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論稿

十一、從名將狄青的遭遇看北宋中葉武將的境況

　　摘要：狄青是北宋曆史上的一代名將，在抵禦西夏和平定南疆儂智高叛亂的戰爭中功勳卓著，為當時頗有作為的軍事將領。但由於北宋統治集團長期奉行“崇文抑武”“以文馭武”的政策，特別是到宋仁宗朝這一做法更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因此，狄青屢遭壓製和打擊，最終被迫害致死。而透過狄青的遭遇，正可以窺見武將在北宋中葉所處的境況。

　　宋朝是“重文輕武”之風盛行的時代，武將在當時封建政權中長期受到壓製，成為中國古代史上突出的現象。本文試通過考察宋仁宗時期名將狄青的遭遇，來探討武將在北宋中葉所處的地位狀況。

　　一

　　狄青字漢臣，出生於民風強悍的河東汾陽，青年時即投身軍伍，入為宮廷禁軍衛士。宋仁宗寶元初，元昊稱帝建國，與宋王朝分庭抗禮，由此爆發了大規模的宋夏戰爭。正是這場戰爭，給狄青提供了施展軍事才能的機會。據宋人記載：以下級武官身份來到西北前線的狄青，驍勇善戰，每遇戰常為先鋒，“常被發、麵銅具，馳突賊圍，敵人畏懾，無敢當者”。“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破城殺敵，築堡守寨，屢立戰功。由於狄青的出色表現，他受到當時陝西經略判官尹洙的關注，認為其具備良將之才，並將其推薦給經略副使韓琦、範仲淹。韓、範二人對狄青十分器重，範仲淹還特意送給狄青一部《左氏春秋》，並告訴他：“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此後，狄青在軍中迅速成長，“由是益知名”。史書評價狄青不僅善於用兵，所謂“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而且重軍紀、明賞罰，又能與士卒同饑寒勞苦，故“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這些特點當在對夏戰爭中已有充分表現。於是，狄青在戰場上逐漸獲得升遷，曆涇原路副都總管、經略招討副使，加官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惠州團練使等。慶曆二年，宋仁宗聞知狄青之名，曾欲親自召見勇將，後因戰事緊張，隻好命“圖形以進”。由此“天下始聳然畏慕之”。到元昊稱臣時，狄青已成為知名大將。改調河北前線後，又曆遷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等，並加銜至節度觀察留後。皇�四年，狄青因功勳頗著，遂由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升任樞密副使，躋身執政大臣之列。頗為難得的是，狄青雖位居高官，但卻能保持武將的本色，冷靜對待所獲得的一切。如狄青進入樞密院後，早年當兵時留下的麵部刺字常遭人譏笑。宋仁宗遂命其敷藥去“麵涅”，但狄青卻婉言謝絕，他對皇帝說：“陛下擢臣以功，不問門地閥閱。臣所以有今日，由涅爾，願留此以勸軍中，不敢奉詔。”

　　就在狄青進入樞府不久，發生了廣源蠻首領儂智高反宋的事件。皇�四年五月，儂智高破邕州後建立大南國，攻城掠地。一時，宋軍望風潰逃，“橫、貴、潯、龔、藤、梧、康、封、端諸州無城柵”。不久，儂智高又兵圍廣州，兩廣幾為其所有。麵對如此緊張的形勢，宋廷一方麵增派軍隊征剿，另一方麵仍繼續維持“以文馭武”的傳統做法，先後派多名文臣赴前線指揮用兵，但均告失敗。正是在此局麵之下，狄青自告奮勇，上表請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統治者眼見文臣指揮官無力改變失利的戰場局麵，隻得任命狄青為宣徽南院使、荊湖北路宣撫使，提舉廣南東、西路經製賊盜事，授予狄青指揮全權，所謂“廣南將佐皆稟青節製”。

　　狄青率領包括西北番落騎兵在內的援軍來到前線後，針對軍隊潰敗，而“諸將視其帥如寮�，無所嚴憚，每議事，各執所見，喧爭不用其命”的現象，通過當眾斬殺廣西鈐轄陳曙以下32名將校的做法，嚴明了軍紀，樹立了主帥的權威。同時，此舉也不無震懾軍中文臣的用意。據記載，當時不僅“諸將皆股栗”，而且身為副職的文官餘靖也在狄青的追問下，“瞿然下拜”。提刑祖無擇則在冒稱得到天子特詔的遮掩下，匆忙跨馬離開，“既至所舍，便溺俱下”。自此，宋軍紀律嚴明，步調一致，士氣大振，為整軍出戰作好了準備。隨後，狄青先按兵不動，以麻痹對手，繼之再暗中率先鋒出昆侖關，突至敵軍軍前列陣，占據有利的地形，取得了戰場的主動權。在交戰的過程中，狄青親自執五色旗指揮戰鬥，“麾騎兵為左右翼”。最終，經過將士的拚死作戰，大敗儂智高軍，“捕斬二千二百級，其黨黃師宓、儂建忠、智忠並偽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禽賊五百餘人”。戰後，儂智高被迫帶少數親信逃奔大理國，廣南戰火平息。狄青一舉平定儂智高，為宋廷立下奇功，取得了北宋統一以來邊疆戰爭的最大的勝利。

　　必須說明的是，自宋太宗、真宗時代至仁宗即位以來，宋軍將領普遍呈現出庸碌、無能的狀態。如潘美、傅潛、王超之輩身居前線統帥之職，卻在對遼戰爭中畏敵避戰，以常敗將軍聞名；張耆、楊崇勳及夏守□之流，無論是出任禁軍首腦，還是擔當樞密院長貳之職，都不過是碌碌無為，屍位素餐而已。與這些怯懦無能的大將們相比，謀勇兼備的狄青無疑是一位難得的軍事人才，其在戰場上的突出表現已為自己贏得了一代名將的聲譽。戰後，狄青凱歌還朝，複為樞密副使，不久又升為樞密使，達到了其政治生涯的頂峰。

　　二

　　行伍出身的狄青從軍多年後，終於入主最高軍事機構――樞密院。從表麵上看，狄青似乎在政壇上平步青雲，成為執政大臣。但實際上，在北宋“重文輕武”的政治氣候之下，狄青在仕途中卻經受了諸多的坎坷，特別是步入朝廷中樞機構後，更遭到強烈的排擠和打擊。

　　狄青雖始終盡職盡責，功勳卓著，但卻並沒有因此受到眾多朝臣的尊重與信任。如早在慶曆三年對夏戰事進行中，一些文臣就在製造滕宗亮、張亢等邊臣“私用公使錢”案件中，有意牽連狄青，對其進行攻擊。後因知渭州尹洙等人據理為其辯護，指出：狄青為少有的可當大任的邊將，“素來謹畏小心”，不至於私用公使錢物；縱然有之，也應念其“本武人，不知法律”，況且西北邊事正緊，理應寬貸狄青，“庶令安心，專慮邊事”。這樣，狄青才幸運地躲過了此劫。再如慶曆四年西北戰爭暫時平息後，狄青因功升任知渭州，負責涇原路地區防務。於是，諫官餘靖連上四道奏章，竭力反對。餘靖稱：涇原路在陝西四路中甚為重要，“朝廷當極選文武才傑，共守邊疆”，狄青乃粗率武人，“驟自行間，未著大功，蒙恩超擢，又其為性率暴鄙吝，偏裨不服”，一旦任命其知渭州，則“涇原有可憂之勢，豈青匹夫獨能當之”。透過餘靖激烈的抨擊言辭，不難看出其對狄青升遷的極大不滿，以及對武將的輕蔑和敵視。結果，狄青被改任他職。此後，伴隨著狄青地位的不斷提高，各種誹謗、打擊更是接踵而來，使其常常陷於難堪、無奈的境地。據宋人筆記記載：狄青調任定州路總管時，韓琦為本路帥臣。一日，狄青舊部焦用押兵路過定州，狄青留其敘舊。焦用手下的士兵借機向韓琦狀告焦用“請給不整”，韓琦便下令斬殺焦用。狄青趕來為焦氏求情，反映說：“焦用有軍功，好兒。”韓琦對此嗤之以鼻，答道：“東華門外以狀元唱出者乃好兒，此豈得為好兒耶”，遂當其麵殺了焦用。這一記載未必完全確切，但卻可以從某個側麵說明文官對武將的壓製。

　　到狄青出任樞密副使時，更是遭到眾多朝臣的反對。禦史中丞王舉正、左司諫賈黯、禦史韓贄等人紛紛上奏表示反對，列出了狄青出身行伍、四夷輕蔑朝廷、大臣恥與為伍、動搖人心及破壞祖宗成規等“五不可”的理由。當狄青最終進入樞府後，還是遭到朝臣們的蔑視，竟被貶呼為“赤樞”。由是觀之，武將在宋仁宗朝的社會地位低下到何種地步。也就是說，狄青雖已官至顯赫的樞密使，但其地位仍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在士大夫們看來，他仍不過是一介粗陋武夫而已。

　　狄青在出任南征大軍統帥的過程中，也曾遇到來自上上下下設置的障礙。據記載，最初宋仁宗欲用宦官任守忠作為狄青的副手，實際上是沿襲了以往的做法，變相設置監軍，以製約主帥。諫官李兌等人對此持異議。李兌上言稱：“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非計”。宋仁宗遂罷任守忠。不料，右正言韓絳又提出不同意見，指出：狄青武人，不足專任，須有文臣加以監視。這當然仍是“以文馭武”的傳統規矩。當宋仁宗詢問宰相龐籍的看法時，曾在西北前線擔任過方麵軍指揮官的龐籍，畢竟還是了解一些軍中的實際情況，遂勸說天子道：“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權輕，偏裨人人自用，遇賊或進或退，力不能製敵也。今青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彼視青如無，青之號令複不得行，是循覆車之軌也”，“若專以智高事委之，使青先以威齊眾，然後用之，必能辦賊”。宋仁宗這才下定決心，專任狄青。而正因為如此，宋軍才最終取得了戰場上的勝利。宋代史家王稱對此評說道：為將之道必須具備智、威、權三方麵條件，所謂“蓋有智矣必俟乎權，可以施其智；有威矣亦必俟乎權，可以奮其威。觀狄青之討智高也，可謂能施其智而奮其威，以取勝於當世者矣。然青之所以能若是者，由仁宗專任而責成之也，是得君之權者也”。但是，宋廷此次打破慣例之舉，絕不意味著放棄了猜忌、壓製武將的祖宗之法，而實在是被形勢所逼下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

　　果然，及至狄青南征歸來，宋仁宗欲擢狄青為樞密使時，曾力主專任狄青的龐籍便極力反對。龐籍的理由是：太祖時，大將慕容延釗、曹彬立有大功，均未得到樞密使的官位，現狄青之功不及二人，若用其主西府，則其“名位極矣”，萬一今後更立大功，“欲以何官賞之”。龐氏又以保全狄青功名為由進行阻攔，其言曰：“青起於行伍，驟然為樞密副使，中外洶洶，以為朝廷未有此比。今青立大功，言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複召眾言也。”於是，遂以超遷狄青諸子官職的辦法達成妥協。事後，宋仁宗對龐籍的建議予以稱道：“深合事宜，可謂深遠之慮矣。”不久，事情出現了轉機。參知政事梁適為了排擠政敵、樞密使高若訥，向皇帝密奏狄青功大賞薄，“無以勸後”，又暗結內侍等製造南征將帥褒賞太薄的輿論。曆來畏懼議論的宋仁宗“日日聞之，不能無信”，終於不顧異議，拜狄青為樞密使。這樣，在朝廷複雜的政治紛爭中，狄青步入了樞密院。然而，來自文臣主流集團的壓力卻並未減輕。

　　狄青在入主樞府的四年間，其正麵記載幾乎在史書中絕跡，倒是有關他的流言偶爾見諸文字之間。如有人稱看見狄家的狗長出角來；知製誥劉敞則將狄青與廢唐建梁的“亂臣賊子”朱溫相聯係，稱發現狄家宅院在夜晚常發出奇光，而這種光亮恰與當年朱溫稱帝前的情景驚人的相似。又有人稱狄青曾在相國寺內身穿意義非凡的黃襖，雲雲。於是，文臣劉敞、呂景初等不斷上奏，稱天象惡變，堅決要求將其逐出京城。

　　其實，當時有關的傳聞固然對狄青不利，但最終導致其罷官的原因恐怕還不在此。據記載，狄青步入樞密院後，不僅廣大士兵將他視為自己的英雄，對外人誇耀，而且開封城內外的百姓也深為其事跡折服，廣為傳頌其“材武”精神。甚至於狄青“每出入，輒聚觀之，至雍路不得行”。在當政集團看來，這就不僅影響到苦心營造出的“重文輕武”風氣，而且還可能威脅到趙宋王朝的安全。嘉�元年，當宋仁宗患病，群臣議論立皇嗣時，翰林學士歐陽修便在奏言中指出狄青對朝廷構成的潛在威脅，所謂“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狄青“心不為惡，而不幸為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為國家生事”。因此，歐陽修堅決要求罷免狄青樞務，“為國家消未萌之患”。

　　於是，盡管狄青在西府慎密寡言、謙恭忍讓，但在如此強大的輿論攻勢下，疑心頗重的當政者終於拋棄了狄青。當時的宰相文彥博遂建議以兩鎮節度使出狄青。當宋仁宗說出“狄青忠臣”的話時，文彥博則告誡天子：“太祖豈非周世宗忠臣，但得軍情所以有陳橋之變。”隨後，文彥博又公開地對前來喊冤的狄青說：“無他，朝廷疑爾”。至此，再也無人願為狄青辯護了。

　　狄青最終在流言蜚語纏身的情況下被打發到陳州任地方官。即使如此，統治者對狄青仍不放心，“每月兩遣中使撫問”，以監視其行動。狄青每聞使來，即“驚疑終日”。狄青到任所不過半年左右，便鬱悶而死，時年僅50歲。“重文輕武”的傳統國策，再次葬送了一代名將。

　　三

　　縱觀狄青一生，可以看出這位在戰場上所向披靡、戰功卓著的著名將領，在政界卻倍受文官集團的猜忌和打擊，既缺乏應有的地位，也難以施展抱負。之所以會出現如此現象，根源便在於日益加劇的“重文輕武”政策作祟。而透過狄青的不幸遭遇，正可以看出北宋中葉武將所處的境況。

　　如所周知，自中唐安史之亂以後，出現了藩鎮長期割據的局麵，所謂“兵驕則逐將，帥強則叛上”，武夫悍將逐漸成為政壇上的主角。五代時期，手握重兵的將帥更是憑借武力割據一方，各自為政，“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正如宋人所言：“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權所在，則隨以興；兵權所去，則隨以亡。”武夫悍將完全主宰了國家命運。與武人勢力膨脹相對，當時的文臣地位淪落，完全仰承武夫鼻息。

　　北宋正是在以上曆史背景下通過“陳橋兵變”建國，因此，宋太祖趙匡胤深知武將“廢置天子，變易朝廷”的根源所在。於是，宋開國統治者懲唐末五代之弊，始終把軍隊將領視為心腹之患，對其采取了一係列嚴密的防範措施。如通過“杯酒釋兵權”之舉，解除了禁軍中一批功高震主的高級將領的軍權，以消除危及趙宋統治的一大隱患；通過建立樞密院――三衙平衡體製，將調兵權與統兵權一分為二，使其互相牽製，收權於皇帝；製定更戍法，有意造成“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的局麵，使將帥無法在軍中樹立自己的權威，從而達到“將不得專其兵”的目的，等等。誠如清人王船山所言：“懷黃袍加身之疑，以痛抑猛士。”在收奪將帥兵權的同時，宋初統治者又廣泛地吸納士大夫參政，有意提高文臣的權威，扭轉以往“重武輕文”的社會風氣，通過實行“以文馭武”的法則來限製武將的影響，利用文臣監督和製約武將。於是，不但中央和州縣的長官以文臣擔任，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甚至連最高軍政機構樞密院的長貳之職、前線方麵軍的指揮官也大都由文官充任，所謂“不以武人為大帥，專製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略，以總製之”。對於宋統治者的這種用人心態，王船山一言以蔽之：“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寵之文士也”。

　　應當承認，宋太祖在位期間，雖然對將帥製禦極嚴，但是在用兵時，尚能做到對將領專而不疑。如平南唐時，一應事宜全委統帥曹彬處置，副將以下不聽命者可就地正法；對河北、西北前線守邊的武將，如李漢超、郭進、李謙溥及姚內斌等更給予相當大的自主權。這在戰場上無疑收到了積極的效果。而到了宋太宗時期，一方麵由於其弑兄奪位的陰暗心理作祟，對帶兵的武官極為戒備；另一方麵，在兩次北伐戰爭失敗後，宋太宗喪失了對外用兵的信心，遂眼光完全向內，在文官集團的支持和配合下，將防範和打擊武將作為鞏固集權統治的主要手段之一，對統兵將帥大行猜疑之法。如此以來，京畿禁軍將帥全換成惟命是從的藩邸親隨，前方將領則受到嚴格控製，即實行所謂的“將從中禦”。這些做法，不僅嚴重地箝製了將帥的行動，而且極大地剝奪了其權威，遺患無窮。如名揚北疆的大將郭進便因不堪監軍田欽祚的多次淩辱，自縊而死；“老於邊事，洞曉敵情”的名將楊業，也是在監軍王�等人的逼迫下，死於非命。於是，明智的將領們適時調整了自己的心態，處處表現出恭順、謙卑甚至無能的姿態，如後人所指出：“以仁厚清廉、雍容退讓，釋天子之猜疑，消相臣之傾妒”，“將避權而與士卒不親；將避功而敗可無咎，勝乃自危；貿士卒之死以自全”。像功臣曹彬，雖位居樞密使高位，但每次在道中碰到士大夫的車馬，都“必引車避之”。

　　在宋真宗朝，“重文輕武”、“以文製武”政策作為祖宗家法得以繼續貫徹，統治集團對武將的控製變本加厲。特別是到澶淵之盟以後，議和苟安成為北宋的又一治國國策被確立下來，於是，“武備皆廢，以邊臣用心者謂之引惹生事，以縉紳慮患者謂之迂闊背時，大率忌人談兵”，武將的地位自此更是一落千丈。據宋真宗朝宰相王旦之子王素追憶：武臣馬知節與文官王欽若、陳堯叟同在樞密院，“一日，上前因事相忿。上召公，至則見冀公（即王欽若）喧嘩不已，馬則涕泣”。由此可窺見當時武將處境之一斑。至北宋中葉的仁宗朝，統治者對武將的壓製又進一步加劇，“重文輕武”之風可以說達到了頂點，甚至戰場上的指揮大權也全交給了文官。在這一時期，軍隊將領，即便是立有奇功的名將也無應有的地位可言。當時人尹洙就曾發過如此議論：“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複幽薊，逐強敵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武將受到北宋朝廷的無端猜忌和百般防範，使他們不得不苟且偷安，求得自保。如宋仁宗朝禁軍將領王德用，曾兩度入主樞密院，又因文臣的猜忌和攻擊而兩出樞府。當他聞聽攻擊自己的禦史中丞孔道輔死訊時，還得這樣表示“朝廷亡一忠臣，可惜也。”至和初，當文臣討論立皇儲而不與樞府商量時，王德用隻能無奈地發牢騷道：“置此一尊菩薩何地！”朝臣聞聽此言，反譏笑道：“老衙官何所知？”至於禁軍大將郭承�之流，更是處處表現得平庸無能，從而倍受文官們的輕蔑，被目為“凡庸奴隸之材”。

　　狄青處於“重文輕武”風氣極盛的時代，其在官場上的舉動便不能不受到很大的影響。他在進入樞密院後處處隱忍退讓、小心謹慎，對文官士大夫謙恭禮讓，如他每至韓琦府中，“必拜於廟廷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侍其子弟”。顯然，狄青希冀以此贏得朝廷的信任，取得文臣的好感，以穩定自己的位置。但他所做的一切，在當時文尊武卑的環境下都是徒勞的。因為其武人身份是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更何況他不同於一般的庸將，有戰功，有名望，所以倍受許多文臣的嫉妒、排擠，最終“顛倒於廷臣之筆舌”下。名將狄青的不幸遭遇，正是這一時期整個武將群體境遇的縮影。

　　隨著北宋武人地位的淪落，宋廷在對外戰爭中出現了“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得誌”的結局。言及戰爭失敗的原因，眾朝臣往往歸結於國無良將，卻很少反思歧視、壓製武將政策的因素。倒是宋太宗朝文壇領袖王禹□很早就敏銳地察覺到症結所在，他曾在給宋太宗的上奏中指出：“自陛下統禦，力崇儒術，親主文闈，誌在得人，未嚐求備。大則數年便居富貴，小則數月亟預常官”，“望減儒冠之賜，以均戰士之恩。”王禹□甚至提出了“抑儒臣而激武臣”的激進主張。慶曆時，禦史中丞賈昌朝也上疏反映祖宗以來過度收兵權政策的失誤，“今命將帥，必先疑貳，非近幸不信，非姻舊不委”，“雖有主將，不專號令，故動則必敗”。因而他要求樹立將帥必要的權威。類似的呼籲並沒有引起多大的反響，武將的作用和地位則繼續向著不利的方向滑落。

　　綜上所述，到北宋中期，“重文輕武”這一家法不僅在朝廷上下貫徹日深，而且也已演化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意識，武將們在這樣輕視與猜忌的環境壓迫下，被擠壓成循規蹈矩、無能怯懦、毫無生機的群體，其社會地位跌至曆史的冰點。狄青的不幸遭遇正是這一時代悲劇的集中體現。而這一現象的存在，極大地削弱了宋軍的戰鬥力，是導致北宋王朝長期被動挨打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文與張明合作所寫，原文發表於《中州學刊》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