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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興文字獄排斥異己

明朝建立後,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逐漸顯露,除了封建社會固有的皇權與相權、皇權與將權的矛盾之外,在統治階級內部還存在著淮西集團和非淮西集團、南人和北人之間的激烈鬥爭。不僅如此,在思想文化領域還存在著封建文人與新王朝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在洪武一朝表現得尤為突出,這和朱元璋本人的經曆有著密切的關係。朱元璋出身貧苦,完全憑著個人的聰明才智闖蕩江湖,經過艱苦卓絕的奮鬥才平定天下並做上皇帝的。一個由貧苦農民出身的皇帝,最怕別人瞧不起他,怕那些投降過來的文臣武將對他不服,又怕那些跟他南征北戰的戰友們對他不忠,還怕那些有知識的儒士們不肯為他所用,這種自卑的心理始終伴隨著他。而且朱元璋又是個權欲極重的人,他絕不允許任何人染指皇權,這種時代背景和他複雜的心理不僅激化了他與丞相、功臣之間的矛盾,而且也導致了洪武朝乃至後來的文化專製。

文字獄,顧名思義,是為了文字吃官司。它是指當權者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打擊異己分子,鎮壓不合自己口味的思想言論而製造的一些因言論而獲罪的案件。文字總是出於文人之手,吃文字獄官司的,當然是文士了。在封建統治下,文字獄十分殘酷,出乎常情,不受任何約束,可以說文字獄乃是專門整治文士的“特種刑庭”。

大約自有文字以來,就有文字獄。曆朝曆代,史不絕書。秦代坑儒凡四百餘人,似可視為文字獄之濫觴。漢代,司馬遷外孫楊惲,因在私人信件中發牢騷被腰斬;宋代,蘇軾“以詩托諷”被逮治,後釀成“烏台詩案”;秦檜以文字獄打擊政敵,牽連數十人;到了明代,太祖大興文字獄,以排斥異己、鞏固朱家的一統天下,其規模和慘烈程度都遠遠超過前代。

據說,明代文字獄的出現源於洪武朝的文武之爭。自立國初,明太祖秉承“可以馬上得天下,不可馬上治天下”的名言,開始大量起用文人,製定朝儀、典章、刑法、軍製、戶籍、學校等等規程,使得明初氣象具備,行政清明,而文人在太祖心中的地位亦因此而提高。這些手無縛雞之力的白麵書生對皇權自然是不敢有任何的僭越之念,然而,其地位的提高卻引起了行伍出身的勳臣們強烈不滿。他們便尋找各種借口加以反對,文士喜好訕謗就成為他們攻訐的借口之一。

洪武初年,朱元璋為延攬天下英才,決定開科取士。這本是曆朝相傳選拔人才的最佳手段,諸位勳臣卻頗有異議。他們認為此為皇帝崇尚文士之舉。朱元璋理解他們的心情,便耐心啟發道:“世亂則用武,世治則用文。”諸位武臣反駁道:“陛下所雲固然在理,但讀書人用心歹毒,特擅譏訕,如不警覺,即受其愚弄。如張九四(即張士誠原名)起初誠意優禮文人儒士,甚至請他們為自己更名,這些文士竟給他取名為‘士誠’。”朱元璋不以為然道:“此名甚美,何足為怪?”諸位武臣道:《孟子》裏有這麽一句話叫“士,誠小人也”。連讀出來就是“士誠,小人也”。您看,這不是變著法罵張九四是小人嗎?可憐他給人家叫了半輩子小人,至死還被蒙在鼓裏。太祖立刻命人拿來《孟子》一查,果然找到了這句話,心中不由惱怒萬分,沒想到白麵書生在舞文弄墨之間竟能含沙射影,任意褒貶!朱元璋自然擔心自己也會糊裏糊塗地陷於被愚弄、被譏誚的境地,從此他就開始留意文臣們的奏章之中有沒有什麽可疑詞句,以後又擴展到對詩文書稿的審查中。

以上這個故事出自明景泰朝黃溥所著的《閑中古今錄》。雖然不能就此確定這就是洪武年間文字獄的起因,但卻可以證明當時確實存在著文字獄。其實,真正構成文字獄的原因還是出於明太祖本人的想法。他興起文字獄的目的無非兩條:一是打擊不順從於明朝的文人;二是個人心理上的極度自卑與自尊。前一條從維護統治的觀點來看,還算有一定的合理性,而第二條就完全是心理不健康的表現了。

先看第一條。明太祖作為曆史上少有的平民皇帝,難免受到那些以門第論高下的文人士大夫的鄙視和憎恨,因此許多人不屑與之合作,更不肯稱臣。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個叫做夏伯啟的人和他的侄子。他們為了表示自己不仕明朝的決心,甚至不惜斬斷手指。後來被捉到南京後,太祖問他們:亂世的時候,你們躲到哪裏去了?伯啟答:紅寇(對紅巾軍的蔑稱)作亂的時候,我避禍於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山裏。太祖本人出身紅巾軍,最忌諱的就是有人在他麵前提“紅寇”、“紅賊”什麽的,因此立刻大怒:朕知道你心懷怨恨,對朕的天下不滿意。所以,你說“紅寇”分明是別有所指,借題發揮地辱罵朕。好啊,你不是寧斬手指也不肯歸順嗎?那就不用歸順了!朕要將你們叔侄梟首示眾,來警戒那些狂妄之徒!

在明太祖的授意下,夏家叔侄被押回原籍處死。此後,又有蘇州人姚潤、王謨等因拒絕出仕而被抄家處死。這些都是《明史·刑法誌》上記載的。

經過這樣一場腥風血雨,文人們膽怯了。許多人不得已應征來到南京,但還是不肯做官。在這些人之中,以元代文學大家楊維楨的經曆最具典型性。

據《明史·楊維楨傳》記載,其人字廉夫,號鐵崖,會稽(今浙江紹興)人,元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進士。仕元為建德路總管推官,紅巾亂起後避難於富春江。其文名播於天下,尤擅詩文,時稱“鐵崖體”。洪武三年(1370)第二次被征之時,已是74歲的高齡。對著前來催促的地方官,他寫下了《老婦客謠》一詩來婉言拒絕,自比詩中那位行將就木的老婦人,不能再嫁,並明確告訴太祖,如果逼迫我仕兩朝,隻能跳海自盡以全名節。太祖見他年老,料想拿死是嚇唬不住的,再則他名氣大,如果真的逼死了,未免有傷自己的“聖德”,因此隻得作罷。

對明朝不肯妥協的除了像楊維楨那樣的元遺民之外,還有一些是曾經仕奉於元末群雄的文人。例如江陰人王逢,做過張士誠的幕僚,士誠敗亡後他隱居在烏涇(在今蘇州附近)。洪武十五年(1383)被征,抵死不從。幸好他有個在南京做官的兒子,苦苦哀求之後才得以放歸。事見《明史·戴良傳》附《王逢傳》。

這些或為故元遺臣,或為群雄舊部的文人,像楊維楨、王逢這樣自恃氣節而不仕兩朝的還有許多。例如回族詩人丁鶴年以自家世為元臣,逃避征召,放浪山野,至永樂年間方死;長樂人陳亮自以為元之儒士,終身不仕;盧陵人張昱自以為元臣,先後拒絕了張士誠和明太祖的征召,太祖見其老邁,說了一句“可閑矣”就放歸了,他遂自號“可閑老人”,小心翼翼地過日子;楊維楨的同鄉兼學生張憲仕張士誠,士誠滅,張憲隱姓埋名,晚年死於杭州報國寺。這些人,除張昱之外,都在《明史》中有本傳。張昱事,則可見其本人的《可閑老人集》。

看到這些文人都不肯歸附自己,明太祖對文人的厭惡也就可想而知了。而這種厭惡一旦與內心之中的隱疾共同發生作用,則勢必導致乖戾的行徑。這就是即將提及的第二條。

要給文人定罪,最為直接有效的辦法就是從其寫下的文字中挑毛病、找借口。一旦這些文字不小心觸動了統治者的敏感神經,統治者就立刻按照自己的思維來加以曲解,無限上綱地去引申,達到入人於罪的目的。這就是文字獄的通常特點。

朱元璋是通過參加元末農民軍而起家的平民皇帝,深以自己的出身為恥,也深以當過乞丐和雲遊僧為恥。基於自己的出身經曆,他內心中自然也劃定了一塊不可冒犯的禁區。因為他年輕的時候做過和尚,所以但凡“光”、“禿”等接近和尚特征的字眼兒,都會犯他禁忌,即使是個“僧”字也同樣很刺他的眼。到後來,又向外推廣至於諧音的“生”字也被納入忌諱的範疇。再有,他是從紅巾軍中起家的。前麵說過,在元廷看來,紅巾軍是“紅賊”、“紅寇”,因此太祖也討厭有人在他麵前提“賊”和“寇”,後來,連“則”字也被波及了。

凡此種種,無不體現出明太祖因出身低賤而產生的自卑心理在其中作祟。而從心理學的角度而言,當自卑走入極端之後,自尊心就會膨脹起來,就會產生強烈的壓製別人的暴虐念頭,以求心理平衡。這種變化在太祖的身上也呈現出清晰的脈絡。

中國曆代開國帝王為了增加自己的威望,都會想方設法地為自己尋找一位古代同姓名人做祖先,以示其正統,太祖亦不能免俗。《明朝小史》中講了這樣一件事情:太祖在和文人們討論修玉牒宗譜的時候,打算拉上南宋大儒朱熹做祖宗。恰在此時,有一個從徽州來的朱姓地方官來陛見,太祖想,徽州是朱熹的老家,如果能把這個人拉成本家,那麽對於自己的出身無疑是個很有力的證明。於是,他滿懷希冀地問對方是不是朱文公(朱熹的尊稱)的後裔。那人不知聖意,隻怕犯欺君之罪,因此據實回答說不是。這下,太祖不免大為沮喪,再想到就連一介小官兒都不肯冒認祖先,何況自己貴為天子呢?再說,自家上溯幾代也和江南徽州沒有半點關係,硬攀親的話,若是被明眼人看出,豈非惹人恥笑。於是認親之意遂寢。

不能認親,並不代表太祖就此放棄了對自身尊嚴的渴望,他的目光又轉到徽北大同鄉漢高祖劉邦的身上。靈機一動之下,他索性直言不諱地說自己出身寒微,與漢高祖一樣都是不藉祖蔭、白手起家的英雄好漢。此後舉凡聖旨、言論無不特意為自己加上“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起自田畝”以及“出身寒微”等等稱號,凸現自己完全是憑借個人能力打天下,從底層一步一步走上龍位的。但是,這種話隻能他自己來說,別人可千萬不能說,一說就等於在挖他家的祖墳,揭他老底,也就會引出一場禍及殺身的文字獄。

朱元璋統治時期,文士以表箋文字不當而罹罪者最多。按照明朝初年的習慣,每逢正旦、萬壽聖節及冊立東宮之時,內外文武大臣都要獻上表箋慶賀。而各級文武大臣嫻於文辭者並不太多,於是撰寫賀表的任務一般都落在當地教官的身上。朱元璋既知文士有訕譏之好,故而對這種表箋格外在意。果然,一些表箋被他看出了“破綻”,他便毫不客氣地亮出了屠刀。當時以表箋文字觸犯忌諱者為數不少,而最多的是因用了“則”字。據當時的江淮方言,“則”字與“賊”讀音相似,朱元璋以為這是譏諷他有落草為寇的經曆。如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因所作《謝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句被殺;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因所作《萬壽表》中有“垂子孫而作則”被殺;桂林府學訓導蔣質因所作《正旦賀表》中有“建中作則”被殺。其次,表箋中若有“生”(近“僧”)、“法坤”(近“發髡”)等字樣,朱元璋便以為這是諷刺他曾出家為僧之事。常州府學訓導蔣鎮因所作《正旦賀表》中有“睿性生知”句被殺;尉氏縣教諭許元因所作《萬壽賀表》中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句被殺。

這些因一字涉嫌便招來殺身之禍的事例,觸目驚心,駭人聽聞。而朱元璋在位之時,類似這種穿鑿附會、橫生枝節的文字之禍形形色色,五花八門。如亳州訓導林雲在所作《謝東宮賜宴箋》內有“式君父以班爵祿”句,朱元璋以為“式君父”為“弑君父”之隱語,意在辱君,林雲因此而被殺。德安府學訓導吳憲在所作《賀立太孫表》中有“永紹萬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門”句,朱元璋以為“有道”為“有盜”之諧語,有謗君之意,吳憲也因此身首異處。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懷慶府學訓導呂睿在所作《謝賜馬表》中有“遙望帝扉”之語,朱元璋以為“帝扉”隱含“帝非”之譏,呂睿也遭殺頭之禍。明初因文字而招禍者遠不止上述幾人,朱元璋對言涉忌諱的文士均處以極刑,而這種忌諱又大多出於朱元璋的臆測。古語雲:“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麵對如此深密的文網,天下文士幾乎不敢下筆為文。

明人徐楨卿在《翦勝野聞》中記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故事大意為:太祖朱元璋多疑,常常擔心受到臣下的譏訕。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為本府做《萬壽賀表》之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句,“光”、“生”和“則”都犯了太祖大忌,這一連讀,本來一句老生常談式的頌聖句子就變成了“當著和尚罵禿子”,外帶諷刺太祖入紅巾為賊的過去。朱元璋覽後震怒道:“腐儒膽敢如此汙辱朕嗎?‘生’者僧也,以我曾經出家為僧也。‘光’者禿頭也,‘則’字近賊也!如此猖狂,罪在不赦。”即命錦衣衛士將徐一夔斬首。在旁禮部群臣見此情形瞠目結舌,體似篩糠,一齊跪倒請罪:“臣等愚懵不知忌諱,乞皇上親降表式,令臣等永為遵守。”聞聽此言,朱元璋的臉色才有所好轉,毫不客氣地答應了臣下的請求。此後,朱元璋先後頒發了《建言格式》、《繁文鑒戒》、《表箋定式》等書,詳細規定了官民上奏的各種文體的格式,令天下以此為標準,不得以私意妄行撰擬。

這些為文士特製的“禦書”頒行之後,朱元璋這位學問並不高深的帝王,儼然成為至高無上的文壇霸主,至此,我們似乎恍然大悟:原來“醉翁之意不在酒”,朱元璋妄行指摘、無情殺戮的背後,是無法容忍文士們自由自在地舞文弄墨,唯我獨尊的朱元璋要為天下文人立下規矩。當然,在這些“禦書”中,朱元璋陳列的理由冠冕堂皇,聽起來似乎不無道理。如在洪武六年(1373)九月,朱元璋下詔革除“四六”文辭(即駢文),以柳宗元、韓愈文章為表箋格式。他在詔書中強調:“上古三代的辭章,質實無華,應該成為千萬世作文的法則。漢魏之時,文章還崇尚古質。晉宋以降,文體日衰,駢儷綺靡,古法蕩然無存……近代製誥章表之類仍蹈承舊習,朕平時即厭惡其雕琢粉飾,背離古代文體,且使事實為浮文所蔽。自今告諭臣下之辭,務必遵從簡樸古質,以革弊習。”文士一味追求文體的工整、詞藻的華麗,固然會造成綺靡柔弱之風,但一味崇尚古質,亦步亦趨,不敢逾樊籬一步,勢必也會造成文士的思想窒息、文辭呆板無味。柳宗元、韓愈等人的古文運動是“以複古為創新”,與朱元璋的理解有相當大的差距。況且,皇帝親自製定格式,以高壓手段強令文士“依葫蘆畫瓢”,其結果隻能是天下文章成為千篇一律的“台閣體”,對文壇的惡劣影響恐怕遠遠超過了駢儷之文。

朱元璋除了在自己看到的表章裏挑毛病之外,還將文字獄逐漸擴展到文士的日常言行與文字之中。劉辰的《國初事跡》記載了僉事陳養浩有“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的詩句。這種和唐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一樣寫征人怨的普通詩句落在太祖眼中,卻變成了動搖軍心士氣的不軌之詞,他遂將陳養浩貶至湖北,還覺得不解氣,又下令將他丟入水中淹死。

同類事件又見於《蓬窗類記》、《消夏閑記摘抄》、《古穰雜錄》、《靜致居詩話》和《明史·高啟傳》等所記載的蘇州知府魏觀案。事情大致是這樣的:因蘇州知府魏觀將府衙建在以前張士誠王府的遺址之上,遭到太祖嫉恨,接下來太祖又得到密報,說魏觀在為新府衙上梁的時候所寫的祭文之中有“虎踞龍蟠”四字,於是太祖下令將魏觀腰斬棄市。

殺了魏觀,太祖還覺不足,又將屠刀架上了祭文作者高青丘的項上。據《明史》記載,高啟,字季迪,號青丘,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其詩風雄健,才情高遠,與楊基、張羽、徐賁合稱“吳中四傑”。洪武元年(1368)應召入仕,參與編修《元史》,為魏觀寫“上梁文”的時候,已經致仕居於蘇州。按理說,他是與明朝合作的文人,又富才名,不該被陷入文字獄中。然而,正所謂此一時、彼一時,何況太祖對他也不是第一次不滿了。早在高啟為翰林院編修的時候,就因他所寫下的《題宮女圖詩》之中“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句被太祖疑為諷刺而暗記在心。如今,舊欠未清,新賬複生,太祖也就顧不得是否擔上“害賢”之名,幹脆將其腰斬了事。高啟死後,其詩集也遭到毀禁,直到清朝初年,才有人敢拿出來刊行。高啟一案,被後世稱為“國初冤獄”。

再後來,文字獄的範圍又擴大到地方官對朝廷的事務性表章之上來。兗州知州盧熊上表言自己官印上的“兗”字被誤刻為“袞”字,請求改正。結果,太祖把“袞”字認成了“滾”字,就恨上了盧熊,認為他是要自己“滾”。辱罵聖君,這怎麽能容忍?結果不久之後,太祖就借胡惟庸的“黨案”把盧熊給殺了。自己不認識字,卻把人家給殺了,這樣一個黑色幽默被記入《水東日記摘抄》之中,太祖九泉之下是否也自覺臉麵無光呢?

布袋和尚在朱元璋看來,普天之下都是他的子民,所有子民都是他的奴仆,絕對不能容忍臣下不恭不敬的行徑,就是對於無聲的意念也不放過。一次,他私遊時進到一座寺廟之中。不料一抬頭見牆壁上有一幅畫,畫的是一個和尚背著一個非常大的布袋,旁邊題有一首“布袋佛”詩:“大千世界話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又何妨!”

這詩畫貌似無奇,卻大有深意。朱元璋曾為四處行乞的遊方僧,天下人所共知,此詩以“布袋佛”為題,明眼人一看便知其暗喻之意。這位“布袋佛”的確過於貪婪了,竟要將大千世界收進自己小小的布袋之中,豈不知這樣一來就斷絕了天下人的活路。詩人委婉地勸“布袋佛”鬆一鬆布袋,讓天下士民透透氣,此詩喻意之辛辣,令人叫絕。無怪乎朱元璋覽畢,血貫瞳仁,暴跳如雷,盛怒之下竟命將此寺僧人全部處斬,上演了明初文字獄慘烈的一幕。

據統計,在朱元璋統治時期,因各種與文字有關的事件而被殺者達十幾萬之多。上至大臣,下至平民,幾乎涵蓋了當時社會的各個階層、各種職業,其牽連之廣、死者之多、影響之深遠在中國曆史上也是罕見的。

方孝孺朱元璋屢興文字獄也被其繼承者所承襲,明成祖朱棣從建文帝手中奪得政權後,嚴禁建文帝時主要謀臣方孝孺的著作流行,下令“藏方孝孺詩文者,罪至死”;與此同時,朱棣還下令查禁建文帝當政時流行的戲曲,“敢有收藏,全家殺決”。此外,因出試題得禍,因進書得禍,在永樂年間,屢有出現。明初文網之密,處罰之嚴,都遠遠超過前代。

明初文字獄,事實上已危及到明王朝的統治基礎。許多視“學而優則仕”為升遷正途的儒生從此不願入朝為官,害怕禍及自身。比如有的士人奉召編書,總是盡力推諉,實在推不掉則一旦完稿就立即返回,甚至有人“多詐死,佯狂,求解職事”。即使做官的也懾於皇權淫威,苟且因循,無所作為。更為嚴重的是,大批文人學士從此不敢自由思想,陷入極端僵化呆滯狀態。學術界一時似乎患了“貧血症”,文人學士不敢隨意讀書,更不敢寫東西。正如清時學者焦循所說的那樣:“有明二百七十餘年之中,拾宋人之唾餘而以大全講義取士”。另一學者潛邱也說:“予嚐發憤太息,三百年來,學問文章,不能上追漢唐,下及宋元。”誠然,造成明代(主要是明初)學術思想不自由、水準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麵的,但誰能說這與明初大興文字獄,禁錮士人思想沒有直接關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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