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論稿

十二、簡論北宋定都開封的背景及原因

　　中國曆史上，開封作為統一王朝的都城，僅見於北宋一朝，由此也標誌著國都東移趨勢的完成。那麽，開封是在怎樣的曆史背景下成為都城的，北宋開國者又是如何選擇其為京師的？這些問題古人有過議論，今人也曾談及，但或失之於偏頗，或不夠全麵。本文擬對此重新加以探討。

　　中國古代的都城是專製集權王朝的統治中心，所謂“天下之根本，九州之樞會，譬之一人之身，則京畿為之腹心，而四方乃其支末”。因此，都城的確立，深受封建統治者的重視，在選京定都時，“必相天下之勢而厚集之”。就是綜合當時各方麵社會條件，作為定都的依據。在這些條件中，以經濟、政治、國防及防禦地形諸因素最為重要。

　　首先，從經濟條件上看，所謂：“京大也，師眾也，大眾所係，故謂之京師，有食則京師可立”，優越的經濟條件是建都的必要前提。秦漢時期，黃河中下遊是我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其中又尤以關中平原最富，“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為當時全國經濟重心所在。秦始皇正是在此基礎上滅六國，劉邦也據此而稱帝。而當時的南方地區尚未得到較多的開發，經濟上相當落後。在此經濟形勢下，關中無疑具備了定都所必要的物質條件。其次，從政治和國防上來看，在古代交通、通信手段相當落後的情況下，國都應居於天下政治重心之區，以便“臨製四海”。而政治中心又必須與國防重點相適應，都城既是國防的最終對象，又是國防的最高指揮中心。先秦以來，中原政權的外來威脅始終在西北，南方則很少構成較大的邊患，故秦漢時的國防軍事重點在西北。關中適應當時的國防形勢，便於就近指揮，亦成為政治重心所在。第三，就防禦地形而言，在冷兵器時代，天險地形在防禦上占有極大的優勢，從來受到防守者的重視，而這對都城安全是極為重要的，所謂：“建邦設都，皆馮險阻，山川者天之險阻也，城池者人之險阻也，城池必依山川以為固”。秦中“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占盡了防禦上的地利。上述幾方麵的原因，使關中在當時作為都城是最為有利的，故當漢高祖考慮遷都洛陽時，婁敬和張良等人便竭力反對。地處關中腹地的鹹陽和長安乃成為秦漢的國都。此後，都城雖一度東移，卻不時有人要求西遷。到隋唐時，都城再度返回長安。總的說來，隋朝和唐前期的全國形勢類似於秦漢：北方經濟勝於南方，西北的突厥為主要的邊患，“天下之勢，其重在西北”。

　　但到武則天當政以後，上述局麵開始發生變化，一方麵，隨著唐中央官僚機構的日益膨脹，關中的經濟力量已難以應付，窘困的現象不時出現，唐代數帝就不得不到東都就食。“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安史之亂後，秦中屢遭兵燹，這種狀況進一步加劇。而與此同時，相對安定的江南經過長期的開發，經濟力量勃然而起，出現了經濟重心南移的趨勢，東南漕運便直接關係到唐王朝的生存。但是，“關中寓內西、偏天下，勞於轉輸”。另一方麵，中唐以後，契丹勢力崛起於東北，國防重點也迅即東移，一時強藩重鎮多設於河北，關東遂成為政治角逐的關鍵之區。顯然，長安已無法適應新的形勢，大有鞭長莫及之感。北宋宰相王旦即指出：“長安、洛陽雖雲故都，然地險而隘，去東夏遼遠，故漢之吳楚七國、唐之山東河北往往強悖，良亦遠而難製也。加其轉漕非便，仰給四方，常苦牽費”。唐末，便有人獻議遷都。在此社會背景下，都城東移已成大勢所趨，五代時，都城終於東出潼關。清代史家趙甌北對此提出如下看法：“地氣之盛衰，久則必變。唐開元、天寶間，地氣自西北轉東北之大變局也……是時地氣將自西趨東北，故突生安、史以兆其端。”“當長安夷為郡縣之時，契丹阿寶機已起於遼……而氣之東北趨者，則有洛陽、汴梁為之迤邐潛引”。趙氏的地氣之說雖不足為信，但透過這些語句的神密色彩，卻表明他已觀察到了統治中心東移的必然趨勢，並感覺到這種移動是與國防重點和政治重心的變化有關。

　　北宋王朝的建立，正是在上述社會背景下出現的，因而，都城的選擇，就不能不受其影響、製約。一方麵，東北的契丹勢力不斷發展，後晉時曾兵洗汴都、飲馬黃河；另一方麵，東南經濟實力完全壓倒北方，昔日的膏腴之區――關中，這時水利失修，“亡天府之利”，在經濟上無力支撐龐大的都城。而溝通東南的漕運線除了距離過遠外，又有三門砥柱等險阻，使漕運的規模受到嚴重的限製和影響。洛陽雖較長安偏東，但仍有以上不利之處，宋真宗曾對臣下說：“洛陽宮闕壯麗，然城北地隘，轂、洛淺滯，輦運艱阻，諒非久居之所”。從客觀上看，在新的社會形勢下，北宋所選的都城，既要適應當時政治、國防重心的要求，又要滿足經濟上的需要，具備這些條件而能被選為都城的地點，在宋初以開封顯得較為優越。其優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麵：

　　其一，開封居天下中心之位，有利於控製全國、特別是廣大關東地區，“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製四海”；

　　其二，開封為前朝故都，曆經五代時四朝興修，城池宮闕完備，人煙稠密，在人們心目中地位非凡；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開封有交通之便，周圍運河密布，“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脈分，鹹會天邑”，尤其是處於聯係東南的汴河之上，避開了三門等險阻，極大地縮短了漕運的距離，“宜乎建都立社，均天下之漕運，便萬國之享獻”。

　　總之，開封作為都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彌補長安、洛陽的不足之處。但是，開封四周的平原地形，對其防禦卻是相當不利的。所謂：開封乃“天下四衝八達之地也，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裏山河，形勝足恃”。在後晉喪失包括北方長城線在內的燕雲十六州的情況下，這種防守上的弱點就顯得更為突出，如宋人所說：“燕薊以南，平壤千裏，無名山大川之阻，蕃漢共之”。從而使開封“常有戎馬在郊之憂”。

　　麵對以上開封地理上的利弊長短，宋開國統治集團權衡之後仍選擇定都於此。推究其因，主要在於開封便利的漕運及交通條件，滿足了宋初加強中央集權政治的需要，從而打動了當政者。如所周知，中唐至五代時，藩鎮割據，“外抗王命，內擅一方”，其結果是出現了內輕外重的政治局麵，中央權威掃地。在此背景下建立的宋王朝，勢必懲前之弊，全麵強化中央集權統治，將全國牢牢地控製在以都城為中心的集權統治之下。而要達到這一目的，當務之急就是要收兵權，“重兵在邊，京師乃單。拂軀以尾，尾不可大，掉之不能，反為軀害”。於是，宋初在削藩鎮的同時，又實行了“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的措施，調天下軍之半常駐於京師，從而收到了“內外相維，上下相製”的效果。這也是名噪於史的趙宋“家法”。在實行募兵製的情況下，京師數十萬常備軍的供給，就成為至關重要的問題，於是，漕運的迅猛發展便在所難免。“聚兵既多，所以漕運不得不詳，大抵這兩事常相為消長”。開封在運河交通上的優越地位，則完全有利於漕運的這一發展，所謂“漕引江湖，利盡南海”，“舳艫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至於開封地理上不利防禦的弱點，宋初統治者在主觀上則企圖利用京師屯駐重兵的措施加以彌補。正如當時人指出的：“不因山河之固，以兵屯為險阻”。也就是說，正好將收兵權與增強都城的防禦結合起來。但在宋太宗兩次北伐失敗的形勢下依然安都於開封，事實上等於犧牲了都城的重要防衛屏障，誠如後人雲：“無險難為國，雲何此帝州？”不過，為了確保集權政策的執行，北宋統治者不得不以削弱國防為代價，在定都的問題上，以內憂為重，外患為輕，宋太宗就公然表示：“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由此而言，北宋之所以定都開封，直接根源即在於漕運。範祖禹說：“國家建都於汴，實就漕挽東南之利”，張方平更言：“汴河之於京城，乃是建國之本”。從整個北宋王朝的情況來看，開封作為都城，確無財賦之匱。宋初，汴河每年便可漕運糧食百萬石，以後更達到六百萬石，最多時則達七八百萬石，加上其他幾條河的漕運，就為宋集權統治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歲漕資糧溢於漢唐”，從而解除了其經濟上的後顧之憂。開封作為統一王朝北宋的國都，也表明我國政治中心東移的趨勢，得到了完成。

　　北宋定都於開封，由於麵臨防禦上的不利因素，所以引起了長期的爭議。據司馬光記載，宋太祖曾有意遷都於有險可依的洛陽、長安，但遭到晉王趙光義（以後的太宗）以下王公大臣的一致反對，其中一個將領李懷忠諫曰：“東京有汴渠之漕，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千（此誤，當為‘十’）萬，以贍百萬之軍，陛下居此（洛陽），將安取之？軍府重兵皆在東京，陛下誰與此處乎？”趙匡胤隻得作罷。當時人即指出其原因所在：“不還周漢之宇，而梁氏是因，非樂是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體利漕運而贍師，依重師而為國也”。以後，宋真宗兩次巡幸洛陽時，當地父老都勸說遷都於此，真宗雖羨慕洛宅形勝，但考慮到漕運艱難，隻得感慨而去。景�時，範仲淹又建議修繕西京，“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但同樣也遭到很多人的反對。慶曆時，契丹大有南下之勢，宋廷深感其威，韓琦又建議修西京，以備非常。類似的爭論、建議在北宋很多，反映了開封作為國都，有其不利的方麵。南宋人鄭樵因此憤然喟歎：“宋祖開基，大臣無周公宅洛之謀，小臣無婁敬入關之請，因循前人，不易其故，逮至九朝，遂有靖康之難”。葉適也有類似的看法。其實，並非無人異議，幾代皇帝也不是沒有考慮遷都的問題，但在中央集權迅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下和北宋立國之策的製約下，龐大的國家機器，特別是重軍隻得依附於漕運便利的開封，“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遂造成了騎虎之勢。秦少遊就道出了其中隱痛：“臣聞世之議者皆以謂天下之形勢莫如雍，其次莫如周，至於梁則天下之衝而已，非形勢之地也……臣竊以為不然……唐漢之兵皆在外也，故非都四塞之國，則不足以製海內之命，此所謂以地為險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製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之兵，此所謂以兵為險者也。夫以兵為險者不可以都周雍，猶以地為險者不可以都梁也”。北宋最終亡於為其所輕的外患，不能說不與都城的選擇有一定的關係，而推究其源，則在於趙宋僵硬保守的“家法”。

　　綜上所述，北宋定都開封，是在中唐以後政治、經濟和國防軍事形勢變化的背景下出現的，主要原因則與空前發展的集權政治有關。從北宋一代的曆史看，開封作為都城，滿足了當時中央王朝對內集權統治的需要，但同時，也給其國防帶來了相當不利的影響。

　　（原文發表於《曆史教學》199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