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論稿

九、都部署與北宋武將地位的變遷

　　摘要：北宋初期，都部署是武將擔任的方麵軍主帥，權位顯赫。但“澶淵之盟”後，都部署的地位有所下降。到北宋中葉以後，都部署成為文臣經略、安撫使的兼職，而武官通常出任副都部署（副總管），遂成為文官統帥的副手和下屬。都部署的這一變化過程，也是北宋武將地位變遷的一個縮影。

　　有關北宋統兵體製的問題，學術界已有所論述，但以往的研究主要側重其製度的一般內容，而對統兵體製中武將地位的變遷問題則探討不夠，惟有王曾瑜先生有過精辟的論述。本文從都部署的前後變化過程入手，以探究武將在北宋統兵體製中地位的變遷。

　　都部署，乃宋沿襲前製設立之職，為方麵軍主帥。《近事會元》卷二《都部署》曰：後唐清泰三年，張景達“充西北番馬步都部署，始此也”。都部署又有“行營”和“駐泊”之分。《宋史》卷一六七《職官七》稱：“掌總治軍旅屯戍、營防守禦之政令。”同時，還有部署之職，其職權低於都部署。北宋初，都部署通常為臨時性軍職，在軍事活動結束後便撤消。但之後，這一職務逐漸固定，成為某一區域的軍隊統帥。如宋人所說：“有止一州者，有數州為一路者，有帶兩路、三路者。”到宋英宗時，因避宋英宗名諱，而將“都部署”、“部署”改名為“都總管”、“總管”。

　　一北宋建國初的都部署及其權威

　　北宋初，都部署是武將承擔的高級軍職，權位頗為顯赫。如宋人說：“駐泊、行營都部管（都部管為都部署之誤），即古之大將軍、大總管之任也。”《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一《馬步軍都總管》曰：“馬步軍都總管，祖宗大帥職也。舊名都部署，避英宗諱改之。”當時出任都部署者，都是高級將領，所謂“國朝馬步軍都總管以節度使充，副總管以觀察使以上充”。這既是宋初武將在外統兵的重要製度和內容，也反映當時武將具有較大的獨立用兵權。

　　宋太祖建國伊始，以禁軍大將出任都部署，負責軍事征討行動。如：建隆元年，宋太祖親征李筠之亂時，以大將石守信為前軍都部署，高懷德為副都部署，負責指揮軍隊；不久，在征討李重進反叛時，再命石守信為揚州行營都部署兼知揚州行府事，王審琦為副都部署，“帥禁兵討之”。此後，在對各割據政權的征服過程中無不如此。如：征伐荊湖南路時，“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慕容延釗為湖南道行營都部署”；在對西川地區用兵時，以大將王全斌為西川行營鳳州路都部署，崔彥進等副之。在滅南漢的軍事行動中，潘美以“賀州道行營兵馬都部署”的主帥身份，全權負責指揮行動，諸如此類等等。以上事例，都清楚地表明都部署是宋太祖一朝用兵的主帥，並且都由高級將領出任。

　　宋太宗時代，仍主要以武將出任都部署，負責用兵作戰。如：雍熙三年北伐幽州，以曹彬“充幽州道行營前軍馬步水陸都部署”；淳化四年，李繼隆為河西行營都部署，率大軍征討夏州黨項勢力。此皆為當時高級將領以都部署身份統軍用兵之例。

　　宋初在組建防禦性的軍區時，也以“都部署”之職作為最高指揮官。如：建隆二年，以“王景為鳳翔節度使，充西麵沿邊都部署”；開寶二年，任命大將韓重□為北麵都部署，以防守河北鎮、定地區。宋太宗兵敗幽州退師時，“命潘美為河東三交口都部署，以捍契丹”。隨後，又以河陽節度使崔彥進為關南都部署，以馬軍都指揮使米信為定州都部署。端拱二年，鎮州都部署郭守文卒，宋太宗立即任命劉廷翰為殿前都指揮使、武成節度使，“出為鎮州都部署”。此外，宋初還在特殊情況下設都部署，作為負有非常使命的臨時性指揮官，如大內都部署、儀仗都部署等等，因其與軍事行動無太大關係，故略而不論。

　　根據以上史實，可以看出在宋太祖、太宗兩朝，都部署通常由大將承擔，其權位非同尋常。當時文官在軍事行動中隻能扮演輔助性角色，如供應糧餉、安撫百姓等。但是，宋太宗因對武將存有極大戒心，遂在初步製定“以文馭武”原則的背景下，嚐試用文臣參與治軍。如在鎮壓王小波、李順起義時，曾一度下令由參知政事趙昌言為川峽招安行營馬步軍都部署，節製當地各級武將。雍熙三年，簽書樞密院事張齊賢知代州，“與都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這可算以後文官大臣出知首州要府兼管駐軍的濫觴。但需指出的是，在宋初兩朝，地方文臣一般對駐軍無幹預權。如開寶四年，“給事中劉載權知鎮州，與建武節度使何繼筠不協，繼筠訴於上。癸醜，黜載為山南東道行軍司馬。”而柳開以知貝州的身份，竟“坐與監軍忿爭”而被貶，這都說明當時武將擁有獨立帶兵權，文臣尚無法幹預在外的武官統兵係統。

　　二宋真宗朝的都部署及其地位的下降

　　宋真宗即位初，在出征用兵及地方統軍體製上沿襲了舊製，仍以大將為都部署。如：鹹平二年，以馬步軍都虞候傅潛為鎮、定、高陽關行營都部署，負責河北前線防務。其麾下有馬步軍八萬，握兵之重為一時所罕見。不久，宋真宗親征，又命宣徽北院使周瑩為隨駕前軍都部署，保平節度使石保吉為北麵行營先鋒都部署，率軍護駕。

　　鹹平三年，宋中央在撤消傅潛等人的帥職後，調整了河北防區和統兵將帥，以王顯為定州行營都部署，王超為鎮州行營都部署。不久，王顯和王超又出任鎮、定、高陽關三路正副都部署。當景德元年遼軍大舉南攻時，大將王超再以鎮定高陽關都部署之職，成為河北主帥。“澶淵之盟”訂立後，宋廷又對北部防務進行調整，“以河北諸州禁軍分隸鎮、定、高陽都部署，合鎮、定兩路為一”，“罷北麵部署、鈐轄、都監、使臣二百九十餘員”。以後再“合鎮州、定州路部署為一”，“鈐轄、都監路分如故。鎮、定舊各置部署，既罷兵，亟省其一。”同時，陝西和河東地區也以都部署統轄軍隊。如鹹平三年，徙天雄軍都部署、殿前副都指揮葛霸為�寧環慶都部署。大將高瓊則出任並代都部署。鹹平五年，宋廷以王超為西麵行營都部署，“領步騎六萬以援靈州”。不久，又調王漢忠為�寧環慶、儀渭州鎮戎軍兩路都部署，以增強防禦西夏的力量。

　　在宋真宗朝前期，可以說都部署的地位依然顯赫，文臣在軍事行動中處於從屬的位置。難怪有文官對此提出異議。錢若水上奏稱：太祖時，郭進、李漢超等將領守邊，“但得緣邊巡檢之名，不授行營部署之號……其位或不過觀察使”。因此，他建議廢去部署之名，所謂“位不高則朝廷易製”。李宗諤也認為：“又豈須置三路部署之名，製六軍生死之命。”孫何更提出用文臣統軍的建議，所謂：“陛下何惜上將之旗鼓，通侯之印綬，不於文資大臣擇訪……勿俾武人擅其權……俟其員闕，互以儒將代之統兵。”類似的建議，表明武將獨立指揮大軍的舊製，受到執掌國政的文臣集團的抵製。

　　也正是從宋真宗朝開始，出現了文官大臣指揮方麵軍的趨勢，而這又與經略使的出現有關。鹹平五年初，宋廷“以右仆射張齊賢為�寧環瓊涇原儀渭鎮戎軍經略使，判�州。令環慶、涇原兩路及永興軍駐泊兵並受齊賢節度”，“專為經略使，自此始”。不過，張齊賢受命後，有幕僚認為：“西兵十萬，王超既已都部署矣。公徒領一二朝士往臨之，超肯從吾指麾乎？吾能以謀付與超，而有不能自將乎？”於是“詔經略使得自發諸州駐泊兵而已”。顯而易見，張氏出任之職，聲名顯赫，對西麵行營都部署王超有某種製約作用。然而，時隔數日，宋廷又改命張齊賢判永興軍府兼馬步軍部署，“罷經略使之職”。推究其因，即在於新設的文臣經略使與傳統的武將都部署在權限上存在矛盾，一時難以解決，隻得既設又廢。但張氏改任的新職，卻標誌著文臣以知首州要府身份兼任本轄區都部署製度的正式形成。不久，靈州陷落，宋中央再以王超為永興軍駐泊都部署。這樣以來，張齊賢的統軍權又被王超取代。

　　繼張齊賢之後，文臣錢若水成為經略使統軍的又一例。鹹平五年中，知開封府錢若水改知天雄軍兼兵馬部署。不久，再“拜鄧州觀察使、並代經略使、知並州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二“鹹平五年七月丙申”條則記載：“以鄧州觀察使錢若水為並代經略使、判並州。上新用儒將，未欲使兼都部署之名，而其任實同也。”這就清楚地表明，宋統治者開始有計劃地落實“以文馭武”的措施，用文臣經略使掌握方麵軍的指揮權，以削弱武將都部署的權威。在景德元年，宋中央還任命王欽若出判天雄軍兼都部署、提舉河北轉運司，與天雄軍都部署、知天雄軍、武官周瑩共同承擔防務之責。

　　“澶淵之盟”後，隨著北邊罷兵局麵的出現，出師性的行營都部署消失，而防禦性的駐泊都部署固定下來，成為常設的地方統兵官職，但其職權開始下降。此時，文臣以地方長吏身份兼管本地駐軍的事例日益增多，並逐漸成為製度。如：景德二年，“命向敏中自知永興軍府改為�延都部署、兼知延州”；不久，任命戶部員外郎劉琮知並州，“同管勾並代兵馬事”，將原並代都部署葛霸調往內地，而以�延路副部署石普為“並代副部署”。統治者有意撤去節度使級大將葛霸，而以資曆較淺的武將石普出任副部署。這樣一來，石普便不能不成為劉琮的下屬。當秦州帥、武臣曹瑋離任後，宰相王旦便推薦文官李及接替其職。到宋真宗朝後期，類似的現象更屢見不鮮。如：寇準出知天雄軍兼駐泊都部署；禦史中丞王嗣宗先改知永興軍府、兼兵馬部署，後又徙知�州兼�寧環慶路都部署，等等。對於這種變化，《元豐官製不分卷・都總管、副都總管》曰：“或文臣知州則管勾軍馬事。舊相重臣亦為都總管。”文官獲得各轄區駐軍的最高指揮權後，當地武將擔任的都部署遂成為附庸，並且一旦受到懷疑，便立即被剝奪兵權。如曹瑋任鎮定都部署時，“丁謂疑瑋不受命，詔河北轉運使、侍禦史韓億馳往收其兵”。

　　不過，終宋真宗一朝，高級將領仍未退出各地統軍係統，特別是在河北和陝西前線仍常以都部署身份領軍。“澶淵之盟”簽訂不久，宋真宗還“作文武敕七條，賜文臣任轉運使以下至知縣者，武臣任部署以下至巡檢者”。可見都部署被視為地方軍職之首，與文職轉運使並列。事實上，還有武將身兼軍事要地部署和州郡長吏二職者。如鹹平五年，以武將韓□知貝州、朱能知銘州、元澄知莫州、鄭誠知趙州、侯耿斌知深州及周緒知冀州，“悉兼本州部署”。

　　三宋仁宗朝的都部署及其與武將關係的變化

　　宋仁宗即位後，從根本上改變了武將出任都部署統帥軍隊的體製，從而將“以文馭武”的方針貫徹於各地統軍係統之中。具體地說，就是逐漸排除武將擔任都部署的機會，最終確定了武將以副都部署身份從屬文臣經略使、兼都部署的基本原則。《宋史》卷一六七《職官七》曰：

　　諸府置知府事一人，州、軍、監亦如之……兵民之政皆總焉……太原府、延安府、慶州、渭州、熙州、秦州則兼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定州、真定府、瀛州、大名府、京兆府則兼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瀘州、潭州、廣州、桂州、雄州則兼安撫使、兵馬鈐轄。潁昌府、青州、鄆州、許州、鄧州則兼安撫使、兵馬巡檢。其餘大藩府或沿邊州郡，或當一路衝要者，並兼兵馬鈐轄、巡檢，或帶沿邊安撫、提轄兵甲、沿邊溪洞都巡檢。

　　宋哲宗朝的劉摯也指出：“臣竊聞祖宗之法，不以武人為大帥專灼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略以總製之。武人為總管，領兵馬，號將官，受節製，出入戰守，唯所指麾。”劉氏提到的祖宗，實際就是宋仁宗，因為此前經略使尚未遍設。而劉氏“武人為總管”的說法，並不準確，因為對夏開戰後，武將通常隻能擔任副都部署（副都總管）之職。《元豐官製不分卷・諸軍都統製》雲：“渡江以前，陝西、河東三路皆以武臣為馬步軍副都總管，遇出師征討，諸將不相統一。”倒是事實。有關事例可謂不勝枚舉，如：早在天聖三年，武將康繼英為“涇原路副都部署，兼知渭州”，便不設都部署的正職。明道初，曹儀為“環慶路副都部署，兼知�州”，其情形與康氏相同。到與西夏交戰後，文官以帥臣身份兼任都部署，而以武將充副職便幾乎成為慣例。如：寶元初，“詔知永興軍夏竦兼本路都部署、提舉乾、耀等州軍馬；涇原秦鳳路安撫使、知延州範雍兼�延路都部署、�延環慶路安撫使”。隨之，武將劉平任環慶路副都部署、兼�延環慶路安撫副使；石元孫為�延副都部署。可見，劉平、石元孫成為文官統帥範雍的副手。不久，夏竦改知涇州，兼涇原秦鳳路緣邊經略安撫使、涇原路都部署；知延州範雍則兼�延環慶路緣邊經略安撫使、�延路都部署。隨後，宋軍大敗三川口，主帥範雍內調，武官趙振出任�延副都部署兼知延州，劉興則出任環慶副部署兼知環州，仍隻能任統軍副職。

　　康定初，寵將夏守□一度出任陝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等使。但不久，夏氏便被免職，由文臣夏竦接替其職，並知永興軍。同時，以文官韓琦、範仲淹並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以武臣夏元亨為陝西副都部署，涇原副都部署、兼涇原秦鳳兩路經略安撫副使葛懷敏知涇州，“兼管勾秦鳳路軍馬事”，秦鳳路副都部署、知秦州曹琮“兼管勾涇原路軍馬事”。以後，文臣王沿也知渭州，兼涇原部署司事；龐籍知延州，兼�延路部署司事；範仲淹知慶州，兼管勾環慶路部署司事。慶曆初，再以文官陳執中出任“同陝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緣邊招討等使，知永興軍”，以武官曹琮為陝西副都部署、兼經略安撫緣邊招討副使。顯而易見，這一係列的人事安排，都是緊密圍繞文臣控製軍隊指揮權而進行的。這就難怪在慶曆三年，武將郭承�出任真定都部署時，歐陽修便激烈反對，要求將郭氏打發到閑慢官職上。

　　當夏竦、陳執中因無能被罷免陝西統帥之職後，當政者在西部設置四個防區，以管勾秦鳳路部署司事兼知秦州韓琦、管勾涇原路部署司事兼知渭州王沿、管勾環慶路部署司事兼知慶州範仲淹和管勾�延路部署司事兼知延州龐籍，“並兼本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同時，任命武將為各自副手。之後，宋中央下詔：

　　近分陝西緣邊為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等使，自今路分部署、鈐轄以上，許都部署司同議軍事，路分都監以下，並聽都部署等節製，違者以軍法論。

　　這項規定明確樹立了文臣在戰場上的絕對指揮權。於是，武官扮演文臣手下的部將角色，遂成為定製。慶曆二年以後，“複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緣邊招討使，命韓琦、範仲淹、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文）彥博帥秦，（滕）宗諒帥慶”。次年初，王堯臣的上言又反映：“四路置帥，逐路遂各帶都部署及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因而武臣副都部署亦為副使。”次年，又罷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複置逐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武將仍為各路副都部署。

　　慶曆時，西線雖然出現了上述多次調整，但文臣統軍體製卻沒有絲毫變化。如當文官統帥滕宗諒等因公用錢事遭攻擊時，參知政事範仲淹便上奏警告道：“且遣儒臣，以經略、部署之名重之，又借以生殺之權，使彈壓諸軍，禦捍大寇，不使知其乏人也。若一旦以小過動搖，則諸軍皆知帥臣非朝廷腹心之人，不足可畏。”此時，武臣擔任的路分部署，大多為刺史級武將，一路多至十幾名，完全聽命於本路文臣統帥。如：文官王素知渭州兼本路經略安撫使時，武官蔣偕因遭夏軍攻擊前來請罪，王素“責偕使畢力自效”。部署（總管）狄青認為不妥，王素則說：“偕敗則總管行。總管敗，素即行矣。”狄青遂“不敢複言”。以後，當朝廷有意任命狄青知渭州時，諫官餘靖起來反對，理由即是：“朝廷自來以武人粗暴，恐其臨事不至精詳，故令文臣鎮撫，專其進止。”

　　對夏大規模戰爭平息後，宋中央在更多的地區用文臣主持軍務。如：以程琳判延州兼�延路經略使、陝西安撫使，以富弼為京東路安撫使、知青州，以韓琦為京西路安撫使、知鄆州，以葉清臣為永興軍路都部署兼本路安撫使、知永興軍。河北地區雖一時仍有武將出任都部署，如夏守□、楊崇勳及王德用等大將之任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但不久也被罷免。據記載，慶曆七年，“析河北大名、真定府、定州、高陽關為四路，每路各置都部署一員，鈐轄二員，都監四員。如無事，隻以河北安撫使總製諸路，或有警，即於大名置四路行營都部署，擇嚐任兩府者為之”。次年，夏竦再提類似建議，宋廷遂分河北為大名府、高陽關、真定府及定州四路，“凡兵屯將領，悉如其議，惟四路各置安撫使焉”。由此可見，河北地區的武將縱然一時能出任某路都部署，也不過是文臣擔任的安撫使或四路行營都部署的下屬。以後，賈昌朝又上言：“自來軍主都虞候並廂軍都指揮使，近年退斥者多差為河北路部署、鈐轄”，因此“請自今止差閑慢路分”。也就是說，至宋仁宗朝後期以及宋英宗朝，武將所任部署之職不僅地位進一步下降，而且常常屬於“閑慢路分”之職。

　　四宋神宗朝及以後的武將副總管及其地位

　　宋神宗時期，以往的地方統軍體製基本得到延續，武將仍大致隻能擔任副都總管，往往又簡稱副總管，充當文臣經略使、都總管的下屬。沈括的以下記載，頗能反映出副總管對經略使的服從關係：

　　予為�延經略使日，新一廳謂之五司廳，延州正廳乃都督廳，治延州事，五司廳治�延路軍事，如唐之使院也。五司者，經略、安撫、總管、節度、觀察也。唐製方鎮皆帶節度觀察處置三使，今節度之職多歸總管司，觀察歸安撫司，處置歸經略司，其節度觀察兩案並支掌推官、判官，今皆治州事而已。經略安撫司不置佐官，以帥權不可更，不專也。都總管、副總管、鈐轄、都監同簽書而皆受經略使節製。

　　熙寧六年，因河湟地區用兵指揮權問題在朝堂發生的爭論，可以進一步說明當時武將副總管的從屬地位。曾任過經略使的蔡挺言：“經略使出，副總管一麵指揮兵馬，從來有此例。”王安石則曰“隻為近年無經略使出外，副總管在內事，然不妨副總管節製得兵官。”蔡挺又言：“臣巡邊時，副總管亦不敢行文書。”王安石說“從來副總管不敢幹帥府權柄，又經略使雖出，實無事可施行，故不敢行文書耳。若經略使圍閉隔絕，即副總管指揮偏裨會合，孰敢不從？且孰以為越職？”以後，王安石向宋神宗建議，應賦予文臣統帥王韶更大用兵權。宋神宗認為：“武臣自來安敢與帥臣抗？”馮京也附和道：“孟德基止因經朝廷言利便，不由王素，王素移令監教閱，幾欲自殺。”按：馮氏所說孟德基，乃以往文臣王素屬下武將。這些記載，都說明當時武將副總管完全從屬文臣主帥的事實沒有改變。

　　宋神宗熙寧七年實行“置將法”後，各地駐軍基本由新設之將官訓練、管轄，而聽命於各路文臣安撫使（《合璧後集》卷七五《諸路將官》），武將副總管也依舊充當帥臣的配角。

　　《元豐官製不分卷・諸軍都統製》雲：“渡江以前，陝西、河東三路皆以武臣為馬步軍副都總管，遇出師征討，諸將不相統一。”可見到北宋後期，上述製度依然得到貫徹。宋徽宗時任伯雨乃指出“本朝太祖、太宗時，四方未平，西北未服，乃用武臣分主要地，時勢所係，不得不然。及至太宗以後，迤儷悉用儒將，至於並邊小郡，始用武人。此祖宗深思遠慮，鑒唐室藩鎮之弊，以為子孫萬世之計也。”這段話，算是道出了北宋武將從早期位高權重的都部署到後期職卑權輕的副總管變化過程的原因所在。

　　（原文發表於《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