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沆瀣一氣的廠衛

在明代的特務機構中,廠與衛是密不可分的,故人們稱之為廠衛。“廠”即指東廠、西廠等特務機構,“衛”即錦衣衛。從根本上說,“廠衛”的設立是基於專製帝王謀求一種徹底鉗製臣下的“超級”權力的心理需求,因為無權的近侍及由王朝法律製約的刑法機構——三法司都無法滿足他的這一需要。正是這種專製帝王強烈的、近乎變態的需求,導致了有明一代“廠衛”的興盛。每一位君主都無意將其完全撤廢,因為這些皇帝都從“廠衛”機構中得到了自己需要的東西。從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禎,都沒能擺脫這一變態心理的束縛,因為即使是在專製皇權異常發達的封建王朝中,帝王也不可能為所欲為,全無顧忌。製約的因素相當之多,包括道德倫理觀念以及王朝法令,這種種製約往往通過大臣的勸諫表現出來,而這種勸諫式的反對常常使帝王處於極為難堪尷尬的境地。而“廠衛”的濫施淫威,正是帝王們得以自我解脫的極佳手段。我們可以發現,越是品性與行止有缺陷的皇帝,越是依賴與寵幸廠衛及太監,他們甚至用“廠衛”爪牙與外朝大臣抗衡。

明武宗(年號正德)即位後,太監與“廠衛”的橫暴更為突出,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武宗本人特好逸樂,絲毫不把朝政放在心上。大臣們總結他的特點是“嗜酒而荒其誌,好勇而輕其身”,武宗對朝臣的頻頻勸諫非常反感,故而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馬永成掌東廠,穀大用掌西廠(此時西廠又設),開始了對正直朝臣的淩虐與迫害。唯一的目的就是壓製言論,以便武宗本人肆意玩樂。劉瑾與“廠衛”鷹犬荼毒之日,也就是武宗玩樂最為痛快之時。

明武宗死後,世宗繼位,他就是嘉靖皇帝。登基之初,世宗頗有振作求治之意,然而好景不長。世宗並非武宗的後代,而是孝宗之弟興獻王的兒子,因此他極想給自己的生父一個尊貴的追封,不料卻遭到大臣們的強烈反對,雙方爭執不下,史稱“大禮議”。最後,惱羞成怒的世宗命錦衣衛官校將一批官員或棒笞,或下獄,總算將反對者暫時壓製住。世宗還有一個特別的嗜好,即希冀長生,喜愛方術。為此他四處尋訪方士,待若上賓,又日夜在宮中設齋醮,供奉甚謹。這自然引起了許多大臣的反對,執迷不悟的世宗依然用“廠衛”及“詔獄”對勸諫的大臣進行打擊。如兵科給事中高金上疏言方士虛妄,世宗大怒,“立下詔獄拷掠”。太仆卿楊最上疏強諫,“立下詔獄,重杖之,杖未畢而死”。後禦史周相上疏建議世宗毋聽虛妄的“祥瑞”征兆,沒想到世宗大怒,下周相“詔獄拷掠之”。經過這樣的殘酷打擊,絕少有人敢犯顏強諫了。最後,還是著名的清官海瑞冒死上《治安疏》,但同樣被捕入獄。所幸的是,當時世宗因長期服用丹藥中毒,已是病入膏肓了。由此可見,明代“廠衛”的存在及發展是專製皇權高度發達的結果,幾乎每一位帝王都想最大限度地控製臣下,他們在做出違背綱常的荒誕不經之舉時,都需要像錦衣衛及東廠這樣的機構與爪牙存在,所以有明一代宦官的勢力屢有消長,但錦衣衛及東廠的地位卻一直相當穩固,其勢力在不斷膨脹,個中的症結即在於此。

錦衣衛與東廠即為維護專製帝王“超級”權力的最得力、最凶殘的工具,完全聽命於皇帝本人,而由眾多大臣組成的朝廷機構成為其監視、挾製的對象。專製帝王可以超越王朝法令的限製任意處置手下的大臣,這自然使極欲肆意妄為的君王心滿意足,愜意無比。對於一個深居皇宮內院的孤家寡人來講,擁有這樣的權力已經足以使偌大的帝國陷於綱紀紊亂的泥淖之中了,而其最大的危害卻表現在這種超級權力事實上的轉移上。任何一位君主都是不可能完全控製住像“廠衛”這樣的特殊機構的,他們在奢侈享樂及處理朝政之餘,雖然能通過錦衣衛官校每日所匯報的“小道消息”及市井瑣事來了解下情,但他們蟄居於“庭院深深深幾許”的皇宮之中,根本不可能將錦衣衛報告的事情進行驗證,隻能偏聽偏信一麵之詞,這就給錦衣衛長官瞞天過海、羅織構陷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況且,錦衣衛自設公堂,自備監獄,生殺予奪,而皇帝對錦衣衛拷訊而來的罪名根本無心勘驗,無數冤假錯案由此發生,錦衣衛長官及其爪牙作為禦用鷹犬,敢於施暴於任何一位朝廷命官,使王朝司法係統三法司形同虛設。錦衣衛成為超級監察與司法機構,其長官也就擁有了非同尋常的超級權力,這無論對正規官僚機構的運轉,還是對專製皇權的維護都構成相當嚴重的威脅。

明成祖朱棣看到了錦衣衛的這一弊端,但出於自私褊狹的心理,他並沒有仿效其父廢除錦衣衛,而是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段,另設東廠,以親信宦官提掌,形成與錦衣衛相抗衡的局麵。在事實上,錦衣衛衙門也是東廠監督的對象,主管太監日夜守候於皇帝身邊。相形之下,錦衣衛長官的地位就大為遜色了,東廠太監便成為明代“廠衛”係統的最高領導者。

宦官竊權專政是中國曆代封建王朝中無法根治的痼疾之一,為害酷烈,屢見不鮮,而明代之所以又成為宦官肆虐最為嚴重的一個朝代,其關鍵的因素就在於宦官把持了“廠衛”機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廠衛”機構原本為專製帝王處心積慮維護其特殊地位而設置,實際上卻成為宦官執掌特權最有力的保障。憲宗時汪直的專權就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日後武宗時期的劉瑾及熹宗時期的魏忠賢的肆虐也都是有力的證明。掌權的太監無一例外地利用“廠衛”爪牙對持反對意見的大臣進行殘酷打擊。

熹宗去世後,明朝末代皇帝——崇禎帝朱由檢的即位宣告了魏忠賢末日的來臨,魏忠賢死於非命。朱由檢本人也頗有重振朝綱之意,但他剛愎自用,生性多疑,繼續重用宦官操縱“廠衛”,依舊維持著恐怖而黑暗的特務統治,使得早已千瘡百孔的大明王朝更加危機重重,無法擺脫覆亡之厄運。《明史》載:莊烈帝(即朱由檢)疑忌群臣,令王德化執掌東廠,號為“慘刻”,(吳)孟明雖掌管錦衣衛,但行事須觀望東廠之意,不敢絲毫違背。而鎮撫梁清宏、喬可用等朋比為奸,大凡縉紳府宅前,必遣數人往來偵察,因此群臣都晚起早闔,毋敢私語。那些高門富豪,更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錦衣衛校尉恣意敲詐,稍拂其意,誣陷立構,隻須片言隻語,便可株連至數十人。試想在天下大亂之時,朝廷大臣整日心驚膽戰,惶惶不可終日,如何能盡心盡力挽救社稷江山?就在大敵當前之時,手握生殺予奪大權的太監仍然將監視將帥視作第一要務,互相傾軋而又離心離德,又怎能避免不擊自潰,土崩瓦解?

總之,廠衛是明朝統治者施行特務政治的特別專政工具。它的出現,適應了統治者加強專製的政治需要,同時又是專製政治的必然產物,它從一個側麵暴露了明朝統治者的獨裁自私,暴虐殘酷。如果說它在朱元璋統治時期對鞏固統一還多少起過一些作用的話,到後來則完全變成了鎮壓人民、黨同伐異、禍國殃民的工具。明代特務政治在許多情況下,成為掌權的一派對失勢的一派進行迫害摧殘的工具,因此在統治階級內部也極不得人心。所以從明代曆史的發展看,特務政治的客觀效果,不是加強了國家的安定,而是造成了統治集團的分裂,削弱了統治力量,使明政府在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的危機麵前非但不能團結一致,反而彼此傾軋,互相拆台,終於走向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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