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論稿

六、北宋武將群體素質的整體考察

　　摘要：北宋時期，在統治集團的刻意壓製下，出現了武將群體素質明顯下降的趨勢。作為群體的北宋武將隊伍，不僅缺乏以往曆史上軍事將領的用兵謀略，而且普遍弱化了果敢頑強的基本品質，呈現出怯懦萎靡的精神狀態。這種趨勢在宋太宗以後愈演愈烈，在宋仁宗時代達到了頂峰，從而直接影響到國防能力，是造成宋王朝“積弱”的直接原因之一。

　　宋朝的“重文輕武”及“以文馭武”確已是共知的事實，清代學者王船山在《宋論》中有過評說，現代學者也有一些議論。然而，在北宋“重文輕武”的政治環境與社會風氣之下，武將作為群體的素質究竟處於怎樣的狀況？其影響又如何？這無疑是兩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但長期以來卻少有專文論及，遂不免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感。不僅如此，由於對這些問題未能細究，還直接影響到對宋代國防“積弱”現象的深入研究，於是每每分析對外具體戰役失敗的原因時，多停留於宋王朝的無能腐敗及體製中的失誤等成說上，而未能在與前代相對比的情況下，具體考察武將群體本身存在的諸方麵原因。有基於此，筆者不揣淺陋，就此展開探討，以求教於學界。

　　一北宋以前武將群體的地位與素質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是中國曆史上的政治常識。唐太宗在《帝範》中就有“閱武第十一”與“崇文第十二”兩篇，明確得出了“斯二者（文武）遞為國用。至若長氣亙地，成敗定乎鋒端，巨浪滔天，興亡決乎一陣，當此之際，則貴幹戈，而賤庠序。及乎海嶽既晏，波塵已清，偃七德之餘威，敷九功之大化，當此之際則輕甲胄，而重詩書。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與時優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廢也”的認識。

　　自先秦以來，文臣與武將都在曆代王朝的統治過程中扮演兩大重要的角色，各負其責。其中在父家長製及奴隸製早期階段，即所謂人類社會的“英雄時代”，因軍事活動在社會和政治生活中占有至關重要的地位，乃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之說。於是，夏、商、周三代時期，天子左右的執政大臣，其重要職責就是統軍出征，各級武將通常皆由貴族組成，常備之師也以“國人”（平民）為主。因此，從軍不僅是一種義務，而且也是一種特權和榮譽。所以，當時貴族學校的教育內容――“六藝”，就有“射”、“禦”等軍事性的科目。以後王安石便指出：古代士人習“文武之道”，以掌握射術和禦乘為急，其他技能倒在其後，“於禮樂之事，未嚐不寓以射”。故其優秀分子入可為公卿大臣，“出則為六軍之將”；其次者也能或任地方官吏，或為軍隊將校。所謂：“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南宋人也說：“三代而上，文武不分。春秋列國，軍將皆命鄉處，則執政出則將兵，載於詩書、左傳，可考也。然此特謂將帥耳，乃若卒伍之賤，雖賢士亦為之，不以為異。”於是，統治集團中的精英人才常能被軍旅所吸引，遂湧現出如薑尚、孫武、管仲、孫叔敖、司馬穰苴等一大批兼通治國之術的傑出軍事家。戰國之時，隨著社會形態發生巨大變革，武將群體的構成也先後出現一定的變化，即廣泛吸納了統治階級中的新興力量，造就出一大批軍功階層。正因為如此，兵家在列國異常活躍，戰將更在各國圖強交戰的過程中發揮出舉足輕重的作用，如吳起、孫臏、白起、王翦、廉頗、樂毅等等統帥，皆以其震撼天下的戰績與卓越的軍事素質名垂史冊。

　　自秦統一以降，就總體而言，各封建王朝在發展國家經濟文化事業的同時，都以積極進取的精神，勇於擴張的理念，征服四方，拓展疆域，故無不注重武備建設。在此形勢下，社會上尚武之風盛行，軍營依然召喚著社會各階層的傑出人才，因此武將隊伍來源穩定。秦漢時代，軍功階層受到社會的崇拜自不用說，即使在唐朝，戰功仍然是提高政治地位的重要手段，如唐高宗時修《姓氏錄》，“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致五品者，盡入書限”。於是，千餘年間，軍事人才層出不窮，如秦漢時期的蒙恬、韓信、李廣、衛青、霍去病、馮異、馬援等，三國魏晉南北朝的諸葛亮、司馬懿、周瑜、桓溫等，隋唐時代的韓擒虎、賀若弼、李靖、徐世�、薛仁貴、郭子儀、李光弼、李晟等等。不僅文人學子有“投筆從戎”的豪情壯誌，如西漢的張騫、唐朝的邊塞詩人便為典型例證，而且政壇還有“出將入相”之說，如漢代樊噲、周勃、灌嬰、酈商，隋朝楊素，唐朝李靖、徐世�、劉仁軌、婁師德、郭元振等人，先後因軍功而入朝為相。至於同期曆史上無數軍事將領創造的赫赫武功，都贏得了世人的崇敬。於是，在九世紀以前的中國曆史上，既出現了秦帝國大一統的空前輝煌，也形成了以“漢唐雄風”為標誌的外向、強悍的時代特征。這就難怪許多名士文豪都對馳騁疆場的生活充滿渴望，要求子弟文武並重，將投身軍旅視作入仕的重要途徑。如南北朝時影響頗大的《顏氏家訓》指出：“必有天才，拔群出類，為將則暗與孫武、吳起同術，執政則懸得管仲、子產之教。”又諄諄告誡道：“習五兵，便乘騎，正可稱武夫爾。今世士大夫，但不讀書，即稱武夫兒，乃飯囊酒甕也。”唐朝大詩人李白則唱道：“六博爭雄好彩來，金盤一擲萬人開。丈夫賭命報天子，當斬胡頭衣錦還。”

　　正因為如此，在這一漫長的曆史時期裏，武將作為群體，其構成雖然前後不一，頗為複雜，但卻無疑吸納了社會各階層中的大批人才。曹操“惟才是舉”的著名思想，就是這一史實的集中反映。更重要的是，統治者能放手武將指揮作戰，如戰國時白起、王翦用兵，秦王嬴政不僅授予其全權，而且滿足其一切要求；劉邦拜韓信為將、周亞夫屯軍細柳營的故事，更為典型；而如衛、霍出塞北征，班超經營西域，李靖遠擊突厥等等用兵過程，無不體現“將在外君命有所不授”的精神，如此便充分發揮並鍛煉了將領的軍事才能，故其群體素質相當高。還值得提到的是，在具有勇猛果敢品質的同時，還有眾多武將屬於文武全才，不僅精通兵略，而且諳熟經史詩文。如西晉征討孫吳的大將杜預，便是當時著名的經學家。

　　二宋初武將群體地位和素質的下降

　　北宋建國後，與以往相比，武將群體的地位和素質開始明顯地發生了轉變。如所周知，經曆唐末五代藩鎮割據、武夫跋扈之後建立的趙宋王朝，朝野上下皆視武人為動亂的根源所在，在推行加強君主專製集權的背景下，確立了百般防範武將的政治原則。與此同時，在“與士大夫共天下”思想的支配下，科舉製度的迅猛發展及其地位的日益顯赫，不僅使文官隊伍不斷膨脹，而且使從“文”也成為世人追求的目標。誠如宋人所雲：“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這就不能不嚴重地腐蝕了“軍功”的感召力。於是，優秀人才不再願踏入軍營，文臣更不願改換武職。如宋太祖時，頗為尚武的文臣辛仲甫就不願改換軍職。宋真宗時，狀元出身的陳堯谘，雖射術高超，但卻拒絕出任官級更高的武職。宋仁宗慶曆中，範仲淹與文臣韓琦、龐籍及王沿共同主持陝西對夏戰事，宋中央一時下令將四位統帥改換觀察使的武職。範仲淹等人接到任命後，先後上書堅決辭之，“不肯拜”，此事遂寢。可見即使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範仲淹，也不願淪為武官。宋神宗、哲宗朝，以兵略見長的何去非，著有《何博士備論》、《司馬法講義》及《三略講義》等兵書，但其最大的願望不是效法孫臏、李靖等前代軍事家，而是孜孜以求將武職身份改為文臣。由此幾例可見，北宋文人中普遍存在以從軍為恥的觀念。這種社會價值觀的流行，無疑影響到武將隊伍的發展，製約了其群體綜合素質的提高，造成了軍事將領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後果。此外，適應封建租佃經濟而發展的宋代募兵隊伍，主要由破產農民甚至罪犯所組成，其社會地位便低於以往普遍征兵製下的農民，這從士兵麵部刺字這一與罪犯共有的標記可以說明。而士兵被視作“賤隸”的結果，也極大地削弱了武將群體的社會地位和尊嚴。於是，“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在宋初很快萌芽，“以文馭武”的治軍製度也隨之產生。當北宋的統治政策和社會價值觀都將武將排擠出政壇的主流地位之時，遂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武將群體素質普遍下滑的後果，當然，這一結局是經曆了逐漸加劇的發展過程。

　　北宋建國初，宋太祖在“收兵權”的過程中，對軍隊將領采取了大力整治的措施，特別是對禁軍三衙的統帥防範極嚴，即使是自己親手安排的舊部，也不放心。如對殿前都虞候張瓊和殿前都指揮使韓重□的處理，即為例證。張瓊本是宋太祖一手提拔起來的猛將，曾屢立奇功。宋初，趙匡胤認為：殿前衛士如狼似虎者不止萬人，非張瓊不能統製。但是，張瓊任殿前都虞候後，因厭惡寵臣史□、石漢卿，被史、石二人誣告私養部曲百餘人，作威作福，及汙蔑皇弟趙光義等等。宋太祖聽了報告，不辨真偽，就將張瓊拷打逼死。事後，宋太祖得知張氏“家無餘財”，仆從不過三人後，也沒有懲罰誣告者。乾德四年舉行郊祀時，又有人誣告殿前都指揮使韓重□私用天子親兵為心腹。趙匡胤聞聽大怒，當即打算誅殺韓重□。後在宰相趙普的勸諫下，韓氏才幸免於難。但不久，韓重□還是被解除殿帥之職，出為外地節鎮。透過張、韓二人的遭遇，可以看出宋太祖對高級將帥極度警惕、猜忌。事實上，在處理完韓氏之後，趙匡胤特下詔書，禁止京師將領和沿邊武臣挑選驍勇士兵為親兵衛隊。

　　在宋太祖猜忌、防範的舉動影響下，高級將官便不得不謹慎從事，以打消人主的疑心，如楊信、黨進二人的所為就是如此。楊信也是趙匡胤的早年親隨，在張瓊冤死後接替其職。但到乾德四年，楊信忽染啞疾。令人費解的是，宋太祖不僅未解除其職，反而提拔為殿前都指揮使。據史籍稱：楊氏最大的特點便是謹慎和“忠直無他腸”，所以“上委任之不疑”。楊信臨死前，失音的痼疾突然消失，對宋太宗表達了感念兩朝知遇之情，“涕泗橫集”。揆諸當時情形，不免對其啞疾的真實性發出疑問，是否可以這樣猜測：素來謹慎的楊信看到前任的悲慘結局後，遂以裝“啞”保護自己。出身胡族的黨進雖膂力過人，但目不識丁，給人的印象是勇猛率直而胸無點墨。趙匡胤“以其樸直，益厚之”。乾德以後，黨進先後任侍衛步軍、馬軍都指揮使十餘年。然而據記載：黨氏在京城巡邏時，常將所見到的玩賞禽獸放生，並責罵主人。某次，他碰見晉王趙光義手下親吏架鷹走來，黨進不知其身份，又要放鷹。當聞知是晉王的鷹時，黨進不僅立即住手，而且還給對方一些買肉錢。史稱：“其變詐又如此。”這就使人對其直率的舉止不能不發出懷疑，是否也有偽裝之嫌？當時張瓊、韓重□的遭遇和楊信、黨進的受寵結局，無疑對軍隊將領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促使他們向明哲保身的方向發展。誠如宋人所指出：“黨公智識過人，故為癡絕以保身。”

　　宋太祖有意提高文臣的政治地位，處心積慮地營造“崇文”的氣氛，以對武將施加壓力。如有這樣一件事，頗能從側麵說明統治者處理文臣武將關係的態度。開寶後期，德州刺史、武將郭貴被調離本地，國子監丞梁夢升到德州做知州。郭氏走後，其族人繼續在德州違法牟利，梁夢升便予以懲治。郭貴為了報複，便通過正得寵的武官史□告狀。不料，史□反映梁夢升“欺蔑刺史郭貴，幾至於死”時，宋太祖不僅沒有治梁夢升之罪，反而立即加以提拔，並繼續令其留任。此事恰恰與以往史氏誣告大將張瓊致死的結局相反。

　　趙匡胤公開要求軍隊武將學習儒家經典，所謂“今之武臣，亦當使其讀經書，欲其知為治之道也”。其實，武將增加文化素養本是應該的事情，但趙匡胤刻意要求的卻僅在於儒家宣揚的臣子之道，這就不免產生很大的局限性。大將黨進本不識字，但也要對宋太祖表示自己尚文，在鬧出一些笑話之後，黨進隻得辯解道：“我嚐見措大（即書生）們愛掉書袋，我亦掉一兩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讀書來。”而此事也足以說明朝廷的崇文態度，對武夫們產生了多麽大的影響。於是，便出現了發生在曹彬身上的極端化表現。曾長期以統軍大帥身份征討四方的曹彬，卻對文臣極為敬畏，以至於位居樞密使時在街市上與士大夫相遇，也要作出退避讓路的姿態。

　　應當承認，宋太祖一朝，正值內外用兵之際，武將群體基本上能正常發揮作用。宋人和後世常以郭進、李漢超、姚內斌、李謙溥及馮繼業等一批駐守河北、河東及西北前線的武官為例，說明當時武將擁有較多的用兵權，並且在這些將領身上看到了果敢的良好素質，這大致都是事實。但需要指出的是，郭進等人都是戍邊的中高級武將，其職權僅限於各自的防區，而除了郭進具有用兵謀略的素質外，其他人值得稱道之處僅限於勇猛這一點上。至於軍隊的高級將帥，可以說在統治者狹隘的政治態度的影響下，已有束手束腳之感，出現了順從迎合及保守的趨勢，其所為較往曆史上的將帥已大為遜色。甚至還有許多昏老無能之流忝位武職，如義武軍節度使祁廷訓，身軀雖然高大，但卻膽小怕事，因此博得“祁駱駝”的別號。僅僅是因為宋太祖沒有與強大的契丹軍隊正麵交手的緣故，才未能暴露出軍隊將領們的弱點，也使武將群體未出現日後那樣不利的處境。

　　朱熹說：“太祖初奪諸鎮兵權，恐其謀叛，故置諸節度使，隆恩異數，極其優厚，以收其心而杜其異誌。”這主要是從宋太祖籠絡功臣及節鎮的角度而言的。宋人張演的話則更為深刻：“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祿而薄其禮。”即：對武將在經濟待遇上給以優待，但在禮節上卻予以壓製和歧視。而這種做法使武將喪失了職業榮譽感和自豪感，勢必摧殘了武將隊伍應有的積極進取的精神和鬥誌，導致自卑意識彌漫軍營，促使其追求享樂安逸，從而極大地降低了作為戰將角色的群體素質。當然，這種現象主要表現在宋太祖以後各代，然而其開端卻與趙匡胤所為有一定的關係。

　　宋太宗時代，無疑是武將群體素質和命運明顯出現逆轉之時。借助非常手段即位的宋太宗，因其狹小的氣度、平常的才質和陰暗的心理，對帶兵武將就更為猜忌。其中太平興國四年北伐幽州期間發生的部分將領擁戴太祖之子的事件，對趙光義教訓尤大。他在晚年曾對近臣意味深長地說道：“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這裏所說的“奸邪”自然不是日益受寵的文臣，而是可能兵變奪權的武將。因此，宋太宗在抑製武人的道路上加快了速度，對武將附加了種種戒律。如當王顯出任樞密使時，宋太宗告誡道：“卿代非儒門，少罹兵亂，必寡學問，今在朕左右典掌萬機，固無暇博覽群書”。遂賜《軍戒》三篇，並曰：“讀此亦可免於麵牆矣。”至於如“陣圖”、監軍之類控製前線將帥的辦法，更是不勝枚舉。宋太宗還開始參用文臣為用兵大帥。如在鎮壓四川王小波、李順起義時，曾一度下令由參知政事趙昌言為川峽兩路都部署，節製親信宦官王繼恩和各級軍事將領，雍熙三年，大臣張齊賢出知代州，“與都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這可算作以後文官出知前線首州要府而兼管駐軍的濫觴。宋太宗朝的柳開出知寧邊軍，可謂文臣守邊的又一例。至道三年初，派傅潛等將領增援被圍困已久的靈州時，又命“知製誥張秉、馮起、翰林侍讀呂文仲等持節催督之”。在此，文臣承擔起了監軍的職責。

　　宋太宗在位期間，雖然出征用兵、駐屯防禦，仍主要由將領負責，樞密院中也繼續維持較高的軍人比例，但對武將權威的過度擠壓，卻使其各方麵的素質及精神狀態發生蛻變。最能說明問題的莫過於衡量武將的標準，即：順從、謹慎是主要，甚至唯一的標準。宋太宗即位後，先後將一批親信而無能之輩安插在樞密院長貳、三衙將帥及前線統帥的要職之上。其中王顯、柴禹錫、趙�、張遜、楊守一及弭德超等人，皆為以往藩邸屬吏，名為武官，卻幾乎全無戰場經曆。他們或以恭謹見用，或以理財出名，或以告密得寵。如王顯“初為殿前司小吏，太宗居藩，嚐給事左右，性謹介”，從而得到重用。史稱其“居中執政，矯情以厚胥吏，齪齪而已”；柴禹錫在宋太宗藩邸時，“以善應對，獲給事焉”。趙光義登基後，柴氏積極替天子刺探外臣動向，所謂“每夜值，上以藩府舊僚，多召訪外事”。終於以“告秦王廷美陰謀，擢樞密副使”；趙�“少涉獵文史，美書翰，委質晉邸，以勤謹被眷”；楊守一則“稍通《周易》及《左氏春秋》，事太宗於晉邸”，後與柴禹錫、趙�、楊守一等人迎合宋太宗需要，因製造秦王廷美獄案而步入樞府；張遜以晉邸隨從出身為武官，但長期料理香藥榷貨事務，因貨利而升遷。臭名一時的弭德超，更是以誣告曹彬之事而立即獲得樞密副使之職。難怪元人修《宋史》時稱：“自柴禹錫而下，率因給事藩邸，以攀附致通顯……故莫逃於齪齪之譏。”以曹彬、潘美為代表的宿將，惟明哲保身，甚至不惜犧牲部屬。清代思想家王船山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曹彬謹慎而不敢居功，潘美陷楊業於死地的做法，是為了避免“功高震主”，所謂“勝乃自危，貿士卒之死以自全”。以傅潛、王超為代表的新一代禁軍將帥，多為庸碌之徒，縱然握兵十萬，也臨陣懼戰。而如田欽祚、王�之類的武將，則貪婪而又險惡，以逢迎攻訐為能事。

　　當如上述大批將領把持軍隊之時，稍有所作為的武將便陷於可悲的境地。世人熟知的楊業的悲劇即是這樣一例。早死於楊業的郭進，同樣是被抑製武夫政策所葬送性命的一位良將。而當時猛將呼延讚的遭遇，也頗有代表性。

　　呼延讚出身將門之家，久經沙場，勇猛異常。北宋第二次北伐失敗後，呼延讚向朝廷獻作戰陣圖、用兵要略及營寨之法等，並請求帶兵戍邊。他還曾帶領四子在宮中為皇帝演練武功，舞劍盤槊。呼延讚滿門投身抗遼事業，他和全家人身上都刺有“赤心殺契丹”幾個字，其子耳後還刺有“出門忘家為國，臨陣忘死為主”兩行小字。呼延讚為了使家中幼兒長大後身體強健，甚至在冬季用冷水澆其身體。他還自己設計降魔杵、破陣刀等重兵器。像呼延讚這樣的武將，實在就是為戰爭而降生人世，如若生活在漢唐勇於用兵的時代的話，必然大有用武之地。然而，呼延讚恰恰是處於尚武精神開始淪落的時代，這便注定了其無法作為的結局。據記載，宋太宗對渾身散發著濃烈兵戈氣息的呼延讚並不欣賞，在親征幽州時，因厭惡呼延讚的裝束，竟幾乎將其斬首。以後，呼延讚日漸被遺忘，隻能困頓於軍營的庶務之中，終於無法實現馬革裹屍的夢想。而呼延讚的遭遇，正是宋太宗時代武將群體本身角色淪落悲劇的縮影。

　　在趙光義費盡心機打壓武將，營造“崇文抑武”政治氣氛的背景之下，武將從總體上形成循規蹈矩的特征，這從太平興國三年發生的一件荒唐的事件可以得到明證：當時，秦州節度判官李若愚之子李飛雄，詐稱天子派出的巡邊使臣，遂順利地得到官馬，並在地方武官的向導下，一路西行到秦州境內。麵對不持任何憑證的這樣一位“使臣”，當地駐軍武官竟俯首帖耳。結果，李飛雄矯詔逮捕多名帶兵官，並準備處死，而諸將都甘心受縛就刑。以後，因李氏利令智昏，露出破綻，才被眾人捉獲。此事說來令人難以置信，隻能反映武臣們已完全屈從馴服，其應有的強悍素質，此時可謂蕩然無存。

　　所謂的“重文輕武”政策和社會風氣的真正形成，也正是在宋太宗時代。如宋太宗即位不久，就親自操持科舉考試，錄取進士、諸科及特奏名達五百多人，規模空前，甚至連執政大臣都覺得過分。但“上意方欲興文教，抑武事，弗聽”。又如：宋太宗對號稱天下文淵之藪的昭文館、集賢院和史館進行遷址和大規模重建，又親賜名為“崇文院”，以示“崇文”的決心。再如：淳化三年，新建的秘閣落成後，太宗不僅率文臣登樓觀書，而且還要求禁軍首領也來參觀，所謂“帝欲其知文儒之盛故也”。而宮中原有的“講武殿”，則被改名為“崇政殿”。在此局麵下，武將群體便不能不產生自卑之感。值得注意的是，眼見武將群體呈現出的庸碌無能的狀態，就連一些文官也感到後果嚴重，於是轉而向天子進諫，請求給武官們一定的權威和榮譽，以免使國家武備渙散瓦解。如端拱二年，右拾遺兼直史館王禹□向太宗上奏道：“自陛下統禦，力崇儒術，親主文闈，誌在得人……望減儒冠之賜，以均戰士之恩。”他甚至提出了“抑儒臣而激武臣”的激進主張。另外，田錫等幾位文臣也有類似的議論。這也從一個側麵說明當時武將群體素質下降的史實。

　　三宋真宗朝及以後武將群體素質的進一步下降

　　宋真宗即位後，無視、也無力扭轉武將群體素質降低的現狀，遂繼續沿襲了乃父的治軍原則及措施。當時，前朝無能將帥依舊得到重用，即為證明。鹹平時，遼軍南犯，北宋大批軍隊武官都表現出庸碌、膽怯的特性。如傅潛以禁軍大帥之職負責河北前線防務，提兵十萬之眾，卻極其無能，所謂“畏懦無方略，閉門自守”。傅潛不僅甘願忍受他人譏諷自己不如一婦人，而且不顧朝廷使臣的督促，始終按兵不動，直至被撤職。王超被稱為“拙於戰撕”，王顯在戰場上的表現，也同樣令人失望。當時還有級別稍低如王榮其人的典型。王榮雖素來膽小，卻以宋太宗藩邸背景而出任禁軍高級軍職。鹹平三年，當南下遼軍撤退時，貝、冀行營副都部署王榮接到追擊敵軍的詔令，他帶領五千餘騎兵緋徊數日，卻不敢進攻。最後為了搪塞朝廷，才率部到界河南岸自己一方奔跑了一番，又迅速返回。據記載，由於他與部下晝夜急馳，惟恐遇見對手，結果戰馬因饑餓疲勞而損失了近一半。盡管如此，王榮仍可以忝位將官，繼續領兵。

　　到景德元年遼軍大舉南攻時，宋軍防線一觸即潰，便充分暴露了武將群體存在的自身問題。及至“澶淵之盟”簽訂之後，宋統治集團因對軍事手段失去信心，便視議和為消弭邊患的法寶。於是，武備進一步鬆弛，武將群體更受到冷遇。在此形勢下，當政者逐漸推廣“以文馭武”的措施，以便文臣控製軍隊，如樞密院中不僅出現文臣人數超過武將的情況，而且武將也受到文官的支配。據宋真宗朝宰相王旦之子王素追憶：頗有謀略的武臣馬知節與文官王欽若、陳堯叟同任職於樞密院，“一日，上前因事相忿。上召公（王旦），至則見冀公（王欽若）喧嘩不已，馬則涕泣”。以此可以窺見當時武將所遭受的歧視對待。在前線，文臣也越來越多地充當了指揮官的角色。如鹹平四年，大臣張齊賢出任涇原環慶等路安撫經略使，負責應付黨項的進攻；次年，錢若水為並代經略使、判並州，主持河東防務；景德初，宋中央以向敏中充陝西路沿邊安撫使，等等。武將遭到排擠的結果，必然進一步降低了其指揮能力。史稱：“上崇尚文儒，留心學術，故武毅之臣無不自化。”這實在是當時武將群體淪落的一種曲折記載。

　　到宋仁宗時期，“重文輕武”之風達到了頂峰，軍功遭到了社會的普遍輕視。宋人對此有這樣的看法：“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複幽薊，逐強敵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在此背景下，文臣完全控製了軍隊的指揮權，武將群體則淪為指揮係統中的配角。樞密院中武將已寥寥無幾，地方駐軍也基本由文官任統帥。如對夏前線，“分陝西緣邊為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等使，自今路分部署、鈐轄以上，許與都部署司同議軍事，路分都監以下，並聽都部署等節製，違者以軍法論”。於是，範仲淹、韓琦等文官以經略安撫招討等使的身份，負責指揮各路軍隊。文官擔任各地帥臣，已成為一種定製，如宋人所雲：“不以武人為大帥專製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略以總製之。武人為總管，領兵馬，號將官，受節製，出入戰守，唯所指麾。”

　　長期的倍受壓製和歧視，在宋仁宗朝造成了武將隊伍素質更進一步下降的後果，遂產生了一批怯懦無能、品行低劣的將帥。如張耆既無戰功，又無謀略，隻會坐享厚祿。楊崇勳以攻訐寇準得到當政者的賞識，然無他才能，又性貪鄙。至於夏守□則懵於用兵，所謂“性庸怯，寡方略，不為士卒所服”。盡管如此，張、楊及夏氏等人卻出入禁軍統帥和樞密使之職。郭承�是人所共知的“�冗小人”，但累遷禁軍要職，長期典軍。這就難怪武將要受到士大夫的蔑視，如宰相王曾譏諷樞密使張耆為“一赤腳健兒”。富弼稱夏守□為天下人所恥笑。歐陽修則公開認為郭承�為“凡庸奴隸之才”。至於大批中下級武官，大都素質低下，少有作為，這從戰場上的屢戰屢敗的情況可以得到反映。如韓琦在前線反映：“慶州久缺部署，高繼隆、張崇俊雖有心力，不經行陣，未可全然倚任。駐泊都監之內，亦無得力之人。”武將魏昭□、王克基“未嚐出離京闕，便使領眾禦戎，昨來暫至延州，皆已破膽”。

　　宋仁宗時期，武將中稍有戰功、頭腦者，不是遭受迫害，就是受到壓製，或死不得其所，或仕途坎坷，至死未能顯達。如大將狄青、王德用及種世衡、張亢兩位文人出身的將官，即是如此。而他們鶴立雞群的事跡，不僅不能說明當時武將素質的卓越，反而證明了有為將領的孤立可悲的處境。

　　宋仁宗以後，惟有宋神宗朝曾力圖全麵振興武備，改變國防頹勢。因此，宋神宗、王安石對傳統抑製武將的政策進行了一定的調整，實行了“將兵法”，以增強各地武將對轄區內軍隊的指揮權。宋神宗認為：“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別。”遂有意打通文武之間的隔閡，允許武官在考核詞賦之後換為文資官銜，以提高將領的政治地位和素質。於是，在積極的政策鼓勵下，出現了如王韶這樣善於用兵而又勇於投軍的文士。一時武將群體的素質也有所改善，這從西北戰場取得的許多勝利可以得到證明。但是，進入宋哲宗元�之時，各項變法內容在遭到清算的同時，包括允許武臣換文資在內的鼓勵軍功的措施也被視為弊政而廢止。武將群體又一次遭到打擊，如當時人所指出：“臣伏見近年以來，宿將凋零，今歲為甚。雖其間人才固有粗精，是皆自英考、神宗識拔，切磨收養，出生入死之人也。”

　　宋哲宗朝之後，雖然因政治鬥爭而武備出現不少反複，但總的說來，傳統的馭將政策得到延續。在北宋末年，亂政之下又出現如童貫之類宦官把持軍政，如高俅之流無賴掌握禁軍的現象，因此武將隊伍更為混亂，其群體精神麵貌及素質也更為低下。到宋金聯合滅遼時，北宋武將的無能怯懦暴露無遺。如劉延慶等將帥擁優勢兵力也不敢與殘遼軍隊交戰，稍遇抵抗便落荒而逃。由此可見，最終出現“靖康恥”的慘劇，實與北宋長期壓製下造成的武將群體的無能有相當大的關係。

　　（原文發表於《文史哲》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