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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抗日戰爭時期白區黨的創建與鬥爭

脈苑

抗日戰爭時期,中部白區黨的建設經曆了創立、發展壯大、破壞、恢複四個階段。

中共中部黨小組(臨時支部)的成立

1937年“七七”事變後,中部時局發生了兩個方麵的變化。其一,各界人民抗日愛國運動不斷高漲,形成了以進步師生為主體的先進隊伍,先進分子產生了建黨願望。其二,中部抗日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國民黨軍隊、縣黨部南撤,八路軍駐洛川地區部隊(包括富縣、洛川、店頭、中部)在作抗日準備的同時,介於地方工作,主要幫助地方做好抗日後援工作和建黨工作。在這種形勢下,駐軍副政委帥榮於9月在葛克俊家裏發展了晁清芳、田德霖、葛克俊3名黨員,指定晁清芳為負責人。中部白區產生了第一批共產黨員,誕生了第一個中共組織。帥榮多次給他們輔導黨的基本知識和幫助教育,轉變了他們的思想,提高了理論水平。同時不久,駐軍團部由葛克俊家裏搬至老爺廟,葛克俊也逐漸消極,帥榮決定除名,組織不再與其發生關係。11月,晁清芳在學生中發展了第一個黨員李士弼。同月,中共洛川工委成立,書記高克林。此時,八路軍駐軍部隊決定撤離中部。帥榮找到晁清芳說明了情況:我們是軍隊,沒有固定的地方,現在地方黨組織已成立,你們以後和地方黨組織聯係。於是,部隊走時,帥榮將晁清芳、田德霖、李士弼3人的組織關係介紹給洛川工委書記高克林。爾後,他們開始培養發展黨員。

中共中部黨支部的建立

1937年12月,郭景龍調到洛川工委工作,將中部數名黨員、進步教師向高克林作了介紹。高克林即派郭景龍前往中部進行聯係。來中部後與晁清芳共同將教師王繩祖、曹崇珍、馬驥林、寇振中(後叛變為特務)、寇忠信,以及剛從西安學校回來的鄭誌健發展為黨員。在學生中發展了宋伯喬、梁秀儒兩名黨員。寒假初,晁清芳、田德霖、王繩祖、曹崇珍、鄭誌健5名教師黨員持著帥榮寫的介紹信和新發展的黨員名單去洛川與工委書記高克林接上了組織關係。過年前夕,高克林趕至中部,在黃帝陵柏樹林裏召集了5名教師黨員會議,宣布成立中共中部教師黨支部,書記晁清芳,委員田德霖、王繩祖、曹崇珍、鄭誌健。為了便於開展活動,利於保密,會議決定在學生中再設立一個支部,書記李士弼,委員宋伯喬、梁秀儒。晁清芳為兩個支部的總負責人。

1938年1月5日,洛川工委舉辦了支部成員培訓班。10日,培訓班結束,晁清芳、田德霖、王繩祖、曹崇珍、鄭誌健5名教師黨員集體轉正,實現了中部先進分子的夙願。李士弼、宋伯喬、梁秀儒學生支部成員在店頭八路軍辦事處作了培訓。5月,黨組織發展了一大批黨員,有張好智、黨樹德、劉賜齡、劉樹仁、張富禮、張甲錄、鄭幫傑、高霞、郭自富、蘭忠厚、劉九齡、郭岱海、黨增錄、張俊得、郭誌強等,黨組織進入發展壯大時期。

中共中部地方工作委員會的誕生

1938年3月,黨組織在手工業者中發展了李秉坤,注入了工人階級成分。鑒於黨員人數已發展到27名,洛川工委派郭景龍到中部,在城內西部的一個土窯洞內召開支部書記會議,吸收支委田德霖參加。郭景龍在會議上傳達了洛川工委關於批準組建中共中部地方工作委員會的決定,宣布郭景龍為書記、晁清芳為組織委員、田德霖為宣傳委員、李士弼為青年委員。由於原支部書記都變動,會議決定劃分成立新的支部:城內支部,書記蘭忠厚;田莊支部,書記曹崇珍;太賢支部,書記馬驥林。並確立了北穀姚村工作點,由田德霖負責。

工委成立後,主要任務是:積極領導組織抗日救亡運動,發展壯大黨的力量。為了團結各階層人民抗日,工委青年委員李士弼負責成立了“青年救國會”,組織學生學唱抗日歌曲,排演抗日戲劇,為組織教育民眾起了很大作用。工委將抗日救國會改為由各黨派、民主人士參加組成的“抗敵後援會”,在全縣範圍內形成全國全麵抗戰的大好局麵。完全小學、中心小學成立了宣傳隊,由晁清芳、鄭誌健率領到東南原、隆太原進行抗日宣傳,曆時40多天,使黨的抗日民族政策深入人心。工委還注重青年學生的培養教育工作,在完全小學成立了“學生讀書會”,組織閱讀《新中華報》《老百姓報》《解放》等報刊和進步書籍,引導學生走革命的道路。為了提高黨員的政治理論水平,工委一方麵注意把黨的骨幹分子和優秀黨員送到洛川工委、邊區黨校培訓學習。至6月,共輸送5批,30多人次,基本達到每人普訓一次。黨員從此懂得了黨的綱領、性質、任務,提高了執行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的自覺性、積極性。另一方麵則以《共產黨人》《黨員知識手冊》等刊物為教材,進行學習教育,使黨的各項工作健康地向前發展。

時至8月,黨組織愈加發展壯大,黨員人數已發展到41名。新發展的黨員有:韋明海、劉生齡、吳建邦、張建中、孫繼業、晁誌林、寇振華、嚴育青、田俊山、雷誌英、成俊華、郭誌俊、王雲章、鄭鬆年等。這時,工委根據洛川工委的指示精神,成立了縣總支,書記寇振中。在黨組織的影響下,先後有王生枝、劉懷義、李建斌、李俊傑、劉樹信、高霞等十餘名學生進入邊區,參加了革命,這種形勢持續到年底。

中共中部工委被取消的經過

1938年雖然國共合作已建立,但國民黨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反動政策。尤其中部縣當局,為了加強法西斯化的一黨專政統治,除繼續進行反共宣傳,還無理要求中國共產黨放棄共產主義,合並兩黨組織,企圖達到“限製異黨”“國民黨全民化”“溶共、消共”的目的。就在中部縣工委剛成立不久,縣政府集中起全縣教師在完全小學舉辦所謂訓練班,當集訓結束時,縣教育科長王殿卿按照縣政府的旨意,當場要求“在職教師一律加入國民黨”。給縣黨組織發難,手法可謂惡劣,心機實為狠毒。這不僅影響到教師黨員加不加入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把眾多的進步師生攔截拒之我黨的大門之外。縣工委為了照顧抗日大局,經請示洛川工委同意,17名教師黨員集體加入了國民黨。上級對這些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要求是:利用“合法”身份作掩護,積極為我黨工作,不能做有損於黨和人民的事。

“七七事變”後,縣中心小學、完全小學就已成為陝北公學、延安抗大的學生以及進步青年來往的門戶。從1939年下半年起,國民黨開始對其監視,常派劉國軍、劉修甫進行特務檢查。有些學生的進步書籍往往被收掉,過路的學生不時遭到盤問審查。

1938年10月,田德霖、李士弼調入邊區。12月,郭景龍又離開了中部。工委隻剩晁清芳一人主持工作,黨的力量削弱很多。這幾個月裏,正是形勢急劇逆轉時期。國民黨蔣介石在日寇誘降、英美勸降之下,為準備投敵加緊了反共反人民的活動,連續秘密頒發了《限製異黨活動辦法》《異黨問題處理辦法》《處理異黨實施方案》等反動法令,公開對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加以限製、打擊和消滅。國民黨陝西省政府為了控製地方行政人員的思想,加強特務訓練,實現其“全黨特務化、社會化”的反動綱領,開辦了陝西省戰時行政人員訓練班。國民黨中部縣政府在這種反動方針的指導下,擴大特務組織,衝擊抗日群團組織,擾亂群眾集會宣傳,撕毀抗日群眾書寫的標語傳單,反共氣焰甚為囂張。並用強迫和欺騙的手法,抽調幾名剛加入國民黨不久的行政職業的共產黨員去戰時訓練班學習,總支書記寇振中就是在戰訓班中逐漸蛻變的。這樣就使中共中部工委的工作遇到了嚴重的困難和挫折。麵對這種情況,洛川特委書記高克林於1939年春到達中部,在黃帝陵柏樹林中召開了部分黨員會議,決定采取收縮機構,把已暴露了的黨員送進邊區,其餘轉入地下的辦法,堅持開展工作。原計劃將工委縮小成支部,但考慮到黨員數量大,因此決定繼續保留工委,把原來的3個支部緊縮為小組。由於過去黨內成分多係知識分子,所以特委決定麵向工農發展。根據這一精神,工委逐步以田莊為中心開展工作,黨員人數達25名。

1939年3月,白色恐怖愈加嚴重。國民黨縣黨部成立了反共的法西斯化的青年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為了控製青年運動,擴展組織,他們用“保證學業”“保證出路”“發獎學金”的辦法來引誘在校、職業青年加入。個別黨員迫不得已先後加入。8月,國民黨省政府又把中部列為特種教育施教縣,規定“曾受國民特務訓練及格者,方能充任保甲機構工作人員”。以此手法消除、淨化共產黨的影響,致使不少黨員、開明人士和進步分子從保甲機構中排擠出來。然而一部分黨員為保職得祿逐漸消極。在嚴重困難的條件下,中部組織逐漸形成無作為狀態,僅有剛成立的、由張好智負責的肖川聯絡點比較活躍。

1940年2月,國民黨騎兵第二師馬祿部和陝西保安第一旅楊顯部進駐中部、洛川地區。3月底,國民黨董釗部38師包圍了店頭,接著向八路軍辦事處進攻。第一次反共達到高潮。

初春,縣立完全小學搬至田莊,學校師生黨員紛紛走入社會,使縣工委失去核心基地。4月10日,八路軍辦事處撤離店頭,又使縣工委失掉後盾。由於白色恐怖嚴重,縣城隻留少數黨員保持單線聯係,很少活動。5月,韋明海等5名黨員在富延師範鬧學潮被國民黨逮捕關押於西安勞動營。緊接著國民黨逮捕了曹崇珍和進步教師白毓珍。對曹崇珍施用下竹簽、坐老虎凳等毒辣手段進行折磨逼供,慘不忍睹。6月,寇振中叛變為特務,向國民黨省黨部駐洛川辦事處提供了中部地下黨18名黨員名單,縣黨部派特務準備搜捕。中部黨員和進步人士陷入腥風血雨之中。

9月,中共洛川地下情報站得知國民黨在中部將捕殺共產黨人的情報,立即派李士弼前赴中部,調已暴露了的黨員和站不住腳的黨員進邊區,結果未達到目的。原因是:一部分黨員已打入國民黨政權機關,以“合法”的身份作掩護,堅持地下工作,有職業的已分散隱蔽;一部分黨員消極悲觀,苟安求生,部分黨員向敵聲明脫黨。此時,黨員人數降至30名,組織基本癱瘓。鑒此,李士弼找到張好智、楊先春、王繩祖、劉九齡、李秉坤等人,傳達了上級有關指示:執行“長期隱蔽,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方針;在形勢逼迫下,可以加入國民黨,但事後要向組織報告,對國民黨隻能應付,不能做有損於革命和人民的事情。月底,李士弼回到邊區,匯報了中部的情況。邊區黨委根據中部工委書記晁清芳及部分黨員不服從調動,個別黨員意誌消沉,白色恐怖嚴重,不利開展工作的實際,決定取消中共中部工委。對於較好的黨員,采取個別聯係。

1941年2月,國民黨省黨部駐洛川辦事處派特務佞盛負、王暉勤逮捕了晁清芳、梁秀儒以及進步教師劉儒珍。5月,晁清芳向敵自首,聲明脫黨。此後,中部一部分黨員與組織失去聯係,自行脫黨;一部分黨員政治上動搖,隻有張好智、宋伯喬等少數黨員堅持原地鬥爭,積極工作。

中部地下活動的恢複和開展

1940年2月,國民黨幾個師的正規部隊聚居中部,給中共中部工委的工作造成極大的威脅。為了使黨的工作不受損失,把鬥爭引向農村,洛川特委決定采取多種渠道、分頭多線開展工作。3月,特委派李士弼到中部,主要任務在農村發展黨員,建立黨的組織。他發展了張躍林、田萬生、寇桃紅3個勞動者成分的黨員。因“店頭事變”發生,工作中斷。原工委解散不久,上級又派李士弼以逃壯丁的身份,在毗鄰中部縣的富縣大義區繼續負責中部地下黨的工作,半年後又調去作其他工作。1942年起,上級曾幾次派李士弼、郭景龍、田德霖到中部試圖恢複組織,都因國民黨封鎖嚴密,均未實現。至1945年8月,一部分黨員一直處於“睡眠狀態”;一部分黨員以公開的身份謹慎地從事社會活動和社會工作,以靈活機動的方式同敵人展開鬥爭;少數黨員沒有被困難所嚇倒,不顧環境惡劣,冒著生命危險,設法與組織取得聯係,完成著特殊使命,從而使中部黨的力量,再未遭到損失,為以後的解放戰爭積蓄了力量。

選自《黃陵人民革命鬥爭史資料》1991年中共黃陵縣委黨史研究室編

作者簡介:

脈苑,原名寇麥源,生於1949年,中共黨員,大專文化程度。1968年參加工作。曾任黃陵縣信訪局副局長、谘詢員等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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