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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凋落的花季——記歸國華僑張代書

銀笙

人生,常常保留許多難忘的時刻。隨著時間的推移,那些久遠的回憶似乎越來越清晰。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刻骨銘心的印記吧。

張代書有多少這樣的印記呢?

讓忠實的攝像機先不要重現過去,還是回到眼前——1994年7月28日。

從延安開往西安的列車就要開了。坐在車上的100多位原在延安插隊的北京知識青年也將再次離開這塊曾養育過他們的土地。

離別是揪心的。紅旗伴著淚花,珍重加著勉勵。好些人抱成一團,哭得難分難舍。在張代書的跟前,一位農民和兩位農村姑娘久久地拉著她的手……

列車終於啟動了。

我隻看到代書那雙淚眼和急忙伏在椅上那抽動的身軀。

是閃動的淚花?是理想的花環?

童年的憧憬落在貧瘠的黃土地

張代書是我熟悉的朋友。

在他們重返延安的8天中,我和他們一起回憶往事,一起激動,一起淌下了數次熱淚。

無需去評價那場動員了成千上萬人的上山下鄉運動,對來延安插隊的28000多名北京知青來說,延安畢竟是他們走入社會的第一個人生驛站。

張代書說:“延安是我生命大書中的重要一章。我在延安10年半,青春無悔。”

她本是印度尼西亞華僑。1942年8月出生,後在棉蘭市上學,一直到高中畢業。

印尼是個風光美麗的“千島之國”。高高的椰林,藍藍的大海,四季綠樹長青,鮮花不斷。棉蘭市隔著馬六甲海峽與馬來西亞的吉隆坡相望。這裏留下她童年的笑聲和童年的夢。

印尼的女孩都喜愛鮮花。張代書也不例外,她從小就愛用鮮花編織未來。

在明亮的窗戶前,媽媽常指著遠遠的地方說:“穿過馬六甲海峽,繞過新加坡,再在大海中走好久好久,就是咱們的家鄉。那裏的風光和印尼一樣美,那裏的水比印尼的水甜好多倍……”

從小,她就憧憬著遙遠的家鄉——紅軍時代紅色娘子軍的誕生地海南省文昌縣,盼望著去親吻家鄉的土地。之後遇到印尼國內的排華浪潮,張代書姊妹5人和一批熱血青年在教師的帶領下先後乘上回國的輪船告別了“千島之國”。那是1960年4月的事。

她先在華僑補習學校,後又上北京師範學院,然後被分配到北京一所半工半讀學校當教師。那時的青年人絕對聽黨的話,都要做又紅又專的共產主義接班人。使她命運發生驟變的是周恩來總理給他們作的主題為《革命與勞動》的那場報告。周總理號召他們向工農學習,要與工農打成一片,這話在她的腦海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當全國的知識青年紛紛上山下鄉的時候,張代書這位已經走上工作崗位的大學生也毅然報名,選擇了生活艱苦的延安農村,於1969年2月跟著北京知青來到延安農村插隊。

人說歲月無情,其實歲月是最富有情意的。至今,黃陵縣隆坊鎮星星溝村的群眾常講述著她插隊時的故事:

剛來農村,他們沒受過苦,也沒做過飯,鋪蓋卷一放,就成了名副其實的農民。犁地、撒糞、收割、碾打,手上的血泡打了一個又一個,磨平了再幹。糧食不夠吃,他們也到山上挖野菜,學會了蒸窩窩頭……

如果把知青的生活記錄下來,那是一部動人心扉的苦難史、奮鬥史、成長史。

別看張代書是女同誌,但總是和男勞力摽著幹。勞動,使她和農民水乳交融;勞動,使她成為農民最信任的一員。村裏學校辦得差,群眾推薦她當教師,她認真地挑起了這副擔子。學生沒書沒本子她給買,補習課誤了飯她給做,孩子家長不在晚上睡覺害怕她去陪,學生的學習成績一天一個樣。這次重返延安張代書專程去了趟星星溝,當年的學生當了村支書,有的當了幹部,好幾個還成了萬元戶。聽到她回村的消息,他們齊刷刷地都來了,連一位80多歲的老太太也由孫子攙著來看她,顫抖的手拉著代書不放,隻怕以後再見不到她。張代書說起這些,嗓子又喑啞了。

苦難是磨刀石,艱苦是最大的財富。

在青化砭戰役舊址印證了這一真理

張代書不是一般的采訪對象。

她在黃陵縣插隊時就是全地區響當當的先進人物,每次開知識青年代表大會她都參加,我曾不止一次地整理過她的先進材料和報道。

1972年初,她調到地區婦聯工作,我在地區通訊報道組搞報道,住處相鄰,一來二去,也就成了熟人。

當時的地區政工組派她和陳合功、徐炳祥到延安市的青化砭鄉石棉羊溝村蹲點。不久,我又受領導派遣到這個村搞調查。本來就是一個單位的,自然朝夕相伴,大約有一兩個月。青化砭鄉其實是一條長長的狹狹的河溝。川道不甚寬,兩邊是連綿的群山。別看這是一條極普通的山川,卻是兵家相爭之地。

解放戰爭一開始,毛主席指揮的著名“三大戰役”之一——青化砭戰役就在這裏。而我們所在的石棉羊溝,就是俘獲胡宗南整編第1師第167旅旅長李昆崗的地方。李昆崗躲藏的小石橋那時還承載著過往車輛。

石棉羊溝躲藏在小山的背後,村子很小,卻被貧困壓得喘不過氣來。我們去時,全村有5戶人出外逃荒要飯。有一件事使張代書心靈受到極大的震動。一位老人餓得受不了,打發孩子去要飯,千叮嚀萬囑咐:“要飯可不敢說是延安青化砭的,咱們不能給毛主席、黨中央丟人!”人到了這份上,還想著毛主席和黨中央,這是多麽淳樸的群眾!這是多麽感人的話語!

70年代,延安人民的生活十分艱苦,逃荒要飯的消息曾讓遠在北京的周總理落淚,石棉羊溝的群眾常常是吃了上頓沒下頓。如果要把當時的食譜排一下,那是最簡單不過的:

早飯,一個糠窩窩頭加一碗白開水。午飯,米兒麵。晚飯,玉米糝飯。一天三頓,天天如此。糧食不夠,就蒸一些洋芋或紅薯充饑。別說張代書,我這個土生土長的延安人也受不住了。可生長在海外的張代書整天像沒事人一樣,樂嗬嗬地。我們在活捉李昆崗的小石橋旁種了一片科學示範田。白天,張代書脫掉鞋襪,赤腳在地裏來回奔跑,晚上10點多鍾,還要招呼群眾開會、學習,晚上隻能睡四五個小時。年長的陳合功害怕張代書頂不下來,常常關心地讓她去休息,她莞爾一笑:“沒事!”

整天的勞動和艱苦生活,使我們幾個人頭腦中“階級鬥爭的弦”都鬆弛了,就拉起了知心話。

一次在地頭休憩,我笑著問:“代書,你想印尼嗎?”

她毫不猶豫地回答:“想。”

“你最想什麽?”

“最想我媽媽。”

這些簡單的話語,在當時若不是知己,是會引來大禍的。當時把從海外回來的人都看成嫌疑,誰要向往國外,會被戴上“叛國”等帽子。而張代書毫無顧忌,除表示她的赤誠之外,也表現了我們之間的友情。

我們請她談談印尼的情況。她介紹那裏的風光和民情,講得最多的是她從小和媽媽在一起的趣事。

後來,我們邀請代書唱首印尼歌,她略一沉思,就動情地唱起來。我們不懂歌詞,隻覺得旋律特別優美。她唱著唱著,似乎忘記了一切,一雙明亮的眼睛望著悠遠迷蒙的山溝,似乎沉浸在夢幻之中。

當我結束調查離開石棉羊溝時,代書堅持要送我。在鄉間的小路上,我又一次問她:“你很想回印尼嗎?”

“想,我想看看媽媽,她老人家年齡很大了。”

“你覺得國內比印尼好嗎?”

“是的。這裏比較自由,沒有人欺負,不像在國外,華僑總受到歧視。”

隨後,她又述說著,石棉羊溝這一段生活教益很深,使她認識到經曆了水深火熱的人民群眾是如何奮鬥的。她以她的理解方式談著自己的感受,也對我上了生動的一課。

周總理的祝願,陶姐的風範,組成了她生命的又一樂章

1973年6月10日,周恩來總理陪同外賓回到延安。闊別20多年,周總理沒忘延安,延安人更懷念人民的好總理。

十裏長街,擠滿了從山山溝溝趕來的群眾。

在飛機場的歡迎人群中,張代書一見總理,覺得總理明顯消瘦了,且一臉病容。

那一天,有關總理的新聞不時在街頭傳播著:

總理沒住賓館,他住在過去的陝甘寧邊區交際處的平房裏。吃飯時,他香甜地喝著小米湯,還把碗裏每一顆米粒都吃淨。

中午外賓休息時,總理抽暇去登寶塔山。

寶塔山下沒有橋,總理的汽車在河灘的泥沼裏陷住了,群眾“一二三四”喊著號子把汽車抬過了河。

晚宴上,總理問延安地委書記許效民:“能不能讓延安農業三年變麵貌,五年糧食翻一番?”

許效民回答:“能!”

“拿酒來!”周總理高舉著酒杯,與延安地委的同誌一一碰杯,深沉地說:“到了那時候,如果我不死,我一定再回延安看你們……”

聽著這些事,張代書這晚失眠了。為了延安擺脫貧困麵貌,周總理真是操盡了心。在這場“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戰役中,自己應挑起一副怎樣的擔子?自己是當過老師的,為什麽不能重執教鞭?她一骨碌爬起來,鋪展稿紙,滿懷激情地寫下去楊家灣民辦小學工作的申請書,要求為延安農村教育事業貢獻力量。

1973年12月21日,張代書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她去楊家灣小學工作的申請也同時被批準。當她站在鮮豔的黨旗下,噙著熱淚,對黨和人民立下誓言時,她好像又一次聆聽到周總理的教誨,看到成千成萬先烈對後人所寄予的希望。

楊家灣民辦小學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1944年,陝甘寧邊區掀起了文化教育運動。為了改變山區的文化落後麵貌,楊家灣的群眾很想辦一所學校,這個消息傳到毛主席那裏,毛主席很高興,很快派陶端予同誌來村裏當教員,還給學校贈送了8套桌凳。陶端予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光教書,還為群眾修紡車、治病、調解糾紛。她慢慢和楊家灣群眾結成了血肉關係,學生們都喚她“陶姐姐”。這所學校成了邊區的模範小學,陶端予也被評為邊區文教工作者特等模範。當她因工作需要調離楊家灣時,學生和鄉親們都流著眼淚,送了一程又一程。她把自己做的硯台和筆送給學生,娃娃們哭著說:“陶姐姐,你不能走……”

張代書來到楊家灣,走東家,串西家,請白發老人講陶姐,請當年的學生憶陶姐。她帶著小米、綠豆和芝麻,拿著楊家灣全體群眾的慰問信,不遠千裏,專程到陶姐工作的重慶市教育局拜師。在陶姐身邊,她又一次受到深刻的革命傳統教育和延安精神教育,堅定了自己“像陶姐那樣做一個山溝裏的人民教師”的信念。

為了培養革命後代,張代書把孩子們看得比自己的弟妹還要親。她常給學生洗臉洗手剪指甲;冬天給一二年級小學生生火。她住的那孔窯成了“學生之家”,學生渴了在她那裏喝,病了在她那裏睡。學校辦起初中班後,鄰村的娃娃也來這裏念書。有些娃娃中午回不去,就帶些冷饃吃。張代書看在眼裏,疼在心上,馬上買來大鍋換掉自己的小鍋。每天早晨,她給學生燒一鍋開水,然後到各班教室收學生的饃,保證孩子們每天能吃到熱饃。而她呢,每天隻做一頓飯,其他兩頓胡亂湊合著吃。

在楊家灣小學,張代書究竟做了多少好事?誰也數不清。至今,人們都誇讚著她:杜家溝村的李啟富、李長根兄弟因失去了母親,穿不上衣服,張代書扯布給他倆做;小溝村的女孩子高彩雲因媽媽去世不想上學,她登門去做工作,後來了解到,她家是富農成分,害怕沒前途,張代書苦口婆心找她爸談,使她入了團,當了班長,現在也是人民教師了。

這次重返延安,我到張代書的住處看她,她一邊給我看學生們給她送的禮物,一邊抹眼淚。她說,沒想到,她教過的所有學生會聚在村子裏迎接她,連外縣工作的都趕了回來。從上午8時到下午4時,她和鄉親們一次一次座談,又一個班一個班地和學生們照相。學生們給她送來三本集郵冊,還有20多人簽名的大褶匾,上麵是“喜在眉梢”的圖案。學生們給她贈花、戴紅領巾,她感到無尚榮耀。

她說,她這次是帶著女兒回來的。女兒是在楊家灣出生的,出生時隻有4斤7兩,時常有病。她工作忙得顧不上照看,是學校教師和老鄉常送女兒去醫院,沒這些人,孩子早沒命了。孩子明年高考,她應回來認認親人……

楊家灣的5年多,是張代書人生最輝煌的一段。她被評為延安地區教育係統的標兵,出席了全省代表會和全國教育係統的先進代表會。她把根紮在了楊家灣,也把心留在了楊家灣。

當列車就要開動時,我看到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那是高彩雲在送她,是楊家灣的老農在送她……

北京 延安 又一次轉移,但心中的花季永不凋落

100多名原北京知青攜著他們的26名子女,又在延安度過了難忘的8天。

這裏是他們的第二故鄉。他們講了許多感人肺腑的話,兩句最讓人動情:“我們這次回延安流了多年沒流過的淚,補了多年心中的空虛。”

隨著知青政策的調整,原來插隊落戶的北京知青都陸續返回北京,張代書也在1979年調回去。

人在北京,但她時刻不忘自己是延安人。

回京後,她先在北京開關廠技工學校當教師,又輾轉到北京電氣工業公司電大和北京外國語師範學校任教。她仍然保留了在延安時的那股蓬勃勁頭,苦活累活搶著幹。行政工作沒人願幹,她默默地幹起來,先當政治輔導員,又擔任德語係的黨支部書記。在做思想工作中,她平易近人,理解學生,深受學生愛戴。

她不計個人得失的工作表現得到了領導和同誌們的一致肯定。1983年,學校表彰了她的輔導員工作,1991年她又被評為北京市優秀教師。

在金錢分量越來越重的社會,也許不少人已不怎麽看重榮譽,張代書卻始終把這當作她人生的價值。那一張張的獎狀,那一冊冊的獲獎證書,她覺得比給她幾千幾萬元重得多。

離開延安10多年,她時時懷念延安,感激延安。延安培養了她,造就了她,使她這海外遊子成長為祖國的一棵綠樹。

她的丈夫也是曾在延安插隊的北京幹部,也曾是延安響當當的先進人物。回京後他倆把這一切都藏起來,一步一個腳印地重新去走新的路。

女兒孟岩長大了,像同齡人一樣,她誤以為自己的父母太平淡了,因為她從未從父母口中得知過去的一切。

張代書是有意帶女兒回延安的。看到那麽多鄉親和學生愛戴媽媽,聽到他們講的許多媽媽的往事,小孟岩激動萬分,她興奮地說:“媽媽,沒想到你也輝煌過一段!”

和張代書攀談起來,我突然想起在當年石棉羊溝的對話。我又問她:“你不是想回印尼嗎?怎麽沒去?”

她淡淡地說:“我母親在94歲時不幸去世了,我不在身邊。1991年組織給我準了3個月假,讓我去印尼掃墓探親。我住了1個多月,又提前回來了。”

“那邊生活好麽?”

“生活好。我的哥哥、姐姐家都有樓房,有汽車,可我呆不慣。”

她說得很坦然。

這些年來不少人削尖腦袋想出國,有的人甚至到了不擇手段的程度。可張代書一如既往,她放棄出國的條件,安心在自己的崗位上為祖國做著奉獻。

她說,她要為中國與印尼的友誼做一點工作。

她說,過幾年,她還要回延安看看,為延安的經濟振興盡綿薄之力。

她說,在延安度過了她最美好的青春年華,她將會終生珍藏,永葆生命的青春。

盡管她已經年過5旬,但我相信,這是真的。

選自1994年《時代與人》第6期

作者簡介:

銀笙,漢族,1946年生,陝西省宜川縣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協會會員、陝西省新聞工作者協會副主席。曾出版長篇小說《狼煙》《嘯傲長天》《銀笙散文集》等10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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