桎梏中的生存明帝國

鉗製思想實行八股取士

朱元璋為了加強對天下士民思想的鉗製，除了大興文字獄之外，還大力推崇孔孟之道、程朱理學，嚴格規範科舉考試，實行新的文體——八股文。與濫施淫威的大肆屠戮相比，這些措施更能“觸及人的靈魂”，故而要高明得多，影響更為深遠。

朱元璋明確地認識到“治本於心”，即天下治理在於對士民思想的控製。而且“本於心者，其用無窮”，甚至勝於“本於法者”。也就是說對天下黎民思想的控製，其有效程度要超過嚴刑厲法。朱元璋尊孔可追溯到1356年，那時他還是農民起義軍的領袖，在攻克鎮江之後，他入城先拜謁了孔子廟。及至他登基之初，就開始大搞尊孔活動。1368年2月，他詔令以太牢（牛、羊豕各一隻）祀孔子於國子學，並且遣使到曲阜致祭，說：“仲尼之道，廣大悠悠，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

朱元璋在京師接見了孔子第五十五代孫孔克堅時，賜給他田兩千大頃（折合民間官田六千頃），賜宅一區，馬一匹，月給米二十石。同年十一月，詔以孔希學襲封衍聖公，品秩由原來的三品升為二品，賜銀印，並設置衍聖公官屬，以其族人孔希大為曲阜世襲知縣，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司，立尼山、洙泗二院。1370年朱元璋下詔廢除諸神封號，惟孔子封爵仍用。令每年由政府給牲畜及錢幣，專供衍聖公祭祀用。第二年，朱元璋又下令免除山東闕裏孔氏子孫二十六戶徭役。

1374年朱元璋根據孔希文的要求，下令修繕孔子廟堂、祭器、樂器，充實法服。並且規定，先世遺留的田產，凡荒蕪者，盡數免其賦稅。元璋下令，免除顏、孟大宗子孫的徭役。史載，孔希學每年入京師朝覲時，均要受到特殊禮遇。孔希學死後，其子孔訥襲封衍聖公，他每年入京朝覲時，可乘驛站車船。朱元璋召見他時，讓他位列文臣之首。1383年，根據諫官關賢的報告，國家用來崇尚儒術的費用內外已達巨萬。尊儒之風盛極一時。元璋除了經常命儒士為太子諸王和文臣武將講授儒家經書外，還規定學校生員必修《四書》、《五經》。朱元璋說：“《四書》、《五經》如五穀，家家不可缺。”同時朱元璋還大力提倡程朱理學。他明令“學者非《五經》、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即程朱理學之代稱）不講”。這樣，明朝初年的思想界便成為程朱理學的一統天下。如當時全國最高學府——國子監的學習內容，完全洪武刻本《禦製大誥》以宋儒所注的《四書》、《五經》及朱元璋審定的《大明律》、《大誥》為本，明令諸生“篤誌聖賢，潛心古訓，違者罪之”。明朝規定：府、州、縣學的諸生，必須進入國子監學習後才能入仕，這就使國子監（或稱“國子學”）成為培養各級官吏的主要基地之一。而受過國子監教育的各級官僚，於不自覺中便成了程朱理學的信徒。

為了維護大明帝國，鞏固專製主義統治，從明初開始以儒學和程朱理學為主要內容，實行八股取士製度，以選拔效忠皇帝的奴仆。明朝首次開科取士為洪武三年（1370）。史載，本年五月，朱元璋詔令開科取士，詔令規定，“自今年（洪武三年）八月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果有才學出眾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並且連試三年，而後三年一舉。又規定，凡是學成的國子監南京貢院生及府、州、縣的生員，未出仕的儒士，未入流的官員，皆由有關府申舉參加應試。但由於朱元璋選拔人才最重實效，曾因痛感科舉取人的無用，一度宣布停止科舉考試達十年之久，而專門通過薦舉方式選拔人才。但薦舉方式的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魚龍混雜，難以甄別。朱元璋無計可施，隻得允許分科考試，隨後任官，由此科舉考試才得以恢複。但朱元璋對考試製度進行了嚴格的規定，即以“八股”取士，這就是中國曆史上聲名狼藉的文體——八股文。

八股文，又稱八比文，也有人把它叫做製藝、製義、時藝、時文等等。它是一種格式化的文體，有特定的結構、格式與法則，主要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等八部分組成。它是以“四書”、“五經”為內容的命題作文，所論內容必須以朱熹的《四書集注》作為根據，不允許考生自由發揮，不能有任何創造性思想，而且寫作形式單調刻板，又有嚴格的字數限製，對人束縛很大，嚴重摧殘人才。然而，它又是科舉考試的關鍵科目，是進入官場的必備“通行證”，如果八股文作不及格，不論你有怎樣的經國治世之才，也沒有說話的資格，更休想進入仕途，有所作為。功名利祿的誘惑使天下讀書人致力於《四書》、《五經》的背誦及八股文的研修，為之耗盡全部心血。要想在科舉考試中獲得成功，每位考生就必須成為程朱之學的忠實信徒，將孔孟之道作為修身立命的根本。明朝洪武以後，科舉考試逐步壓倒薦舉，成為官府選取人才的最主要途徑。

明朝之所以實行八股取士製度，完全是出於封建統治者政治上的迫切需要。儒學作為封建社會的理論基礎，居於正統位置，統治階級要強化思想統治，必然離不開《四書》、《五經》，而以考試的方法強迫知識分子服膺孔孟學說，接受程朱理學，則是最直接、最普遍、最有效的形式和手段。一方麵它強迫廣大士子從識字起就要研習儒學，另一方麵也製止了所謂的異端雜說。八股文從題目到內容都貫徹了儒家經典和文史知識，學會“代聖人立言”，有利於行孔孟之道。考生即使進不了仕途，也可做個知書明禮的順民，一旦及第從政，更便於被封建統治者所駕馭使用。從有科舉製度起，曆代統治者都在尋找一種既能考察士子學識，又便於控製士子思想的文體，朱元璋也不例外，他經過不斷嚐試和選擇，認定八股文符合這種要求，實踐證明，這種文體對於加固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藩籬、維護孔孟之道的正統地位、統一廣大士子的思想行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為明代統治者所用。通過八股取試方式，確實為大明王朝選拔了一批有較高文化知識的官僚隊伍。

然而，也必須看到，八股文在曆史上罪孽深重，其弊端也十分明顯。首先，它在內容上必須代聖賢立言，既禁錮於孔孟的經義，又隻取朱子的注疏，不許越雷池一步。士人為了掙得功名，皓首窮經，揣摩聖賢的言行和時文的程墨。到了後來，連經書也不讀了，隻“記其可以出題之篇，及此數十題之文而已”。清代徐大椿在其譏諷士人的《道情》中說：“讀書人，最不齊。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生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算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上放高頭進章，店裏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唏噓。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睡一世。就叫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這類讀書人究竟於世何補？

著名學者顧炎武曾把八股之害比為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顏元則把八股看成是造成天下禍亂的孽源：“八股行天下而天下無學術，無學術則無政事，無政事則無治功，無治功則無升平矣”。龔自珍攻詆八股之風行使“天下子弟心術壞而義理固”。其次，它缺乏實用的價值。八股文一意代聖賢立言，遠離現實，隻能作為博取科舉功名的“敲門磚”，別無他用。無論官場文書、私用文體、著書立說、抒情記事等等，都無法應用八股形式。再次，它形式主義嚴重。八股文有不少清規戒律，諸如怎樣破題、承題……都有嚴格的規定，甚至在字數上也限定為五百或七百字。繁瑣的格式，驅使人們隻能亦步亦趨，不敢越雷池半步。顧炎武指出：“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後為文，其文不足言矣。”隻求形式，了無內容，架床疊屋，乃八股文流弊之一；最後，它的命題無新意。從八股的作法可以看出，八股文是一種內容陳舊、形式僵化、表達空疏的文體。試想，《四書》、《五經》之中就那些題目，選來選去能有多少新意？而考生的思想又有千差萬別，怎好拿一個格式去硬套呢？這樣就會產生兩方麵的問題：考官難免出些偏題、怪題，或出洋相題目找樂趣。考生則易肢解題意，或寫些不著邊際的廢話，甚至拿經書當作兒戲。

總之，明代皇帝對士民思想禁錮的程度要超過以往各個封建王朝，尤其是以八股文為特征的科舉製度更為後人所唾棄。直至1898年戊戌變法時期，由於維新派的強烈呼籲，光緒帝才諭令科舉考試停用八股。自此，八股文一蹶不振。至1901年，清廷終於明令廢止八股。禁錮人們思想的八股文就這樣在曆史的長河中銷聲匿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