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顯

在省委機關工作期間

一　在省委財貿部的工作

1956年10月，陝西省正式決定撤銷關中平原的渭南、寶雞兩個行署，由省上直管各縣（原鹹陽地區行署早在1953年就已撤銷，所轄縣分給渭南、寶雞等）。

經過四個月的工作移交，劉邦顯到新的工作崗位，省委財貿部任部長。副部長是由省供銷社主任位置上調來的一個山東籍的老同誌林茵如，這是他們的第一次搭檔（第二次是在省人委，兩人同任副省長）。

財貿工作是關係人民生機、國家發展的重要工作。劉邦顯對這一工作並不很熟悉。上任初，他一方麵向前任代部長嚴克倫虛心學習，向搞過供銷工作的副手林茵如請教，也經常向部裏的其他工作人員了解、詢問。工作出現了問題，他敢於麵對和承擔責任，總結經驗教訓。在一次為把“死寶變活寶”的工作中，省內個別地區的具體工作人員做法過了頭，一些民主人士有較強烈的反映。此事反映到省委。在一次省委召開的會議上，一些人員就此事圍攻了劉邦顯和林茵如兩人，說他們工作有失誤，給黨的威信造成損傷，破壞了黨的光輝形象。當時，兩人心情既沉重又委屈。會上，劉邦顯主動承擔了領導責任，會後，安慰了林茵如，接著與具體工作的同誌總結了教訓，彌補了損失。省委書記張德生又及時地給大家解釋說，財貿工作複雜難搞，下邊同誌的做法是上邊要求的，不是省委財貿部的別出心裁，此事才算平息。

1958年，“大躍進”、大煉鋼鐵等過激做法嚴重破壞了農業和財貿等戰線的工作。一次，劉邦顯到三原縣去檢查工作、了解情況，看到地裏的棉花已熟透，但是無人采拾，一問才知道社員們都煉鋼去了。他急在眼裏、痛在心裏，思前想後，冒著承擔破壞大煉鋼鐵、“大躍進”的罪名，立即給張德生書記進行了匯報，張德生馬上召開全省電話會議，糾正了一些地區在大煉鋼鐵中忽視，甚至放棄農業生產的錯誤做法，使1958年陝西的糧棉產量損失的程度及時降低了，也使財貿戰線的矛盾有所緩和。

工作中的具體問題能協商協調，但那幾年的政治運動確令大部分黨員很難完全明白。

1957年春夏，“反右”鬥爭迅速席卷全國。起始，劉邦顯和許多領導幹部一樣，認為中央發動廣大群眾，幫助全黨整風，這是一件大好事。共產黨已執政八年了，需要認真聽取各種意見。在提意見中，絕大多數的同誌意見都是指出本地區、本單位黨的工作的一些失誤。也有一些人的言辭過激，甚至提出“輪流坐莊”等錯誤的意見。當時中央反複要求大家廣開言路，並一再強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多次申明“不打棍子，不揪辮子，不戴帽子”。劉邦顯一邊以部長的身份反複發動群眾，講明上述政策，一邊考慮是否也出來，提幾條他認為應改進的工作意見。強烈的組織觀念使他向張德生書記匯報了自己的想法。張德生真誠地告誡他：這場運動是什麽結局，他也不了解。但是，黨員領導幹部最好不要在這時表態，如有想法和意見最好在整風運動之後，在適當的黨的會議上提出。劉邦顯采納了張德生的意見。不久，風向大變，幫助黨的整風運動變成了“反右”運動。不但打了棍子、抓了辮子，還給不少人戴了帽子。令人難解的是不少單位竟然分配了戴右派帽子人數比例，湊不夠數就得硬湊。這中間有不少劉邦顯熟悉的、人品很好、對黨的工作曾大力支持，甚至做過重大貢獻的黨內同誌和黨外朋友。劉邦顯沉默了，他開始了前所未有的深思。

1959年，“大躍進”的弊端，已很明顯地顯露出來。表麵的巨額數字已無法掩蓋國民經濟的實際困難，人們的不滿漸漸公開化，饑荒的情況越來越嚴重。作為財貿部長的劉邦顯比誰都明白，這些弊端對全省經濟發展、人民基本生活會帶來的是什麽。財政貿易的基本數據反映的就是四個字：非常困難！這時，中央多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要求各省區開展必要的調查研究。不少黨的各級領導者，開始了調查研究準備材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彭德懷給毛澤東的萬言書。陝西省不少領導幹部也寫了調查報告，以大量事實披露了國民經濟的實際情況和老百姓的悲慘生活。誰也沒有想到，本來安排糾偏防“左”的廬山會議，突然風向一改，全麵批右，不但在中央揪出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所謂的“反黨集團”，在各省也開始揪所謂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陝西，一批經過調查研究、真誠反映情況的領導幹部也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其中，包括劉邦顯幾十年的好友、同學、西安市委書記處書記陳元方。劉邦顯更沉默了，言行更謹慎了，遇事給領導的請示匯報也更勤、更多了。

二　擔任省委常委兼秘書長

1960年9月，劉邦顯被任命成陝西省委秘書長，並在隨後召開的黨的陝西省第三屆代表大會上，當選為陝西省委常委，進入省委的最高決策層。這是他始料不及的。因為，他是當時省委領導班子當選人中除楊拯民（楊虎城的大兒子）以外的年齡最小、黨齡最短的一個成員。素有“少壯派”之稱。

在常委、秘書長的崗位上，劉邦顯更加謙虛謹慎，更加埋頭苦幹。不久，由於省委組織部長羅文治調往江蘇省工作，他又兼起了組織部代部長的擔子。省委辦公廳，省委組織部兩副重擔壓在他的肩上，經常是，辦公廳這邊的朱平、白瑞生副秘書長與他正在研究工作，那邊組織部副部長習仲凱、白友三副部長又等著他匯報有關情況，看似緊張繁忙，實是令他感到狼狽不堪。這期間，一封他當時並未非常重視的絕密文件正在孕育著一場風暴，這份文件說，高崗等人的問題在陝北仍未得到有力地貫徹，一些陝北老鄉仍在懷念劉誌丹、高崗等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這時，全國範圍進入三年最困難的時期，老百姓到了“低標準，瓜菜帶”餓肚子的年份，劉邦顯也進入了他政治上、發展上重大問題接踵而來的時期，他對一些棘手事件的處理埋下了“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伏筆。

問題之一：1957年，毛澤東明確講了，黑龍江的李範五（省長）和西藏的範明，都是極右分子。範明，是陝西臨潼人，建國前曾任第一野戰軍敵工部長。解放初，帶領第一野戰軍的部分官兵入青海，接班禪進西藏，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重大貢獻，之後，任西藏工委常務書記。後因與西藏工委書記張國華等人關係處理不睦，加上一些其他有關問題，始有毛澤東的上述講話。因當時西藏的許多地方幹部均是陝西省派出，批範明，牽扯到當時相當一批陝西派出的幹部，時任西藏工委組織部長兼西藏民族學院黨委書記的白雲峰，也被劃到範明“反黨集團”之列。白雲峰當然不服。他是1932年入黨的老黨員，建國前長期在東府搞地下鬥爭，是劉邦顯馬列學院的同學，也是當時陝西省許多在任領導的戰友。1961年，白雲峰拿著申訴材料，找到陝西省委張德生、趙伯平、方仲如、白治民、嚴克倫等書記，請求幫助打印，並代轉北京申訴。在獲得同意後，由劉邦顯具體幫他整理材料打印，加注，上報北京。就是這樣一個完全符合組織程序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列為“為範明反黨集團翻案的反革命事件”。

問題之二：1962年1月，為了渡過難關，總結1958年以來，“三麵紅旗”的經驗和教訓，在北京舉行了由中央、省、地、縣四級黨的負責人和大型工礦企業負責人的四級領導幹部共7000餘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同時，發動未參加會議的地方縣以上、部隊大尉（營）以上的負責同誌向中央反映問題，給中央提意見。當時，陝西省委的主要領導均參加七千人大會去了，劉邦顯留下主持省委的日常事務，同時，將全省給中央領導提的意見，按人分類整理。意見絕大部分集中在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主要領導身上。劉邦顯根據實情歸納整理出後，多數問題集中在毛澤東身上，相反，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的數量相對較少。因此事，便隱藏下劉邦顯反對毛澤東，擁護劉少奇、鄧小平，構成“文化大革命”時期被列出的一大“罪狀”，被列為反對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而被整得死去活來。

問題之三：1961年，因高崗的問題在陝北貫徹中，一部分群眾有顧慮，毛澤東等人心緒為此不好、正擬尋求解決辦法之時，劉誌丹的弟媳、劉景範的愛人李建彤在這一年寫了一部頌揚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小說《劉誌丹》，書出版前由副總理習仲勳看過，未提出什麽意見。正準備出版時，康生向毛澤東反映了。毛澤東在黨的會議上說：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另一說法是，康生書寫了這樣一句話，由毛澤東借用了）。由此，在全國範圍內，尤其是東北和西北，開展了批判“彭高習反黨集團”運動，將三個本無組織聯係的人彭德懷、高崗、習仲勳強扭在一起。陝西是所謂的“重災區”。西北局劉瀾濤書記積極行動，而陝西省委張德生書記愁眉不展。無奈他擬推出兩個和習仲勳較長共同工作的人，明批暗保，交代了事。一個是省委書記處書記張策，在建國後50年代初的國務院，習仲勳任秘書長、張任副秘書長，張還曾在東北和高崗共過事。另一個是陝西省委第二書記、省長、曆史上曾任陝北特委書記的趙伯平，這是一個資曆相當老的同誌，和高、習均共過事。在選取代表組織第一個發言的人選上，張德生選中了劉邦顯。趙伯平長期賞識和幫助提攜劉邦顯，在省委數次表揚劉邦顯，劉邦顯一直很敬重趙伯平，兩個人關係相當好。張德生單獨多次給劉邦顯強壓下了這個任務，使他感到非常苦悶，左右為難，一邊是恩師似的老領導，一邊是代表組織又多次幫助指導自己工作的第一書記，怎麽辦？最後無可奈何，隻有服從組織。在批所謂的“彭、高、習集團黑幹將”趙伯平的會議上第一個發了言。盡管言辭並不激烈，也未多講什麽事例，但是在趙、劉幾十年的關係上，帶來了人為的創傷。為此事，劉邦顯委托自己的兒子以同學的名義，給趙伯平的外孫女夫妻倆講明真相，同時表示了深深地致歉。此後幾十年，隻要一想到此事，劉邦顯的愧疚之情就會泛出，晚年躺在病床上回憶往事時，他不止一次地給兒子說：黨內鬥來鬥去傷人不少。對老趙書記的這件事，成了他的一個心病。

一次常委會後，劉邦顯拿回來一幅木框塗成金色的毛澤東的手寫體題詞“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麵”。他公公正正把這幅題詞掛在自己房間的正牆上，長久凝視著，回想到從“反右”以來，尤其是“三麵紅旗”以來各方麵的變化，心情格外沉重。同時他也更明白，不管形勢怎麽變，這個“立場”不能變。這才是一個共產黨員最根本的立足之點。

1960年到1962年，是我黨建立政權後經濟最困難的時期，全國人民吃不飽，穿不暖，不少省份都出現大批餓死人的事件。

甘肅省缺糧情況很嚴重，為了幫助甘肅省，陝西省在本省糧食很困難的情況下，由劉邦顯親自組織安排汽車、火車並頭運糧，給甘肅省支援了兩億斤的糧食。

陝西省情況雖說因省委當時在決策中沒有追風趕潮，雖沒有造成大麵積的餓死人，但也相當困難。作為省委常委、秘書長、組織部代部長，劉邦顯一方麵積極想方設法調撥汽車，聯係火車，給甘肅省支援糧食；一方麵了解到全省幾乎沒有一個縣不缺糧食，連自己的上中學的兒子也因饑餓得了浮腫病，他毅然向張德生書記建議：允許農民開墾一些邊荒山地自己救助，放鬆農民的一些個人養殖副業的管理，所謂的“資本主義尾巴”不要再割了。不久中央傳來的“三自一包”的精神使他更堅定了自己的看法。為了渡過難關，他不坐當時相對固定給他使用的小汽車，而是騎著一輛舊自行車上下班。當時，省委辦公廳和省委組織部在建國路辦公，省委常委會議室和書記處在雁塔路8號，他的家也在這兒，這幾處地點相距八九裏，每日來回奔波，是相當辛苦的。一次，組織為了照顧領導，給每個省委常委議價供應一袋麵粉，他堅決地退了回去。而他的家中一鍋吃飯的九口人中，除了四個成年人外，就是成天喊餓的五個男孩子。無奈妻子雷田穎將單位搞副業的下腳料——豆渣購回，加上自己將房前屋後開墾出種的各種蔬菜相混合後，解決糧食不足的困難。當他的通訊員劉仰民勸他不要退回那袋麵粉時，他痛心地說：你看看現在老百姓過的啥日子？我有啥權力特殊呢？

省委秘書長的工作是相當具體的。在當時，還要具體負責群眾或有關方麵向省委的信訪工作。劉邦顯認為，群眾能給省委反映問題，說明他們對黨是信任的，是充滿希望的，決不能對群眾反映的問題掉以輕心。重要信訪件，他都是親自閱示。

1961年9月22日，西安煤礦機械廠匿名群眾反映以張為首的黨委書記等違法亂紀的來信七件，劉邦顯即批示：可考慮由省、市監委，工交辦公室，市委工業部各出一人，由監委領導，組成工作組，深入進行檢查。

1961年11月3日，邠縣（今彬縣）幹部楊如林等給西北局寫了反映信，控告縣委書記任××、××對幹部的打擊報複情況。信轉到省委辦公廳後，劉邦顯經過深思熟慮，批示為：我同意監委繼續把問題查清，並作適當處理。但應防止邠縣幹部從地域觀念出發，自覺或不自覺地鬧成宗派關係。

1962年7月10日，省機械局副局長高淩雲（黨外人士）對我省工作提了幾點具體意見。其中第四點為：發揮在政府工作中非黨人士的作用。劉邦顯看到此件後，經過考慮，作了如下批示：高淩雲同誌來信提出的四個問題，我認為都比較重要。因此，建議辦公廳能分別就這些問題談談，向省委提出具體意見。今後一些有重要內容的群眾來信，以至各地的重要問題報告，辦公廳可否考慮先能談談，提出具體可行的意見。如何是好，請曹（素人）、毛（嵐）、白（瑞生）、蔣（錫白）等同誌斟處。

三　二次返渭南下基層

1962年夏，國家經濟情況稍有好轉，但糧棉生產缺口仍然很大。陝西省委為了把糧棉產量搞上去，特地派三個省委常委去關中三個產糧地區兼任地委第一書記。嚴克倫兼鹹陽地委書記，宋友田兼寶雞地委書記，劉邦顯兼渭南地委書記。在省委常委會上，省委主要負責人又強調說：全省能否解決吃飯、穿衣基本需求，渭南地區是關鍵！肩負著這個重任，劉邦顯又回到他熟悉的渭南，抓糧棉生產。這次回渭南，他不是待在地委機關，也不是蹲在條件好、情況熟的雙王鄉，而是帶著一些人，一頭紮在渭南較幹旱的南塬三張鄉。這兒條件差，產量低，如果把三張鄉的工作搞上去，對全省渭北旱塬的指導意義更現實，大幅度提高糧棉產量才有可能。為了減少幹擾，地委的日常工作他讓第二書記席槐主持，省委常委經常要開會研究決策一些事，他也是能請假就請假，吃在三張鄉，住在農家，親自摸情況，抓試點，掌握第一手情況。到1963年的8月，張德生親自趕到渭南，叫人到南塬上把劉邦顯叫回地委，認真地聽取了他的匯報後，興奮地說：這樣紮實地幹，對情況相近的渭北有著直接指導意義，我放心了。1963年夏，渭南地區小麥大麵積豐產、豐收。秋後，棉花增產。劉邦顯鬆了一口氣。

這時，一個新的問題又擺在了劉邦顯麵前。西北局開始抓農村的社教運動，在渭南地區進行試點。西北局主要負責人公開提出：陝西民主革命不徹底，漏劃的地主富農不少，要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對漏劃的地、富要補定。渭南地區的蒲城縣就是西北局這位主要負責人直接抓的試點縣。1963年下半年，蒲城縣開始了成分補定。不少的農家被補定成地主、富農成分，農民反映相當強烈。一些農民直接到地委告狀，反映情況。劉邦顯深感問題嚴重，到省委直接給書記張德生匯報了情況。張德生也深為不安。直接找到西北局領導反映了情況。沒有想到西北局聽後大為不滿，再次強調“陝西民主革命不徹底，補訂成分非常必要”這些鬥爭高調外，又明確表示，劉邦顯反映這些問題，說明他右傾！要批評他，要他注意自己的立場！張德生為了彌合劉邦顯與西北局領導的分歧，專門給劉邦顯打了電話，要他親自陪同西北局領導到渭南地區檢查工作，反複強調，慎言多聽，彌合雙方關係。沒有想到，雙方的渭南地區之行，思想分歧更大了。

1963年深秋，中共陝西省委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了，劉邦顯再次當選為陝西省委常委。在隨後的全省人代會上，劉邦顯被選為陝西省人民委員會副省長。他再次告別了這次奮鬥一年半的渭南地區，回味總結這一年半的酸、鹹、苦、辣，返回西安，開始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