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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龍邊區民主建設溯記

張景亭

雙龍地處黃陵縣西部橋山林海之中,東連煤城店頭,西接甘肅正寧,南與旬邑馬欄接壤,北與富縣直羅毗鄰。黃畛公路縱貫東西;有雄厚的礦產、林業資源,盛產玉米、大米和線麻;藥材、山貨也很珍貴豐富,是一塊山高林茂、土厚田沃的寶地。早在土地革命戰爭年代,劉誌丹、謝子長率領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進入雙龍、上畛子,點燃了革命的火炬,創建了蘇區和黨的組織。1934年,張邦英到雙龍,建成了中、宜、富三縣交界地區以小石崖為中心的遊擊根據地。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雙龍上畛子成為陝甘寧邊區的一部分。這裏的人民群眾,在黨和邊區政府的領導下,為保衛和建設這塊紅色富饒的土地和支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勝利,在軍民大生產運動、整風鋤奸運動、民主建政、戰勤支前等重大革命活動中,前赴後繼,付出血的代價,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大生產運動

當時的陝甘寧邊區,從農村到政府機關都是很困難:一是東靠山西省,經常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飛機轟炸城鎮和村莊)。1939年至1940年先後7次進攻陝甘寧邊區。二是在我們邊區周圍受國民黨50萬軍隊的包圍和經濟封鎖,造成1940年至1942年三年間我們幾乎沒衣穿,沒有辦公紙,糧食也不夠。一件衣服要穿四五年;穿布鞋更困難,以草鞋為主;幹部的生活更苦,當時實行津貼製,最高是2.5元,最困難的時候是兩角或沒有;簡單的日用品都沒有(用鹽水刷牙),沒車輛,首長騎馬也不夠,一切都是靠兩條腿;背糧沒口袋;沒住宿的地方,總的情況是很困難、很苦的。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指出了三條路:①凍死、餓死呢?②背上鋪蓋卷解散不幹回家呢?③還是自己動手呢?前兩條路不會有人同意,唯一的辦法就是自己動手。陝甘寧邊區的人民沒有被困難嚇倒,積極響應毛主席“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戰勝經濟困難的偉大號召,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軍民大生產運動。

1943年,雙龍中心區上畛子鄉長胡長春開會回來傳達了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以後,各行政村都爭先恐後地行動起來了。鄉政府所在地的上畛子行政村20多戶人家,隻用了一兩天工夫,就有該村的張俊德、東溝的胡老六,西頭的路貴良豎旗招兵,組建起了一個互助組和兩個變工隊。這全是在自覺自願的原則下組建起來的。互助組和變工隊各由本組(隊)的全體男女勞力民主推選組(隊)長和記工員各一人,領導生產並幫助每戶製訂生產豐收計劃和解決生產生活中的具體問題。張俊德互助組在搭組時就響亮地提出“互助互借,互助互濟”口號和在整個生產過程中所遵循的“先公後私,先貧後富,先難民後老戶”的原則。他們動員每戶先給本組新遷戶張啟運借糧1鬥、農具1件;張俊德、張迎禮等3人籌款借給張啟運買了1頭價值兩千元(邊幣)的母牛。油、菜隨便到各家端撈;衣物、灶具都有救濟;農閑突擊收拾家舍免於還工;開荒、下種、鋤草,先從他家起頭。體現了集體的優越性和團結精神。變工隊都有自己的規章製度。變工隊或互助組,在完成本組的活以後,還見縫插針地做短工掙錢或掙工(工還工,不足部分折錢),這個臨時副業性的勞動組織叫做“唐將班子”。班頭叫領頭班(總領導,負責攬活)和領頭書班(負責文書會計)。領班從總收入中按比例抽成後,再按每人所評定的底分分配。唐將班子有嚴格的組織紀律,本組人不得到外組搭班或自行攬活。

為了啟發和調動勞動生產的積極性,掀起勞動競賽的高潮。分區區長在上畛子鄉督促檢查工作,經常帶領鄉長胡長春和張迎禮到各行政村宣傳推廣上畛子組織互助變工的經驗,組織生產互助,書寫挑應戰書,發動勞動競賽,使全鄉組與組,村與村,戶與戶,個人與個人的勞動競賽像火一樣迅猛地燃燒起來。開荒大軍到處可見,勞動號子聲響徹山川,真是一派熱烈氣氛。

1944年秋,中心區政府倡議在人口較稠密的村鎮開展紡織工作。上畛子鄉確定在上畛子成立紡織小組。領導由鄉政府和行政村組成,組長由張啟運、蘇玉秀擔任。棉花由行政村主任張迎禮在群眾中籌來的玉米,從生產科以每鬥(40斤)兌換了3斤酒,共兌換了200斤,馱到馬欄賣了再買成棉花,先分發給有紡織基礎的人,每斤棉收10-12兩(16兩為1斤)線,織成布,自用或出售均可,再籌資擴大再生產。從這以後,白天到處能見到紡線的,半夜三更能聽到紡車聲,區長問紡織組長一天能紡幾兩線,她答:“啥也不要做,一天能紡四兩。”區長說:“做家務活給你除一兩,每天完成三兩,便選你當紡織模範。”她白天要做飯、喂豬,檢查指導紡織工作,教紡線、修紡車,還得參加讀報、識字和擁軍優屬活動。三兩線的任務她起雞叫、睡半夜每天都能保質保量的交上來。做軍鞋的任務下來了,蘇玉秀除完成紡線任務外,兩三天能用三尺延安織的小幅灰土布做成一雙超過1斤重的滿天星軍鞋。紡織小組帶動了學校的教員和學生,也帶動了男人都參加紡線。胡老六就紡得一手好線,針線活全會做。

在開荒種地多打糧食的同時,政府還發動群眾廣開門路,發展副業生產。農閑打獵、采藥、開油坊、豆腐坊、開店、養豬、紡織等。這就解決了油鹽穿衣,還能投入生產。

為了生產自救和減輕群眾負擔,區鄉各級政府開展了“精兵簡政”。鄉政府隻有支書、鄉長和文書3人,且不脫產。機關就是一隻小木箱子,箱子跟人到哪裏,哪裏就是鄉政府。中心區政府在上畛子成立了生產科,秦振河任經理、徐登龍任會計,開辦了燒酒、香坊、豆腐坊、豬場、農場。生產科打的糧食、喂的豬,主要是保障中心區召開會議、勞軍和幹部的供給。釀酒造香,進行貿易交換,以保證警衛隊的冬夏換衣。在上畛子的駐軍也積極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執行朱總司令的“屯墾政策”,向荒山進軍,在椿樹莊和南梁上開荒幾百畝,實行勞武結合,並開展大生產運動。山林裏的野豬、野羊多的是,野雞野兔成群,戰士舍不得用槍打,而用草筐在河裏打撈小魚、螃蟹、青蛙來改善生活。

在毛主席“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偉大號召下,軍民和機關幹部,人人都開荒種地,個個爭先恐後,每戶都增加了土地,糧食比上年都有了顯著的增加。上畛子張海清兄弟兩人種地8畝,打糧很少。1943年張海清調往中心區工作,弟弟張坤學參加了互助組,開荒地13畝,當年就收獲玉米19石、小麻子4石多。移民張啟運僅1年時間,收入玉米11石,糜穀等雜糧近兩石,還繁殖了1頭小耕牛。風調雨順,打的糧多,各處放糧的地方都裝滿了糧食,甚至山上的場裏也堆了大量的糧食。肉食和穿衣也因畜牧和紡織而得以解決。王愛琴在槐樹莊帶領機關幹部開荒種地,不僅不要政府供給,每個同誌還上交公糧。群眾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每個村都有半數人家做到了“耕三餘一”,三分之一的戶達到了“耕二餘一”或“耕一餘一”。因此,上交公糧更是踴躍。像榆彎村的何長安一家,光大米、小米兩樣,每年就上交近千斤。上畛子張迎禮一家,每年除給每人留400斤口糧外,向政府上交玉米3500多斤、小米400多斤。他的妻子蘇玉秀是喂豬能手,一次給政府上交過4頭生豬。由於人們生活不斷改善和提高,民主空氣十分濃厚,從敵占區逃來的災民日益增多。當時的邊區真正是人旺畜壯,物資繁榮,政府民主,上下團結一條心,為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同時,又密切了黨、政、軍、民之間的關係,極大地發揚了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光榮傳統,積累了經濟建設的經驗,培養了經濟工作幹部。

整風反奸運動

1942年2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會上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提出了整頓黨風、整頓學風、整頓文風的號召。接著在中央宣傳部和中央出版局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毛主席作了《反對黨八股》的報告,標誌著偉大的延安整風運動正式開始。

後季,雙龍中心區各區鄉、機關幹部和有能力、求進步的積極分子,都調到馬欄分區新正縣的楊坡頭參加整黨。臘月就轉入農村,主要是開展反奸清查運動。先以鄉為單位,由鄉長、行政村主任、民兵連長組成整風反奸清查小組,負責宣傳發動,學習文件,發現積極分子,同時進行摸底、掌握和搜集工作。反奸清查的對象是:①給敵人做事和敵人派到邊區刺探我情報的特務;②國民黨地方偽組織的殘渣餘孽;③從敵占區進入邊區和出入邊區邊境的嫌疑人;④與敵占區有交往有聯係的人;⑤哥老會、青紅幫的大爺班子;⑥不正派的人都在反奸清查之列。

反奸清查運動開始,先以鄉為單位,發動坦白運動,把群眾全部集中到鄉政府,被掌握的人要詳盡的坦白自己的曆史,要講清為什麽到邊區來,為什麽能通過封鎖線到敵占區辦來貨物,你和敵占區的某某人是什麽關係等等。坦白會議組織的很森嚴、激烈。群眾的愛憎情緒非常高,當場檢舉揭發壞人壞事,高呼“打倒死特務!”和“徹底坦白,爭取從寬”等口號。在各鄉坦白會上檢舉和確認的特務,又集中到分區再進行坦白鬥爭。最後中心區在雙龍街召開了上至鴨子、大岔,下至敵人封鎖線的長牆近百裏的全區群眾反奸大會。每村隻留可靠的二三人放牛、看門,其餘的人攜帶鋪蓋、幹糧,托兒帶女集中到區政府,睡草鋪參加會議。此次反奸清查運動在雙龍曆時10天,坦白鬥爭的聲勢和火力一次比一次升級,甚至出現了嚴重的“逼供信”現象。全區清查出來的“特務”和壞蛋多達百餘人。在這些人中,有的經常越過封鎖線和敵軍秘密來往;有的以務農、耍手藝做掩護,混進政權和民兵組織,給敵人搜送情報;有的是敵人夢想恢複偽組織而封的偽保甲長;有的是人在邊區身份不明,形跡可疑;有的是受敵反宣傳,做錯事,講錯話;有的是作風不正派,好吃懶做的二流子,大煙鬼;也有受了冤枉的許多好人……真是敵中有我,我中有敵。這些人經過坦白運動,真特務、罪大惡極的、該殺、該關的,都殺了、關了;該管製該撤職的,都管製起來,回了家;該罰苦役開荒改造的,都送到了中心區生產科農場;該寬大的,當場批評教育釋放,群眾這才都鬆了一口氣。

農村經過反奸清查運動,使邊區群眾普遍受到了一次敵情觀念教育,堅定了對敵和漢奸特務鬥爭的立場,提高了識別敵我良莠的能力。也使中間勢力和中間分子經過了相當嚴肅的考驗,反動分子也有了進一步的暴露,我們黨和人民有了進一步的結合,為後來開展的生產自救,打破敵人經濟封鎖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在整風反奸清查運動中,違背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正確方針,“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出現了整風反奸清查的擴大化“左”的錯誤做法,使不少幹部和群眾受了打擊和傷害。多虧黨中央和毛主席及時糾正了整風中推行的所謂“搶救運動”和“搶救失足者”的擴大化錯誤,一批冤假錯案得到了甄別、平反。有不少人感動地說:“整風、反奸、坦白運動是我的再生父母。”使整風、反奸清查運動回到了正確健康的軌道。

民主建政

1940年3月,黨中央在《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的指示中,提出了三三製的政權政策。這個指示明確規定:“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原則,在人員分配上,應規定為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黨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分子占三分之一。”這就是三三製的政權政策。它體現了各抗日階級的政治合作,是適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一種組織形式。

隨著中心區的鞏固和發展,到1942年大生產運動以來,在農業上出現的變工隊、互助組、唐將班子等變工組織,並實行了合作政策,保證了農民與公家的共同發展。這就是在經濟政策上充實了三三製的內容,貫徹了三三製與民主精神。那時,上畛子鄉各行政村從參加這些組織的人,占總勞動力的比例看,集體勞動組織一年比一年更多更普遍的組織發展起來了,內容也日趨豐富,日益同其他工作,如自衛、擁軍、除奸、讀報識字、文化教育結合起來,成為農村活動的核心。一般的變工勞動是二人可抵三人,模範的變工勞動一人可抵二人,甚至二人以上,如邊區勞動英雄王根林(雙龍鄉)、中心區勞動模範張迎禮(上畛子鄉)和王繼學(杜洛尾鄉)。這就大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力。把農民此多彼缺、零散不全的生產因素結合起來,人畜力和農具等生產資料困難得到解決;連送飯、放牛、割草都組織變工,這就消除了勞動力的浪費現象;因為有了勞動組織,人人可以揚長避短,提高了勞動效率,等於年年增產了糧食;有些變工組織提出交工互助原則(借與濟;三先三後),因此,發揚了互助團結精神。有些變工組織自動訂出紀律,這就動搖了幾千年來農民的“散漫性”。又由於許多村長、支書、民兵連長等幹部加入了變工隊、互助組,因此,有的地方的變工隊、互助組成為一鄉一村的組織,工作實行了“一把抓”,不通過它就“鬧不成”。

邊區農業、商業、機關、學校、部隊發展生產上合作政策的實行,改造了生產方式、經濟生活、意識形態,農村群眾的各種組織,也改造了政權。總之,邊區的政治實行民主,經濟貫徹了農業第一,自己動手,發展合作事業,使邊區境內的黨政軍民及外來移民都做到了豐衣足食。

雙龍中心區的人民群眾,經過大生產運動、整風反奸運動的洗禮,在各條戰線湧現出了一大批的英雄模範工作者。如中心區選出了邊區勞動英雄王根林。一鄉上畛子行政村就評選出了邊區識字模範張坤學;中心區勞動模範張迎禮;鄉勞動模範胡老六,紡織識字模範蘇玉秀。從大生產運動開始,中心區各級政府曾多次召開英模大會,交流他們的經驗,征求他們的意見。其結果不僅推動了生產運動,鞏固和發展了合作組織,而且加強了政權機關同勞動群眾的聯係,這對團結進步勢力具有重要意義。

三三製在邊區實行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在政權工作中得以貫徹。1944年邊區提倡召開黨外人士(主要是開明紳士和社會名流)座談會這種民主形式。這也是三三製政權的補充形式的一種。使一大批的黨外人士通過參加座談會發表自己對製定各項政策的意見和建議,反映人民群眾批評政府工作的意見和要求,進入了各級政權機關,有了說話做事的機會。使黨外人士深受感動。他們對共產黨的“大公無私”“團結抗戰”的極大包容精神表示敬佩,對邊區的民主政權表示誠心擁護。在三三製的政權下,邊區有數以千計的黨外人士,他們的絕大多數都為鞏固和發展邊區各階級的抗日團結和建設事業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有的在解放戰爭時期和建國後還一直同共產黨合作。雙龍中心區上畛子鄉的黨外人士張迎禮就是其中的一個。

大生產運動前後,從敵占區十幾個省逃到雙龍上畛子的難民就更多了。他們的風俗習慣、風土人情各有差異,住的是多年被煙火熏黑的“油漆窯”,炕無煙囪三角爐,鍋台是“牛格頭”,前半截住人,窯掌喂的牛驢,床板上睡人,床板下臥的是豬,雞臥囤架人無廁,極不衛生,很落後。當時,上畛子川地廣人稀,居住又十分分散、偏僻,娃娃根本沒有上學讀書的習慣和條件。1944年,張迎禮等人根據“生產和教育是邊區建設中心的基本任務”向政府建議“移風俗,開展衛生運動”和“擴建學校,解決孩子的上學問題”,並提出了實施辦法。政府非常支持這個建議,確定各鄉和行政村成立教育衛生委員會,行政村選出教育委員1人。在政府的宣傳動員和督促下,書寫標語、泥刷窯、改爐灶,人畜分離運動掀起來了。他到駱駝項村檢查時,親自動手給楊治紅家蓋了三間大草房,“油漆窯”也被他刷的白淨亮堂,實現了人畜分離。下鴨子村主任張毓祥,人很細心。在他的參謀下,家裏院落,整修一新。中心區區長霍如館表揚他把地掃得幹淨能涼涼粉。把張毓祥一家樹立為全中心區講衛生、移風易俗的先進典型,號召大家向他家學習。區鄉幹部到處宣傳和推廣這個樣板。張迎禮首先捐款和糧食,在上畛子擴建學校。政府號召全鄉群眾有物投物,有人投工,各盡其力。不多時就落實備料,破土動工。借著這個機會,動員不少學齡兒童入學。同時,在這所全日製學校裏,辦起了夜校、冬學,讀報識字,進行掃盲學文化。張坤學就是在夜校裏脫盲,當了邊區識字模範,能給報社投稿。因為有文化,參加了革命工作。春節鬧秧歌、演戲,向政府拜年,擁軍優屬,群眾情緒非常高漲,銅臉盆當馬鑼敲透好幾個,鬆亮子當燈燒得滿天紅。從此,既有高度的政治覺悟,又有文化生活和講衛生的習慣在全區開始形成。

1944年12月,邊區政府林伯渠主席在邊區二屆二次參議會上作了《邊區民主政治新階段》的報告。會議決定邊區1945年進行第三次民主普選運動。會議強調指出:“必須把人民大眾中湧現出來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種事業的英雄及模範工作者,或對各種事業有所讚助的人,選到民意機關與政府工作中來。”1945年9月,雙龍中心區進行了第三次民主普選運動。張迎禮就由中心區提名,經雙龍、小石崖、槐樹莊三區群眾民主選舉當選陝甘寧邊區第三屆參議會代表(正式)。1946年3月,由馬欄專署專員楊玉亭帶隊赴延安參加會議,榮任參議員。會中受到了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領導的接見。在會上,張迎禮根據雙龍地處深山老林,不少群眾身染吐黃水病而戶絕人跡的嚴重實情,提出了“政府應重視防治地方傳染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保證生產,支援解放戰爭”的議案。這一議案得到了與會代表的讚同,受到了邊區政府的重視,當即托他帶回了藥物,並囑咐堅持用開水潑灶心土飲服治療。不久邊區政府在缺醫少藥的困難條件下,給雙龍中心區派來了兩名醫生。中心區政府作出決定,下鄉幹部必須攜帶藥物,隨時散發,發現傳染病及時用“雞毛信”報告,盡最大努力減少死亡。黨和政府能虛心傾聽人民意見,想人民之所想,使張迎禮等黨外人士都感到政府是自己的,不再是從旁擁護,而是責任在肩,工作起來就特別賣力。

實踐經驗告訴我們,發揚黨外人士的工作積極性,是實行三三製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為了使黨外人士積極性提高,就要尊重他們的人格,信任他們,大膽地給予一定的工作、任務與職權。1946年5月,張迎禮參加邊區參議會回來時,正值張俊德鄉長有病,且調往延安學習,中心區派任他代理上畛子鄉長職務。

黨外人士和共產黨更親密團結,是由於看到解放區的力量和中國的前途,由於邊區工作的成就與進步,也看到共產黨和黨外人士合作的誠意。張迎禮等人參加政權工作後,區鄉政府領導和工作人員,遇重大事情都和他們商量,征求意見,誠懇相處,使他們感到自己是有實權的人。他在布置和檢查春耕生產時,發現山火嚴重,向群眾調查起火原因後,提出了“封山護林”的建議,並著手在各行政村成立護林小組,製訂護林防火公約和獎罰製度,關卡要道設有護林報火站,公路沿線和大的入山口都樹有牌,使大的山火杜絕了,小的山火減少了。這一做法在全區也得到了宣傳和推廣,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戰勤支前

1946年6月,蔣介石悍然撕毀了國共兩黨停戰協定,從圍攻中原開始,繼而向各解放區全麵進攻。後季,胡宗南部隊在關中馬欄一帶和我人民解放軍“拉鋸”搞磨擦,妄圖向我陝甘寧邊區進犯,以摧毀邊區和消滅黨中央機關。戰事顯得非常吃緊。臘月,關中專署由馬欄遷至雙龍中心區(駐地林彎)一鄉上畛子。專員楊玉亭,警一旅教導團司令員高錦純,副司令員牛書申、陳國棟3同誌就住在鄉長張迎禮家。群眾都積極的克服困難,騰出地方給咱們部隊住。

當時,上畛子鄉的支書是何長安,鄉長是張俊德,5月份由張迎禮接任。主要任務是響應邊區政府“緊急動員起來,把所有人力、物力組織起來,服從戰爭,爭取戰爭的勝利”的號召,做好戰勤宣傳動員和組織戰備支前工作。鄉村幹部在專署和警一旅首長的指導幫助下,按照邊區政府的指示,從實際出發,擬定了具體方案,迅速地把工作開展了起來。

建立兵站

兵站分草兵站和糧兵站,都由鄉政府具體領導和籌辦。在高窯子和撚尾河分別建立了以行政村主任王樹崗、劉有才為站長的高窯子草兵站和撚尾河草兵站。主要任務是備草。對草的要求是割好草,草曬幹,打成捆,積成垛。有一次群眾在保安鎮割草時,被敵縣保警大隊寇左伸的隊伍圍住,把陳來寶抓住帶到雙龍街。白天逼著他帶路搶群眾的糧、豬羊;晚上就壓磨扇,吊在擔子上拷打,叫他供出“共匪”,百般折磨,陳來寶都沒有暴露身份。

糧兵站,分設在邢台和上畛子行政村,由畢玉成、張迎禮負責。主要任務是發動和收集群眾為部隊炒麵。戰時工作比較粗,沒有按人口或產糧多少分配,就按戶下達任務,每戶最少50斤。群眾接到任務後,誰也不肯落後,北莊子行政村的丁成子家的炒麵炒得熟,磨得細,一次就交了120多斤,超出任務40多斤,受到了區上的表揚,群眾選他當了村主任。在戰爭年代,沒有機械加工條件,從倉庫領出來的原糧,隻好分發給有磨的家戶。每副磨平均磨到了5鬥麥子。張迎禮妻子磨了好幾石。原因是他家的磨大,有騾子。

組織運輸隊

一鄉以上畛子和撚尾河為中心,按定領導、定人力、定牲口的“三定”辦法,組織了兩個運輸隊。隊長分別由胡老三和劉有才擔任。這項工作上級要求很緊。他們一邊宣傳動員,一邊組織運輸。第一趟任務就是動員了上畛子、撚尾河18頭牲口,把關中專署紡織廠從馬欄經雙龍、張村驛搬送到小河子,曆時6天,順利完成了任務,鼓舞了士氣。運糧主要走兩條線,一條是上畛子至雙龍街,為解放隆坊的部隊籌糧。一天往返一次,行程120多裏。一條是上畛子至槐樹莊的高窯子,往返160裏山路。20多頭牲口和人捎的背,連運六七回。還動員群眾擔送到槐樹莊的芋園倉庫。總計運送糧食成萬斤。

中心區按上級分配的任務,由雙龍街的堂兒和上畛子張迎禮兩家各出騾子一頭,隨軍到四川參加了長期運輸。

動員擔架

經過政治動員,公開講清任務,依上級命令動員人數,經過民主評議方式,依據家庭勞動力多(雙膀子勞力戶)又光景好和支差少等幾個條件,議定各行政村應該出勤的人,並擬定了對出征民工的優待辦法和由鄉政府協調,做了合理負擔。一鄉共落實了10多副擔架和一副雲梯,準備隨時調用。在甘肅九險鎮同馬鴻奎打仗時,上畛子鄉的擔架隊隨軍參戰,光一架雲梯就得12人運送。擔架把傷員抬到槐樹莊的高窯子治療。1948年,中心區派10副擔架,隨軍參加了解放蘭州的戰役。關中分區專員楊玉亭在總結關中3至8月半年來支前工作時說:“中心區在動員擔架隊時,注意政治宣傳,說明服務時限,負責解決出發人員的家庭困難,因此該區擔架隊最好。四月間跟隨我軍出擊西府的10副中心區擔架隊,從出發至歸來僅逃跑一人。當和主力失掉聯絡,傷員過多無法抬送而敵情又很嚴重時,他們即隨醫院將10副擔架變成14副(原來6人擔一副,改為4人抬一副),晝夜轉送,有時一天走140裏,轉送了100多名傷員,表現出高度負責和吃苦的精神。”這10副擔架裏,就有上畛子鄉的擔架。

堅壁清野

1946年10月,陝甘寧“邊區總動員委員”增設堅壁清野部。區鄉向群眾宣傳彭德懷司令員的講話“胡宗南是我們的手下敗將,侵犯邊區是自尋死路。”並號召軍民做好堅壁清野工作。上畛子鄉的群眾想了很多巧妙的辦法,決心做到使國民黨軍隊餓了沒啥吃,渴了沒喝的,無立足之地,無處安身。上畛子行政村埋了4副石磨子、一副石碾子。群眾把糧食集中起來放到不顯眼的窯裏,封口,最後溜土埋掉。把油裝甕,埋在地下,不留痕跡,還故意偽裝了許多假象,迷惑敵人。1947年,胡匪真的從黃陵經店頭順川而上,在雙龍街和上畛子各駐一夜。群眾得到消息後,急速向指定的地方轉移、疏散。把豬牛羊趕到深山老林裏。灶具農具都埋掉,不讓敵人得到。盡管這樣,因戰爭過於緊張,堅壁清野工作,難免不出漏洞。5月胡宗南軍隊到達雙龍時,中心區保衛科指導員徐耀臣、幹事劉畢成、民兵王福海、新四旅郭彥芳在雙龍西溝馬家窯子掩護群眾和機關幹部撤離疏散後,在山上隱蔽被敵人搜山包圍堵截在爛窯內,郭彥芳突圍時犧牲,其餘3人被俘帶到店頭活埋了,慘不忍睹。藏在窯內的百十石小米,結果被敵人發現挖開放了火。幸虧被張鄉長和民兵在北莊子山梁上發現後,他們就急速下山回村,撲滅了火,保住了糧食。而鄉長家的30多捆麻、玉米棒,還有一窩小豬娃,因來不及救被燒成灰。像瓦房、草房、玉米倉、門窗、糧食囤等能燒著的都被敵人燒光了。好好的村莊隻剩下殘垣斷壁和遭到破壞的土窯家具。在那樣艱苦惡劣的環境下,群眾不怕挨餓受凍,不怕飛機掃射,千方百計地保糧保畜,縮衣節食來支援戰爭。關中部隊騎兵連連長徐正元把他的傷員留到張迎禮鄉長家養傷四五個月,由張迎禮的妻子精心護理,養好傷歸了隊。蘇玉秀拖兒帶女,沒有拉過丈夫的後腿,總是支持他工作。家中像樣的衣物家什都丟掉了,就是沒有把中心區李笆信書記托她保管的皮大衣、高錦純司令員寄放到她家的狼皮褥子、牛書申副司令員存放的洋戲匣子(留聲機)幾樣東西丟掉,像愛護孩子一樣走到哪帶到哪,一直到解放了才“完璧歸趙”。像這樣的家庭及人和事,不勝枚舉。

成立鄉遊擊隊

1947年春,中心區成立了區遊擊隊,配合正規部隊消滅敵人。各鄉都成立鄉遊擊隊,隊員由民兵組成。上畛子鄉的遊擊隊有二三十人,由鄉支書何長安帶領。任務是保護政府和人民群眾;站崗放哨,盤查壞人;帶路送信,偵察敵情和接應部隊。他們堅守在上鴨子關口上,天天派隊員去焦龍關偵察和監視敵駐軍的動向。有一次,甘肅遊擊隊在艾蒿店被敵軍包圍,上畛子鄉遊擊隊得知情報後,神速出擊,敵人狼狽逃跑,為甘肅遊擊隊解了圍,還繳獲了不少槍支彈藥。

英雄的雙龍人民群眾,最聽共產黨毛主席的話,說到哪裏,幹到那裏,指到哪裏,打到那裏,為鞏固和發展邊區,為保衛和建設邊區與敵人進行了英勇頑強的鬥爭,立下了功勳,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業績。

選自《黃陵縣人民革命鬥爭史資料》1991年中共黃陵縣委黨史研究室編

作者簡介:

張景亭,1938年10月出生於黃陵縣隆坊鎮魯村。曾任安塞縣統戰部副部長、黃陵縣黨史研究室副主任。2004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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