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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陵革命鬥爭史回憶錄摘選

劉樹基回憶劉含初遇難前的活動

1927年6月下旬,西安形勢緊張,劉含初被迫攜家小並學員趙靜山、隨員祁金鍾等返回中部縣備村老家,準備安置好家小後,再繞道太原北去。

劉含初在家,時常與村院中老少坐場頭、地畔、樹陰下聊天,足跡從未出遠門一步。常手不釋卷深夜不眠,村鄰以其勤學精神傳為美談。其間遇來訪的縣紳鄉望,則曉以識社會潮流,革命大勢,順百姓願望,減輕人民負擔疾苦,努力宣傳革命思想,道義相勉;對回縣的中山學院學員張好義、王殿卿、趙靜山、白映珍等人,則勉勵要廉潔正直,以人民利益為重,聯係群眾,宣傳革命理論,反對貪汙官吏、土豪劣紳,處好縣基層局、區長關係,與有眾望的鄉賢相親近,紮根群眾中,團結組織可靠武裝力量,等待時機。他身處險境,仍致力於黨的宣傳活動,為革命工作不息,為革命不計個人安危的鬥爭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後輩學習。

他不封建禮教,不講求男女尊卑分別。住在家裏的那些日子裏,對人態度和藹,愛論家常日月光景,人見了不拘束,看得起窮人家。村院中男女老少稱讚他有學問,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是一個性格豪爽、快活樂觀、平易近人的革命活動家。但當他連接西安呼震東、趙寶華、張含輝等人來信時,白天仍與來訪的鄉親攀談歡笑,卻不再通宵達旦地看書了,而是夜與愛人計議動向行蹤料理等事,或者在室內獨自來回踱步,其精神顯然不似以往那麽恬靜、快活自若了。適時,宜君石鋪村前妻娘家差人,邀他與繼娶愛人劉文德一同去串親。他念及嶽父母年老,自己常年在外無暇探望,便同愛人攜幼女淑萍去石鋪。沒兩三日,得知消息的駐洛川敵旅長楊甫珊派7名便衣追拿劉含初。7月18日,從備村追至石鋪村。村人據情告知他,他卻不予躲避,反而追問有無捉拿逃兵護照。瞬間,凶手們闖進楊宅,出示馮玉祥致陝北鎮守使井嶽秀緝拿劉含初的密電。當他嚴詞責問凶手們不得附逆行凶之際,被凶手張漢福向頭部射擊一槍倒地。善良的嶽母撲身嚎哭掩護,一夥無人性的凶手們踢開年邁老母,連向烈士頭部、下腮、左右胸部射擊,共傷口7處,隨即揚長而去。19日下午,石鋪親戚家護送烈士遺體回備村,頭部傷不時滲有血珠,胸前衣服血跡斑斑,慘不忍睹,麵部略浮腫,閉口合眼,狀如入睡,其臨難不畏之精神,顯然可見。村中老少男女吊唁者,歎息啜泣,有的放聲大哭,當日晚入殮。一代革命先烈慘遭敵人殺害,英靈抱恨九泉,從此無聲無息於人世。

張廷相與農民圍城交農運動

民國十六年,(1927年),中部縣大旱。百姓靠吃野菜、樹葉、樹皮度日。討吃饑民,遍於城鄉。當時官府不顧人民死活,苟捐雜稅名目繁多。土豪劣紳,魚肉百姓。農民種地,除交付正糧外,每畝地還要交8至10元賠地款。買炭一馱除炭價4角錢,另外還要出2角錢的炭稅捐。在主要路口還要收1毛錢的套兒錢。官府委派的催者到處亂打百姓。他們一進村舍,人們便亂躲亂藏,逃不及者,被鞭打繩拴,逼要錢財,逼得百姓們走投無路。有識之士,以各種形式進行反抗。我的祖父張廷相組織抗款抗糧的農民圍城交農運動,就是其中比較有影響的一次農民運動。

張廷相,字虎臣,其曾祖張東,曾在山東菏澤當過知府。他愛民如子,清廉公正,深受百姓愛戴。

張廷相在具有優良傳統家庭的教育熏陶下,從小就養成疾惡如仇、急公好義的性格。他苦讀詩書,勤練武藝,後考為武生員。在鄉裏普施俠義,敦視睦鄰,惜孤憐貧,遠近稱頌。他目睹當地人民生靈塗炭,為此焦慮不安,日夜思謀,設法發動群眾起來和官府作鬥爭,以達到抗糧抗款的目的。

祖父四處奔波,與楊效徒(太賢鄉北村人)、王世仁(隆坊鎮馬塔人)、張西元(隆坊鎮蘭寨子人),多次密謀圍城交農運動計劃。為了堅定信心,他們特在隆坊會館廟中叩頭盟誓。祖父發誓:“我乃赳赳武夫,年逾八旬,救民於水火,捐軀何惜,願以身家性命作保,誓為群眾先鋒把交農運動推行始終。”楊、王、張等人發誓:“我等隨同張公,為民請命,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生則同生,則死同死,堅持到底,矢誌不渝,若懷異誌,天人共誅。”盟誓後,即對此次運動、組織、步驟進行了周密的研究部署。決定首先由各人負責分片秘密聯絡,尋求各村公正而負有名望的人領導發動工作。其次,必須廣泛宣傳,隻有大家起來進行交農鬥爭,才能爭得免稅減款,避免餓死的命運。最後決定6月19日晚,各片負責用雞毛信通知各鄉村民於20日拂曉時在中部縣城外集聚,齊赴縣城衙門舉義轟堂交付農具。

祖父在6月19日晚間,召集在家子孫,安排好家務及後事說:“這次我出頭帶領群眾轟堂,凶多吉少。如若官府押我坐牢,你們可為我上訴申冤,如若我遭殺害,你們可將屍首取回安葬,反正我已80有餘,為民請命而死,也無上光榮。”時值半夜,就由長孫張三啟隨同本村群眾用圈椅將祖父抬往縣城。

20日拂曉,各村農民自帶幹糧,扛著犁、耙,叉把荷鋤,一群群、一隊隊湧奔縣城。天亮後,城周圍黑壓壓擠滿了義憤填膺的勞苦群眾。官府見狀,急令緊關城門,不準放一人進出。圍城群眾揮舞農具,喊聲四起:“我們莊稼無法種了,叫我們把農具交了,出外逃命吧!”“這是官逼民反的最後一條路,總不能叫我們坐著等死吧!”城內無一人應聲,災民越聚越多。鬥爭堅持到第三天,城樓上才有人喊話說:“你們誰頭兒,可推選5名代表進城,縣長和代表當麵談判。”張廷相與眾商議,決定由張廷相、楊效楷等5人進城,由大紳士劉子休、劉幹臣作保。災民齊跪下高呼:“願蒼天保佑!”祖父和大家揮淚而別。官府觀此情景,不敢開城門,便用繩索把祖父他們吊上城去。

在縣衙裏,張廷相慷慨陳詞:“現在全縣數萬人民嗷嗷待斃,官府不設法救濟,反而巧立名目,敲詐勒索,吸民骨血,使人民朝不保夕,叫苦連天,家破人亡,背井離鄉。而縣府官吏到處催逼賠地款。在此連年大旱之際,無籽下種,種不得苗,人民糊口不得,哪有糧錢付稅交款,官府不體察民情,鞭打繩拴,罰役拉丁,小民咋樣活命。縣長為一縣之主,如不拯救民命,中部人民亦隻有死路一條。”經過據理力爭後,縣長楊俊儒迫於兵臨城下,細想實情如此嚴重,而各項負擔又有增無減,災民舍死求生,群情激憤,隻可讓步,不可壓服,在聽了張廷相等代表的申訴和要求後,表示保證設法協調解決。代表要求縣長麵見城外災民,公開許諾,以服眾人。縣長即向群眾賠情安慰說:“對各戶所欠糧立即減免,以後再不征收稅捐和套兒錢。對政府的公務人員要多加訓教。對賠地款待呈報上級批複後,再下令免征。還要對廣大災民設法救濟。”接著祖父和各代表對群眾宣布說:“楊縣長已向大家許諾保證,大家暫時回家等候消息。若縣長戲弄我們,不能兌現,我們全縣人民決不答應,再揭竿而起,徹底摧毀縣府,不達目的,決不罷休。”說畢,城下群眾高呼“把反捐雜稅運動堅持到底!”“我們一定要活下去!”等口號,懷著勝利的心情離去。

不久,官府下令免征一部分稅款,各鄉群眾對祖父的功德交口稱讚。

1930年,祖父84歲時逝世。在他百日時,群眾自發捐款集資勒石豎碑。碑文由張西元(秀才)撰寫。詳盡敘述祖父生平,評述了他領導全縣群眾圍城交農運動的功績立於魯村公路旁,以表人民群眾對祖父的崇敬和懷念。

選自《黃陵縣人民革命鬥爭史資料》1991年中共黃陵縣委黨史研究室編

作者簡介:

張迎禮,1915年2月出生,1994年2月去世。陝西省黃陵縣隆坊鎮魯村人,中師文化程度。解放前曾任教師,並參加革命,為陝甘寧邊區第3屆參議員。解放後回老家務農。

王英回憶中宜蘇區

中宜根據地是1934年在陝甘邊南區辦事處直接領導下創建的,包括中部、富縣等部分地區。這裏過去是國民黨統治薄弱的邊遠地區,地形複雜,山原交錯,溝壑縱橫,特別是西北邊緣山區更是森林茂密,道路崎嶇,交通閉塞。當地居民以農業為主,兼打柴燒木炭維持生活。在國民黨統治時期,苛捐雜稅多如牛毛,加上偽政府民團拉夫抓丁,迫使人民背井離鄉,棄兒賣女。當地客戶較多,風俗混雜,哥老會頗有實力。他們和偽政府及當地豪門勾結,魚肉人民。在人口較多的原上還有帝國主義走卒——天主教、基督教神父,宣傳迷信,麻醉人民。國民黨為了維持其反動統治,在窮鄉僻壤的地區,構築堡寨,駐紮民團,編製保甲,以維持其垂死統治。在這周圍數十裏地區,碉堡林立,星羅棋布,比較強大者,如東麵吉子現住有民團30餘人,南麵隆坊鎮駐民團百餘人。反動派為了強化統治,常派白軍一營或一連駐紮隆坊、店頭等處,鎮壓人民,追剿紅軍遊擊隊,給根據地的創建工作造成極大困難;而我們卻以革命的武裝反抗武裝的反革命。經過兩年不屈不撓的對敵鬥爭,終於在敵人統治區依靠群眾和遊擊隊的力量建立了中宜根據地。

在中宜地區活動的原有兩個支隊,一個是中宜支隊,一個是隆坊支隊。開始時,這兩個支隊因敵強我弱,先在小石崖、高窯子、薛家抓、蘇家峁一帶活動,後來部隊壯大了,根據地即發展到隆坊原、太平原、南道德原幾個狹窄的原上。向東到棗林子、寺仙、前後桃園;向北到王家莊;向西南到阿黨村、南村、北村。這些地區先後建立農會貧農團、赤衛軍、婦女會等組織,並選出區、鄉政府。

1935年春,陝甘邊政府為了創建中宜根據地,先後派張仲良、王英、郗成哉到中宜地區工作。不久建立了中宜革命委員會,機關臨時設在鄜縣前桃園。同年6月,中宜革命委員會改為中宜縣蘇維埃政府,主席張仲良,副主席趙興邦,秘書長王英。下設土地部(部長呂平)、財政部(部長曹秀)、保衛部(部長郗成哉)、糧食部(部長王建邦)、文化部(部長劉金海)。各部部長多是由當地農民中選出擔任。政府下轄一個保衛隊,隊長王世選,政治指導員田中陽,後劉占元繼任隊長。還有一個通訊班。政府工作人員一律實行供給製,無特權思想。因距敵較近,隻是白日辦公,夜間空無一人。

政府建立後,選太平原的寺仙村作為分配土地試點。建立了土地分配委員會,經過月餘調查,劃分階級,遵照《井岡山土地法》和《陝甘邊政府分配土地具體條例》,結合本地特點實行之。大體內容是:沒收地主的土地,使其自食其力,富農隻分少量土地維持生活;對沒收來的土地按每家人口多少分給貧雇農,團結中農,依此原則進行。由於土地丈量複雜,加上敵人的圍剿,隻進行了太平原、道德原的少量村子。

同年9月,國民黨42師師長馮欽哉派柳彥彪旅、王明欽和邢海亭兩個團大舉向中宜蘇區圍剿。敵人采取篦梳方式搜剿遊擊隊,大肆搶劫破壞蘇區,捕捉我工作人員;見群眾財物、牛羊都指控為“紅軍財物”強取豪奪;見學校教員,誣為“赤匪人員”綁架拷打;對年輕婦女輪流奸汙。共捕去我幹部、群眾10餘人,搶走牲畜數10頭,宰殺和趕走羊百隻。敵人撤退時,孫振海遊擊隊出其不意猛烈殺傷敵軍,奪回了群眾的一部分牛羊財物。

1936年10月,進行肅反,張仲良被關押受審,蘇區受到一定損失。張走後,郗負寬負責保衛工作,王英掌握全麵工作。當時雖有政權,但黨的組織尚未建立,即首先發展二區區長董如林入黨,在北桃園、寺仙等村建立了黨支部,然後到南道德原物色群眾中的積極分子發展為黨員,繼而建立黨支部和幾個區委。

10月19日,毛主席率中央紅軍到達陝北,糾正了左傾路線在陝甘邊蘇區肅反的錯誤,這才避免了陝甘革命的危機,挽救了黨,挽救了全國僅有的這塊根據地。

11月,陝甘省委派賴傳珠為中共宜洛軍分區司令員。司令部設在南道德狼虎頭村。

直羅戰役前,中央紅軍進駐中宜蘇區太平原一帶解決糧食。為了支援前線,中宜縣政府從前桃園移住張村驛,按上級指示分配各區共組織擔架隊500餘副、輸送糧食20餘萬斤的任務,保證了軍隊供給。直羅戰役後,陝甘省委派巡視員張德生來中宜蘇區了解情況,傳達省委指示,研究如何健全蘇維埃政府、發展黨組織、加強軍事、分配土地、支援前線等工作。派劉恩善任中共中宜縣委書記,王英任宣傳部長。為了壯大紅軍力量,陝甘省委分配給中宜縣補充紅軍500名的任務。各級幹部深入基層宣傳動員,經過20多天艱苦耐心的工作,結果超額30多名,分批歡送到部隊。陝甘省委在總結擴紅工作經驗會時,李富春副書記代表省委表彰了中宜縣,並指定會後寫出經驗報告送省委。

年底,中宜蘇區周圍敵軍龜縮城堡,我武裝人員渡過葫蘆河,向羊泉塬及吉子現一帶發展,建立第六區政府。這時中宜縣政府所轄各區及主要村莊是:一區青兒塬;二區寺仙、太平村;三區南道德村、丁家塬、薛家塬;四區蘇家峁、段家塬;五區阿黨村、新村、丁村、康村;六區吉子現、安子頭、古觀。中宜蘇區所轄範圍,東至吉子現塬的舊村、富村,西至張家村、陳家村、夏家河,南至南河畔、阿黨村,北至張村驛。東西橫貫數公裏,南北11公裏,共143平方公裏,人口約4萬。

總之說來,發動群眾、依靠群眾是建軍和創建根據地非常重要的基本條件之一。要達到革命的目的,必須密切聯係群眾,了解群眾疾苦,和群眾“魚水相依”,才能和強大的敵人作長期艱苦的鬥爭。因而中宜支隊領導、政府工作人員重視政治工作,經常教育指戰員,凡所到之處都應遵守群眾紀律,秋毫無犯,向群眾宣傳黨的政策。支隊在每個中隊建立了兩個宣傳員,每到一處利用一切機會召開大、小群眾會議,講解時事,激發群眾鬥爭;在群眾條件成熟時,發動群眾進行分糧鬥爭。中宜支隊除幾次擊退侵入蘇區之敵,保衛了蘇區,保衛了群眾利益之外,還在田莊發動貧苦群眾分土豪劣紳糧食數10石,在隆坊南村分糧數10石。這樣當地群眾擁護我們,依賴我們,要求我們保護他們的利益,支隊就秘密或公開把他們組織起來,逐漸由遊擊區變為蘇區,正式建立革命政權。由於采取這樣方式,使革命政權、蘇區不斷擴大,支隊人力物力得到補充。

根據王英撰寫的《橋山東麓革命根據地的創建》整理

作者簡介:

王英,陝西臨潼人。曾任西安政協常務委員。

張邦英回憶中宜縣的革命鬥爭

1933年11月,在合水縣包家寨舉行了主力紅軍部隊和特委負責人的會議。會上根據劉誌丹的倡議,著重總結了過去武裝鬥爭和紅26軍2團南山失敗以及退出照金根據地的經驗教訓,決定將陝甘工農紅軍臨時指揮部改編為紅42師,恢複26軍的建製,並決定成立三路遊擊隊,廣泛開展遊擊戰爭,建立許多的革命根據地,以便紅軍主力部隊從中策應,在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遊擊隊的配合下,主動靈活地消滅敵人,壯大我們的力量。

此後,這一地區便成為第三路遊擊隊的區域,遂成立了第三路遊擊隊指揮部,王安民任指揮,張仲良任政委。黃子文、韓明奎在中、宜、甘等地,宣傳群眾,組織農民協會、赤衛軍和青年、婦女等群眾組織,進行建黨工作,開展武裝鬥爭。中宜遊擊隊隊長是蘇繼堂,共幾十個人,組織農民進行革命活動。

中宜地區有兩個中宜遊擊隊。我們去以前那裏就有一個遊擊隊,原是地方民團,由哥老會成員羅連成領著,住在小石崖,和我們有一定的統戰關係。他們經常給我們買些紙張、子彈之類的東西,我們也給他們些鴉片、騾馬等東西。我們互不幹涉,采取兩種政策,甚至我們的傷病員也可以住在他們那裏。

1934年建立了陝甘邊蘇維埃政府辦事處,機關設在雙龍川的高窯子,主任是黃子文同誌,辦事處主管政府事情。9月,陝甘邊特委派我任南區黨委書記、遊擊隊政委,原陝甘邊革命委員會駐三路地區辦事處主任黃子文為南區革命委員會主席。領導機關設在雙龍鎮上川的高窯子和小石崖附近的林灣。是年冬,馮欽哉、陳國璋等部向南區進行瘋狂圍剿,我中宜遊擊隊在宜君建莊川高鬆樹被敵包圍。在戰鬥中,僅突圍出很少的戰士。遊擊隊隊長蘇繼堂身陷敵手,被帶至中部縣城,經幾個月的嚴刑拷打,堅貞不屈,終於被敵槍殺。在綁赴刑場時,他還高呼“打倒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萬歲!”“革命勝利萬歲!”等口號壯烈犧牲。事情發生後隨即將當地建立的另一支武裝改為中宜遊擊隊,以邵風林為隊長、牛書申為政治指導員。那支武裝改編過程是:這年秋天,小石崖民團內部嘩變,一個班長把羅幹掉了,另一個班長帶著十幾人來南梁找我們,我們便重新編製了一下,同時派了咱們的幹部戰士進去,組成一支保衛性的武裝。在改編中宜遊擊隊的同時,又成立了以樊鬆柏為隊長的建莊遊擊隊。

1934年冬,在群眾鬥爭和遊擊隊發展的情況下,由下而上建立了革命政權。於次年相繼建立的有新正、赤水、淳耀、新寧、水紅、中宜等縣的革命委員會和黨、團的領導機構。金裏科、杜苑、楊伯倫、郭廷藩、張積太、李吉成、李科、郭存信、郭晉廷、秦善和、封振寶、孫彥成、王振喜、楊宗耀、李德祿、焦懷興、王秉祥、郭洪超、任成瑛、韓明奎等同誌,先後在這些縣黨委或政府作領導工作。1935年,敵人圍剿多了,我們出去活動的次數也多了,我曾任過中、宜、甘、洛四縣遊擊隊的政委,牛書申當指導員,跟著這幾支遊擊隊,在隆坊原、吉子現原一帶活動。剛收完麥,據悉一個村子的碉堡裏有幾十支槍,我們就到碉堡附近喊話:“我們是紅軍遊擊隊,希望你們把槍繳了,否則打開後就不客氣了。”結果收了20多支槍。七八月間,唐洪晨為南區黨委書記,我改任南區工農革命委員會主席,領導機關也由中宜遷至新正縣的三甲園和南邑村。中宜縣歸邊區直接領導。

由於這一地區的革命形勢和群眾鬥爭的深入發展,於1935年秋,根據上一年冬在小石崖上川分地的經驗,根據中央蘇區的土改政策,在許多地區進行了土地改革。事先教育訓練了幹部和積極分子,然後發動農民群眾,特別是貧雇農開會討論,分了地主的土地、牲畜、農具、浮財和富農多餘的一部分土地。各家分得的土地,一般都進行丈量,插了牌子。在分配中還解決了一些外地逃荒來的難民的土地、耕畜、種子的困難,受到廣大農民的熱烈擁護,從而提高了農民的階級覺悟和對敵鬥爭的積極性,使他們更加相信革命,相信共產黨,許多青年參加了紅軍遊擊隊。

選自《黃陵人民革命鬥爭曆史資料》1991年中共黃陵縣委黨史研究室編

作者簡介:

張邦英,耀縣人,曾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牛書申回憶20世紀30年代初期先進思想對中部的影響

我17歲時,考上了當時縣城僅有的一所高級小學。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學校裏師生抗日情緒高漲,兩位共產黨員教員在課堂上講抗日的道理,介紹魯迅、鬱達夫等人的著作,以及《鐵流》等蘇聯書籍,給大家講什麽是帝國主義。在私下和學生談話時,還揭露國民黨不抵抗日本軍的行徑和國民黨統治的黑暗。當時楊虎城主持陝西軍政,也發表抗日講演,其中講到“亡國奴不如喪家犬”,這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們學校在進步教員的支持下,組織了抗日宣傳隊,到社會上去講抗日道理。我們對國民黨不抵抗、賣國投降的政策十分不滿,不少同學都說“國民黨是刮民黨”。

1931年至1932年,我們鬧了數次學潮。我和晁清芳、馬儒璧、田德霖被推舉為學生總代表。學潮的主要目的是反對學校當局壓迫學生,在黨員教員的指導下,提出國民黨縣政府機構重疊,有局還有科,應該“裁局並科”,減輕老百姓負擔。

縣長蔚濟川對我們的行動十分不滿。有一個星期天,他把我們幾個學生代表叫去,說:“你們知道我為什麽在星期天時召你們來嗎?大禹惜寸陰,陶侃惜分陰,你們學生就應該更加珍惜分陰,要好好學習,不要胡鬧。”我們針鋒相對地反駁了他。他後來說我們這些學生不好好學習,亂幹涉政府,要開除我們。學校的校長劉蒼生倒還同情我們(校長的哥哥劉含初是共產黨員,校長本人據說也加入過黨)。他說:“這些學生都是好學生,既然縣長講了,給他們每人記大過三次,縣長也就不好說了。”我們仍然繼續從事抗日宣傳活動,不久就畢業了。

當時縣各鎮都駐有民團。民團總可以隨便罰老百姓錢,隨便打死人,氣焰囂張。有一次,隆坊鎮長打死了一個人,兩位教師就組織我們控告他。縣裏當時駐有國民黨正規軍一個營,一天營裏3個開小差的兵被隆坊鎮的民團抓住槍殺了,但槍還沒給這個營。因此營長和民團團長矛盾很大。兩位教員指導我們利用這個矛盾,一方麵向省裏告這個團總,另一方麵到營長處控告。營長把我們叫去,問了問情況,我們講了,並說民團隨便殺人,再這樣下去老百姓就沒法活了。營長問我們“怕不怕死?”我們說:“不怕。”營長說:“不怕死,好!我領你們去見縣長。”到了縣政府,縣長一看是我們很惱火。但營長把我們告狀的事講了,縣長不敢不應付一下。隔了三四天,營長派了一個連把隆坊鎮民團槍繳了。民團團長楊效楷當時不在,不然還會發生更大的事情呢。後來我們告到省高等法院,民政部門的狀子也見了效果。省批文要縣長查辦,縣長讓縣民團總團長楊宜之想辦法解決。楊宜之把楊效楷騙到隆坊鎮的酒坊,一邊談話,一邊讓馬弁從外邊開槍打死,縣長以此向上交了差。但還有個參與其事的團副未處理,貪汙的銀元未退出。兩位教員認為不能這樣了結,要讓其退贓。民團團副拿出500元給了縣長,結果不了了之。

我們又告縣長。當時縣上有個姓張的大紳士,在軍閥井嶽秀部隊當參議。他表麵上支持我們,實際是利用我們壓縣長,想從中漁利。我們找了他,也把狀子給了他,同時也告到了省裏。張找到了縣長,想要詐出點錢。縣長不僅沒給,還把我們幾個告狀的人抓起來,關到縣看守所。這是1933年11月的事了,當時我已經在隆坊鎮小學教書了。我被抓後,許多同學繼續向省裏告狀。省裏派人來調查,縣長拿不出什麽證據,學校出麵證明我年幼無知,縣長不得不讓教員和校長把我們保了出來,但給我扣上“越軌幹政”的罪名,並宣布“奪去公務權”。

曾在1932年夏季,劉誌丹率領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在店頭鎮、隆坊鎮打土豪、分財物,張貼告農民書、告國民黨士兵書,宣傳抗日。有不少貧雇農參加了遊擊隊。我記得有王文定、蘇繼堂、孫振海等一二十人。我在隆坊鎮見到劉誌丹,他和我談過話,主要問了我學校的情況,講了一些抗日道理和國民黨統治的黑暗,動員我們參加抗日,這給我很大的影響。但當時隻認為共產黨、紅軍打富濟貧好,並不懂馬列主義。1934年夏,已參加紅軍的親友捎信讓我參加紅軍。我走了100多裏路,到了陝甘交界的小石崖杜洛尾村參加了紅軍,投入黨的懷抱。

作者簡介:

牛書申,黃陵縣隆坊鎮官莊村人。曾任核工業部顧問,全國政協委員。

劉傑誠回憶黃陵的土地改革

我愛雄偉蔥蘢的橋山,我愛綠波浩淼的沮河,我更愛純樸善良、勤勞勇敢的黃陵人民。

每當春暖花開、清明佳節前後,我都想到黃陵來看看,祭拜我們偉大的人文初祖,來看看黃陵的山川變化,來看望可愛的父老鄉親!黃陵縣是我的第二故鄉!每一次到這裏,我都有無限的遐思,無窮的情愫,永遠說不完的故事。

毛澤東改造中國,首先是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人民政權。黃陵縣的土地改革,就是在這時進行的。1949年8月,我在黃龍分區幹部學校任團委副書記,上級要抽調幹部搞土改,我報名參加,經組織批準,集中學習政策。黃龍幹校有數十人,由副校長楊峰同誌帶隊,到黃陵縣集中。當時,黃陵縣解放不久,縣城在半山上,沿山坡而上,盡是石板路,街道兩邊隻有十幾家商店,都是百貨、飯館之類的小商鋪。黃帝廟裏,一片荒涼,蒿草長得有一人多高。在蒿草叢中,我們見了省上的老領導時逸之同誌。他是南方人,當過陝西省的副省長,用南方口音感慨地說:“蔣介石這個王八蛋,賣國求榮,把中國人民害苦了,連我們的老祖宗軒轅黃帝也不得安生!你們看,這黃帝廟裏的蒿草比人還高!”

土改幹部在縣上開了動員會後,就分赴各地開展工作。我們先被分在北穀區(後劃歸洛川縣管),工作隊長是楊峰,副隊長是黃陵縣委宣傳部長賈光建,工作隊員約50人。工作抓得很緊,分為發動群眾,宣傳政策;劃分成分,分配土地;剿匪反霸,鬥爭惡霸地主;建設領導班子,搞好生產等幾個階段。土改工作受到當地群眾的熱烈擁護,鞏固了鄉村政權,安定了社會秩序,促進了生產大發展。

毛澤東十分重視土改政策。他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誌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我們在黃陵縣先後搞了三期土改,每一期約3個月。在此期間,毛澤東對於如何正確對待富農的問題,就做過多次認真地研究。我記得第一期土改時,政策規定:連續三年,每年的剝削量在25%以上的農民要劃為富農;富農的多餘土地要分配給貧雇農。工作隊到北穀鎮後,貧雇農很快發動起來了,但是有一些富農很緊張,中農也不安心。有一家姓王的老太太,因家裏缺乏勞力,雇人勞動,怕的藏在囤裏,不敢見人。我們去給她解釋,說她家靠勞動生活,雖有雇工,但對雇工還好,沒有劣跡,不要害怕。但是王老太太還是放心不下,不願出門見人。一些中農,聽說要分富農的多餘土地,也不敢放手發家致富,嘴上說是擁護黨的政策,實際上是在等待觀望。我們工作隊的幹部,在私下裏議論:這種政策,實際上對於發展生產不利。

黃陵縣土改時,西安、銅川尚未解放,形勢不很安定。一方麵是國民黨胡宗南的大軍,從延安敗退後駐在銅川、合陽、韓城一線,虎視眈眈,揚言要反攻延安,消滅共產黨和解放軍;另一方麵,黃陵縣當地的一些國民黨殘餘勢力和土匪、惡霸勾結,製造謠言,殺人放火,搶劫擄掠,擾亂社會治安,破壞土地改革,夢想配合國民黨胡宗南軍隊複辟變天。我記得1949年冬天,上級動員武裝保衛土改,說黃龍山上下來一股土匪,要血洗土改工作隊。土匪頭子就是範家塬村的符來祥,還勾結田莊的葛老五,準備造反。縣上給每個土改工作隊的幹部發了1支七九步槍,5發子彈,2顆手榴彈,要我們組織貧雇農日夜值班,流動放哨,防止土匪襲擊,保衛土地改革。可以說,黃陵縣的第一期土地改革,是在緊張、激烈的鬥爭中進行的。實際上是在為新解放區搞試點,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鞏固老革命根據地,支援解放戰爭,為解放全國、建立新中國做準備。

黃陵縣第二期土改時,我在北穀區南穀村任工作組長。第三期土改,我在田莊鄉安溝村任工作組長。每期土改前,都要組織幹部認真學習土改政策,強調依靠貧下中農,團結中農,發展生產;強調檢驗土改工作的成敗,首先要看是否有利於生產,發展了生產。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當時,我們雖然不知道毛澤東與斯大林在莫斯科會談的情況,但是,從土改政策的演變上,特別是對待富農政策的演變上,感到了曆史的進步。

1950年春天,黃陵縣在田莊鎮召開了批鬥惡霸地主葛老五、動員春耕生產大會,有近萬人參加。大會由黃陵縣縣長劉克榮主持,許多貧下中農控訴了惡霸地主的罪惡,表示要跟著毛主席,翻身求解放,搞好生產,支援解放軍,解放全中國。會後,在全縣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參軍、支前、生產高潮!

1953年至1954年間,我任黃陵縣團縣委書記時,再一次感受到毛澤東對於農村問題的重視,對於農民富裕的關心。1953年3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6月間,中共黃陵縣委決定由我帶隊到田莊鄉北咀頭村試辦黃陵縣第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我們幾個同誌,首先學習中央《決議》和有關政策。其中毛澤東的一段批語,至今令人難忘:

中央估計了它們的兩方麵的性質,即私有的性質和合作的性質。初級互助組的組員,他們的生產資料是完全私有的,但帶了共同勞動的性質,這就是社會主義的萌芽。長年互助組則使這種萌芽進一步生長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就其建立在私有財產的基礎上,農民有土地私有權和其他生產資料的私有權,農民得按入股的土地分配一定的收獲量,並得按入股的工具以及牲畜取得合理的代價這些條件來說,它保存著私有的性質。就其在農民以土地入股後得以統一使用土地,合理使用工具,共同勞動,實行計工取酬,按勞分配,並有某些公共的財產,這些條件來說,它就比常年互助組具有更多的社會主義的因素。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和黨中央的《決議》,在中共黃陵縣委的直接領導下,我們在北咀頭村深入發動群眾,宣傳黨的政策,認真教育農民,根據自願、互利、嚴格核算、民主管理、有利於發展生產的原則,實行互助合作,解決了許多個體單幹農民無法解決的困難,進行土地、勞力、農具的評分、登記,選舉領導班子,建立了黃陵縣第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後來,縣委又推廣北咀頭村的建社經驗,在老虎尾巴等地,相繼建立了一些農業生產合作社。由於當時特別強調自願、互利、民主管理、嚴格核算等原則,那些農業生產合作社辦得比較成功,得到了農民的擁護,促進了生產的發展。

選自《黃陵人民革命鬥爭史資料》1991年中共黃陵縣委黨史研究室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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