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論稿

八、北宋潛邸出身將領述論

　　北宋曆史上，在武將群體中長期存在著一支重要而核心的力量――潛邸出身將領，即君主稱帝前身邊的親信和隨從人員，可簡稱之潛邸親隨，或稱藩邸親隨。大致而言，宋初兩朝，潛邸親隨在武將群體中逐漸呈現出上升的趨勢，特別是在宋太宗朝其影響相當大。至宋真宗、仁宗時代，潛邸親隨已成為武將群體中權貴勢力，牢牢掌握了核心兵權。而到宋英宗朝及以後，潛邸親隨的影響力卻大大下降。對於這樣一批特殊背景的將領，前人雖曾注意，但係統、專門的論述尚未出現，本文即就此予以探討。

　　北宋時期，潛邸親隨因有特殊出身背景，不僅升遷超常，而且受到極大的信任，以至於出為大將，入掌樞府，在統軍體係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北宋人張方平說：“臣竊見國朝故事，所除軍職或以邊功，或以勞舊，或以肺腑。”這裏所說的肺腑，即指潛邸親信。宋人又將其稱之為“隨龍”。如司馬光所雲：“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祖宗即位之始，必拔擢左右之人以為腹心羽翼。豈以為永世之法哉，乃遭時不得已而然也。自後嗣君，守承平之業，繼聖考之位，亮陰未言之間，有司因循，踵為故事，凡東宮僚吏一概超遷，謂之‘隨龍’。”

　　一宋初的潛邸親隨將領

　　北宋在軍中任用潛邸親隨的做法，無疑始於宋太祖時。確如司馬光所言：當開國之際，“天步尚艱”，“必拔擢左右之人以為腹心羽翼”，不如此不足以安天下、收兵權。而這其實是曆代開國史上的普遍現象。

　　查閱《宋史》有關傳中資料可知，趙匡胤登基前的親信主要有趙普、呂餘慶、李處耘、王仁贍、楚昭輔、張瓊、楊信、史□、米信、崔翰、李懷忠及田重進等人。其中趙普、呂餘慶、李處耘、王仁贍及楚昭輔等人出身吏人，其餘則出身為武將。因趙普、呂餘慶後為文臣，故不予討論。而李處耘、王仁贍及楚昭輔三人，以恭謹善計，得到趙匡胤的賞識，遂先後出任樞密院長貳等要職。張瓊以下軍伍出身者，入宋後乃繼續從武為將，而張瓊和楊信因受到特別信任，出任了殿前司首腦，以統領京師禁軍。但就其餘武將的情況來看，並未得到明顯的超遷。如李懷忠在宋太祖朝至富州團練使、日騎左右廂都指揮使。到趙光義即位後，才授節鉞，至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米信、崔翰及田重進則終宋太祖時代，僅至遙郡刺史，史□至光州刺史。由此觀之，趙匡胤對於自己潛邸出身的追隨者，還能掌握一定尺度，並非一律委以重任。事實上，當時大批無潛邸背景的武將仍然得到重用，特別是在統軍出征和防守邊關方麵更為突出，如王全斌、曹彬及黨進等人。

　　宋太宗一朝，可以說是大用潛邸親隨掌權握兵的時代。趙光義登基不久，便提拔身邊親隨，“以商鳳為東上個□門使。上在藩邸時，鳳居典客之任，踐祚之五日，陳從信以右知客押衙為西上□門使、樞密承旨，程德玄以藥院押衙為翰林使，陳讚以弓箭庫官為軍器庫副使，王延德以監廚為禦廚副使”。隨之，再不斷拔擢陳從信等人及柴禹錫、王繼升、彌德超諸人，“自從信而下皆嚐給事藩邸，以舊恩進用也”。以後，這些潛邸親隨不僅充斥樞密院上下，而且分布於京師和地方統軍係統之中。所謂：“太宗即位後，未數年，舊為朱邸牽攏仆馭者皆位至節帥，人皆歎訝之。”僅就《宋史》中明確可查為潛邸親隨將領者就有柴禹錫、張遜、楊守一、趙�、周瑩、王繼英、王顯、彌德超、傅潛、王超、戴興、王漢忠、王能、張凝、李重貴、劉用、耿全斌、周仁美、王榮、楊瓊、李琪、趙延溥、張禹□、裴濟、高瓊、葛霸、桑讚、盧斌、張煦、王延德、程德玄、王延德（與前者同名）、魏震、石普、元達、郭密、傅思讓及李斌等等人。其中柴禹錫、張遜、楊守一、趙�及王顯諸人在宋太宗朝至樞密院長貳，與此同時，傅潛、王超、戴興、王漢忠、王能、張凝、王榮、趙延溥、高瓊、葛霸及桑讚等為禁軍將帥，其餘則或為高級武職，或為帶兵將領。正因為宋太宗時代重用潛邸出身將領的現象非常突出，故有必要分別介紹其重要代表人物。首先，宋太宗朝潛邸出身任樞密院長貳者情況如下：

　　柴禹錫，在趙光義居晉邸時，“以善應對，獲給事焉”。太平興國初，曆供奉官、如京使等，“每夜值，以藩府舊僚，多召訪外事”。太平興國七年，以告秦王廷美陰謀，擢樞密副使。以後至知樞密院事等，授節鉞。柴氏由供奉官至樞密副使，不過七年時間，升遷可謂超乎尋常；楊守一，“事太宗於晉邸”。宋太宗即位初，補右班殿直，曆樞密都承旨等。端拱元年，授宣徽北院使、簽書樞密院事；趙�，“以刀筆事太宗於藩邸，即位，補東頭供奉宮”，曆知滄州兼兵馬部署等。淳化四年，同知樞密院，不久加知院事；王顯，“初為殿前司小吏，太宗居藩，嚐給事左右”。太平興國初，才“補殿直”。到太平興國八年，便出任樞密副使，隨即再遷樞密使。史稱：“顯自三班不數年正樞任，獎擢之速，時無擬之者。”宋真宗朝再任樞密使，又出為河北前線的統軍大帥。

　　其次，同期潛邸出身任三衙將帥，或授節鉞者情況如下：傅潛，“太宗在藩邸，召置左右。即位，隸殿前左班”。太平興國中，已遷日騎、天武左右廂都指揮使。雍熙北征失敗後，一度遭貶。但不久擢殿前都虞候、副都指揮使及侍衛馬步軍都虞候等要職，授節度，先後出任高陽關、延州路及鎮州都部署，成為當時地位最高的將領。傅潛從衛士至三衙大將、節度使，為時也不過十三年間；戴興，“太宗在藩邸，興詣府求見，奇之，留帳下，即位，補禦馬左直，遷直長”。端拱初，已遷至步軍都指揮使、領鎮武軍節度。再遷殿前副都指揮使、都指揮使，曆天雄軍、鎮、定等路行營都部署等大將之職。值得注意的是，三衙將帥傅氏、戴氏與西府中的柴禹錫、王顯相對應，構成當時重用藩邸親隨的突出代表。高瓊，“太宗尹京邑，知其材勇，召置帳下”。端拱時，已擢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歸義軍節度，再出為並州、鎮州都部署；葛霸，“善擊刺騎射，始事太宗於藩邸”。淳化初，擢殿前都虞候。曆高陽關、鎮州都部署等，授節鉞；王超，“太宗尹京，召置麾下。及即位，以隸禦龍直”。到淳化二年，已遷至河西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王漢忠，“太宗在藩邸，召見，奇其材力，置左右”。端拱二年，擢侍衛馬軍都虞候、領觀察使。後遷殿前都虞候；趙延溥，“太宗守京邑，延溥以所部為帳下牙軍”。太平興國三年，任侍衛馬軍都虞候。“殿前白進超卒，即日以延溥為日騎、天武左右廂都指揮使，兼權殿前都虞候事”。雍熙以後，曆鎮州兵馬都部署、判冀州等；王榮，“太宗在藩邸，得隸左右。即位，補殿前指揮使”。曆禦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侍衛馬軍都虞候，加觀察使，又出為定州行營都部署等。

　　其餘為將者的情況為：王能，“太宗在晉邸，召置左右”。在宋太宗朝至殿前右班都虞候兼禦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領遙郡刺史；張凝，“太宗在藩邸，聞其名，以隸親衛”。淳化初，領肅州刺史。曆天雄軍駐泊都監、高陽關行營鈐轄等；郭密，“以知瀛州馬仁�薦，隸晉王帳下，給事左右”。至淳化間，為貝州駐泊兵馬部署，不久擢領安州觀察使，充靈州兵馬都部署；傅思讓，“有勇力，善騎射。太宗居晉邸，補親事都校”。在宋太宗朝累遷容州觀察使、知莫州、隴州等，贈保順軍節度；李斌，“太宗在晉邸，聞其狀貌魁偉，召置左右”。曆貝、冀二州駐泊都監。至道初，擢桂州觀察使，判氵名州、滄州；石普，“十歲給事邸中，以謹信見親，補寄班祗候”，曆遷洛苑使、富州團練使、延州緣邊都巡檢使；裴濟，“少事晉邸”，宋太宗即位，曆遷定州都監、知定州、鎮州行營鈐轄及知鎮州等。鹹平初，知靈州兼都部署，領順州團練使。後靈州城被西夏軍攻陷，死之；李琪，累遷效忠都虞候、開封府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領富州刺史等。後“改授屯衛大將軍，領郡如故”。

　　至於宋太宗時代，某些藩邸親隨地位較低，或遭貶責，則往往有其特殊原因。如張禹□“粗知書，有方略，幼事太宗藩邸”。趙光義即位後，補東西班承旨，居禁衛之職，張氏升遷有限，顯然是因為其年齡過輕和資曆太淺的緣故。王榮自禦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領遙郡刺史，先出為外州馬軍教練使，再削籍流海島，乃在於“坐受秦王廷美宴勞”及“與秦王親吏善”的緣故。

　　二宋真宗、仁宗朝的潛邸親隨將帥

　　自宋太宗之後，在軍中重用藩邸親隨成為一種傳統，而為後嗣諸帝所奉行不悖。其中，又以宋真宗及仁宗兩朝最為突出。

　　宋真宗時期，王繼忠、張耆、楊崇勳、劉謙、夏守恩與守□兄弟、蔚昭敏、高化及閻日新等潛邸親隨，分居禁軍及樞密院要職，成為當時武將群體之中的權貴。

　　王繼忠，六歲便以父蔭補東西班殿侍。“真宗在藩邸，得給事左右，以謹厚被親信”。宋真宗即位後，不過六年左右時間，已累遷殿前都虞候、領雲州觀察使，鎮定高陽關三路鈐轄及高陽關、定州副都部署等。鹹平六年，與契丹交戰被俘；張耆，“年十一，給事真宗藩邸”。又據宋人稱，宋真宗為皇太子時，所寵愛的蜀姬劉氏（即以後的劉後），一度被宋太宗逐出東宮，遂“置於殿侍張耆之家”。由此足見張氏為宋真宗藩邸時親信。宋真宗即位，張耆初授西頭供奉官，曆並、代州鈐轄、管勾皇城司等。以後曆遷侍衛馬軍都虞候、殿前都虞候、馬軍副都指揮使等，授節鉞。大中祥符末，為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至宋仁宗朝，因劉太後的關係，曾任樞密使等要職；楊崇勳，“以父任為東西班承旨，事真宗於東宮”。宋真宗登基，曆遷樞密都承旨、侍衛馬軍都虞候、並代副都部署及群牧使等要職。到宋仁宗朝，曆殿前都虞候、殿前都指揮使、樞密副使及樞密使等；劉謙，“真宗升儲邸，增補宮衛……授謙西頭供奉官、東宮親衛都知”。宋真宗即位後，曆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馬軍都虞候、權步軍都指揮使及殿前都指揮使等，授節鉞；夏守恩，以父戰歿，六歲“補下班殿侍，給事襄王宮，累遷西頭供奉官”。宋真宗時期，曆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泰州防禦使等。“帝不豫，中宮預政，以守恩領親兵，倚用之。擢殿前都虞候，以安遠軍節度使觀察留後管勾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事”，倍受重用。夏守恩弟守□，以兄故自幼入宋真宗潛邸，“王為太子，守□典工作事。及即位，授右侍禁”。曆真定路走馬承受公事、樞密都承旨、侍衛步軍和馬軍都虞候、步軍、馬軍及殿前都指揮使等，授節度使，“帝甚親信之”；蔚昭敏，出身軍人之家，宋真宗為襄王，“昭敏自東班殿侍選隸襄王府，帝即位，授西頭供奉官”。累遷冀貝行營兵馬都監、殿前副都指揮使及都指揮使等，授保靜軍節度使；閻日新，“少為本州牙職，補三司使役吏。淳化中，選隸壽王府，主邸中記簿”。宋真宗登基後，曆永興軍駐泊都監、知環州兼�寧環慶路鈐轄、緣邊安撫都監等，至昭州團練使、知單州；高化“從州將入京師，遂隸禁軍，選為襄王牽攏官”。宋真宗朝，累遷禦龍骨朵直都虞候。到宋仁宗朝，至殿前副都指揮使，授節度使。

　　除以上諸將外，據《宋史》卷二七九《王繼忠傳》下附記稱：

　　宋真宗宮邸攀附者，繼忠之次有王守俊至濟州刺史，蔚昭敏至殿前都指揮使、保靜軍節度，翟明至洛州團練使，王遵度至磁州團練使，楊保用至西上□門使、康州刺史，鄭懷德至禦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永州團練使，張承易至禮賓使，吳延昭至供備庫使，白文肇至引進使、昭州團練使，彭睿至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武昌軍節度，靳忠至侍衛馬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郝榮至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陳玉至冀州刺史，崔美至濟州團練使，高漢美至鄭州團練使，楊謙至禦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河州刺史。

　　這裏所提及的蔚昭敏情況，已見前述，其餘諸人官爵未必皆得於宋真宗時期，如彭睿出任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在天聖三年，但大致還是能夠反映宋真宗潛邸攀附者任將的部分情況。另據富弼在康定初言：“殿前副都指揮使鄭守忠、馬軍副都指揮使高化故親事官，皆奴才小人。”可知鄭守忠亦有宋真宗潛邸背景，其軍職也有相當級別。

　　值得一提的是，景德二年，“樞密院議次補禁軍列校，王繼英奏曰‘：藩邸給事之人尚在外，議者皆聚議騰謗，謂臣蒙蔽不言於上，致其沉滯。’”這便說明重用潛邸親隨為將，已成為帶有共識性的意見。宋真宗當時雖曾有過不予特殊照顧的表示，但從以上諸多例證來看，則實際情況恰恰相反。

　　宋仁宗在位期間，其潛邸親隨依舊擔任重要軍職，突出者有郭承�、安俊、張孜（茂實）及夏隨數人。

　　郭承�，宋初藩鎮郭從義重孫，娶舒王元稱女。宋仁宗為皇太子，“補左清道率府率、春坊左謁者”。宋仁宗稱帝後，曆知貝州、澶州兵馬部署、定州等路及大名府副都部署。再遷殿前都虞候、殿前副都指揮使，出代州副都部署兼知代州，授節鉞；安俊，“仁宗為皇太子，俊以將家子謹厚，選為資善堂祗候”，及即位，累遷環州都監、環慶路都監，知忻州、代州及秦鳳路部署。再曆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步軍都虞候，加防禦使銜；夏隨，乃夏守□之子，以父蔭為茶酒班殿侍，宋仁宗在東宮時，“為率府副率兼春坊謁者”。宋仁宗即位後，曆天雄軍兵馬鈐轄、領三班院、知�州等，加防禦使銜。對西夏戰爭開始後，為�延路副都部署、陝西副都部署兼緣邊招討副使。宋仁宗還特別對其囑咐曰：“朝廷方以邊事委卿，卿毋以父在機密為嫌。”張孜（茂實），以蔭補三班奉職、“給事春坊司”，服務宋仁宗於東宮。在宋仁宗時代，曆陳州兵馬都監，並代副部署、殿前都虞候、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及馬軍副都指揮使等，授寧遠軍節度使。

　　三宋英宗朝以後潛邸出身將領影響的下降

　　宋英宗及以後諸帝，也有提攜潛邸親隨為將的現象。如宋神宗即位伊始，便授予原東宮隨從郭昭選等四人□門祗候，司馬光對此曾有激烈的反對言辭：“今昭選等以賤隸而叨美職，是官不擇人也。”熙寧時期，仍有推恩潛邸親隨的舉動。以後，宋哲宗朝也有類似情況，如宋人文集中的一份製辭反映：武官馮世寧因曾有宋哲宗藩邸的關係而得到提拔，所謂：“恪勤公忠有補，兼係哲宗朝攀附之臣。”臭名昭著的高俅則出身宋徽宗潛邸舊人，所謂“俅以胥儈之才事上皇於潛邸”，在北宋末期任殿前司主帥多年。但值得注意的是，從總體上看，這些潛邸親隨在武將群體中的比例和影響卻明顯降低，不僅人數減少，而且出任將帥者不多。僅僅從《宋史》有關這一時期武將列傳出身的情況，便不難發現這一事實。

　　由上可見，北宋使用潛邸親隨為將的現象，也經曆了一定的變化，其中宋太宗朝顯然是最重要的階段。趙光義登基後，對自己早年的親隨給予極大的信任，多方倚重，以至於出現“牽攏仆馭者皆位至節帥，人皆歎訝之”的情況。這便難怪，開寶末曾在開封府補過牙職的張煦，於雍熙二年“自陳太宗尹京嚐事左右”，遂當即被命為殿前承旨，再遷鎮定、邢、趙、山西土門路都巡檢使、權知環州及保安軍等職。而較其地位高的王榮也敢於狂言“我不久當得節帥”。之所以如此，便與趙光義以陰謀手段稱帝和進一步防範武將隊伍的背景有很大關係，即：寧願用雖能力低下但可靠熟悉的親隨掌握軍隊，也不願承擔用他人而兵權旁落的風險。宋真宗、仁宗時期，政治上極為保守，處處以遵守祖宗之法為施政的要務，重用潛邸親隨的做法自然被沿襲下來。一時此類人員大獲恩寵，如夏守□因有藩邸背景，故“帝甚親信之”，宋仁宗還直接關注其升遷問題。據記載：宋仁宗曾遣中使問夏守□：“欲管軍乎？為橫行使乎？”夏氏答曰：“臣得日近冕旒足矣。”遂當即遷其西上□門使。至宋英宗朝以後，一方麵，文官士大夫集團在政治上的影響已空前大增，所謂“與士大夫共天下”，而當政的文官大臣對以上重用潛邸親隨的傳統予以猛烈地抨擊，如前述司馬光等人的言辭；另一方麵，統治者長期憂慮的來自武將群體對皇權的威脅已徹底消弭，潛邸親隨在製約其他將帥方麵的價值已不大，加之宋神宗銳意改革，所以這一陋習逐漸被放棄，潛邸親隨的影響遂明顯下降。

　　四北宋潛邸出身將領作為述評

　　北宋潛邸出身的武將，雖然升遷頗為迅速，往往執掌大權，但由於背景特殊的緣故，這些人常常具有恃寵驕橫的特點。就其作為而言，多不足稱道，甚至表現拙劣，這在宋太宗、真宗及仁宗三朝最為突出。以下就這方麵的情況予以述評。

　　宋太祖時代，因潛邸出身而達到將帥者有王仁贍、楚昭輔、李處耘、張瓊及楊信等人，作為趙匡胤耳目親信者則主要有史□其人。王仁贍曾任樞密副使、鳳州路行營前軍都監及判三司兼宣徽北院事等，還在宋太祖出巡時，判留守司、三司兼知開封府事等，頗受信任。但他在征討西蜀的過程中，因參與搶掠蜀中子女金寶事，一度遭貶。其後，據史籍稱：“掌計司殆十年，恣下吏為奸，怙恩寵無敢發者。”因此再次被貶；楚昭輔在宋初兩朝任權判三司、樞密副使和樞密使，與王仁贍有類似經曆，雖長期在樞密院掌兵，但更擅長的卻是財計。史家對其有這樣的評價：“昭輔性勤介，人不敢幹以私，然頗吝嗇，前後賜予萬計，悉聚而畜之。”史□則在替宋太祖刺探外情的同時，公報私仇，製造冤案。李處耘、張瓊及楊信三人的表現，相對為優。李處耘“臨機決事，謀無不中”。如他在參加平定李重進造反並出守揚州後，“境內凋弊，處耘勤於綏撫，奏減城中居民屋稅，民皆悅服”。慕容延釗率大軍征討荊湖，他以樞密副使身份為都監，除了直接參與軍事行動外，還特別注意嚴明軍紀，製止搶掠。也正因為如此，他與慕容氏產生矛盾，最終遭到貶謫。史稱：“荊湖之役，處耘以近臣護軍，自以受太祖之遇，思有以報，故臨事專製，不顧群議，遂至於貶。”張瓊性格剛烈，以武勇得到趙匡胤的任用。宋太祖在任命其為殿前都虞候時便承認：“殿前衛士如狼虎者不啻萬人，非瓊不能統製。”以後，張瓊因遭到誣陷、猜忌，被賜死。有關張瓊的記載非常有限，但從其經曆和宋太祖的評語，可以看出屬於一員猛將；楊信是繼張瓊後主掌殿前司的將帥，其行事與張瓊不同，以謹慎負責深得宋太祖乃至宋太宗的信賴，即使在患啞疾後，也繼續受到重用。所謂：“信雖喑疾而質實自將，善部分士卒，指顧申儆，動有紀律，故見信任，而終始無疑焉。”

　　從以上諸人的情況可以看出，由宋太祖潛邸出身的高級將帥，可謂優劣參半。王仁贍怙寵為奸自不用說，楚昭輔品性吝嗇，張瓊“性暴無機”，楊信謹小慎微，但都就本職角色而言，尚為稱職。至於李處耘，則不能不說是一名良將。

　　宋太宗朝，藩邸親隨出入將帥和樞密院長貳，其有為者寥寥無幾，而無能者竟居多數。其中任職樞密院的柴禹錫、張遜、楊守一、趙�、周瑩、王顯、彌德超諸人，幾乎都存在與武將角色不匹配的缺陷。他們名為武官，卻幾乎全無戰場經曆，或以恭謹見用，或以理財出名，或以告密得寵。如柴禹錫迎合宋太宗猜忌心理需要，積極刺探外臣動向。以“告秦王廷美陰謀，擢樞密副使”。但在國家武備方麵上並無建樹；王顯出身吏人，以“性謹介”得到重用。在樞密院任內，“顯或失誤，護短終不肯改”。在出任河北重鎮大帥期間，無可稱道業績。故史稱其“居中執政，矯情以厚胥吏，齪齪自固而已。在藩鎮頗縱部曲擾下，論者非之”；趙�“以勤謹被眷”，但在西府的突出事跡乃在於“遣吏卒變服，散之京師察事”，甚至製造冤案；楊守一則“無他材術，徒以肇自王府，久事左右，適會時機，故曆職通顯”；張遜以晉邸隨從出身為武官，但長期料理香藥榷貨事務，因貨利而升遷。在樞密院任內，“與同列寇準不協，每奏事，頗相矛盾”，乃製造罪狀誣陷寇準；而臭名一時的弭德超，以誣告曹彬而獲樞密副使後不久，竟利令智昏，又與柴禹錫等爭寵，遂被貶死。周瑩曆西府長貳和前線大將，但連宋太宗也承認其“非將帥體”、“庸懦不智”。故宋代史家評論其“在右府無他謀略，及蒞軍旅，畏懦自全，所曆藩鎮率無善狀”。以上諸人品行拙劣，表現又實在無能，難怪元朝人修《宋史》時稱：“率因給事藩邸，以攀附致通顯……故莫逃於齪齪之譏。”

　　與此同時，趙光義重用的潛邸出身禁軍將帥，也大都存在失職甚至嚴重的問題。其中傅潛，在宋太宗及真宗朝曾任過三衙最高軍職，又出為禦遼前線大帥，但其表現卻令時人大失所望。如早在雍熙北征中，他便因“師敗於拒馬河”，遭到貶官。鹹平二年，傅潛為鎮、定、高陽關三路行營都部署，麵對遼軍的進攻，“畏懦無方略，閉門自守。將校請戰者，則醜言罵之”。逗留懼戰，見死不救，直至被奪官流放；王超是與傅潛同時的大將，雖“為將善部分，禦下有恩”，但“臨軍寡謀，拙於戰鬥”。如鹹平六年，遼軍圍望都，王超與葛霸率兵救援，當王繼忠與敵軍戰鬥時，“超、讚皆畏縮退師，竟不赴援”，致“繼忠孤軍沒焉”。景德元年，宋真宗準備親征，“詔王超等率兵赴行在，逾月不至，寇益南侵”；戴興雖為三衙高級將領，但在數次領兵出征的過程中，皆無顯著功績可言；葛霸身為統軍將官，但性懦弱，常臨陣退卻。當出守地方時，又無力約束部下，所謂“霸昏耆，為所罔”；更可笑的是王榮其人，不僅貪婪無德，而且素來膽怯，史稱：“無將才，但能走馬馳射，性�怯。”如鹹平三年，南下的遼軍北撤，他接到追擊命令後，率領五千騎兵徘徊數日，不敢行動，最終到界河南岸奔跑一番，然後迅速返回，結果戰馬因饑勞而損失近半。隨後，王榮率軍向靈武護送軍糧，結果“疏於智略，不嚴斥候，至積石，夜為蕃寇所劫，營部大亂，眾亡殆盡”。其餘王漢忠、王能、李重貴、劉用及耿全斌等人，不過略算稱職，如王漢忠所謂“有識略，軍政甚肅”，至於戰功則與失敗參半。像鹹平五年，王漢忠為�寧環慶兩路都部署，領大軍對付西夏，以違詔無功遭貶。而桑讚、趙延溥及元達等人，則實在事跡平平。

　　在宋太宗晉邸出身將領中，惟有高瓊、張凝、石普及裴濟諸將有所作為。高瓊雖無明顯戰績，但在景德初抗遼行動的關鍵時刻，代表軍隊支持過寇準，可謂功不可沒；張凝頗有戰功，“忠勇好功名，累任西北，善訓士卒，繕完器仗”；石普敢戰，“倜儻有膽略，凡預討伐，聞敵所在即馳赴之。兩平蜀盜，大小數十戰，摧鋒與賊角，眾推其勇。頗通兵書……”當宋真宗君臣狂熱地大搞祥瑞、天書活動時，石普上書反對，請求加強西北防禦，結果遭到貶逐；裴濟雖然出身宋太宗藩邸，但其為人行事卻與前述柴禹錫、傅潛等同僚不同。據記載：“濟少事晉邸，同輩有忮悍者，濟屢糾其過失，被讒，出補太康鎮將”。鹹平時，裴濟出守西陲重鎮靈州後，在外援幾乎斷絕的情況下，“謀輯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前後堅守兩年之久。最終“城陷，死之”。但類似將領在趙光義潛邸出身者中實在太少。以後，宋真宗也不得不承認：“太宗所擢甚眾，而優等者惟（張）凝與王斌、王憲等數人。”

　　宋真宗潛邸出身的將領，其事跡、表現與乃父時代大致雷同。王繼忠因藩邸背景而迅速遷至領兵大將，但缺乏戰場和用兵經驗，遂在與遼軍的望都之戰中，兵敗被俘；張耆既無戰功，又無謀略，在任馬軍都帥時，還因選兵處置不當幾乎引發兵變。張氏入主樞密院後，隻會坐享厚祿，又品行低劣，貪財吝嗇；楊崇勳以好攻訐出名，“人以是畏之”，然無他才能，又性貪鄙。至於宋祁所謂楊氏曆任要職，“皆國家腹心柱石，天下所以安危者”雲雲，不過是拿人錢財，替人隱諱而已，倒是“公既藩邸雅舊，故敢言無所回隱”之語，才道出了些許真相；夏守恩、守□兄弟，一個貪財不法，被除名編管，另一個出任對夏前線主將，卻“性怯寡謀，士卒不附”，“既為天下笑”。對於這些將領，當世史家隻能無可奈何地說：“耆、崇勳材質庸下，致位將相，蓋出幸會雲。”而元人修史時則鄙視道：“耆、崇勳、二夏奮�茸，位將相，皆驕侈貪吝，恃私恩，違清議，君子所不取也。”劉謙作為高級將領，實在於史籍中難覓足以稱道的事跡，於是僅留下這樣的評語：“雖乏奇功，而亦克共乃職，能寡過者也。”蔚昭敏略有邊功，高化不過“謹質少過，馭軍有法”；閻日新“起胥史，好雲為以進取”，惟以逢迎宋真宗為能事。

　　宋仁宗朝及其以後的藩邸大將郭承�、張孜（茂實）、安俊、夏隨及高俅之流，其所作所為更令人失望。如郭承�“驕侈狡獪，所至多興作，為煩擾，又好言事，指切人過失。時謂之武諫官”，又有貪汙劣跡，故被認為是“�冗小人”。更重要的是，郭氏不是稱職的軍事將領，他在出任並代副都部署兼知代州時，監察禦史包拯便指出：“按累任無狀，朝野僉知，物議喧然以為不可。”張孜出任三衙大將和地方長吏，安俊、夏隨曆仕邊關守將，但皆無明顯事跡可稱，所謂“張孜雖稱持重，跡其所長，無足取者”；安氏則“無多戰功”；夏隨不過“在邊陲無多戰功，然慎重少過”。至於高俅之無能與胡作非為，更與武將的角色背道而馳。

　　綜上所述，北宋時期存在著重用潛邸出身將領的現象，為中國曆史上所少見。這些胥史、衛兵乃至於仆從之類的潛邸親隨，雖然大都明顯地存在著素質低下的問題，但在主子稱帝後，卻往往自恃特殊背景，不注意改善自身素質及條件，遂產生出無能、拙劣的表現，從而對當時的軍隊和國防造成了頗大的消極影響。北宋諸帝明知潛邸出身將領存在的諸多問題，卻仍然重用這些攀龍附鳳之輩掌握軍隊，正是當時君主政治過度獨斷、狹隘和專製的時代特征下不可避免的產物，而這一現象也是中國封建專製集權體製下“任人唯親”弊端的突出反映。

　　（原文收入《漆俠先生紀念文集》，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