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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河畔上的北京娃

銀笙

記得當年的知青詩集中有一首《延河畔上北京娃》。至今這個題目一直縈繞在我心中。

延河畔上北京娃。

我的許多“北京娃”中的朋友陸陸續續離開了延安。“知青”,已成為特定年代中的特定名詞,“知青”,也成為社會生活中的特殊群體。但仍有少數中的少數,依然生活在寶塔山下,何寧就是其中的一位。



知道何寧,是在70年代。

那時,我在延安地區報社當記者,下黃陵縣采訪中,知道黃陵有個年輕的北京知青叫何寧,23歲就當了公安局副局長,工作幹得風風火火。我對這個人物開始注意了,因為每次去都能聽到不少人誇讚他。

開始參加工作,他是治安股內勤,吃在單位,住在單位,成了單位沒有頭銜的總值班。群眾來訪他應急處理;同事們下鄉回來,他提水打飯,大家都誇他有眼色,人勤快。他擔任公安局副局長後,又主動要求去農村蹲點,他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每年勞動工值都在200天以上。1978年,組織上派他去組建縣檢察院,1986年正式走馬上任檢察長,他大刀闊斧,使黃陵檢察院成為延安地區的排頭兵。1991年延安地區給他記三等功一次,他被評為地委端正黨風先進個人,三次受到黃陵縣委表彰,《陝西檢察》雜誌以顯要位置刊登了《何寧和他的一班人》的報道。在這期間,他以延安地區第二名的成績考上省政法幹部管理學院,後又考取了高級檢察官培訓中心,成為遠近聞名的名人。

可惜,陰差陽錯,幾次我都和何寧失之交臂。我的“知青”報道中也就少了何寧這一位。



在那場史無前例的運動中,我既是參與者,也是目擊者。28000名北京知青來到延安,我是重大歡迎場麵的采訪者之一。因而,我就結識了不少北京娃,也有不少摯友。

對於那場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眾說紛紜,褒貶不一。我們不必過多地苛求其背景,也不必捶胸頓足地咒罵那場人為的“災難”,曆史已翻過新的一頁,隻能一切向前看。何寧正是抱著這樣的觀點來思考問題的。

他說,他是在延安人的撫育下成長的。

1969年,15歲的何寧並不知道人間的酸甜苦辣。當他來到黃陵縣隆太塬插隊時,除了繁重的體力勞動,每月隻有38斤口糧。肚子常常餓得咕咕叫,使正長身體的何寧瘦得像根幹柴。不久,知青小組鬧分灶,誰也不想要年幼不會幹活的何寧。村支書的父親王老漢看他可憐,拉住他的手說:“娃呀,跟我走,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的一份。”從此,他成了老王家的一口人,和幾個兄弟滾成一堆。王大媽待他比親兒子還親。他病了,大媽拉著架子車把他送到醫院;趁著打吊針的空兒,大媽不是給他煮雞蛋,就是做雞蛋拌湯。冬天,他的手、腳凍裂了,大媽總要把做豆腐的熱漿水舀出來讓他洗手腳……何寧真真正正成了王家的孩子,幾十年來一直保持著親密關係。談起王家爸媽,他常常熱淚盈眶,感激之情溢於言表。知恩報恩這可能是人類最基本的感情,延安的父老鄉親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一輩子也報答不完。

何寧說,是延安人給了他第二次生命。一次,他到鄰村瓦梧村的同學處去玩,不知怎麽沒吃對,當晚上吐下瀉十幾次,半夜脫水休克。同學急了,趕快去請赤腳醫生白金平。當時的農村,交通不便,又沒醫療器械,醫生頭上的汗珠大顆大顆往下滴,眼看他就要沒命了。白金平狠了狠心說:“就冒一次險!”他用手絹把他的胳膊紮起來,使靜脈血管暴突出來。然後找了一根縫衣針,從血管裏紮進去,拔出針後,血管噴出一股黑血,他的頭腦猛地清醒過來。不知這算一種什麽療法,總之那根縫衣針救了他一命,使他終生難忘。

何寧還說:是延安的父老鄉親教會他生活的。插隊第二年,為了感謝鄉親們,他花5毛2分錢買了一包紅牡丹煙給隊長散。那時的5毛2分在農民眼中可是個了不起的數字。當隊長知道煙價,就語重心長地說:過日子可不敢這麽過,5毛2稱鹽可買幾斤,買鞋麵子可買2尺,你抽掉全糟蹋了……就這點小事,一直教育了他七八天。從此,他時刻牢記勤儉這個道理。

何寧念念不忘的是,延安人處處都護著知青。隻要是知青有事,能辦的盡快辦,不能辦的也要設法辦。有一次,隊裏派了一個社員和他一起去40裏外的店頭鎮去挖煤,過一小橋時,因驢膽怯不敢過,他倆卸了車,一個前邊拉,一個後邊推,不料毛驢掉到河裏,水比較深,毛驢上不來。一頭毛驢,對生產隊來講可是一份大家當,萬一把驢損失了,那可擔當不起,他倆急得團團轉。

正在這時,他看到旁邊有個農民,央求人家幫忙。那人說,可不能白幫忙。和他同去的社員答應把驢救出來給40元錢。那人回村叫來三四個人,把岸邊的路修了修,終於把毛驢拉上來。因為天色已晚,他們在這個村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起程時,發現煤車軲轆被人卸了。按理說,人家幫忙付錢,天經地義,可他倆沒錢,再說40元錢也不是小數目。一家硬要,一家想賴,兩家相爭,官司打到公社(即鄉政府),公社說搶救集體財產應表揚,但跟北京知青要錢是給當地人丟臉。那幾個人不服又打到縣上,縣上也認為官司斷的對。那幾個人看沒了指望,隻好偷偷走了。這樣一件小事,何寧說起來,感觸頗深:“延安的父老鄉親時時護著北京娃哩。”



真正和何寧熟悉,是在他擔任了延安市副市長兼公安局長以後。

我知道,他曾有過多次遠走高飛的機會。他在省政法幹部管理學院畢業後學校要留他,他未留;從北京高級檢察官培訓中心畢業後,北京單位要調他,他沒去;後來北京市出台新政策歡迎原北京知青回京,他不為所動,他一門心思要做延安人。他沒有豪言壯語,有的隻是默默的實際行動。當1995年陝西電視台的《陝西人》專欄為他拍了專題片時,他認為這是對自己幾十年來奮鬥的認同,是對自己的最高獎勵,也是自己脫胎換骨成為延安人的證明。

他是1991年12月被延安地委、行署任命為延安市(現寶塔區)副市長兼公安局長的。當時,延安治安形勢嚴峻,發案率高,破案率低,群眾意見很大。他上任的第六天,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一庭長被殺死在辦公室,緊接著,柳樹店又發現一起殺人碎屍案……接踵而來的案情並沒壓垮他,他迎難而上,穩紮穩打,經過七八天的連續作戰,終於破了案,使群眾過了一個安全的春節。

典型的案件舉不勝舉,有權的、有勢的、白道的、紅道的、讚揚的、威脅的,時時都糾纏著他,但他一身正氣、秉公執法。1991年,延安市公安局的破案率僅為39%,從1992年起,連續三年的破案率分別為77%、78%和79%。1994年,延安市被地區評為“依法治理先進市”,公安局被評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先進單位”。

在嚴厲打擊壞人壞事的同時,他又對人民群眾獻上深深的愛。在基層訪問時,發現殘疾人薛保山生活不能自理,愛人是農村戶口,困難重重。他親自過問,為其辦理了農轉非戶口。薛保山感激萬分,請人寫稿在《延安日報》上宣傳。涼水井居委會吃水困難,他派自來水廠、市城建局與市牛奶廠協商,很快解決了100多戶吃水問題。由於他的這份真情,受到了群眾擁護。1993年市人大換屆時,何寧並非候選人,但群眾紛紛提名,使他成了正式的人民代表。

1996年2月19日,農曆除夕,李鵬總理來到延安。初二上午,李鵬總理特意要和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座談。當年奔赴延安插隊落戶的北京知青將近3萬,現在留下的隻有400人,400人中受到總理接見的隻有10名,何寧就是其中之一。

座談會開始後,何寧激動地向總理匯報。他說他非常高興、非常激動、非常光榮,這不是他個人的光榮,是留在延安400名知青的光榮,也是3萬名北京知青的光榮。他15歲來延安時,對延安、對農村、對社會、對革命知道得很少很少,是延安人民和炎黃聖地的黃土與黃河哺育他們成長成熟,從而認識了中國的農村、中國的土地、中國的社會,親自感受到紅色江山來之不易,這一切都是無法用金錢衡量,也是任何金錢買不到的……他想說的很多很多,當總理說他也是延安人時,他仿佛找到了親人、知音,他覺得他在北京15年,在延安30年,已經是地地道道的延安人了。他留在延安,並非是奉獻而是回報,回報延安人民對自己的哺育。任何人都不應忘記養育過自己的土地,為這塊土地和人民獻身,理所當然地應成為自己的畢業追求。最後李鵬總理勉勵他們說,你們在這裏奉獻了青春,還要繼續為這片革命聖地貢獻聰明和才智。相信在延安人民和你們的共同努力下,延安的明天一定會更美好,一個繁榮昌盛的延安一定會出現在陝北大地上。何寧覺得總理的話是對自己最大的鞭策,也是努力的方向。他感到過去自己做得很不夠,今後應加倍努力。



何寧不是那種威風凜凜的鐵麵法官形象,他渾身透著一種儒雅之氣。他白淨麵皮,一副秀氣的眼鏡使他更像一位書生。可他在政法戰線上屢戰屢勝。

1996年5月,他又被調到地區檢察院(即現今延安市檢察院)任副檢察長。有人為他抱不平,你做了那麽多成績,不提拔怎麽是平調?他淡淡一笑,那有什麽,組織需要我幹什麽就幹什麽。從執掌大權的一把手到副職,許多人過不了這一關,至少有些不適應。何寧卻很快擺正自己的位置,心甘情願為檢察長做配角。

檢察長給他分配的任務是抓隊伍建設、內務和精神文明建設,他絲毫不鬆懈,積極給黨組和檢察長出謀劃策,協助檢察長在全行業開展“樹良好形象,創一流業績”活動。經過討論,聖地的檢察官是什麽形象終於統一了認識,那就是:信念堅定的政治形象,秉公辦案的執法形象,不謀私利的廉潔形象,愛民為民的公仆形象,嚴整端莊的警容形象。同時,抓了“十星”級評比。這項活動的開展使檢察隊伍的精神風貌煥然一新,戰鬥力大大加強,對一些違法違紀幹警加強教育,嚴肅查處,查處違紀20餘起,有5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他們抓隊伍建設的經驗得到最高檢察院的肯定。市檢察院和12個縣(區)檢察院建成縣級以上文明單位,延安市檢察院還被評為“陝西省文明單位”。

何寧說:“是延安的黃土文化熏陶了我。延安人是淳樸忠厚的,集中了中華民族的所有美德。從李自成到毛澤東,不懈的追求,不管有多少艱難困苦,都抱著樂觀的態度。在我們插隊的那些年月,延安的不少人逃荒要飯,但他們不因自己對革命貢獻大而抱怨,始終抱著對明天的希望。在陝北,積澱著幾千年的黃土文化,剪紙、腰鼓、民歌等都是民族的精髓,是一個完整係統的大寶庫,我一輩子也學不完、受用不完。”

正如他所說,可能是黃土文化給了他太多的熏陶,他對延安民俗十分關注,經常搜集、整理。他呼籲人們保留這古老的文明,期望這古老文明能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動力。為此,他策劃拍攝6集電視專題片《真誠》,以此記錄北京知青在延安的那段難以忘懷的曆史,反映古老文明對北京知青的潛移默化的影響。然而,這個設想卻受到當年知青中現在已成為“腕級”人物的冷落,何寧為此傷心了一陣子。但過後,他又說:知青插隊是特定曆史時期的特定現象,不管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把幾千萬知青動員到農村,這段經曆在人生是千金難買的。就像長征老紅軍回憶長征一樣,是耐人回味和咀嚼的。這段曆史又培養造就了一代人,這代人將完成承上啟下的曆史重任,這也許是曆史賦予我們的特殊責任。他現在還珍藏著當年插隊的喜報和乘車證,發黃的紙頁記錄著那段曆史,但我們沒有必要去糾纏曆史的舊賬,大規模的上山下鄉,畢竟已成為過去的一頁。

何寧,以他滿腔的熱血在黃土高原上畫出自己的人生軌跡。他對延安的摯情日月可鑒。我相信,他將成為延安騰飛的中堅力量,讓未來作證吧。

選自1998年9月7日《北京晚報》

作者簡介:

銀笙,漢族,1946年生,陝西省宜川縣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協會會員、陝西省新聞工作者協會副主席。曾出版長篇小說《狼煙》《嘯傲長天》《銀笙散文集》等10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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