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顯

在渭南地委工作的八年

1949年初春，郭明丁從省工委回到華縣，東路工委擴大會在華縣工委委員劉永祥家召開了第三次會議。郭明丁傳達了省工委的指示，要求各地工委主要負責人都到馬欄集中。劉零（劉邦顯）安排了工委工作，偕雷田英一塊兒返回馬欄，了解到全國的形勢發展很快，三大戰役後，解放軍即將打過長江；在西北戰場，第一野戰軍即將挺進大關中，解放西安。現在要做的主要工作是配合解放軍解放關中地區，接管城市。按照省工委的安排，劉邦顯4月底（或5月初）趕到渭南交斜一帶進行接管城市的集訓，會合陝北派來的組建渭華地委的幹部。1949年3月底，西北局直接組建了新的渭華地委，原東路工委工作全部交給渭華地委。

新的渭華地委和專署的幹部主要由陝北的原延屬地委和綏德地委抽調約100人及渭華當地少量的原領導成員組成。地委書記白清江，是原延屬地委書記；專員謝懷德是原延安市委書記；組織部部長李廣業來自綏德地委；宣傳部部長劉邦顯，是原東路工委書記，也是唯一的當地幹部。以上四人加上軍分區司令員於占彪共同組成常委領導班子。除此之外，由原延屬地委秘書長李經倫任地委秘書長。地委駐在渭南原國民黨的銀行大院。當年5月，渭華地委正式更名為渭南地委。半年後，地委增設副書記一職，劉邦顯任地委副書記。1950年5月1日，原渭南地委與大荔地委合並，組成新的渭南地委。書記白清江，副書記劉邦顯，常委張俊賢（專署專員）、於占彪（分區司令員）、李森（地委組織部長）。因新的陝西省委正式組建，渭南地委由西北局轉交陝西省委直屬領導。

一　領導反霸鬥爭

共和國剛成立，首要的問題就是鞏固政權，要鞏固政權，必須辦群眾急辦之事，發動廣大人民群眾，使他們對新政權信任，對共產黨擁護。中央迅速布置了在農村進行清匪反霸、減租減息、建立農村基層政權的工作。

中共渭南地委在共和國剛成立的1949年10月，就決定在臨潼鐵爐地區進行反對惡霸韓國璋的試點。地委抽調幹部10人，臨潼縣抽調幹部10人，由劉邦顯帶隊負責，地委委員、臨潼縣委書記董實豐協同負責，去鐵爐開展訴苦，發動群眾，開展反霸。

韓國璋何許人也？他曆任蔣介石、胡宗南的保安團長、剿匪司令等職，曾親手殺害應他要求派去工作的我軍教導員丁正（王直齋）等人。他與鎮長韓秉森、臨潼縣教育科長張仰哉（軍統特務）等三人多年來，橫行臨潼、渭南一帶，民憤極大。當地民謠：“鐵爐地方有三害，（韓）國璋、（韓）秉森、張仰哉”。臨潼縣召開的各屆代表會議上，鐵爐的男女代表痛哭流涕，強烈要求共產黨的縣政府要為民做主，嚴懲“三害”！

這時，西北局個別負責人認為：韓屬繳槍投降，也曾和我黨有過來往，如能不殺，最好不殺。當時的陝西省委態度明朗，力主對韓嚴懲。反霸試點的主要負責人劉邦顯讚同省委的意見，不同意西北局個別人員的意見，他給西北局寫了信，說明情況。在1950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罪惡滔天的韓國璋等三人，再一次被廣大人民群眾揪出來，經公審公判，省委批準，處以死刑。

多年後，劉邦顯與一些熟人說到此事。他說，那時共和國剛成立，鞏固政權是第一位的。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不殺一批，新興政權是難以鞏固的。

二　組織實施土地改革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從1950年冬到1953年春，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波瀾壯闊的土地改革。

作為渭南地委副書記的劉邦顯，一方麵協助書記白清江做好大力宣傳抗美援朝和同時開展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另一方麵，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土地改革工作中。在培養土改工作隊成員時，他帶頭宣講土地改革法，指出“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製，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製，借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是土改的總則。他帶著地縣的領導同誌和社會賢達，深入基層檢查、指導，在政策上，反複給各縣具體工作的同誌詳細交代，反複強調“對富農，由過去征收多餘的土地財產改為保護他們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土地及其他財產；富農出租的小量土地一般保留不動；半地主式富農出租大量土地，超過其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土地數量者，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對地主，規定和限製沒收其財產的範圍；對小土地出租者，提高了保留土地數量的標準”。同時，反複給搞土改的同誌們交代，這是中央的精神，是“為了更好地保護中農，有利於分化地主階級，減少土改運動的阻力，還有利於穩定民族資產階級。歸根到底，是為了有利於生產的恢複和發展”。在廣大農民的成分劃定上，他依據各縣各區的不同情況，從實際出發，積極、穩妥地予以指導，簡明扼要地給土改工作隊成員和各縣負責同誌說：地主靠看，富農靠算。如果有勞不勞，占有大量土地和資產，那就是地主。如果自己和家庭主要成員均參加主要農業勞動，但剝削量超過25%，那就是富農。以解放前三年的平均值為基礎，作為考核的依據。在工作指導上，他把自己在延安馬列學院學到的基本經濟知識講給大家，使各縣的領導和具體工作者清楚了什麽是剝削、什麽是剝削量等知識，在土改的過程中，更好地理解政策，掌握政策，保證土改工作健康有序地進行。

在渭南地區長達兩年的土地改革運動中，沒有出現大的風潮和動亂，土改工作平穩有序，廣大貧下中農分得了土地，中農、富裕中農和工商業者也情緒穩定，有力支援了同時開展的鎮壓反革命和抗美援朝兩大運動，經濟迅速恢複，社會秩序穩定。

三　“渭華問題”忍辱負重

繁重的工作，長期在基層第一線的奔波，劉邦顯的身體再次垮了，他又開始大吐血。陝西省委馬明方等負責同誌知道了這一情況，倍加關照，安排他和時任寶雞地委書記、身體狀況極差的呂劍人等同誌到環境幽雅的武功農學院（現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校園內，做較長時間的療養。

這時，渭南地委發生了一起大事。在“三反”“五反”運動中，渭南地區的幹部知道了天津前地委書記劉青山和現任書記張子善墮落成大貪汙犯被毛澤東親批槍斃後，一些基層黨員領導就把渭南地委和專署的主要領導人進城後開始腐化變質的事情揭發出來，內容有：×××偷竊了公家的黃金，給自己做成鞋拔子；×××到戲院看戲去點名要名演員穿近乎裸體的衣服；×××讓自己全家去吃小灶；××欺辱強奸婦女多名；　×××把公家的家具、衣服等都拿到自己家中……因當時是供給製，所有幹部不允許有私產，又是七屆二中全會後，全黨同誌對糖衣炮彈高度警惕的年頭，天津張子善、劉青山猶如一麵鏡子，廣大幹部就拿來對照自己的領導。此事直接對照的就是當時的地委書記、專署專員和地委組織部長等人，揭發人主要是渭南地委、專署、渭南縣委、華陰縣委和華縣縣委的部分領導和中層幹部。被涉及的領導人員氣急敗壞，大發雷霆，當即開會，把涉及這一事件的二華及渭南的幹部人員全部名單列出，說這是一起有組織、有預謀的反對陝北老區來的幹部的宗派活動，是反黨、反領導、“反革命”事件。把涉及的四五十名幹部統統列為反黨反領導集團的成員，這中間就有劉邦顯妻子，時任婦聯主任的雷田英。在這個集團的頭目中，以×××三個叉，暗指劉邦顯，並向省委、西北局匯報此事。當時還兼任地區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的劉邦顯得知情況後，從休養地趕回渭南地委，他首先安撫並製止住自己情緒激動的妻子，又廣泛了解情況，與地委書記、專署專員、地委組織部長等被涉及的領導交換了意見，調查了幾十名同誌的反映情況，親自到省委，向有關領導反映情況，並提出，在當時的形勢下，事態不宜擴大激化，需積極穩妥地解決，先平息有關人員的情緒，穩定局麵，再調查核實事實，解決問題。這就是當時轟動陝西，鬧到中央的“渭華事件”。

當時的形勢的確很難立即解決問題。

首先，正值抗美援朝戰事吃緊，西北局的主要負責人彭德懷親自在朝鮮戰場指揮；其次，新疆局部地區出現民族糾紛，西北局第二書記習仲勳飛抵新疆，就地解決問題；第三，全國範圍正開展著轟轟烈烈的“三反”“五反”運動，省委書記又是西北局副書記的馬明方坐鎮西北局，指揮著全區的這一運動，無法分身。所以，聽了省委劉邦顯的意見後，一方麵組織人員去渭華地區調查基層黨員反映地委、專署時任主要領導的問題；另一方麵，先按劉邦顯的處理意見辦理。

直到1952年夏季，西北局和陝西省委在基本了解情況的基礎上，對這一問題才有了初步的解決意見。即：地委書記白清江、專員張俊賢、地委組織部長李森等三人先後調離渭南地區，另行分配工作；渭南地委由劉邦顯全麵主持工作，雷振東代理專署專員。不久，正式的文件下發，劉邦顯任地委書記，雷振東任專員，白興武任地委組織部長。但對前任領導上報的把數十名黨員打成“反黨反革命宗派集團”的報文未有答複。一些直接受到傷害的幹部仍持續不斷地給渭南地委、省委、西北局、中央反複寫信要求徹底平反。

1956年，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八大閉幕後，中央委托習仲勳、賈拓夫兩同誌召集有關同誌座談，集思廣益，取得共識，形成了《座談會紀要》。明確指出渭華問題的錯誤“是屬於地委領導上壓製民主，壓製批評的性質，而不是渭華幹部反黨反領導的問題，省委的《結論》上沒有明確這一點，是不妥當的”。1957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批示同意這個《座談會紀要》，並派賈拓夫同誌到陝西傳達這個紀要。劉邦顯和絕大部分在渭華問題上受到迫害的同誌聽了後，對中央專門召開有關會議，傾聽不同意見，作出客觀結論的做法，非常感激。所有受到牽連的人員均獲得徹底平反。至此，這件被廣泛傳播為“渭華事件”的事件，徹底畫上了句號。

上個世紀90年代，在已離休去深圳探望習仲勳的時候，劉邦顯與習仲勳再次聊到當年的“渭華事件”。習說，他從新疆回到西北局後，聽說了這件事和劉邦顯當時的意見及擬采取的做法，他很讚同劉的意見。調查了情況，當時在渭南工作的那幾個陝北老同誌確實犯有錯誤，影響很壞，所以在和馬明方等人交換了意見後，采取了必要的組織措施。隻是當時各項工作頭緒太多，忽略了對反映問題的同誌們行個文，這是個教訓。不久，從遼寧省人大離休的白清江回到陝西，提出希望見到劉邦顯一敘，劉邦顯和劉庚一塊，到他的駐地西安人民大廈，三個老同誌都已鬢發斑白，真誠問候談笑了一番，一切盡在談笑中。

四　宣傳貫徹《婚姻法》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這是新中國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規定：“廢除包辦強迫、男尊女卑、漠視子女利益的封建主義婚姻製度，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義婚姻製度。”但是，因三年恢複時期（1949-1952年）的工作千頭萬緒：反霸、土改、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再加上“渭華事件”，到1952年劉邦顯擔任地委書記時，新婚姻法仍未在渭南地區廣大農村得到很好宣傳，舊的包辦婚姻製度仍是主流。劉邦顯深感大力宣傳新婚姻法、提倡自由戀愛、反對包辦婚姻這一課一定要補上。他在給各縣的婦聯、宣傳部長的講話中，正式提出了這一要求（此時，他兼地區婦委會書記，直到1952年年底），並且提出，要用廣大農民喜聞樂見、容易接受的各種方式去宣傳，一定要使新婚姻法深入到每一個農戶之中。這時，有人反映華縣有一對青年人鬧自由戀愛，在當地反響很大，有人讚揚，更多的人是指責，或冷嘲熱諷。劉邦顯當即指示宣傳部和婦聯，到華縣去實地了解情況，和華縣婦聯一塊兒，把他們作為典型，進行正麵宣傳。渭南地委宣傳部和婦聯的同誌約華縣的同誌們一塊兒調查，掌握了情況。隨後，又和省上的有關劇團共同整理，在劇團的具體編導下，以這對年輕人的自由戀愛為生活原型，用廣大人民喜歡的陝西眉戶曲調為形式，一部宣傳婚姻法的眉戶大戲《梁秋燕》在極短的時間唱紅了三秦大地，唱紅了晉南、甘肅。新婚姻法迅速被廣大農民接納了。渭南地委一個搞過婚姻法宣傳的幹部曾說過：一部《梁秋燕》頂我們100次宣傳。

五　狠抓糧棉生產

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黨在整個過渡時期總路線也開始醞釀提出，1954年2月中國共產黨正式確認了“一化三改”的總路線（即“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作為渭南地區地委書記劉邦顯深深清楚整個地區所轄的18個縣，幾乎全部是農業大縣，全省公購糧接近一半來自渭南地區，棉花的60%要渭南上繳，渭南地區是全省人民吃飯穿衣的基本根據地，如何提高糧、棉的產量，就是重中之重。

那時，農業沒有化肥，全靠農家肥；沒有機械化，全靠農民的雙手和牛、馬、驢等大牲畜；也幾乎沒有什麽優良品種，全靠當年收成中留下一部分作為來年的種子。但是，田間管理的好壞，也會影響收成的好壞。

經過不斷地下鄉了解，劉邦顯發現，同處在渭河平原，可渭南雙王鄉一帶的糧食產量就是比條件相同甚至自然條件更好的縣、鄉的產量高。作為地委書記，他一頭紮到了雙王鄉，吃在雙王鄉，住在雙王鄉。在這裏，鄉領導給他反映有個沒文化的中年婦女，務的棉花就是比別人的好，產量高。劉邦顯來到這個沒文化、名叫張秋香的中年婦女家中，每天和她一塊去棉田，聽她講，看她幹，一連許多天。到秋後，他又來到張秋香家，看她選留種子，稱量她一畝地能產多少斤棉。這樣，連續兩年，他跟蹤著張秋香，逐漸了解到這個沒文化的農村婦女棉花產量高的原因，主要在田間管理和選留種子這兩方麵，正是這兩方麵獨到之處，使得她務的棉花在渭南、在全省第一個達到畝產百斤皮棉的業績。這在當時是了不起的成績啊！劉邦顯迅速地把張秋香務棉經驗在渭南地區推廣，並把她的事跡和務棉方法向省委進行了匯報。很快，張秋香成了全省勞動模範，繼而成了全國農業勞動模範。一時間，省農科院、西北農學院、北京有關部門接踵而來，總結、學習張秋香經驗。

劉邦顯為了進一步解剖雙王鄉在原始條件下仍能讓糧棉高產的經驗，幹脆把自己的一個兒子直接放到雙王鄉一戶農家生活。從此，他來這兒的次數就更多了。

第二年，一個叫薛俊秀的青年婦女在學習張秋香經驗的基礎上，使棉花的畝產量創下新高，成為又一顆務棉新星。

上個世紀50年代成立的西安電影製片廠，拍攝的第一部故事片就是以張秋香、薛俊秀兩個務棉能手的事跡創作的。這部名叫《雪海銀山》的影片，記錄著為解決人們穿衣這一最基本需求中，我們的農民、幹部是怎樣在頑強地與天與地奮鬥的情景。

在抓棉花生產的同時，劉邦顯還把目光集中在糧食的高產戶上。一個叫劉述賢的中年農民在種糧方麵的做法也同樣吸引了他，他又采取了連續跟蹤的方法，發現劉述賢在澆灌、施肥、密植、選種等方麵，均有獨到之處，他種的大麵積小麥，畝產都超過了400斤，這在那個年代也是了不起的大豐收。劉邦顯把劉述賢也樹為典範。把他的田間管理方法給省委和有關研究單位送去，以期得到更大範圍的推廣。後來，毛澤東親自提出了農業發展的八字方針，這八個字是，水、肥、土、種、密、保、工、管。劉邦顯欣慰地笑了，畢竟他親自樹起的張秋香、薛俊秀和劉述賢三個勞模的農業操作方法得到了認可，並貫穿到八字方針之中；畢竟糧棉的產量在農業操作手段還較原始的情況下，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

六　全麵貫徹“一化三改。”

到了1954年春，《中共中央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開始在全國農村大規模地宣傳實施，黨在農村工作最根本的任務，就是用淺顯易懂為廣大農民接受的道理和方法，把農民組織起來，逐步實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提高農產品的產量。劉邦顯在農村工作中，也深深體會到原始的生產手段，一家一戶的生產單位，不但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很弱，而且新鮮知識、先進經驗的學習和推廣阻力也很大，隻有把農民組織起來，集中大夥的力量，方可大大增強抗拒自然災害的能力，彌補生產手段的落後狀況，也更便於推廣好的經驗和做法。在具體做法上，劉邦顯采取的是宣傳動員，典型引導，絕不大轟大嗡，強迫命令。他在雙王鄉抓出典型，再以雙王的典型為實例，廣泛推廣。在整個合作化運動高潮中，他給各縣的領導反複交代：要掌握政策，要紮紮實實工作，不要做表麵文章，不要上報虛假或摻水分的數字；絕不能用簡單粗暴的手段對待有顧慮的農民，提倡說服教育，反對用強迫命令的手段推廣先進經驗。

到1955年春，渭南地區組成生產合作社的農戶已達全地區農戶的65%以上，而且絕大部分農業生產合作社當年就獲得了糧棉大豐收。到1956年，全地區完全實現了農業合作化，其中高級社就占了95%以上，糧棉的產量也上了一個新台階。

1956年春，渭南地區對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也進入了高潮。一個時期，幾乎天天敲鑼打鼓，這兒組成了生產合作社，那兒是公私合營，整天能聽到鞭炮聲。這時的劉邦顯卻極其冷靜，反複告誡地委和各縣委的負責同誌：決不能行政命令，決不許強迫工商業者，決不能硬性地拉郎配；隻能動員宣傳，以理服人，要嚴格執行政策，切忌過火行為。

1967年“文化大革命”遊鬥批判的高潮中，渭南地區的“造反派”把劉邦顯從西安揪到渭南，各縣巡回批鬥，其中的一個重要批鬥內容就是在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時期，劉邦顯作為當時的地委主要負責人，極為右傾，對當時的農民、手工業者和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不是采用革命的手段，而是在乞求他們。之後，劉邦顯對其中還比較理智的一些群眾代表講，當時整個渭南地區在“一化三改”中是非常成功的，因為政策方法掌握得好，很少有過激手段，也沒有出現大的風波，不但受到省委的肯定和表揚，而且，經濟上的成果、糧棉的增幅更是明顯。他對那些年輕的所謂“造反派”說：“革命”這個詞喊起來容易，但革命的對象卻不易搞清，革命的方法和策略就更需要學習了。

正是因為劉邦顯在渭南地委紮實的工作和明顯的業績，1956年，劉邦顯被選為陝西省出席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24名正式代表之一，而且是當時年齡最輕、參加革命鬥爭資曆並不很長的領導幹部代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