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論稿

十六、漕運與中國的封建集權統治

　　漕運是中國曆史上特有的一種現象，即封建王朝通過水運，向其統治中心――京師大規模征送稅糧等物資的一種製度。這一現象始於秦代，亡於清末，前後存在了二千年之久，其間統一集權王朝時期，漕運無不興旺發達，而分裂割據之時，漕運則一蹶不振，可謂與中國的封建集權統治相始終。誠如晚清政治家康有為所言：“漕運之製，為中國大政”。但是，漕運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它與中國封建王朝統治的關係如何，其作用和影響又何在？目前史學界尚未做出完整的回答。因此，對這些問題加以探討，無疑是有意義的。

　　一 漕運產生及其興衰的根源

　　眾所周知，史稱三代的夏、商和西周時期，雖然號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天子及中央實際上僅控製有數百裏的王畿之地，其餘廣大地區則處於“分土而治”的狀態之下，或為臣服之邦，或為受封之國。這些邦國與中央的關係是相當鬆弛的，在經濟上，主要保持著“進貢”的義務，這種進貢，有時也隻是象征性的。因此，三代雖稱統一，但卻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央集權統治。及至春秋、戰國之時，列國稱雄，天子淪喪，原來形式上的統一、“進貢”也隨之消亡。總之，在先秦時期，由於沒有出現強大的中央集權王朝，所以，便不存在中央對各地經濟的嚴密控製，也不可能出現中央對各地財賦的經常性、大規模的征運現象，因此，漕運也未能產生。至於春秋時秦國的“泛舟之役”，隻能算是偶然現象，並非穩定、製度化的漕運。

　　秦統一封建王朝建立後，才首次在政治上對全國實行了中央集權統治，完成了韓非子“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的構想。為了滿足空前龐大的秦中央政權的日常需要，支持其“內興功作，外攘夷狄”的事業，就有必要吸收和利用各地的收入，所謂“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同時，正像廢除分封、銷毀六國長城及兵器，以打擊各地的政治、軍事基礎一樣，也必須在經濟上剝奪地方的收入，以削弱其對抗中央的物質基礎。因此，秦王朝對各地、特別是山東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財賦征調。正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漕運才應運而生。換言之，秦中央集權政治的需要，是漕運產生的主要原因。而漕運所以采用水運的形式，則是由當時的交通狀況決定的。在古代陸路運輸手段極端落後的情況下，大規模、長距離的運輸，可行性最大的隻有水運，其優越性是不言而喻的，如後人所說：“設無通舟航，百貨當陸馳，人肩牛騾驢，定應無完皮”，從而決定了漕運的水運特定形式。先秦運河的初步開挖和水運的抬頭，為秦代漕運的發展創造了便利的條件。

　　秦代漕運的直接記載雖然很少，但經過許多學者的研究，其發展梗概已大體可知（見史念海《河山集》）。秦統治者通過關中渭水、黃河以及與黃河下遊相通的濟水、鴻溝等河道，將遠至黃河之濱的山東各地糧物源源不斷地漕運至鹹陽，位於黃、濟相交之處的敖倉，是當時漕運的重要集散地，直到楚漢相爭時，仍“藏粟甚多”。敖倉以西的陳留，據記載也有數千萬石的積粟，很可能是漕糧西運的又一集散地。這都反映了秦代的漕運已有了較大的規模。

　　通過以上事實不難看出，借助於水運這種便利條件的漕運，是秦中央集權政治出現的產物。此後，中央集權這一統治方式，便與漕運長期並存。秦代以降，中國封建政治的發展、變遷，可以概括地集中為以下三點：其一，統一是發展的主流，集權統治又是統一王朝政治的靈魂。在曆代統一王朝的嬗變中，集權政治呈現出日益強化的趨勢，這一趨勢又可大體分為兩漢、隋唐和宋元明清三個階段，特別是第三階段，中央集權政治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其二，就各統一王朝本身而言，往往又包含著由初建時的幼稚和弱小到發展強大，而後又轉為衰亡這樣三個不同的時期，其集權的程度表現為弱、強、弱的過程。其三，在統一的主流之外，又先後出現了三國、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和宋金對峙幾大分裂時期，此時，集權政治或名存實亡，或銷聲匿跡，可說是集權統治的斷裂階段。封建集權政治的上述變遷及表現，就決定了漕運發展的曲折多樣性。以下就統一和分裂時期，集權政治興、衰給漕運造成的不同影響，分別予以論述。（由於篇幅所限，故某些時期從略）

　　先談統一時期。統一的兩漢時期，是封建集權政治鞏固和發展的階段。雖說是“漢承秦製”，但西漢建國伊始，卻恢複了分封之製，全國五十四郡中有三十九郡為封國所有，漢中央直接掌握的僅有十五郡。這些封國在政治和經濟上保持著極大的獨立性，所謂“國所出有，皆入於王”，即指這種情況。因此，漢初對關東的漕運就極為有限，每年僅數十萬石粟。到文景以後，中央開始削藩，特別是漢武帝登基後，全麵推行強化中央集權的方針，中央對全國的控製空前加強。封國或廢、或淪為郡屬機構，而王侯“惟得衣食稅租”，至此，漢王朝直接控製了全國的經濟命脈，為日益膨脹的集權統治的各項需要，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漢中央乃大力發展漕運，“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漕運量迅速提高到年四百萬石的空前水平，最高時達六百萬石，以至於出現了太倉之粟陳腐不可食的現象。為了使巴蜀之物也能漕運關中，漢武帝還下令溝通秦嶺間的褒斜水道，但未能如願。此後一直到宣帝五鳳年間，由於在關中、河東大量糴買糧食，漕運量才有所減少。到西漢末及反新起義時，中央集權統治宣告瓦解，漕運乃絕於史籍，說明漕運之事也隨之陷入絕境。

　　東漢漕運號稱是“鴻渭之流，徑入於河，大船萬艘，轉漕相過，東綜蒼海，西綱流沙”，但具體的記載卻不多。史念海先生曾依據《東觀漢記》指出，在東漢前期，彭城、廣陵及九江等郡，每年向洛陽漕運九十萬斛穀（見《河山集》）。當時發達的農業區在黃河流域，北方地區的漕運量超過以上地區，是毫無問題的，但因無明確的數額，故略而不述。不過可以肯定地是，東漢漕運的規模和地位低於西漢，這一事實與東漢地方勢力強大、中央集權弱於西漢有關。

　　隋唐時期，是封建集權統治進一步強化的階段。隋王朝結束了長達數百年的分裂局麵，重新恢複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統治，於是，沉寂已久的漕運又得以恢複和發展。隋初，在漕運沿線的蒲、陝、洛等十三州置倉募丁，向長安轉漕關東各地糧食。隋統治鞏固後，便大肆興修運河，形成了以長安為終點的全國運河網。其中的南北大運河，第一次溝通了京師與經濟上日漸崛起的南方的水上聯係，使漕運的範圍得到了空前的擴大，這就為漕運的大規模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隋代雖沒有留下漕運量的明確記錄，但其積穀之多，卻名聞於史，連唐太宗都歎為觀止。近年在原運河沿線發掘的隋倉，規模極為巨大，並存留了大量的炭化穀物。這從側麵證實了隋氏漕運之盛。由於隋祚短促，東南漕運尚未得到充分的發揮，但卻給後代漕運留下了一筆豐厚的遺產。

　　有唐一代漕運記載相當豐富，《兩唐書・食貨誌》首創漕運專節，為我們了解當時漕運的盛衰情況提供了方便。唐初，中央集權統治剛剛建立，其實力有限，因此，“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武後當政後，集權統治逐漸增強，官僚機構不斷擴大，“內外興作”日益增多，唐政府對漕運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漕運量亦隨之提高。到開元、天寶前期，唐王朝的集權統治進入了極盛之時，各項開支大為增加“國用漸廣”，加之長安人口逾百萬，因此出現了君臣大講漕事的局麵。裴耀卿理漕時，三年向京師漕運700萬石糧，天寶中，運量達到年400萬石的水平，其中東南漕運所占比重日益增大。此時，正是唐集權統治日當中天之時，漕運也進入了鼎盛之日。

　　但是，隨著安史之亂的爆發，以及藩鎮割據局麵的形成，唐中央的一統天下遂趨於渙散、瓦解。北方的大部分收入落入藩鎮之手，“以賦稅自私，不朝獻於廷。”唐政府僅餘東南八道之賦，而且動輒被截，漕運量乃降至百萬石左右，大曆以後，更降為年40萬石的水平。到唐晚期，漕運時遭叛將抄掠，運量就更少得可憐。到僖宗光啟時，淮南強藩高駢阻斷運河，“自是貢賦遂絕。”可見，隨著唐集權統治的瓦解、垮台，漕運也告消亡。

　　宋元明清時期，是封建集權統治登峰造極及走向衰亡的階段。在這一時期，由於中央集權政治日益強大和鞏固，因此，與以前相比，漕運不僅規模巨大，而且有了相當的穩定性。但是到清末以後，由於封建王朝統治走向窮途末路，漕運也最終在曆史上消失。

　　北宋建立後，吸取了唐、五代以來“內輕外重”的慘痛教訓，全麵強化中央集權統治，於是形成了“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的政治局麵。其中在財政上，實行了“除藩鎮留州之法，而粟帛錢幣鹹聚王畿”的鐵律，充分發揮漕運的作用，對全國的財賦進行了最大限度的征調。

　　北宋在前代的基礎上，對運河進行大規模的治理和改造，形成了以開封為中心的放射型水運網，為漕運的迅猛發展，提供了優越的條件。宋初，江南尚未臣服，因此，每年僅能漕運北方百餘萬石糧食。到宋太宗統一全國之後，漕運的範圍便擴及各地。特別是通過汴河，將東南地區的大批糧物，源源不斷地運達京師，其中僅漕糧一項，即達每年400萬石，宋真宗時，又在汴河漕運量基礎上，確定了每年600萬石的定額。此後，東南漕糧基本穩定在這一水平上，最高時曾達800萬石。如果加上北方地區的130多萬石，北宋漕糧竟長期保持在730萬石，最高時曾達900多萬石。漕運在北宋的這一穩定、高水平的發展，其根源即在於北宋集權統治的嚴密和鞏固。到宋徽宗統治後期，朝政極端腐敗，漕運失去正常秩序，使漕運量大幅度減少，不久，北宋滅亡，漕運也隨之中斷。

　　元代雖為少數民族所建王朝，但卻繼承了以中央集權體製為核心的各項“漢製”，於是漕運仍盛行於世。由於元代定都於華北，拉長了與南方的距離，而華北的地勢又明顯高於南方，運河進入山東後問題叢生，加上當時南方尚未平定，因此，元初內河漕運極為艱難，向大都漕運的糧物相當有限。征服南宋後，元中央為了盡快地獲取江南財賦，乃轉而發展海運，放棄了代價過大的內河漕運。

　　從至元二十年首試海運成功後，海運就承擔了向京師供應糧食、物資的主要任務。最初，每年僅能海運幾十萬石，不久即達到百萬石以上，在更多的時間內接近200萬石，最高年運量為335萬石。到元末農民起義爆發後，元中央對南方的控製迅速瓦解，海運也隨之動蕩不定，不久便告結束。元代海運取代了河運，在中國漕運史上留下獨特的一頁。

　　明初政治與西漢初年相近，即在建立統一的中央王朝的同時，又實行了同姓分封製。因此，洪武一朝，雖有罕見酷烈的專製皇權，但中央集權政治卻尚未完全貫徹。北邊藩王既有數萬、乃至十萬以上的王府之師，承擔拱衛皇室的職責，又可節製沿邊駐軍，負責抗蒙軍務，因此權勢極大，之後終於釀成了建文時的“靖難之役”。因此，明初北方收入多不入京師，明中央則就近吸收東南財賦，以滿足自身需要。在上述背景下，漕運的發展就受到較大的限製，有關的記載也多語焉不詳。

　　明成祖登基後，厲行削藩，大力推行強化中央集權的措施，使明王朝的集權統治達到了更高的水準；同時，又繼承了定都北方以控全國的傳統，遷都北京，於是，漕運的地位迅即提高。明政府一麵繼續利用海運，一麵對荒廢的運河大加治理和改造，縮短了南北漕運的路線，為漕運的發展創造了便利的條件。永樂時，供應北京的漕運從每年200萬石，遞增至400萬石，此後漕運量便大體穩定在年400萬石的水平上，最高時超過了500萬石。萬曆中期，明統治出現了腐朽、混亂的局麵，加上淮河屢次泛濫，影響了運河的航行，漕運量較前有所下降。到明末農民起義席卷華北時，明中央號令難出國門，漕運才最終停止。

　　“清承明製”，清代的中央集權體製在明代的基礎上，進一步成熟。因此，清政府像明代一樣，對漕運也給以高度重視，在征服江南不久，就確立了向北京每年漕運糧食400萬石的製度。此後，這一數額一直維持在十九世紀中葉，最高時為420多萬石。即使在“三藩之亂”波及南方大部分省份時，清中央仍控製著江浙地區和運河，漕運量也沒有下降。

　　到鴉片戰爭以後，伴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不斷湧入，清中央集權帝國日趨衰落，1851年爆發的洪秀全農民起義，更加速了其瓦解的速度。太平天國起義後，迅速席卷了東南大部分地區，控製了清王朝最重要的財賦之源，並攔腰切斷了北上的漕運線，在經濟上卡住了清政府的脖子，沉重地打擊了清王朝的統治。在漕運中斷的形勢下，清中央被迫將南方漕糧的大部分改為銀錢征收，用做鎮壓起義的軍餉。其餘部分，則委托商船從海道北運，如1853-1855年，分別北運漕糧146萬、82萬和129萬石，數額都遠遠低於以前。太平天國失敗後，漕糧折征款項仍為湘、淮軍閥及地方所有，並不上交朝廷，清中央對日益強大的地方勢力已無可奈何，隻得默認現實，因而，漕運隻能維持在現有的水平上。

　　1872年，洋務派在上海成立了輪船招商局，逐漸將剩餘漕運的業務攬走。至此，與以往相比，漕運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一，漕運規模大為縮小，這是宋代以來統一王朝所未有的現象；其二，原來純粹由政府組織和經營的方式，轉為政府出資、商人承運的新形式，與一般商運已無太大差別了。這表明了傳統的漕運已走向末路。1901年，由於財政狀況日益惡化，清政府無力承擔漕運費用，下令將漕糧改為現錢征收。但仍留下了十餘萬石的宮廷用米，直到辛亥革命後才最終結束。至此為止，中國的集權封建王朝統治退出了曆史舞台，與其並存已久的漕運，終於也壽終正寢了。

　　注：表中一般和最高年額出處，均見前述各代引文資料，其中唐代、北宋和元代的一般年額，是取的其大概平均數。折合今數，則是根據吳承洛先生的研究成果換算的。（參見《中國度量衡史》第72頁）

　　在秦代以後的幾大分裂時期裏，由於出現了幾分天下、互相對峙的局麵，因此，大一統的集權體製暫時退出了政治舞台。於是，統一的漕運也隨之消失。一般說來，此時割據政權的統治多不如統一王朝嚴密、鞏固，地方勢力往往稱強，如孫吳的江東大姓、東晉南北朝的鎮將和刺史、以及五代時的藩鎮等等，或仗勢橫行於地方，或恃兵肆虐於中央，東晉即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說。在此形勢下，割據政權對地方財賦的控製就比較弱；同時，頻繁的割據戰爭也消耗了地方的大量收入，因此，能夠供應京都的物資便大為減少，漕運乃趨於萎縮，甚或消亡。二十四史中有關這些時期的記載，罕有涉及漕運的資料，有關的水運記錄，多是臨時性的軍需供應，如曹操在滅袁氏殘餘時，開白溝等渠，以水運供給軍隊糧草；鄧艾伐吳時，修渠400餘裏，以泛舟運粟；北魏太和時，刁雍建議用水運取代陸運，以解決邊軍給養困難的問題；周世宗征淮南，才恢複了汴河的航運，如此等等。由此可見，當中央集權統治消失，對峙割據局麵形成後，漕運的發展就受到極大的限製，陷入了萎縮、停滯的困境。事實上，此時漕運的有關情況，也無從證實。這就從反麵說明了漕運與集權統治的關係，可謂是“榮損相俱”的。總之，漕運不僅因集權統治而產生，而且其興衰也由集權統治的變化所決定。

　　二 漕運對中國封建集權統治的意義和影響

　　漕運長期存在，活躍於中國的封建時代，勢必在同期曆史上占據重要的地位，並對封建統治產生著巨大的作用和影響。概括地說，漕運的意義和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麵：

　　首先，對維持中央集權統治和統一局麵的存在、穩定，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根據前述可知，秦代及其以後各統一王朝，無不通過大力發展漕運直接掌握各地收入，從而極大地削弱了地方的物質基礎，扼製了分裂勢力的發展，所謂“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同時，封建政府擁有了充足的物資，保持和壯大了自身的力量，就可以對全國進行嚴密而牢固的統治，足以對付各種內亂外患，從而確保了封建集權統治和統一局麵的長期存在。正是從此出發，康有為才得出了漕運為“中國大政”的結論。事實上，在中央王朝轉衰之時，統治者也常常是借助漕運，才勉強支撐著對全國的統治局麵，唐代中期以後的形勢就是典型的一例，已故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曾精辟地指出，安史亂後，唐王朝仍能存在，是與漕運東南財賦的支持分不開的。

　　其次，對封建集權統治的政治組織，特別是中唐以後的體製，有著重要的保障作用。集權統治不同於其他政治，其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了聽命於皇權的龐大國家機器，如秦漢時期以三公九卿為中心的官僚隊伍和軍隊。而豢養如此眾多的人員，除了提供足夠數量的土地以外，還需日常巨大的各項實物開支，漕運對此顯然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中唐以後，隨著均田製的破壞，國有土地逐漸衰落，封建政府無力繼續向官僚提供祿田（如從前的爵邑、占田、公田及永業田等）；也無法再給士兵分配土地，府兵製遂瓦解，募兵製出現。於是，官俸和兵餉向單純實物、貨幣形式轉化，而這一轉化又使得官僚和軍隊對皇權的依附性，進一步加強了。上述變化基本上為宋代以後各朝所繼承。如此以來，漕運的地位便更為重要了，“所謂官多徒役眾，此二者，國粟所以費之由也”，特別是雲集於京畿的常備軍，更是全賴漕運給養，北宋財臣張方平即驚呼：“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故國家於漕事最急最重。”顯而易見，漕運對中唐以後封建政治體製的意義，較前更為重大了，難怪明季有“天下大命，實係於此”之歎！

　　第三，對確保集權統一王朝定都北方的傳統格局，有著重大的支持作用。由於曆史上中原王朝的主要邊患，是來自北方的遊牧勢力，所以先秦以來，中原統治者不斷修築長城，屯駐重兵，以防禦敵方的南攻，其中又以集權統一王朝最為突出，這就形成了中國古代軍事重心長居北方的基本形勢。為了適應這一形勢，中原集權王朝不得不將政治中心也設置於北方，以便就近控製邊防局勢，達到穩定全國的目的，這就形成了定都北方以製天下的傳統政治格局。而這一軍事形勢和政治格局之所以能長期維持，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漕運支持的。

　　秦代已有“飛芻挽粟”以供邊軍的記載，此後，內地政權除在沿邊屯田外，都利用漕運向邊軍供應糧餉，隋唐以後的北方運河和海運，即視軍需為重要的服務對象。而設於北方的政治中心，更是建立在漕運供給的基礎之上，特別是唐宋經濟重心南移之後，都城對南方財賦的依賴尤勝於以往，漕運的作用幾如血管、命脈一樣。可見，漕運對維持集權王朝國都的穩定和北部國防線的鞏固，都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是另一條流動的“長城”。正如明人所言：“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天下矣。”而漕運狀況的不佳、惡化，對封建集權統治有著極為不利的影響，輕者足以幹擾其統治秩序，重者則可削弱其統治力量，甚或促使其瓦解、滅亡。漕運的中斷，對中央集權統治無疑是致命的打擊。如東漢末，“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獻帝君臣隻能食糠咽菜，寄人籬下；西晉末，都城被圍，“內外斷絕，十�之�，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其難支之困境可想而知。唐朝滅亡，宋祁一針見血地指出：“禍基於桂林”，即指桂林戍卒切斷江淮漕運線事；北宋末，漕運量銳減，大大減少了京畿的物資儲備，到金軍包圍開封後，便出現了“物力既耗，人心驚疑”的局麵，其亡國迅速，與此有很大關係；元末，海運中斷，造成大都糧荒、餓殍遍地的後果，“元遂不能師矣”。而清末漕運的最終消失，也使得清王朝連同中國的封建集權統治，陷入了萬劫不複的結局。

　　漕運還製約著封建國都的穩定、發展和遷徙。在唐代以前，由於漕運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區，同時，漕路又有黃河三門之險，從而限製了漕運量的提高，製約了國都的發展規模和都城人口的進一步增長。唐朝建立後，國家機器不斷膨脹，長安人口也逾百萬，使得北方經濟難以承受，就不得不將漕運的範圍擴及東南。但正如杜佑所說：“關中寓內西，偏天下，勞於轉輸”，因而，漕運量的提高仍然受到很大限製，永徽以後，長安即時常缺糧，為了緩解這一問題，從高宗到玄宗時期，位居至尊的天子竟不得不經常率領群臣赴東都“就食”，這一奇特的現象，深刻地說明了漕運對國都安定的製約作用，同時也反映了長安已無法適應集權政治日益龐大的時代了，避開三門險阻，縮短輸送路線，以吸收更多的財賦，無疑已成為確立新都的首要條件。唐亡以後，都城終於東移，而北宋以開封為都，就主要是從有利於漕運考慮的，如宋人所言：“國家定都於汴，實就漕挽東南之利。”由此可見，唐宋之際都城的東移，與漕運有著極大的關係。事實上，當漕運路線改變以後，原來繁榮壯觀的長安、洛陽及開封等故都，都迅速衰落下去了。

　　綜上所述，漕運在中國曆史上的產生和發展，絕非偶然現象，而是中國封建中央集權統治的產物，所以，漕運的興亡完全由這一統治的盛衰所決定。同時，漕運狀況的好壞，也極大地製約和影響著封建集權政治的鞏固和發展。但總的說來，漕運的長期存在，特別是在唐宋以後大規模、穩定的發展，對中國封建王朝集權統治的發展和強化，起著重要的保障作用。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沒有漕運，就沒有中國封建集權政治的長期存在，也不會有中國古代大一統王朝的輝煌曆史。

　　（原文發表於《西北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