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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北京知青的陝西人生

姚村社

她曾經與體操王子李寧、打假英雄王海、“中國第一村”黨委書記吳仁寶等一起,成為央視紀念改革開放20年特別節目——“20年20人”的代表……

36年前的一次“錯分配”,她從北京第一師範學校來到延安地區;國家落實政策時,她放棄了回城返京的機會,植根於貧瘠的黃土高原南麓。她在山區教育一線耕耘了30餘年,是當年一起插隊的同學仍留黃土高原教書的唯一一人。

2005年的“冬至”,記者來到黃陵縣幼兒園旁邊一套40多平方米的單元房裏,見到了本文的主人公——北京老知青汪桂蘭。36年彈指一揮間。凜冽的西北風在這位當年僅僅19歲的女學生臉上刻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隻是其一口至今仍十分純正的北京話時時在提醒記者:這是一位北京老知青。

到革命聖地鍛煉成長

1969年1月。從北京第一師範學校畢業不久、剛滿19歲的汪桂蘭帶著對革命聖地的向往與憧憬,與首都2.8萬名中學生一樣,奔赴延安地區。

汪桂蘭等幾位女同學被分配到宜君縣(當時屬延安地區管轄)堯生公社思彌大隊。到村裏的第一天晚上,同學們的心就涼了。盡管村上把最好的磚窯分給她們住,但窯洞裏空蕩蕩的,她們生怕窯塌下來。住窯洞的第一天晚上,幾個女同學一起哭泣了大半夜,哭累了才迷迷糊糊睡去。當時,社員們口糧普遍不足,經濟拮據,副食品幾乎談不上,大家整日為生計奔忙。盡管心事重重,白天還得和社員們一起戰天鬥地。肚子餓了不能說,手磨破了不能叫,再苦再累都得咬緊牙、挺起胸,裝成好漢。當初的好奇與向往蕩然無存,許多同學都思謀著偷偷返城。汪桂蘭在同伴中還算堅強,但她最終也沒經受住回城風波的誘惑,插隊3個月後她回到了北京。然而,當時北京對戶口管理特別嚴格,再加上父親去世早,看到母親一人養活著包括自己在內的8個兒女,汪桂蘭心裏難受極了,她說服母親,一咬牙又回到了陝北。

汪桂蘭生性潑辣又善於吃苦,很得社員好評,加上畢業於師範學校,1969年7月被公社提前招收為小學教師。初登講台,汪桂蘭雄心勃勃,但許多現實問題不容回避。她講的學生聽不懂,學生說的她不明白,有時隻能用手比畫。汪桂蘭便在日常生活中收集方言,總結歸類,作好筆記,隨時進行對比記憶,這道難題慢慢得以解決。起初,汪桂蘭看到學生衣衫破爛、蓬頭垢麵的樣子,一聞到他們身上的怪味,就想遠遠地離開;一個簡單的數學題需要重複講解四五遍,一著急就不由得出現過激行為。學生們越來越不願意接近她了。這可怎麽行?一番自省之後,汪桂蘭主動接近學生。有的學生衣服破了,她主動拿出針線縫補;有的臉髒了,就叫到辦公室給洗淨;學習中的問題一遍兩遍弄不懂,就換個法子講。為加深相互了解,汪桂蘭經常和學生一起掃地、抹桌子,一起勞動。學生們對這個“北京老師”終於不再敬畏了,連家裏的事情也願意和她傾訴。

9年之後方知“錯分配”

1978年下半年,對汪桂蘭和同伴們來說,是一段充滿驚喜與矛盾的日子。從北京傳來確切消息:1969年初北京第一師範學校百餘名畢業學生與其他高中生一起,被分配到延安地區插隊落戶屬於“錯分配”,現在可以落實政策回城返京。此事印證了汪桂蘭與同伴們多年前的猜測:班上40多名學生原計劃分兩批赴延安地區插隊落戶,汪桂蘭等20多名同學作為第一批,然而,第二批同學就一直沒有來;他們還聽說,就在他們這批學生插隊落戶不久,他們的畢業任教分配方案就從北京市教育局下來了。

不管怎麽說,落實政策總是個好事。隻是一個頗為殘酷的現實橫亙在汪桂蘭的麵前:早在1974年汪桂蘭已與黃陵縣雙龍中學的數學老師白昕輝結為連理,並且有了兩個孩子,一家人生活得十分幸福。而政策規定得很明確,隻允許知青一人返京,配偶及子女不在此列!汪桂蘭及有類似情況的同伴一下子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之中。兄弟姐妹中就缺她一個,遠在北京的老母親早就盼她回來團圓。多少個夜晚,汪桂蘭都難以入睡,腦海裏充斥的東西太多了,一會兒是北京大都市的風貌,一會兒是黃土地熱情、淳樸的民風;一會兒是舉家團聚的歡樂情景,一會兒是已經與自己生活了4年的丈夫及兩個孩子的身影,還有當地學生們那一張張稚嫩的麵孔和一雙雙渴求知識的眼睛。

看著10多個在當地結婚的同伴一個一個全都與丈夫離了婚,隻身返回了北京,汪桂蘭也曾猶豫過、痛苦過,但最終她放棄了回城。她心裏明白:雖然通情達理的丈夫沒有阻攔,可自己一旦回去,這個家就散夥了,丈夫的人生可能就要改變,孩子們就會失去親娘。當然,促使汪桂蘭作出人生這一重大決定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她已經習慣了這裏的一切。這裏有她的追求,有她所鍾愛的事業。

由於動亂結束不久,首都教師嚴重缺乏,北京市教育局先後給汪桂蘭來過4封信,希望她回京執教,汪桂蘭都謝絕了。多年以後,汪桂蘭與友人說起此事,一臉的爽快:“不是說我多偉大,反正我當初的選擇太正確了!”

被人當眾叫罵兩小時

汪桂蘭1974年1月與白昕輝結婚,其實一直兩地分居,並持續了17年。當時,汪桂蘭在宜君縣東南方向的棋盤中學任教,白昕輝在黃陵縣西北方向的雙龍中學工作,兩人相距百餘公裏,坐班車要輾轉好幾次,一學期也就團聚幾回。以後倆人都調動過,距離近了些,但仍有幾十公裏。直到1981年初,汪桂蘭調到黃陵縣康崖底中心小學工作,才與早在幾年前調至康崖底中學工作的丈夫生活在了一起,但也沒有一個像樣的家,汪桂蘭在中心小學的辦公室兼宿舍就成為他們的棲息地。汪桂蘭是個賢惠之人。婆婆年老體弱,她無論多忙,兩三周都要回一趟家,料理家務,給老人洗頭洗衣,做可口的飯菜,每年還要給老人做一次壽。這些事情許多當地婦女都很難做到。

艱辛並不僅僅是生活方麵的。1985年8月,汪桂蘭擔任了康崖底中心小學的教導主任,幾年後又擔任了該校校長,什麽事情都得操心,擔子比過去重多了。1989年7月,學校搬到了新建的校園,但許多收尾工作都未搞定,操場比校門前的公路低1米多。為節約開支,汪桂蘭帶領師生利用下午活動的時間和周末休息日,拉運沙土,填補操場,持續幹了10多天。為美化校園,汪桂蘭帶領師生在操場周圍和校園內栽植了38棵側柏、40多棵楊樹、10多棵銀杏;在教職工宿舍門前,建了兩個花園,栽種了木槿、月季、龍爪槐。1992年,在新建學校7間平房以及門房、大門、圍牆時,汪桂蘭隻請了幾個“匠人”,她和其他老師給“匠人”打下手,當小工。學校沒有單杠、雙杠,她四處奔走,弄來粗鋼筋,讓人打磨、焊接、安裝;沒有乒乓球台,她找人用磚砌兩個墩子,中間墊上土,台麵用水泥抹得平平光光,總共建了6個。遠處的學生住宿沒有床板,她一個女人家,跑遍康崖底鄉的12個村,與村幹部協調,每村支援了5塊,解決了學生的床板問題。汪桂蘭用節約下來的資金給學校購買了60麵彩旗,8個少先隊隊鼓,16把隊號,2副大鑔,4副小鑔和1麵大秧歌鼓,學校的體育隊和文藝隊一下子“武裝”起來了。

1998年8月,根據縣教育局的安排,超編的教師要分流到鄉下的農村小學工作,康崖底中心小學共超編7人。這可是件棘手事。當時教導主任已經調走,連個商量的人都沒有。汪桂蘭綜合工作能力和身體兩個方麵的因素,並征得鄉教育專幹的同意,確定了7名教師。被分流的教師絕大多數都理解她、支持她,愉快地到了新單位。一位年齡大點的女老師對此很有意見,不僅在汪桂蘭的辦公室大吵大鬧,還在校園裏當眾破口大罵,汙言穢語不堪入耳。汪桂蘭呆在辦公室裏坐立不安、耳熱心跳,真想衝出去與對方大打一場,因為自小以來,連母親都沒罵過她,何況這麽難聽的話還是第一次親耳聽到。但轉而一想,那位老師心情不好,就讓她罵吧,罵夠了就會停下來。就這樣,對方在校園裏斷斷續續罵了兩個小時,汪桂蘭沒還一句口。說來也怪,事後這位女老師不僅到新單位報了到,還和汪桂蘭成了朋友,每年春節都到汪桂蘭家拜年,汪桂蘭的小兒子今年結婚時還前來賀喜。

與改革先行者“齊名”

汪桂蘭雖畢業於師範專業,但她利用業餘時間係統地學習了《教育學》《心理學》及教學改革的相關叢書。本來校長可以不帶課,但多年來她一直帶一門主課,並堅持定期聽課製度,每學期都在50節以上。30多年來,汪桂蘭的聽課記錄有五六十本,所備的教案有幾尺高,並寫了10多萬字的業務筆記和教學心得,總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汪桂蘭學的是數學專業,但幾十年的工作實踐使她成為一個多專業、多學科的全能老師。正是有這樣的能力,30多年來,學校老師誰家有事、誰孩子有病、誰身體不適,汪桂蘭都會主動地幫其上好每一堂課。

五年級學生季明亮,父親患半身不遂,家境貧寒,交不起學雜費,買不起校服,家長準備讓其退學。汪桂蘭了解到他家的實際情況,用自己的工資為其買了校服,交了學雜費。四年級學生陳春娥父母雙亡,隨姐姐生活,十分困難。汪桂蘭與班主任一道進行家訪後,免去其學雜費,並給陳春娥買來本子、鋼筆等學習用具,使其繼續上學。1998年12月,汪桂蘭又拿出500元錢資助了3名孤兒和2名貧困生。有些學生家庭情況較好,住不慣集體宿舍,吃不慣學校飯菜,自動離校。汪桂蘭就深入學生宿舍,幫助學生清理衛生;深入學生食堂,檢查飯菜質量,自動離校的學生最終全都重返學校。有一度,學生宿舍出現不安全隱患,汪桂蘭就和值班老師一起堅持每晚檢查四五次,解除了學生的後顧之憂。汪桂蘭一貫對好、中、差學生一視同仁,要求教師對差生個別輔導,循序漸進,激發其學習興趣,進行“成功教育”。多年來,康底崖中心小學的入學率、鞏固率、普及率和畢業率均達到百分之百,該校服務半徑內適齡孩子無一輟學。

30多年來,汪桂蘭一心撲在教學工作上,沒有機會給遠在北京的老母親過一個像樣的生日,沒有時間呆在老人身邊端茶送飯,盡兒女的孝道。對自己的兩個兒子,也沒有付出更多的母愛。好在老母親和丈夫、孩子們都理解她、支持她。如今,當年北京第一師範學校的同學隻剩下她一人,整個黃陵縣的北京知青也隻有12個了,全縣教育係統的2000多名教師中,知青身份的唯她一人。黃陵人民認可了她這個身處異鄉的“北京知青”,給了她相應的榮譽,縣人大代表、黨代表、模範黨員、優秀教師等等,不一而足。1998年底,中央電視台推出紀念改革開放20年特別節目——“20年20人”,汪桂蘭位居其中,與體操王子李寧、打假英雄王海、“中國第一村”黨委書記吳仁寶、海爾集團總裁張瑞敏、計算機文字信息處理專家王選等齊名。2000年“五一”,汪桂蘭當選為延安市勞動模範。2000年11月,汪桂蘭被調至黃陵縣幼兒園擔任黨支部書記,今年初已經辦理了退休手續。

令汪桂蘭欣慰的是,她教出的學生已有3000餘人,有相當一部分從師範院校畢業後又回到黃陵,在農村基礎教育第一線工作,僅康崖底中心小學就有3位。辦理了退休手續的汪桂蘭,隨即被縣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聘請為宣講員。汪桂蘭告訴記者:“我打算在有生之年,把有限的精力用在黃陵中小學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上,利用宣講員的身份每年作不下10場報告,用自己的親身經曆,教育廣大中小學生從小樹立遠大的誌向,培養堅韌不拔、自強不息、勇於進取的精神。”

摘自2005年12月28日新華網陝西頻道

作者簡介:

姚村社,出生於上世紀60年代,陝西省西安市人。在綠色軍營度過了23個春秋,曾任新聞幹事、宣傳科長、副團中校。2003年轉業後在《西安日報》社當記者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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