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論稿

七、從“文不換武”現象看北宋社會的崇文抑武風氣

　　摘要：北宋時期，在政壇上存在著突出的“文不換武”現象，即文臣一般不願改換武職，武將又通常難於躋身文官之列。於是，不僅昔日“出將入相”之說在北宋消失殆盡，而且士人群體也遺棄了“投筆從戎”的觀念。這一現象之所以能夠產生，完全在於宋初以來不斷壓製、歧視武將和過度抬高文官地位的結果。由此，遂加劇了當時社會中“重文輕武”風氣的流行。

　　中國自古以來便有“出將入相”之說，文臣改任軍職、武將轉為文官的現象不足為奇。如：西漢大將周勃以主管軍事的太尉之職轉任丞相，唐初宰相徐世�幾度出為統兵大總管等等。在戰爭年代，特別是民族危亡之際，文人身上還會迸發出“投筆從戎”的豪情壯氣，如唐詩所雲：“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到北宋時期，社會上卻長期存在著文官不願改任軍職、武將罕有轉為文臣的現象，文武之間換職出現了相當大的障礙。這一現象無疑是引人深思的社會史問題。遺憾的是目前國內外學界尚未有專論，惟有寧可先生的《宋代重文輕武風氣的形成》（載於《學林漫錄》第3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黃寬重先生的《中國曆史上武人地位的轉變：以宋代為例》（載於《南宋軍政與文獻探索》，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0年版）兩文對此問題有所涉及，但無全麵論述。本文試就這一問題展開探討，希冀有助於加深宋代社會政治史的研究。

　　一

　　有關北宋時期“文不換武”的記載相當多，試先列舉幾個文官不願轉換武官的代表性例證如下：

　　其一，開寶五年冬，宋太祖有鑒於因西川武將處置不當，而引起農民起義、士兵造反不斷的局麵，便考慮派遣懂軍事的文臣前往管軍。太祖問宰相趙普：儒臣中有無“武勇兼濟”者？趙普遂推薦左補闕、知彭州辛仲甫，認為其“膽辨宏博，縱橫可用”。於是，太祖當即將辛仲甫改換武職，任命為西川兵馬都監，同時令辛氏進京接受考察。

　　從史料記載來看，辛仲甫算得上是一名難得的人才。他出身於五代時文官之家，自幼好學，具有相當的文化素養。後周時，辛仲甫進入武定節度使郭崇幕府。宋朝建立後，他繼續在郭氏手下任職。辛仲甫精於吏事，多次妥善處理了疑難案件。宋初，郭崇遭人誣陷，太祖派人前來查驗。郭崇接受辛仲甫的建議，冷靜配合朝廷使者，遂幸免於難。更難得的是，辛氏作為一名文官，其武功竟然超群。據說，他初投軍時曾向郭崇學習射箭，但以後郭崇在射術上反要拜他為師。如此一來，辛仲甫在當時文臣中便頗有一些武名。辛仲甫入京後，宋太祖親自在宮中對其進行測試。史稱：辛仲甫手持“勁弓”，毫不費力就射中靶心。他又穿戴全副堅甲，行走如披“單衣”。太祖對辛氏的武功大加讚賞，便鼓勵他認真對待軍職，以後可授與刺史之位。然而辛仲甫卻深感遺憾，他向太祖委屈地申辯道：“臣不幸本學先王之道，願致陛下於堯、舜之上。臣雖遇昌時，陛下止以武夫之藝試臣，一弧一矢，其誰不能？”表達了他鍾情文官、輕視武職的心情。太祖隻得加以勸勉：“果有奇節，用卿不晚。”辛氏隻得悻悻地走馬軍營。但以後，他卻仍然轉回文官隊列。

　　其二，宋真宗鹹平時，陳堯谘狀元及第，名噪一時。此後，其仕途頗暢，屢遷至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翰林學士。據記載，陳堯谘不僅文辭出眾，而且在射術上有名於當世，有“小由基”（春秋時著名射士名養由基）的佳號。“澶淵之盟”以後，宋遼雙方保持來往，但遼使到開封後，常挾能騎善射之長蔑視宋朝。真宗為了挽回臉麵，也打算在文臣中尋覓“善弓矢、美儀彩”者，以陪伴對方出入靶場。於是，有人就推薦了陳堯谘。真宗有意讓陳氏轉為武職，便托人給他帶話：“陳某若肯改武，當授節鉞（即節度使）。”按：節度使為當時武將最高軍銜，俸祿甚至優於宰相。但當陳堯谘將此事稟告其母後，陳母大怒，一麵杖打其子，一麵憤憤地責備道：“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為名臣，汝欲叨竊厚祿，貽羞於閥閱，忍呼？”此事遂寢。

　　宋仁宗天聖時，由於陳堯谘與執政大臣不和，遭到謗言。結果，“方以詞職進用”的陳氏，突然被宣布改為與原官地位差不多相等的宿州觀察使的武職，調任知天雄軍。這顯然屬於排擠貶逐之舉，自然引起狀元出身的陳氏的強烈不滿。史稱：“堯谘內不平，上章固辭。”垂簾聽政的劉太後為了安慰他，特親自加以召見，“敦諭之”。陳堯谘無奈，隻得屈從。後其雖官至節鉞，卻終於未能像兩位乃兄那樣步入中書，隻能抱恨死於地方衙門。值得注意的是，陳堯谘晚年性情極為暴躁，所謂“多暴怒”，動輒便對屬下揮舞大棒。這又很可能是其極度失意情況下宣泄積怨的一種表現。

　　其三，宋仁宗慶曆中，左司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範仲淹與文臣韓琦、龐籍及王沿共同主持西北四路對夏戰事。也許是出於鼓勵軍隊士氣的考慮，宋中央突然下令，將範仲淹等四位文官統帥的文職同時改為屬於武職的觀察使。範仲淹接到這一任命後，上書堅決辭之。他向皇帝這樣說道：“觀察使班待製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二人均為觀察使銜帶兵將領）為伍，第恐為賊所輕”。史稱其言辭“甚切”。由此可見，即使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範仲淹，雖勇於指揮作戰，但也不願充任武職。繼範氏之後，龐籍和王沿也先後上表堅辭，“不肯拜”。當時唯有韓琦接受了任命，他在給天子的上啟中表示了忍辱負重的意思：“雖眾人之論謂匪美遷，在拙者之誠獨無過望。蓋以寇仇未殄，兵調方興，宵旰貽憂，廟堂精慮，使白衣而奮命尚所甘心……”。不久，宋仁宗隻得又恢複了四人原來的文職。無獨有偶，據《宋史・張旨傳》記載，當時一名叫張旨的地方官堅守城池，打敗了西夏軍。事後，範仲淹、歐陽修等人推薦其“鷙武有謀略”，宋廷遂改任其為武職，但張氏同樣“固辭”，此事隻得作罷。

　　其四，宋哲宗元�時，蘇軾曾幾次向皇帝舉薦一名“不幸”淪為武職的文士。據蘇軾的奏文可知，有一位名叫何去非的文人，在先朝曾六次落第。元豐五年，才以特奏名的途徑通過了省試。何氏雖屢挫於科場，但卻飽讀兵書，善於論軍談兵。在最後殿試時，宋神宗對其兵學見識頗為欣賞，便問他可否充任武職。何去非“不敢違聖意”，遂被迫接受了右班殿直、武學教授之職。以後遷至武學博士，先後著有《何博士備論》、《司馬法講義》及《三略講義》等兵書。蘇軾與何氏相識後，歎服其才學，認為其識度高遠，有補於世，於是在元�四年初向哲宗上奏推薦何氏。蘇軾在上奏中稱：何去非“雖喜論兵，然本儒者，不樂為武吏”。蘇軾建議允許其換為文資，仍做太學博士，“以率勵學者，稍振文律”。以後，在蘇公的關心下，何去非雖轉為文資性的承奉郎，但畢竟因為有武職出身的背景，所以被差遣到徐州任州學教授，官職明顯降級。如蘇軾所說：“比於博士，乃似左遷”。次年十月，蘇軾再次上奏替何氏鳴不平，希望朝廷能重用何去非這樣的有用之才。然而，以兵學見長的何去非最終不過做到州通判之類的地方官。諸如此類記載，在北宋可謂不勝枚舉。

　　從以上幾例可以看出，北宋文臣中普遍存在著以從軍為恥的觀念，少有願意改換武職者。更有意思的是，景德初，尚書左丞陳恕臨終前因為其長子曾私用了自己的錢財，為了發泄不滿，竟向真宗訴說不肖之子常與無賴交友，又好習武，所以請求將其黜為外地軍官。不過，真宗考慮到丞郎以上文臣子弟不宜淪為軍伍，還是授以陳恕之子外州司馬之職。

　　二

　　就北宋一百六十多年的曆史而言，不能說沒有接受，甚至主動要求換武的文官，但有關這方麵的記載既不多見，其結局又常常相當淒慘。如：

　　其一，宋初文壇俊傑柳開，雖以進士出身入仕，但因性情豪爽，厭煩地方官的案牘瑣事，遂在太宗朝上書要求進入軍旅，報效沙場。於是，柳開由殿中侍禦史的文職改換為崇儀使的武職，一度到河北前線任職。然而，以後柳開卻難以施展抱負，隻能輾轉、困頓於地方，最終死於七品如京使的武職之位。不僅如此，柳氏因為有了從武的經曆，最終還在士大夫筆下留下了嗜殺，甚至喜食人肝的傳聞。

　　其二，宋仁宗登基初，先朝強於吏才的吏部侍郎、三司使李仕衡，官拜尚書左丞。但李氏因年高且患足疾，難以繼續擔當重任，不久便被改為同州觀察使的武職，出知陳州。之後，李仕衡受到女婿、樞密使曹利用獄案的牽連，被貶為左龍武軍大將軍的閑職，遭到分司西京（洛陽）看管的下場，抑鬱而終。

　　其三，天聖時，工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李維在使遼期間，曾奉遼帝之命即席而就《兩朝悠久詩》，頗得對方的讚賞。還朝後，仁宗依慣例欲擢李維為樞密副使。但有人指責李維在遼國寫詩時“不當自稱小臣”，有辱本朝體麵。結果，李氏僅得到刑部尚書的虛銜。史稱：李維在翰林之位上任職已久，“厭書詔之勞”。加上遭到此次意外打擊，心灰意懶，便拒絕接受新頭銜，而援引昔日李士衡故事，要求改換武官。李維遂出為相州觀察使。不料，李氏換武的任命公布後，立即引起了一片非議。有言官上奏彈劾道：李維“以詞臣求換武職，非所以勵廉節”。按：北宋觀察使雖名位不顯赫，更無實權，但俸祿卻不薄。如李維所任翰林學士承旨的官職，月俸錢不過120貫，而觀察使的月俸錢則為200貫，其俸祿與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基本相同，這種俸製規定是宋初收兵權時給武將的一點經濟補償。所以，身居清華之位的李維仕途受阻後，轉求觀察使的舉動，雖在情理之中，卻不免遭到文臣的蔑視。

　　其四，宋仁宗慶曆時，右侍禁蒙守中“自陳不願為武吏”，被允許改換為大理評事的文職。不過，蒙氏的出身、經曆卻非一般，其早年曾進士及第，景德初不幸“陷契丹”。以後回歸本朝，才被授以武職。在對夏開戰期間，還有種世衡、張亢兩位文官因為關心國防，多次提出用兵方略，而被轉換為武職。種、張二人可謂北宋少見的有為邊臣，但卻最終遭到壓製，仕途坎坷，至死未能顯達。

　　如果說北宋時文臣主動改換武職的現象極為少見的話，那麽武官轉為文官的事例就更為稀有。北宋人孫逢吉所著《職官分紀》和南宋人江少虞所著《宋朝事實類苑》都有武臣換文的記載，但所記僅有一例，即：宋太宗朝，錢昱曾由白州刺史的武職換為秘書監的文職。錢氏遷官至工部侍郎後，又再度轉換為觀察使的武職。其實還有幾例值得一提：太平興國初，吳越王舉國歸宋，吳越王之子錢惟演因其特殊的出身背景，被朝廷援引慣例授以象征性的武官之職。但錢惟演自幼善詩賦，不甘心於武名，遂向朝廷獻上詩文，請求轉換文職。後在皇帝的直接過問下，錢氏由右神武將軍改為太仆少卿。另如：還是太宗時，夏竦因“父歿王事”，獲得三班差使的低級軍職。不過，夏竦自恃能文，不願居於軍人之列。他便以詩文拜獻於宰相李沆馬首，傾吐了向往文職之意。終於在李沆的薦舉下，夏竦跳出軍營，改任某縣主簿。與當時文官轉武職後的淒慘結局相比，錢、夏二氏由武轉文後，都仕途頗暢，乃至位極人臣。這又從反麵證明了當時“文不換武”之風的存在。

　　北宋元豐時期，為了振興武備，改變國防頹勢，曾一度打破常例，允許武官申請考核詞賦水平，凡能通過測試者，便可換為文資官銜。宋神宗此舉，顯然有打通久已隔閡的文臣武將之間的關係，以減弱歧視武人的偏見。如宋神宗曾對主管吏部的官員說：“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別”。但是，進入宋哲宗元�之時，各項變法措施先後遭到清算，武臣換文資的製度也自然被視為一種弊政。元�二年，朝中文臣們便議論：武官通過考詞賦換文資後，“待之至厚”，乃產生了請托、僥幸的“惡習”。於是，在他們的強烈要求下，這一製度被廢除。用朝臣的話解釋便是：“故不得不革，非有他也。”

　　不久，與以上舉措相配合，右正言劉安世又向執政大臣反映：祖宗創設儒館，意在養育人才，“名卿賢相，多出此途”。但近年來，或憑借門第出身，或通過理財聚斂，或以“軍功”，皆可獲得館職。因此，他要求恢複舊製，以文學出身及才能作為入館標準，嚴格限製入選人數。劉氏所說的儒館，即所謂“館閣”，包括史館、昭文館、集賢院及秘閣，統轄於崇文院內。長期以來，館閣一直被視為清華之地，直館、修撰、校勘等館職都被目為“華選”，在仕途上升遷頗快。同時，宋廷也常將館職加授於有文名而受器重的文臣，此稱“貼職”。但是，貼職並不隨意授人，其入選條件頗為苛刻，像以軍功起家的官員通常與其無緣。元豐五年，宋神宗放鬆了對館閣兼職的限製，對邊關功臣也授以館職，這又顯然與允許武臣換文職的措施一樣，含有鼓勵軍功的意義。因此，在“元�更化”的背景下，文臣們自然要收回這一原本屬於他們的特權，將兵武色彩清掃出“儒館”之外。

　　三

　　通過上述幾方麵事例，可以清楚地看出北宋時期存在著突出的“文不換武”現象，而這一現象的產生，則有著深刻的曆史及現實背景。

　　如所周知，中唐開始的藩鎮割據局麵，至五代時進一步造成武夫跋扈、悍將稱雄的後果。此時，割據王朝帝王皆出自軍閥，朝中大政操於親信大將之手，地方更陷於節度使控製之下。一時，皇權淪落式微，天子常常被武將玩弄於鼓掌之上。後晉時大將安重榮曾毫無愧色地說道：“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與此同時，文臣地位掃地，不僅仰承武夫鼻息，還往往有身家性命之憂。後漢時，軍帥史弘肇曾宣稱：“安朝廷，定禍亂”者，隻須長槍大劍，“至如毛錐子（即毛筆）焉足用哉！”此語正道出了當日武將們的普遍心聲。所以，不僅地方文臣依附於武臣，縱然是朝中宰相也要對掌管兵權的樞密使惟命是聽。如王安石便指出：“五代用武，故政出樞密，宰相備位而已”。數十年間，文臣飽受強兵悍將淩辱，甚至屢遭殺戮。清代史家即評價道：士人生於此時，纏手絆足，“動觸羅網，不知何以全生也”。正因為如此，當時社會上便形成了強烈的“重武輕文”風氣，世人大都視軍旅為發跡要途。如五代時將領侯章所說：我是粗人，全以戰鬥博取富貴。於是，許多文人學子也棄文從武，加入行伍的隊列。如曆仕後晉、後漢及後周三朝節度使的焦繼勳，青年時喜好讀書，但在兵火歲月中卻無法施展才能。當看清書生可悲的前途後，他憤發誓：“大丈夫當立功異域，取萬戶侯，豈能孜孜事筆硯哉？”遂毅然投筆從戎，置身戰場之中，終於如願以償。

　　在上述背景之下，北宋從開國伊始全力推行強化中央集權方針，以重新確立天子權威的同時，也對長期存在的文臣武將之間關係嚴重失衡的問題刻意加以解決。但在宋朝初，社會上武風依然甚烈，將官們對文臣仍然相當輕蔑，像大將高懷德，性情粗獷，厭煩書本文辭，對來客不加禮貌，其骨子裏仍然看不起士大夫。甚至還有武將敢於敲詐朝中大臣，如功臣將領王彥升在任京城巡檢一職時，曾借機夜闖宰相王溥家門，以索酒為名進行敲詐。

　　麵對積習已久的驕兵悍將逞強、文臣委瑣吞聲的局麵，不僅廣大文官深為不滿，宋初最高統治者也從中看出了潛在的危險。武將敢於在文人麵前飛揚跋扈，實際上便是漠視朝廷法度、乃至天子權威的一種表現。文官長期受到壓製隻能導致武將勢力的過度膨脹，使國家機構中文武職能無法保持均衡，其結果是社會既無法得到安定，兵變也難以根絕。更何況千餘年來封建文人高揚的儒家學說，又是以維護國家大一統局麵和君臣關係為宗旨。於是，宋太祖、太宗朝在實行收兵權等各項措施的同時，一方麵給予軍事將領優厚的經濟待遇，另一方麵則從各個方麵對其政治地位和權威加以抑製。宋人對此有這樣的評說“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祿而薄其禮。”朱熹也指出：“如武臣諸節度、副總管諸使所以恩禮隆異，俸給優厚者，蓋太祖初奪諸鎮兵權，恐其謀叛，故置諸節度使，隆恩異數，極其優厚，以收其心而杜其異誌。”通過一係列的防微杜漸措施，不僅消除了將帥自專軍隊、幹預政治的問題，而且極大地降低了武官的角色地位，使文官掌管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大權，並有意提高文臣的社會地位，處心積慮地在朝野營造“崇文”的氣氛。如此以來，逐漸在政治上樹立了文臣的權威和影響，在社會上則培植起“重文輕武”的風氣。武將隨著地位的日漸下降，既無權染指朝政，又在各方麵屈從於文臣。

　　過度膨脹，使國家機構中文武職能無法保持均衡，其結果是社會既無法得到安定，兵變也難以根絕。更何況千餘年來封建文人高揚的儒家學說，又是以維護國家大一統局麵和君臣關係為宗旨。於是，宋太祖、太宗朝在實行收兵權等各項措施的同時，一方麵給予軍事將領優厚的經濟待遇，另一方麵則從各個方麵對其政治地位和權威加以抑製。宋人對此有這樣的評說“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祿而薄其禮。”朱熹也指出：“如武臣諸節度、副總管諸使所以恩禮隆異，俸給優厚者，蓋太祖初奪諸鎮兵權，恐其謀叛，故置諸節度使，隆恩異數，極其優厚，以收其心而杜其異誌。”通過一係列的防微杜漸措施，不僅消除了將帥自專軍隊、幹預政治的問題，而且極大地降低了武官的角色地位，使文官掌管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大權，並有意提高文臣的社會地位，處心積慮地在朝野營造“崇文”的氣氛。如此以來，逐漸在政治上樹立了文臣的權威和影響，在社會上則培植起“重文輕武”的風氣。武將隨著地位的日漸下降，既無權染指朝政，又在各方麵屈從於文臣。

　　從有關文獻記載來看，北宋建國後，宋太祖便在各方麵做出尊儒崇文的表示。如太祖登基不久，便下令擴修國子監中的儒家先聖祠廟，重新塑造和繪製“先聖、先賢、先儒之像”。太祖不僅親自為孔子及顏回作讚文，還一再率群臣幸臨國子監，拜謁文宣王廟。建隆三年，太祖又下詔對文宣王廟行使一品禮儀。這些舉動固然大都屬於禮儀的範圍，但對孔子及儒家是否行禮，又采取何種禮，卻往往是當政者對儒臣文士態度如何的一種標誌。五代後梁時，孔廟便失去祀禮，以後雖有恢複，但卻無人重視。這種“禮崩樂壞”的現象，正是當時武人摧毀文臣精神的反映。因此宋太祖對文宣王廟和國子監的禮遇，便向天下傳達了“崇文”的信息。

　　又如：文人入仕的主要渠道――科舉製度，也在宋太祖一朝迅速得到重視，步出艱難、寂寞的境地。北宋建國次年，遵循舊製舉行科考，僅錄用進士11人。但此後隨著“崇文抑武”局麵的初生，錄取舉子的人數逐漸增加。開寶中，進士和諸科中舉者已達百餘名。開寶三年，宋太祖在錄用合格科考者外，又下特旨賜103名曾15次落第者進士、諸科出身。由此而開兩宋科舉“特奏名”先例，擴大了錄用文官的數量。此外，以後趙匡胤還以考生狀告考官不公為由，親自對舉子進行測試，然後才予以放榜，於是形成了“殿試”定製。天子主持殿試，顯然是向天下作出“禮賢下士”的姿態。如此以來，中舉入仕的文臣都成了“天子門生”，其榮耀之感自然非昔日可比。“故聖朝廣開科舉之門，俾人人皆有覬覦之心，不忍自棄於盜賊奸宄”。“英雄豪傑皆汩沒消靡其中而不自覺”。據宋人記載，太祖在世時還曾在宮中豎有石碑，令後世繼承者跪讀。碑文內容之一，便是不殺文臣士大夫。這一戒律正反映了宋太祖對文官的寵遇。

　　可以說，北宋開國皇帝體會到儒學苦心維護封建朝廷法紀的用意後，不僅願意聽到文臣們發出的“君尊臣卑”的呼聲，而且也希望看到武夫們的舉動符合儒家所定的君臣關係標準。所以，宋太祖曾要求：“今之武臣，亦當使其讀經書，欲其知為治之道也”。

　　正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宋家天子既有殷切願望，武將中自然便有人出來響應。據史籍反映，一些武將看到太祖有尚文的舉動，便也找來書本閱讀，以至還鬧出一些笑話。禁軍大將黨進本不識字，但也不甘落伍。某次，黨進奉命奔赴前線。臨行前，他想對太祖致辭以示告別，掌管宮廷導引的官吏勸他：作為武將，不必如此。但黨進卻執意要做。官吏隻得替其在笏板上寫下話語，教他熟記下來，然後一同登殿。結果，黨進“抱笏前跪”，一時忘記所背之詞，又不認識笏板上的字，場麵頗為尷尬。也算黨氏機智，他突然抬頭看著天子，高聲道：“臣聞上古，其風樸略，願官家好將息。”聽黨進說出如此話語，連侍衛們都不禁掩口失笑。當黨進出宮後，左右問他何故說出如此之句，誰知黨進卻說道：“我嚐見措大們愛掉書袋，我亦掉一兩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讀書來。”這實在可以說是一個笑話，但卻足以說明宋太祖的崇文態度，對武夫們產生了多麽大的影響。

　　宋太祖在位後期，明智的將領們已適時調整了自己的心態，對文官們采取了恭敬的態度，這其中又尤以曹彬最為突出。為人謹慎的曹彬看出朝廷崇文的用意後，遂在與文人交往中表現出謙卑的姿態。有關曹氏這方麵最具說服力的事例，莫過於他在外出途中遇到文臣的反應。據記載，曹彬雖位居樞密使的高位，但每次在道中碰到士大夫的車馬，他都“必引車避之”。這一極端化的舉動在以往曆史上實在罕見，而其之所以出現於北宋，正是當時“崇文抑武”國策的一種產物。當尊嚴和榮譽在與利益和前途發生衝突時，生存於專製集權體製下的現實主義者，可能采取的行動通常便是壓抑前者而維護後者。作為一個明智的軍方首腦，曹彬自然會審時度勢，苦心塑造自我形象，以迎合太祖的歡心。

　　宋太宗即位後，更表現出空前的崇文熱情。如在即位僅兩個月後，他就親自安排科考，錄取進士、諸科及特奏名達五百多名，大大超過以往的規模，甚至連執政大臣都覺得過分。但“上意方欲興文教，抑武事，弗聽”。又如：太宗稱帝後對號稱天下文淵之藪的三館（昭文館、集賢院和史館）極為器重，因嫌其原址狹小，特下令斥巨資遷址重建，並多次親臨工地監督。當“輪奐壯麗，甲於內庭”的三館建成後，太宗又親賜名為“崇文院”。再如：淳化三年，新建的秘閣落成後，太宗不僅率文臣登樓觀書，設宴款待眾人，而且還要求禁軍首領也來參觀，所謂“帝欲其知文儒之盛故也”。還值得一提的是，太平興國八年，太宗將沿襲已久的宮中內殿――“講武殿”，更名為“崇政殿”。此舉看似枝節小事，實則反映宋王朝推行“崇文抑武”政策的深化。難怪宋太宗為翰林學士院題寫“玉堂之署”四字之後，翰林學士李□激動地詠出“君恩無似此時深”的詩句。

　　也正是在宋太宗時代，隨著兩次北伐的失敗，統治集團眼光完全轉向內部，在大力推行崇文方針的同時，對武將實行了前所未有的抑製，甚至打擊政策。一時，武官們在政壇上黯然失色，其地位和影響遠遠低於文臣。這種局麵的存在，就連當時一些文官都覺得過分。如端拱二年，王禹□向太宗上奏道：“自陛下統禦，力崇儒術，親主文闈，誌在得人，未嚐求備。大則數年便居富貴，小則數月亟預常官。或一行可觀，一言可采，寵錫之數，動逾千萬”，“但恐授甲之士，有使鶴之言，望減儒冠之賜，以均戰士之恩”。王禹□甚至提出了“抑儒臣而激武臣”的激進主張。透過王禹□及當時田錫等幾位文臣的議論，不難看出宋初以來的“崇文抑武”政策至此已遠遠走過了頭，造成了武官飽受歧視的嚴重後果。清代思想家王船山對此一針見血地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寵之文士也。”但在宋太宗朝，這一局麵並未得到改變。到宋真宗以後，其政策反而變本加厲，甚至連戰場上的用兵指揮權也交給了文官，將領完全受到文臣的支配。如範仲淹所說：“且遣儒臣，以經略、部署之名重之，又借以生殺之權，使彈壓諸軍。”又如宋哲宗時人劉摯所指出：“不以武人為大帥專製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略以總製之。武人為總管，領兵馬，號將官，受節製，出入戰守，唯所指麾。”於是，武夫倍受壓製和歧視，從而產生了一大批諸如傅潛、楊崇勳、郭承□及夏守�之類的怯懦無能的將帥。另據宋真宗朝宰相王旦之子王素追憶：頗有謀略的武臣馬知節與文官王欽若、陳堯叟同在樞密院，“一日，上前因事相忿。上召公（即王旦），至則見冀公喧嘩不已，馬則涕泣”。以此可以窺見當時武將所處的低下地位。難怪宋仁宗天聖時，宰相王曾便毫不客氣地將地位與宰相相等但出身武將的樞密使張耆，蔑稱為“一赤腳健兒”。以後，名將狄青進京赴任樞密副使，竟被文人們貶呼為“赤樞”（當時軍人有“赤老”的蔑稱）。而翰林學士歐陽修也敢於輕視樞密使、老將王德用，譏諷道：“老衙官何所知。”

　　正是“此一時，彼一時”。曾幾何時，武人們為所欲為的歲月痕跡尚依稀可見，北宋統治者已將文官推到了社會的前列，所謂“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於是，在“重文輕武”風氣熏染之下，世人必然拋棄五代時令人鼓舞的“以戰鬥博富貴”的理念，而願意將一番抱負投於文臣的角色之中。在此形勢之下，文官便羞於與武人為伍，更不願轉為軍職。也正因為如此，宋太祖時的文官辛仲甫當然對轉任武職之事不會熱心；宋真宗時，陳堯谘也終於拒絕了“節鉞”的誘惑。而陳氏以後對朝廷改任自己為武職的做法，理所當然地表示了強烈的不滿；宋仁宗朝，範仲淹等名臣也很自然地要堅辭中央下達的改換武職的命令。其後的小臣何去非，如果說在神宗朝提倡武備的形勢下尚能勉強接受武職的話，到哲宗朝“元�更化”以後，就不能不深感冤枉了。至於錢惟演、夏竦等個別武職出身的文人，則實在要慶幸能夠順利轉入文官隊列。

　　綜上所述，北宋時文臣武將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彼此換職已不多見，文臣不願充任武官，武將更難轉為文職。推究其因，即在於“重文輕武”政策及風氣的影響。而這一特有現象的存在，也從一個側麵表明北宋是一個“尚武”精神淪落的時代。

　　（原文發表於《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