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論稿

十三、從定都開封說北宋國防政策的演變及其失敗

　　摘要：在宋太祖積極的國防政策下，北宋定都開封是合理的。宋太宗北伐失敗後，北宋統治者確立的以保衛開封為核心的全麵防禦政策，是導致北宋長期被動挨打的重要原因。

　　北宋以“積弱”聞名於史，這已是公認的事實。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盡管是多方麵的，但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麵，則顯然與定都開封以及相關的國防政策有關。定都開封與北宋失敗的國防政策有無關係？關係如何？對北宋國防又造成了什麽影響？這些問題無疑是宋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本文試作初步探討。

　　一

　　在中國古代，定都曆來是開國統治者麵臨的首要問題，不僅需要從當時全國政治形勢和經濟發展狀況考慮，同時也必須從國防狀況考慮。都城不僅是國防保衛的最終對象，而且是國防的最高指揮中心所在地。因此，都城與國防有著緊密的關係，都城本身就是國防體係中關鍵的一環。如所周知，禦北從來都是中原王朝國防的重點，這種國防形勢的長期存在，勢必要求都城的位置與其相適應，即在交通和通訊手段極為落後的古代，隻有盡可能地縮短都城與北部邊防線的距離，才有利於指揮軍隊和控製邊防局勢。

　　綜觀宋以前的秦、漢和隋唐諸統一王朝，不難看出，這些王朝都成功地處理了定都與國防的關係。即：一方麵，依陰山、燕山一線險峻山勢修築長城，沿長城線屯駐重兵把守，構成一道天險與人防相結合的堅固防線，守可以此為屏障，阻擋遊牧勢力的南犯；攻可以此為依托，出兵爭鋒於漠北。另一方麵，將都城設置於接近禦北前線而又“形勝足恃”之地。如長安所在的關中，號稱“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占盡了防禦上的地理優勢，從而使長安的安全得到了可靠保障，並使定都於此的王朝可將更多的力量投入前線，這就極大地增強了禦北國防。正因為如此，這些王朝敢於製定攻防結合的國防政策，頻頻出師漠北，取得了禦北戰爭的主動權，創造出赫赫武力，以致雖皆亡於“內亂”，而終不亡於“外患”。

　　但中唐以後，隨著全國政治、經濟以及國防形勢的重大變化，上述定都格局及其國防體係也趨於瓦解，從國防上看，隨著突厥等勢力的衰落和契丹族的崛起，唐朝的國防重點逐漸從西北轉向東北，出現了河北藩鎮林立的局麵，而此時的長安則顯得過於偏西，對東方大有“鞭長莫及”之感。長安也就失去了都城的最佳位置。正因為如此，唐後期，洛陽的地位日顯重要，部分地取代了長安的作用，但正如北宋宰相王旦指出的：“長安、洛陽雖雲故都，然地險而隘，去東夏遼遠，故漢之吳楚七國、唐之山東河北往往強悖，良跡遠而難製也。加其轉漕非便，仰給四方，常苦牽費。”可見，都城的進一步東移，勢在必行。五代時期，開封便成為新的政治中心。

　　然而，都城東移不久，北部國防形勢卻發生了極為不利的變化，給新都城蒙上了巨大的陰影。由於石晉向契丹獻出幽雲地區，就使中原喪失了傳統上最重要的長城防線，華北平原門戶洞開，完全暴露在契丹鐵騎麵前，所謂“燕薊以南，平壤千裏，無名山大川之阻，蕃漢共之”。華北平原在軍事上易攻難守的地理特點，對以步兵為主的中原軍隊非常不利，“若夫沙平草淺，千裏在目，土不成丘，水不成穀，馬肥人輕，來往電駭，雙帶兩�，左右馳射，此非南軍之所長也”。開封以北僅有的黃河天險，在秋冬季節也往往淺�、封凍，大大降低了屏障功能，使開封陷入“形勢渙散，防維為難”的境地。後晉末，即發生了遼軍飲馬黃河、兵洗汴都的慘劇。可見，中原國都長期依賴的國防地理優勢，到北宋建國前已完全喪失，這對北宋的定都和國防帶來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二

　　北宋統治者能否處理好定都與國防的關係，並確立相應的國防政策，就成為關係國家安全成敗的關鍵所在。

　　宋初，在都城的選擇上，開國統治者一度陷入極大的矛盾中。在“北不得幽薊，則兩河不可都”，山東及其他地區又過於偏遠的情況下，北宋如繼承都城東移之勢，國都就隻有沿襲於開封，其結果必然是屏障喪失、防禦困難，這對王朝中心的安定顯然不利；如將都城撤回關中，或進而在征服南方後將都城遷往江東，則都城防務雖然增強，卻失去了政治重心的位置，可能重蹈唐代失控天下的覆轍，而且這種退縮還可能進一步導致中原腹地的喪失。北宋最終選擇了前者，這顯然承擔著極大的國防風險，但也是當時唯一可能的選擇。

　　開封在國防上存在著“利戰不利守”的特點，對保衛自身顯然不利，但作為都城的其他條件卻相當優越。其一，居天下重心之位，所謂“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製四海”；其二，交通便利，特別是位於黃河與汴河的分水處，使漕運避開了黃河之險，縮短了與東南的距離，有利於充分吸收江淮物資，所謂“均天下之漕運，便萬國之享獻”，使都城的經濟基礎得到可靠的保障。這兩點也正是宋統治者雖猶豫、爭論，但最終仍都於開封的主要原因。北宋既然不能不定都於開封，就隻有避其“難守”的弱點，揚其“利戰”的特長，采取以攻為主的國防政策，出師收取長城，恢複以往行之有效的禦北體係，才能鞏固國防，保障開封的安全。

　　宋初統治者完全清楚北伐的重要性，但考慮到當時契丹的勢力還相當強大，宋軍一時還難以戰勝，而南方諸割據政權又對北伐構成了牽製力量，因此，為了盡快統一國內，避免南北兩麵作戰，宋太祖確定了“先南後北”的統一部署，即對遼暫時采取守勢，集中主力南征，平定南方後再調集全國力量北伐，收複燕雲地區。在實施南進計劃的同時，宋太祖仍高度重視北部國防，一方麵，選派強兵悍將屯守北伐，對之予以極大信任和優惠，如對李漢超、李繼勳等將領，既授之以用兵全權，又“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有效地調動了其作戰積極性，打退了遼軍的多次進攻。另一方麵，還考慮用贖買的辦法取得燕雲地區，宋太祖曾對臣下說：“欲俟斯庫（封樁庫）所蓄滿三五十萬，即遣使與契丹約，苟能歸我土地民庶，則當盡此金帛充其贖直。”最後，為了防止可能出現的遼軍乘虛南下、都城孤懸難守的情況，又在京畿地區設置重兵，彌補開封平原無險可依的弱點。總之，上述部署不僅為迅速征服南方發揮了巨大作用，而且有效地扼製了遼軍南犯。所以，禦北的措施既是暫時的，又是積極的，應當得到肯定。遺憾的是，南征尚未結束，宋太祖就不明而死。

　　宋太宗繼承乃兄的統一設想，迅速完成了南征計劃，在攻滅北漢後，又馬不停蹄揮師北伐，但這次北伐以失敗告終，不僅宋軍損失慘重，連宋太宗本人也蒙受中箭之恥。986年，北宋再次北伐，仍然失敗。北伐失敗的原因，既與契丹實力強大有關，也與宋軍準備不足、指揮失誤有關。北伐本身無疑是正確的，但在失去地利的情況下，北伐也成為一項艱苦持久的事業，而宋統治集團並沒有這樣的精神準備，在失敗麵前手足無措，一時恐遼氣氛籠罩政壇。宋統治者在戰略上不願、也不敢再對遼采取攻勢，收複燕雲、從根本上改善北部國防形勢的計劃，遭到了拋棄。於是，北線成為北宋一朝國防的最大弱點和負擔，而開封的防禦也成為困擾宋統治者的最大難題。為了阻擋遼軍南犯，填補京畿及其以北無險可依的弱點，宋廷一麵在河北屯駐重兵，處處設防，采取全麵防守的態勢，一麵又在沿邊開挖河塘，種植稻木，構成阻滯遼騎的障礙，同時，在京師原有駐軍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駐軍人數，並將“收兵權”的方針與拱衛開封的安全結合起來，實行“內外相製”的屯兵原則，即：京城駐天下之半軍隊，以威懾各地，合四方軍隊以防京軍叛亂，使京師駐軍數量前所未有。總之，北伐失敗後，北宋的國防政策發生了重大轉變，由積極進取變為消極防守，表明北宋統治者從此眼光向內，對外采取了消極退讓的態度。宋太宗曾為此辯護道：“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於是“欲理外，先理內，內既理則外自安”，成為當政者的普遍認識。

　　三

　　宋太宗晚年確定的全麵防禦的國防政策，雖在較大程度上可以填補京畿無險的缺陷，發揮了“不因山河之固，以兵屯為險阻”的作用，但在總體上卻是失敗的。其一，全麵、單純的防守，使北宋在國防上喪失了主動性，違背了“致人而不致於人”的軍事原則，難免陷入被動挨打、防不勝防的境地；其二，在“利戰不利守”的平原上采取守勢，可謂以短對長，極大地增加了防守上的難度；其三，處處設防，分兵把守，使宋軍難以積極配合，迅速集中，喪失了戰時的兵力優勢，難敵相對集中之敵；最後，“以兵為險”的部署，使開封成為國防上的重包袱，造成了“國依兵而立”的局麵。這一局麵在一般情況下尚可維持，但在出現邊防危機、幾麵受敵的情況時，則難以應付，如調京師駐軍支援前線，原有防務部署勢必瓦解，開封便有亡城之虞；如重兵困守京師，則邊防又有崩潰之險，使北宋陷入了兩難境地。但是，由於這一政策既適應懼外怕打的心理，又有利於皇帝控製軍權，所以，竟被統治集團捧為護身法寶，即使在以後實力大增的情況下，也不稍加調整，依然遵行不悖。這就不能不對北宋的國防乃至南宋的抗戰帶來極為嚴重的後果。

　　首先，上述國防政策的實施，使北宋政府長期背負了巨大的軍費負擔。為了完成全麵防守的兵力部署，北宋不得不大肆擴軍，陷入越怕打、招兵越多的惡性循環。宋初，禁、廂軍約37萬（其中作戰的禁軍約20萬），太宗末年，各增加了近一倍，此後，總數更超過了100萬。即使在和平時期，也很少裁軍，“冗兵”現象極為嚴重。這支軍隊的相當部分，是用來衛戍開封的，所謂“府畿之營雲屯數十萬眾”，龐大的京師駐軍，又是造成“冗兵”現象的重要原因。由於北宋實行募兵製，軍隊的各項開支全由政府負擔，因此，巨額的軍費就成為北宋財政的最大包袱，宋人即承認：“自來天下財貨收入，十中八九贍軍”，從而削弱了北宋的國力，並促發了北宋中期的財政危機。

　　其次，更為嚴重的是，上述國防政策導致了北宋禦外戰爭的徹底失敗。宋太宗後期，北宋對遼已出現被動挨打的局麵，“鹹嬰城自固，莫敢出戰。是漢家郡縣，據堅壁，囚天兵，待敵寇之至也。所以犬羊醜類，莞然自得。”宋真宗登基後，契丹更不斷出兵南犯，宋軍除楊延昭數將反擊外，大多困守城壘，如大將傅潛擁兵八萬，卻“閉門自守”，不敢出戰。結果，宋河北防線形同虛設，遼騎任意橫行於河北、山東的許多地區，甚至開封也“凜凜常有戎馬在郊之憂”。1004年，號稱20萬的遼軍大舉南攻，如入無人之境，僅用兩個多月就打到黃河北岸，宋都已翹首可見。北宋王朝麵臨亡國之險，宋廷內部一時要求南遷避難的呼聲甚高。北宋最終付出巨大代價――澶淵之盟，才換得遼軍北撤。這充分證明了北宋全麵防守政策的失敗，暴露了“守內虛外”態度的虛弱本質。然而，宋統治集團不僅沒有在失敗中清醒過來，對無能的國防政策進行徹底的改造，反而認為遼軍不可戰勝，更不敢設想反攻的戰略。此後，北宋統治者竟視“議和”為休戰法寶，用來補充防禦政策的不足。澶淵之盟後，宋真宗曾幾次西巡洛陽，許多人鑒於不久前的教訓，建議行都於此，但宋真宗既安於開封的優勝條件，又寄希望於議和條款，拒絕了這一請求。可以說，北宋統治者從此陷入苟且偷安的泥潭，而不可自拔了。

　　與北宋對遼退讓求和的同時，西夏崛起於西北，又從側翼對宋構成威脅。宋仁宗時，西夏對宋不斷發動攻勢，迫使北宋從京畿抽調大批軍隊，投入西北戰場，一時陝西駐軍竟達30多萬。這種剜肉補瘡的辦法，實際上改變了原來以禦北為主的防禦體係。其結果是，北宋雖憑借陝西、河東的有利地形擋住了黨項的進一步進攻，但河北及京師卻出現了防禦空虛的嚴峻局麵，引起不少有識之士的警惕。包拯對“內理外安”的論調進行了批駁，“議者或謂四夷乃支體之疾。夫支體之疾亦根於心腹矣，苟支體未寧，則心腹安得無患！”指出河北“郡無善將，營無勝兵……緩急之際，曷以禦之？”宋祁也上奏曰：“天下根本在河北……（今）乃以陝西、河東為先，河北為後，非策也。西賊兵銳士寡，不能深入，河東天險，彼憚為寇。若河北不然，自薊直視，勢同建瓴，賊鼓而行，如行莞衽。”範仲淹在上奏中則認為：在遼夏“夾困中國”的形勢下，應一方麵“日夜計略為用武之策，以和好為權宜，則戰守為實事”，積極備戰。另一方麵加緊修繕洛陽，儲積充足的糧物，“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盡可能減輕都城對國防的負擔。範仲淹等人主張把國防建立在積極防禦、有備無患的基礎上，反對因循守舊、依賴議和的態度，可謂明智之議，但卻被當政者視為“迂闊之論”，不予重視。於是，遼乘機陳兵要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宋不得不與夏訂立“慶曆和議”，對遼增加“納”幣的數額，用屈辱的條約換取了暫時的和平。由於此後遼朝逐漸衰落，宋邊遼境趨於穩定，而西夏的進攻仍時斷時續，因此，北宋將防禦重點轉向西北。宋神宗及其後幾代，對夏都采取了“開邊”蠶食的鬥爭，開封駐軍進一步西調，都城的防衛力量更為減弱。宋神宗就說：“京師兵馬比元擬留十萬人數已甚減少。”宋哲宗時，又有人指出：“今軍衛多西戍，山東城郭一空，卒有盜賊乘間而作”，後果不堪設想。這種局麵到北宋末就變得更為突出。隨著政治日益黑暗，軍政不斷破壞，北宋的國防實力遭到極大削弱，特別是在京師駐軍已大幅度減少的情況下，又出現了嚴重的闕額現象，“自熙豐至宣和間，禁軍闕而不補者大半”，從根本上瓦解了“以兵為險”的開封防衛體係。事實上，全麵防禦的國防政府至此已名存實亡，所謂“至於靖康，禁衛弱矣”，由此可見。到北宋末年，開封已陷入不堪一擊的境地。

　　在北宋日趨末落的同時，女真族迅速崛起，並很快滅亡了遼勢力，從北部對宋構成更大的威脅。麵對邊防形勢的急劇變化，宋徽宗腐朽統治集團沒有立即調整邊防部署，將國防重點轉向北線，利用取得燕京等地的有利條件，構建堅固的禦北防線，完成宋祖未能實現的目標，也未增強開封的防衛力量，以應付可能出現的金兵南攻，反而繼續追求享受，因循於舊有的防守體係。因此，北宋城破國亡就不可避免。從1125年至次年，其間僅隔半年時間，金軍就兩次南攻開封。其進軍路線是：西路從大同攻河東，再轉向東進；東路從河北正麵南攻，渡過黃河後，與西路軍合圍開封。除西路軍首次南攻被阻於太原外，其餘幾次進軍都極為順利，特別是東路軍兩次南下，勢如摧枯拉朽，宋河北及都城的防線一觸即潰，黃河淺�，難以限敵，“中原人多亡命者，皆直大河而南走。大河皆可涉也，敵逐北而追之。”開封頃刻就成為金軍打擊的對象。1126年閏十一月，開封城破，北宋終亡於邊患之手。

　　北宋亡國的教訓是極其慘痛的，究其原因，當然主要在於北宋末的腐朽統治，但其亡於異族之迅速，卻是與北宋長期實行失敗的國防政策有關。葉適精辟地指出：“靖康之禍，不特群（纖）[忄僉]階亂之所致，而國家之弱勢固使之久矣。”如果說，宋初對遼采取的防守部署，是特定形勢下的策略手段，有一定的積極意義，那麽，到宋太宗晚年定形的全麵防禦之策，則是悲觀失敗主義的產物，毫無積極意義可言。在這一消極政策的指導下，北宋完全自覺地放棄了戰略上的主動權，收縮兵力，處處設防，滿足於守住已有疆域。這一政策一經確立，就成為北宋統治集團苟且偷安的護身符，葉適一針見血地指出：“舉一世之謀慮皆自以為可久安而無他，此賈誼所謂‘非愚則諛’。”由於這一政策犯了“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的軍事大忌，加之地理上不利防守的弱點，所以，北宋的防禦體係必然是脆弱的，無法承擔國防重任，被動挨打的局麵就難免出現。澶淵之盟後，北宋國防的弱勢已明顯形成，西夏強盛後，北宋的防禦麵擴大，兵力進一步分散，從而弱上加弱。及至北宋末，腐敗的政治更導致了國防力量的渙散、瓦解，“昔日弱勢之可守者，又皆廢壞，而其紗勢之不可反者，遂為膏盲不可療之危疾。”由此可見，北宋亡國乃基於其長期的積弱，而其積弱又主要在於其失敗的國防政策。

　　四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北宋長期存在的國防形勢緊張局麵，與開封地形無險可守的弱點有一定關係。北宋當朝不少人都對此提出了批評，並提出了遷都的建議。北宋滅亡後，有關這方麵的議論就變得更加激烈，如鄭樵說：“宋祖開基，大臣無周公宅洛之謀，小臣無婁敬入關之請，因循前人，不易其故，逮至九朝，遂有靖康之難。”明人劉定之認為，北宋“山河險固不足恃而恃兵以為命，然邊敵之兵強，中國之兵弱，其俗不同也；創業之兵強，守成之兵弱，其時不同也。今以邊敵為鄰國，以守成期子孫，則兵不可恃……宋之都汴豈非失計邪？”這些評論都指出開封防守困難、不利於國防的事實，是有一定道理的。但進而將北宋積弱乃至亡國的惡果全歸於定都開封，則失之偏頗。開封缺乏天然屏障，固然不利於防禦，然而，國防鞏固與否的關鍵，在於國防政策以及國防體係的內容如何，而不是其他。後周也定都於開封，但由於周室采取了以攻為主的國防政策，抓住了對遼戰爭的主動權，因此，開封不僅不成為其累贅，反而有利於屯集軍隊、調集物資，其交通便利的地理優勢得到了充分發揮，成為支持北伐的重要基地。即使在宋初，宋太祖采取的禦北政策也是以積極防禦為主，不乏適時的反擊鬥爭。所以，邊患同樣受到了極大的扼製，未對開封構成直接威脅。事實上，宋開國者敢於定都開封，反映了宋初統治者有著繼續北伐、與契丹爭鋒的氣勢，而不是退縮避難。隻是到北伐失敗後，由於宋統治集團喪失了主動進攻的勇氣，采取了防內甚於防外的方針，使單純防禦占據了國防政策的主導地位，北宋從此才處處受製於人，開封也變成國防上的沉重包袱，導致了被動挨打局麵的出現。還是元人說得好：“故其始雖足以戢奸雄之變，而其終漸無以禦外敵之驕。”至於遷都之說，如不相應改變上述國防政策的內容，而僅限於單純避禍，則是一種更大的退縮，宋室偏安一隅的現象就可能更早出現，這正是澶淵之盟前後，寇準所竭力反對的：“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乘勢深入，天下可複保邪？”

　　總之，北宋定都開封並非是其積弱乃至亡國的直接原因。定都開封與宋太祖積極的國防政策相配合，即為合理之舉，無可非議；但宋太宗及其後諸帝在繼續安都開封的情況下，改為消極的國防政策，就使都城與國防不再相適，從而渙散了北宋的國防能力，並最終導致其國防政策走向失敗。

　　（原文發表於《陝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