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陵文典·紀實卷

延河畔上的北京娃

銀笙

記得當年的知青詩集中有一首《延河畔上北京娃》。至今這個題目一直縈繞在我心中。

延河畔上北京娃。

我的許多“北京娃”中的朋友陸陸續續離開了延安。“知青”，已成為特定年代中的特定名詞，“知青”，也成為社會生活中的特殊群體。但仍有少數中的少數，依然生活在寶塔山下，何寧就是其中的一位。

一

知道何寧，是在70年代。

那時，我在延安地區報社當記者，下黃陵縣采訪中，知道黃陵有個年輕的北京知青叫何寧，23歲就當了公安局副局長，工作幹得風風火火。我對這個人物開始注意了，因為每次去都能聽到不少人誇讚他。

開始參加工作，他是治安股內勤，吃在單位，住在單位，成了單位沒有頭銜的總值班。群眾來訪他應急處理；同事們下鄉回來，他提水打飯，大家都誇他有眼色，人勤快。他擔任公安局副局長後，又主動要求去農村蹲點，他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每年勞動工值都在200天以上。1978年，組織上派他去組建縣檢察院，1986年正式走馬上任檢察長，他大刀闊斧，使黃陵檢察院成為延安地區的排頭兵。1991年延安地區給他記三等功一次，他被評為地委端正黨風先進個人，三次受到黃陵縣委表彰，《陝西檢察》雜誌以顯要位置刊登了《何寧和他的一班人》的報道。在這期間，他以延安地區第二名的成績考上省政法幹部管理學院，後又考取了高級檢察官培訓中心，成為遠近聞名的名人。

可惜，陰差陽錯，幾次我都和何寧失之交臂。我的“知青”報道中也就少了何寧這一位。

二

在那場史無前例的運動中，我既是參與者，也是目擊者。28000名北京知青來到延安，我是重大歡迎場麵的采訪者之一。因而，我就結識了不少北京娃，也有不少摯友。

對於那場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眾說紛紜，褒貶不一。我們不必過多地苛求其背景，也不必捶胸頓足地咒罵那場人為的“災難”，曆史已翻過新的一頁，隻能一切向前看。何寧正是抱著這樣的觀點來思考問題的。

他說，他是在延安人的撫育下成長的。

1969年，15歲的何寧並不知道人間的酸甜苦辣。當他來到黃陵縣隆太塬插隊時，除了繁重的體力勞動，每月隻有38斤口糧。肚子常常餓得咕咕叫，使正長身體的何寧瘦得像根幹柴。不久，知青小組鬧分灶，誰也不想要年幼不會幹活的何寧。村支書的父親王老漢看他可憐，拉住他的手說：“娃呀，跟我走，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的一份。”從此，他成了老王家的一口人，和幾個兄弟滾成一堆。王大媽待他比親兒子還親。他病了，大媽拉著架子車把他送到醫院；趁著打吊針的空兒，大媽不是給他煮雞蛋，就是做雞蛋拌湯。冬天，他的手、腳凍裂了，大媽總要把做豆腐的熱漿水舀出來讓他洗手腳……何寧真真正正成了王家的孩子，幾十年來一直保持著親密關係。談起王家爸媽，他常常熱淚盈眶，感激之情溢於言表。知恩報恩這可能是人類最基本的感情，延安的父老鄉親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一輩子也報答不完。

何寧說，是延安人給了他第二次生命。一次，他到鄰村瓦梧村的同學處去玩，不知怎麽沒吃對，當晚上吐下瀉十幾次，半夜脫水休克。同學急了，趕快去請赤腳醫生白金平。當時的農村，交通不便，又沒醫療器械，醫生頭上的汗珠大顆大顆往下滴，眼看他就要沒命了。白金平狠了狠心說：“就冒一次險！”他用手絹把他的胳膊紮起來，使靜脈血管暴突出來。然後找了一根縫衣針，從血管裏紮進去，拔出針後，血管噴出一股黑血，他的頭腦猛地清醒過來。不知這算一種什麽療法，總之那根縫衣針救了他一命，使他終生難忘。

何寧還說：是延安的父老鄉親教會他生活的。插隊第二年，為了感謝鄉親們，他花5毛2分錢買了一包紅牡丹煙給隊長散。那時的5毛2分在農民眼中可是個了不起的數字。當隊長知道煙價，就語重心長地說：過日子可不敢這麽過，5毛2稱鹽可買幾斤，買鞋麵子可買2尺，你抽掉全糟蹋了……就這點小事，一直教育了他七八天。從此，他時刻牢記勤儉這個道理。

何寧念念不忘的是，延安人處處都護著知青。隻要是知青有事，能辦的盡快辦，不能辦的也要設法辦。有一次，隊裏派了一個社員和他一起去40裏外的店頭鎮去挖煤，過一小橋時，因驢膽怯不敢過，他倆卸了車，一個前邊拉，一個後邊推，不料毛驢掉到河裏，水比較深，毛驢上不來。一頭毛驢，對生產隊來講可是一份大家當，萬一把驢損失了，那可擔當不起，他倆急得團團轉。

正在這時，他看到旁邊有個農民，央求人家幫忙。那人說，可不能白幫忙。和他同去的社員答應把驢救出來給40元錢。那人回村叫來三四個人，把岸邊的路修了修，終於把毛驢拉上來。因為天色已晚，他們在這個村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起程時，發現煤車軲轆被人卸了。按理說，人家幫忙付錢，天經地義，可他倆沒錢，再說40元錢也不是小數目。一家硬要，一家想賴，兩家相爭，官司打到公社（即鄉政府），公社說搶救集體財產應表揚，但跟北京知青要錢是給當地人丟臉。那幾個人不服又打到縣上，縣上也認為官司斷的對。那幾個人看沒了指望，隻好偷偷走了。這樣一件小事，何寧說起來，感觸頗深：“延安的父老鄉親時時護著北京娃哩。”

三

真正和何寧熟悉，是在他擔任了延安市副市長兼公安局長以後。

我知道，他曾有過多次遠走高飛的機會。他在省政法幹部管理學院畢業後學校要留他，他未留；從北京高級檢察官培訓中心畢業後，北京單位要調他，他沒去；後來北京市出台新政策歡迎原北京知青回京，他不為所動，他一門心思要做延安人。他沒有豪言壯語，有的隻是默默的實際行動。當1995年陝西電視台的《陝西人》專欄為他拍了專題片時，他認為這是對自己幾十年來奮鬥的認同，是對自己的最高獎勵，也是自己脫胎換骨成為延安人的證明。

他是1991年12月被延安地委、行署任命為延安市（現寶塔區）副市長兼公安局長的。當時，延安治安形勢嚴峻，發案率高，破案率低，群眾意見很大。他上任的第六天，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一庭長被殺死在辦公室，緊接著，柳樹店又發現一起殺人碎屍案……接踵而來的案情並沒壓垮他，他迎難而上，穩紮穩打，經過七八天的連續作戰，終於破了案，使群眾過了一個安全的春節。

典型的案件舉不勝舉，有權的、有勢的、白道的、紅道的、讚揚的、威脅的，時時都糾纏著他，但他一身正氣、秉公執法。1991年，延安市公安局的破案率僅為39%，從1992年起，連續三年的破案率分別為77%、78%和79%。1994年，延安市被地區評為“依法治理先進市”，公安局被評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先進單位”。

在嚴厲打擊壞人壞事的同時，他又對人民群眾獻上深深的愛。在基層訪問時，發現殘疾人薛保山生活不能自理，愛人是農村戶口，困難重重。他親自過問，為其辦理了農轉非戶口。薛保山感激萬分，請人寫稿在《延安日報》上宣傳。涼水井居委會吃水困難，他派自來水廠、市城建局與市牛奶廠協商，很快解決了100多戶吃水問題。由於他的這份真情，受到了群眾擁護。1993年市人大換屆時，何寧並非候選人，但群眾紛紛提名，使他成了正式的人民代表。

1996年2月19日，農曆除夕，李鵬總理來到延安。初二上午，李鵬總理特意要和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座談。當年奔赴延安插隊落戶的北京知青將近3萬，現在留下的隻有400人，400人中受到總理接見的隻有10名，何寧就是其中之一。

座談會開始後，何寧激動地向總理匯報。他說他非常高興、非常激動、非常光榮，這不是他個人的光榮，是留在延安400名知青的光榮，也是3萬名北京知青的光榮。他15歲來延安時，對延安、對農村、對社會、對革命知道得很少很少，是延安人民和炎黃聖地的黃土與黃河哺育他們成長成熟，從而認識了中國的農村、中國的土地、中國的社會，親自感受到紅色江山來之不易，這一切都是無法用金錢衡量，也是任何金錢買不到的……他想說的很多很多，當總理說他也是延安人時，他仿佛找到了親人、知音，他覺得他在北京15年，在延安30年，已經是地地道道的延安人了。他留在延安，並非是奉獻而是回報，回報延安人民對自己的哺育。任何人都不應忘記養育過自己的土地，為這塊土地和人民獻身，理所當然地應成為自己的畢業追求。最後李鵬總理勉勵他們說，你們在這裏奉獻了青春，還要繼續為這片革命聖地貢獻聰明和才智。相信在延安人民和你們的共同努力下，延安的明天一定會更美好，一個繁榮昌盛的延安一定會出現在陝北大地上。何寧覺得總理的話是對自己最大的鞭策，也是努力的方向。他感到過去自己做得很不夠，今後應加倍努力。

四

何寧不是那種威風凜凜的鐵麵法官形象，他渾身透著一種儒雅之氣。他白淨麵皮，一副秀氣的眼鏡使他更像一位書生。可他在政法戰線上屢戰屢勝。

1996年5月，他又被調到地區檢察院（即現今延安市檢察院）任副檢察長。有人為他抱不平，你做了那麽多成績，不提拔怎麽是平調？他淡淡一笑，那有什麽，組織需要我幹什麽就幹什麽。從執掌大權的一把手到副職，許多人過不了這一關，至少有些不適應。何寧卻很快擺正自己的位置，心甘情願為檢察長做配角。

檢察長給他分配的任務是抓隊伍建設、內務和精神文明建設，他絲毫不鬆懈，積極給黨組和檢察長出謀劃策，協助檢察長在全行業開展“樹良好形象，創一流業績”活動。經過討論，聖地的檢察官是什麽形象終於統一了認識，那就是：信念堅定的政治形象，秉公辦案的執法形象，不謀私利的廉潔形象，愛民為民的公仆形象，嚴整端莊的警容形象。同時，抓了“十星”級評比。這項活動的開展使檢察隊伍的精神風貌煥然一新，戰鬥力大大加強，對一些違法違紀幹警加強教育，嚴肅查處，查處違紀20餘起，有5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他們抓隊伍建設的經驗得到最高檢察院的肯定。市檢察院和12個縣（區）檢察院建成縣級以上文明單位，延安市檢察院還被評為“陝西省文明單位”。

何寧說：“是延安的黃土文化熏陶了我。延安人是淳樸忠厚的，集中了中華民族的所有美德。從李自成到毛澤東，不懈的追求，不管有多少艱難困苦，都抱著樂觀的態度。在我們插隊的那些年月，延安的不少人逃荒要飯，但他們不因自己對革命貢獻大而抱怨，始終抱著對明天的希望。在陝北，積澱著幾千年的黃土文化，剪紙、腰鼓、民歌等都是民族的精髓，是一個完整係統的大寶庫，我一輩子也學不完、受用不完。”

正如他所說，可能是黃土文化給了他太多的熏陶，他對延安民俗十分關注，經常搜集、整理。他呼籲人們保留這古老的文明，期望這古老文明能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動力。為此，他策劃拍攝6集電視專題片《真誠》，以此記錄北京知青在延安的那段難以忘懷的曆史，反映古老文明對北京知青的潛移默化的影響。然而，這個設想卻受到當年知青中現在已成為“腕級”人物的冷落，何寧為此傷心了一陣子。但過後，他又說：知青插隊是特定曆史時期的特定現象，不管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把幾千萬知青動員到農村，這段經曆在人生是千金難買的。就像長征老紅軍回憶長征一樣，是耐人回味和咀嚼的。這段曆史又培養造就了一代人，這代人將完成承上啟下的曆史重任，這也許是曆史賦予我們的特殊責任。他現在還珍藏著當年插隊的喜報和乘車證，發黃的紙頁記錄著那段曆史，但我們沒有必要去糾纏曆史的舊賬，大規模的上山下鄉，畢竟已成為過去的一頁。

何寧，以他滿腔的熱血在黃土高原上畫出自己的人生軌跡。他對延安的摯情日月可鑒。我相信，他將成為延安騰飛的中堅力量，讓未來作證吧。

選自1998年9月7日《北京晚報》

作者簡介：

銀笙，漢族，1946年生，陝西省宜川縣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協會會員、陝西省新聞工作者協會副主席。曾出版長篇小說《狼煙》《嘯傲長天》《銀笙散文集》等10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