷簡帶頭“辭之”，從此成為定製，輔臣“惟加恩而已”。

　　然而，封建專製時代以人主意誌裁決一切的原則，常常使正義無立足之地，迫使臣子唯命是從，以致於“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而官場的黑暗無道教訓和熏陶著每個官員的靈魂，往往又使具有良知和抱負者最終走向反麵。丁謂垮台與其說是由於奸佞不法，毋寧說是在一定程度上與失寵有關，與丁謂一丘之貉的王欽若雖名聲敗壞，卻照樣能在丁謂遭貶不久的天聖二年九月，因太後之意重登首相之位，“輔臣皆不與聞”。史稱其為政“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中上意。又性傾巧，敢為矯誕”，故能至死恩寵不衰。天聖初的其他大臣，如樞密使曹利用、樞密副使夏竦、張士遜之流也都是恃恩投機者，雖無建樹可言，但其加官晉爵並不受到任何影響。身處這樣的環境之中，特別是看清了代表朝廷最高利益的人主的本來麵目後，呂夷簡的行為便不能不受到極大的影響。天聖六年，次相張知白卒，首相王曾向太後推薦呂夷簡接替其職，樞密使曹利用則推薦張士遜。“太後以士遜位居夷簡上，欲用之”，王曾提出：“輔相當擇才，不當問位”，太後不得不同意。可是，此時的呂夷簡已深諳朝中內幕：張士遜雖才不出眾，但卻是仁宗藩邸舊人，又有太後和曹利用的支持，而自己根基尚淺，不便與其相爭。於是，他從長遠考慮，隻得壓抑自己而采取了退讓之策。呂夷簡遂主動向太後表示：“士遜事上於壽春府最舊，且有純懿之德，請先用之”，從而博得了“太後嘉其能讓”的讚譽，然而這畢竟使得封建文臣為之終生奮鬥的相位失之交臂。呂夷簡的這次忍讓舉動，既是其政治生涯中權謀的一次重要運用，也不能不說是呂夷簡加深理解封建官場精髓的反映。次年初，曹利用因“恃恩素驕”，與太後發生了矛盾，遭到貶逐。張士遜與曹互為奧援，“時人目之為‘和鼓’，利用得罪，士遜又營救之”，引起了太後的惡感。於是僅僅由於株連的原因而導致了張士遜的罷相。機會又一次來臨，天聖七年二月，當王曾再次向太後推薦呂夷簡後，“謙恭能讓”的呂夷簡終於獲得了次相之位。

　　二

　　呂夷簡拜相後，麵對複雜多變的朝政和日趨嚴峻的內外形勢，他剪鋒挫刃、韜光養晦，逐漸放棄了直言敢諫的特性，明哲保身成了其遇事理政所考慮的首要問題。也可以說，呂夷簡在深刻地認識了君權至上這一封建集權政治的內核後，調整了自己的從政方向和方法，承襲了宋初以來趙普、李沆、王旦以及呂蒙正等等前任為官的手段，並從寇準、丁謂兩種類型的失敗者中充分吸取了教訓，以自己過人之才謹慎地處理與宮廷的關係，亦即充分施展“操術”，以“深結人主”。

　　呂夷簡在“深結人主”方麵施展的“操術”內容很多，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所謂的“和睦兩宮”，亦即在章獻劉太後操縱政局期間，調和太後與仁宗之間的矛盾。呂夷簡入相之時，仁宗已經成年，具備了親政的條件，劉太後雖已年逾六旬，但權力欲絲毫未減，繼續垂簾聽政，這就使得朝政處於撲朔迷離的微妙境況之中。如何處理好與兩宮之間的關係，既是執政大臣不可回避的重大現實問題，也是關係到其將來政治前途的敏感問題。從有關記載來看，呂夷簡在處理這一問題時，可謂絞盡腦汁、費盡了心機。一方麵，呂夷簡在處理朝政、特別是涉及太後利益之事時，盡可能地順從太後，以取信對方。劉太後自聽政以來，朝內外一些人為邀寵而投其所好，如有方仲弓者，在太後親信宦官羅崇勳的指使下，“上書乞依武氏故事，立劉氏廟”，權禦史中丞程琳也密獻《武後臨朝圖》，大有勸劉太後效法武則天改朝之意。呂夷簡深知此事必將冒天下之大不韙，故對此沒有支持附和，但為了贏得實權在握的太後的信賴，在其他方麵卻盡可能地順從太後之意。就在呂夷簡拜相四個月以後，首相王曾因曾反對太後在象征天子尊嚴的天安殿接受尊號冊、受群臣慶賀長寧節，而“止共張便殿”，引起了太後的不滿。太後左右姻家稍通請謁“（王）曾多所裁抑，太後滋不悅”，於是被貶出朝。這無疑給初登相位的呂夷簡敲了警鍾。當年冬至，又逢章獻太後壽辰，他一改王曾的做法，不顧範仲淹等人的反對，率群臣和仁宗赴天安殿朝賀太後，又將範仲淹請太後還政的奏疏壓下。另外，對太後“稍進外家”及外戚專橫不法之事，呂夷簡也吸取了王曾的教訓，竭力回避。如太後兄家某寵婢“出入禁中，大招權利”，刑部侍郎趙稹“厚結之”，被擢為樞密副使，呂夷簡對此沒有表示任何異議。又如，天聖九年，太後之侄、蔡州團練使劉從德死，贈節铖、封國公，又“錄內外姻戚門人及僮隸幾八十人”，其恩澤待遇空前，從而引起了禦史曹修古、郭勸等四人的“交章論列”。太後怒“下其章中書，大臣請黜修古知衢州，餘以次貶”。作為首相的呂夷簡在其中的行為是不言而喻的。明道元年，皇宮發生大火後，秘書丞劉越等官員在應詔言事中“請太後還政”，呂夷簡對此也不表態支持。明道二年，年邁多病的劉太後謁太廟，“欲被服天子袞冕”，參知政事薜奎等人以為不可，但主政的呂夷簡仍不加以阻攔，太後遂得以如願。從諸如此類等等的事例中，可以窺見呂夷簡順從太後、盡可能回避與其衝突的史實。

　　另一方麵，在一些關係仁宗地位、感情的重大問題上，呂夷簡則運用權謀據理力爭，從而贏得了仁宗的感激和信任。據史料記載，劉太後生前曾以真宗早夭長子托夢為由，將真宗異母兄弟元儼之子允初“養於禁中”，這無疑對尚未親政的仁宗是一個潛在的威脅。允初“既長”，呂夷簡深感不妙，遂堅請太後出允初，“命還邸中”。此舉使得呂夷簡一直到死後，仍能深深打動仁宗皇帝，這也是其之所以長期獲得仁宗信賴的一塊重要基石。還有一件令仁宗感激不盡的事是：明道元年二月，真宗順容、也就是仁宗生母李氏病死，“章獻秘之，欲以宮人常禮治喪於外”。由於仁宗自幼便由無子的劉太後養育，故此時仁宗尚不知道自己的身世。這又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如果處理不當，仁宗親政後一旦追究，主政大臣必然獲罪。於是，呂夷簡冒險主動入宮詢問李氏死訊，“太後瞿然曰：‘宰相亦預宮中事邪？’引帝偕起”，劉太後隨後獨自出來質問其：“卿何間我母子也”？呂夷簡則冷靜地答道“太後他日不欲全劉氏乎？”太後怒氣稍消。呂夷簡接著“請發哀成服，備宮仗葬之”。又一再堅決反對鑿宮牆“以出喪”的非禮做法，並通過宦官向太後表達了自己的一番苦心忠言：“宸妃（李氏）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李氏遂得以禮入葬，李氏弟李用和也特遷禮賓副使。果不如呂夷簡所料，次年太後剛死，仁宗便得知自己的身世，當有人反映李氏“死以非命”後，仁宗乃遣李用和開李氏棺查驗，“後（李氏）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後者，以有水銀沃之，故不壞也”，從而打消了仁宗對章獻太後的怨氣。呂夷簡在仁宗生母李氏葬禮中的表現，可以說是他冒著很大風險據理力爭的一次舉動，也是其“操術”的一次高明運用。此舉在消弭兩宮之間芥蒂的前提下，既為贏得以後仁宗對自己的信賴打下了又一塊重要的基石，又以替太後家族長遠利益考慮說服了劉太後，同樣獲得了對方的好感。呂夷簡的這一表現還在政壇博得了很高的聲譽，蘇轍即評價說：“公（呂夷簡）能以智輯睦兩宮，無纖毫之隙”。

　　另外，呂夷簡對尚未親政的仁宗還不失時機地處處表現忠心。典型的事例如：明道元年皇宮發生大火後，百官欲入宮朝見，“而宮門不開”。後在輔臣的要求下，仁宗登拱宸門，群臣皆拜於樓下，但呂夷簡疑心有變，“獨不拜”。仁宗遣人問其故，他答道：“宮廷有變，群臣願一望清光”，仁宗遂舉簾見群臣，呂夷簡“乃拜”。這一忠心之舉無疑給仁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呂夷簡在章獻太後聽政時期“操術”的精明運用，對消弭兩宮之間的矛盾及穩定政局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博得了兩宮的一致好感，從而得以“深結人主”，穩定了自己的地位。

　　宋仁宗親政以後，呂夷簡除了在大政問題上恪守成憲，不事更張外，又繼續運用權謀取信於仁宗，在朝中依舊保持謹慎持重的忠臣形象。在仁宗親政之初，呂夷簡首先解釋了自己以往未勸太後還政的苦衷：“大臣或及此，則太後必疑風旨自陛下，使子母不相安矣”，仁宗“以夷簡為忠”。有關呂夷簡持重表忠方麵的記載相當多，如：慶曆初，仁宗因病“久不視朝”。仁宗病愈後，“思見執政”，於是急召二府大臣。但呂夷簡聞命後，“移刻方赴朝”。入宮後，又不顧宦官和臣僚的催促，“愈緩步”。當仁宗問他何以姍姍來遲時，呂夷簡答道：“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仁宗聽罷，大為感動“以為得輔臣之體”。又如，寶元中，禦史台之長禦史中丞一職久未任命，仁宗不知其故。某日，有人向仁宗反映“此乃呂夷簡欲用蘇紳，臣聞夷簡已許紳矣。”引起了仁宗的懷疑。不久，仁宗便質問呂夷簡禦史中丞久缺的原因，呂答道：“中丞者，風憲之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用當出聖意，臣等豈可銓量之？”仁宗聽後連連點頭。呂夷簡在處理此事上的表現，是否如他表白的那樣純粹出自一片忠心，頗值得懷疑，權謀的成分倒可能更大一些，但卻確實令仁宗深感滿意，“自是知其直矣”。

　　事實上，呂夷簡雖非丁謂之流佞臣，但為了鞏固自己的官位，也經常揣摸人主之意，通過一些逢迎活動，取悅於宮廷。如宗室原無遷官法，“唯遇稀曠大禮，則普遷一官”。景�初，仁宗因過度沉溺女色而體弱多病，呂夷簡為博得仁宗的歡心，提議超遷宗室位秩，“宗室聽換西班官”，以致於“俸祿十倍於舊”。為了更多地了解仁宗的動向，使自己的舉動得以“稱旨”，呂夷簡還深知拉攏宦官的重要性。天聖七年九月，呂夷簡拜相初，便利用王曾罷相、自己獨主中書的機會，提高了宦官的地位，“即升都知、押班（宦官官職）班次”。慶曆初，又進一步提高宦官官秩地位“議者非之”。通過此類施恩活動，呂夷簡與仁宗身邊的宦官保持了密切的關係，往往能及時察覺到宮中的變化，采取必要的應變之策。如呂夷簡第一次被罷相後，他便迅速從大宦官閻文應處了解到郭皇後從中作梗的原因，而他以後對郭皇後的報複，也是在閻文應的配合下完成的。

　　呂夷簡通過諸如上述“操術”活動，博得了章獻劉太後和仁宗的極大信任，史稱：“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呂夷簡病危時，仁宗剪須和藥，以示關心。呂夷簡死，仁宗又哭著對群臣說過“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的話。

　　三

　　在取得了宋仁宗的完全信任後，呂夷簡為了進一步穩定自己在政壇的地位，再施政治操術，“黨同伐異”，以便在朝臣中造成有利於自己的局麵。在呂夷簡這方麵的權謀活動中，尤以打擊對手之舉最為重要和突出。可以說，呂夷簡總結了曆史上官場中的諸種爾虞我詐的手段，既殘酷無情，又老謀深算，縱橫捭闔，無計不用其極，常常通過三招兩式便能擊中對手要害，在不露聲色之中獲勝。有關這方麵的記載很多，其中重要的事例如下：

　　其一，讚廢後。據史料記載，明道二年四月，仁宗親政初，呂夷簡配合仁宗清除劉太後親信，樞密使張耆、副使夏竦等皆被驅逐出朝。呂夷簡又“手疏陳八事”，提出多項施政主張。但政壇風雲莫測，仁宗回宮與郭皇後談到此事時，郭後很不以為然，“後曰：‘夷簡獨不附太後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於是呂夷簡也被罷相，“及宣製，夷簡方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故”。他最終通過關係密切的宦官閻文應知道了真相，“夷簡由是惡郭後”。所幸的是，繼任者張士遜素來無才，“天下蝗旱仍見，士遜居首相，不能有所發明，上頗複思呂夷簡”。時隔五個月餘，張士遜罷免，呂夷簡再度拜相。呂夷簡經曆了這次打擊，除了更加謹慎圓滑外，也尋找機會報複郭後。史稱：“郭皇後之立，非上意，浸見疏”。然而在章獻太後垂簾時，郭後“恃太後勢，頗驕橫”。仁宗親政後，“上始得自縱”，美人尚氏、楊氏遂得寵。“郭後妒，屢與之忿爭”，一次在與尚氏爭執中竟誤打了仁宗，引起仁宗極大憤怒。“閻文應勸上以爪痕示執政大臣而謀之”，呂夷簡不失時機地“因密勸上廢後”，並以東漢光武帝劉秀廢後為先例，來打消仁宗的顧慮。權三司使範諷“方與夷簡相結”，得到呂夷簡的指使，也提出了郭氏立後九年，“無子當廢”的理由。當左司諫範仲淹等人準備上奏勸諫時，呂夷簡又“奏請敕有司無得受台諫章奏”。於是終於將貴為皇後的郭氏廢黜，隨後再將繼續勸諫的權禦中丞孔道輔和範仲淹逐出京師。

　　其二，逐李迪。李迪在真宗後期曾為宰相，因受到劉後和丁謂的排擠，遭到貶逐。明道二年四月，呂夷簡第一次罷相後，李迪再入中書，為次相。不久，呂夷簡取代張士遜複任首相，遂與李迪同主中書。宋人對呂、李兩人為政的特點曾評價稱：“李公直而疏，呂公巧而密”。又說李迪拜相後，“自以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為”，使獨斷專行的呂夷簡深感不快，於是被視之為政敵。“呂夷簡忌之，潛短之於上”。據蘇轍說：“李公嚐有所規畫，呂公覺其非所能及，問人曰：‘李門下誰為謀者？’對曰：‘李無他客，其子柬之，慮事過其父也’”。呂夷簡為除去對手謀士，采取了“欲取姑與”之術，遂向李迪表示要推薦李柬之，“即奏除柬之兩浙提刑”。李氏父子“不悟也，皆喜受命”，結果正中呂夷簡之計。隨後，呂夷簡“欲傾迪”，又將被貶在外的王曾援引入朝，拜樞密使，以製約李迪。再利用治李迪姻黨範諷之獄，采取株連的辦法打擊對手，指使禦史龐籍“數劾諷”。當範諷、龐籍皆獲罪後，呂夷簡“欲因諷以傾迪，故特寬籍而重貶諷”。此外，還以李迪曾自己任命禦史為口實，向仁宗影射攻擊對手：“宰相自用台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景�二年二月，李迪終於被逐出相府。據記載，李迪事後對他人說過這樣的話：“吾自以為宋�，而以夷簡為姚崇，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

　　其三，排王曾。如上所述，王曾在仁宗登基初拜相，曾力革真宗末亂政，“多所薦拔，尤惡僥幸”。呂夷簡正是在他的屢次推薦下，才登上次相之位。當時，呂夷簡“事曾甚謹”。據史料記載，李迪被逐前後，參知政事宋綬曾代表王曾向呂夷簡表達了複相之意。並說：“孝先（王曾字孝先）於公，事契不薄，宜善待之，勿如複古（李迪字複古）”。呂夷簡不僅“笑諾其言”，而且表示要將首相之位讓於王曾，“吾雖少下之，何害？”不過，這一謙讓之舉純屬一種姿態，自然不會得到仁宗的首肯。事實上，正所謂此一時，彼一時，縱然是昔日恩公，隻要對自己的權勢構成、或者可能構成威脅，呂夷簡也同樣不能容忍。直言敢為的王曾做次相後，“呂公專決，事不少讓”。如此以來，王曾“不能堪，論議多不合”，以致於兩人“晚年睽異，勢同水火”。景�四年，王曾乃據傳聞向仁宗控告呂夷簡“招權市恩”，但因證據不足，“帝不悅”，王曾隻得自請罷相。為了消除仁宗的疑心，並博得仁宗的進一步信賴，呂夷簡在做了相應的安排之後，也采取了暫時退讓之策，主動辭去首相之職。

　　其四，賣宋庠。呂夷簡第二次複相後，“同列不敢預事，唯諾書紙尾而已”。隻有參知政事宋庠恃仁宗“厚遇”，敢於與呂夷簡爭論。呂夷簡雖惡宋庠，但“上顧庠頗厚，夷簡忌之，巧為所以傾庠未得”。慶曆元年初，名望頗高的知延州範仲淹從策略上考慮，一度與西夏元昊互通書信，又焚對方帶有狂詞的來信。此事傳到朝廷後，呂夷簡不失時機地借此巧設陷阱，以引誘宋庠。史稱：呂夷簡在中書“從容謂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範仲淹字）何敢如此？’”宋庠以為其必“深罪仲淹也”，於是在上朝時請仁宗斬範仲淹。樞密副使杜衍堅決表示反對，“庠謂夷簡必助已，而夷簡終無一言”，當仁宗詢問呂夷簡態度時，他答道：“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仁宗采納了這一意見。“庠遂倉皇失措，論者喧然，皆咎庠，然不知實為夷簡所賣也”，宋庠終於在一片非議聲中被逐出朝。與此同時，又以“朋黨”之名將與宋庠有同年進士之誼的樞密副使鄭戩貶出朝。

　　其五，貶任布。慶曆初，任布出任樞密副使，史稱其為政“無所建明”，但好言事，多次與宰相呂夷簡發生爭議，“夷簡惡之”。為了將任布逐出朝，呂夷簡利用任布長子任遜“素狂愚”、喜議朝政的特點，以諫官為誘餌，教唆其上書言事。任遜不知其中有詐“即上書曆詆執政大臣，且斥（任）布不才。”任布事先發現了此書，便將奏書藏匿。呂夷簡再唆使任遜上書，並揭露其父藏匿奏書之事。於是，任布遭到了仁宗的責問，侍禦史魚周詢“也劾奏（任）布不才之甚，其子具知。”任布遂被貶出朝。其不肖之子“尚留京師，望諫官”，卻被呂夷簡借他事一同驅逐出去。

　　其六，也是影響最大則是以“朋黨”之名對範仲淹等反對者的打擊。景�初以來，呂夷簡主政，獨斷專行，“進者往往出其門”，從而遭到了一些官員的非議。景�三年，權知開封府範仲淹上言仁宗皇帝，提出官員升遷、大臣進退“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圖》和“四論”，“大抵譏指時政”，特別是對呂夷簡專權表示不滿，並以曆史上權臣亂政之例告戒仁宗。於是，引起了呂夷簡的極大仇視，“夷簡大怒，以仲淹語辯於帝前”。為了打擊對手，呂夷簡給範仲淹加上了封建帝王最為忌諱的“朋黨”罪名，所謂“薦引朋黨，離間君臣”。結果，範仲淹被驅逐出朝，鳴不平者和關係密切者如餘靖、尹洙、歐陽修等官員也先後遭貶。侍禦史韓瀆還在呂夷簡的指使下，奏請仁宗批準，將有關範仲淹朋黨之事張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使反對派遭到很大的壓製。這便是北宋中葉所謂的“朋黨”之爭的發端。諸如此類等等，不一而足。

　　呂夷簡在運用權謀不遺餘力地打擊政敵的同時，又通過薦用庸才之術，從另一個方麵為自己長期把持朝政服務。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如：景�四年四月，呂夷簡將次相王曾排擠出朝後，采取了以退為攻之策，自己也主動辭職離朝。不過，呂夷簡在卸任前卻又施“操術”，即向仁宗密薦王隨、陳堯佐“可用”，仁宗遂拜王、陳二人為相。據宋人揭露，王隨、陳堯佐二人既庸碌無才，又年老多病，絕非宰相合適人選。呂夷簡之所以推薦其，用意是很明顯的，所謂“拔引非才，居己下者用之，覬他日上意見思而複相已”。果不如呂氏所料，王、陳主政後，措置無方，又與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意見不合，“數忿爭於中書”，互不相讓。於是，王隨以養病為名，五日一赴“中書視事”，而陳堯佐“複年高，事多不舉”，一時出現了“中書翻為養病坊”的嘲笑之聲。右司諫韓琦等人遂上疏抨擊宰執的無能、徇私，所謂“眾望不協”，“引擢親舊”，“今下至閭裏之人，猶能揚言而非之，投書而謗之”，同時請用杜衍或呂夷簡、王曾取代王、陳。在此形勢下，時隔不到一年，王、陳以及韓、石等四人一同罷政，東宮舊臣、同樣昏老的張士遜與章得象繼任宰相。據說，張士遜再入中書，“又夷簡密薦之”。然而，張士遜為政與王隨、陳堯佐大同小異，史稱：“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官以為言”。於是張士遜“不自安”，不得不數次“上章請老”。至此，呂夷簡的精明才幹便再度引起了仁宗的思念，康定元年五月，張士遜任相二年餘致仕，呂夷簡如願以償地第三次入為首相。

　　可以說，呂夷簡在主政期間，通過運用政治“操術”取寵固位，排除異己，打擊了幾乎所有的反對者，而“進者往往出其門”。史稱呂夷簡任相之時，“同列不敢預事，唯諾書紙尾而已”，從而在相當大程度上形成了其獨斷朝政的局麵。

　　綜上所述，呂夷簡進入中書以後，逐漸放棄了為政直言敢諫、興利除弊的特點，轉而全力投入取寵固位的權謀活動，一方麵竭力“深結人主”，另一方麵處處“黨同伐異”，其心計之詭秘多變，手段之複雜多端，遠遠超出同時代人，遂以精於“操術”聞名於史。呂夷簡善用“操術”現象的出現，既是封建君主集權時代官場通病的具體體現，也是北宋真宗以來政治趨於萎靡狀態下的特有產物。而呂夷簡這方麵的突出表現又進一步對朝政帶來了消極影響，加劇了北宋官場的無道，就連此後的許多所謂守正之臣也深受感染。正如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在所著《宋論》裏所指出：“（呂）夷簡固以訕之不怒、逐之不恥為上下交順之術，而其心之不可問者多矣。其繼起當國能守正而無傾險者，文彥博（矣），而亦利用夷簡之術，以自挫其剛方之氣……群起以折異己而得伸。韓、富、範、馬諸公，雖以天下為己任，而不能自超出於此術之上。”

　　（原文發表於台灣師範大學《曆史學報》第26期，199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