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

4.晁錯之死

在複雜危急的形勢下，漢景帝曾經一度猶疑，而最終對於晁錯的態度，前吳相袁盎的建議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吳王劉濞、楚王劉戊發起反叛，興兵西進，通告諸侯說：“將誅漢賊臣晁錯以安宗廟。”膠西王劉卬、膠東王劉雄渠、菑川王劉賢、趙王劉遂、濟南王劉辟光都在這一號召下發兵以響應吳楚。

在形勢危機的情況下，漢景帝因袁盎的誤導，產生了如果誅晁錯一人則可以安定局麵的錯覺。

在袁盎提出斬晁錯的建議十數天之後，漢景帝命令中尉召晁錯，當即逮捕，載行東市。晁錯身穿朝衣，在東市被腰斬。

《漢書·百官公卿表下》記載：“孝景三年正月壬子，（禦史大夫晁）錯有罪要斬。”這是西漢王朝高級官員被處死的第一例。而其中“有罪”二字，理所當然地招致後世紛紜不休的疑議。關於這一事件的具體情節，司馬遷在《史記·袁盎晁錯列傳》中這樣寫道：“上令朝錯衣朝衣斬東市。”而《史記·吳王濞列傳》則寫道：“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前者似乎是說漢景帝對於晁錯所給予的最後的一種優遇，以表示一種難言的惻隱之心。後者則似乎是說逮捕行刑都十分倉促，甚至來不及更衣。

晁錯升任禦史大夫之後，準備清算諸侯之罪過，削其封土。這一建議上奏漢景帝後，漢景帝下令讓公卿列侯宗室集體討論，大都表示讚同，隻有竇嬰一人提出反對意見，從此與晁錯政見往往相異。晁錯更改有關法令三十章，諸侯皆仇恨晁錯。晁錯的父親聽說這一情形，從家鄉潁川趕來，對晁錯說：“當今皇帝剛剛即位，你參與高級行政，掌握國家權力，竟然侵削諸侯，別疏他人骨肉，大家議論對你多有批評怨恨之言，你應當深思，這究竟是為什麽！”晁錯回答說：“這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啊，天子不尊，則宗廟不安。”晁錯的父親則說：“按照你的辦法去做，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我得向你告別了！”於是飲藥自殺。他臨死之前感歎道：“吾不忍見禍及吾身。”

這位老人死後十餘日，吳楚七國果然反叛，而果然以誅晁錯為名。漢景帝聽從竇嬰、袁盎進說，竟然下令殺晁錯。

《漢書·晁錯傳》記錄：丞相陶青、中尉嘉、廷尉張敺劾奏晁錯，指責晁錯“有罪”的罪狀，是所謂晁錯建議漢景帝親自率軍出征，而自己居守長安，又提出將臨淮的徐縣（今江蘇泗洪南）、僮縣（今安徽泗縣東北）等地方割讓給吳國。晁錯的罪行，被指為“亡臣子禮，大逆無道”，應當腰斬。

所謂“大逆無道”，是很重的罪責。“大逆無道”一語，已見於漢高祖劉邦與項羽決戰時，劉邦指責項羽罪狀時的言辭：“夫為人臣而殺其主，殺其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這是對於敵對政治勢力首領的指斥。對於朝臣的定罪，所謂“大逆無道”，早於晁錯的隻有《漢書·景帝紀》中漢景帝三年冬十二月詔書中的一例：“襄平侯嘉子恢說，不孝謀反，欲以殺嘉，大逆無道。其赦嘉為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複故爵。論恢說及妻子如法。”值得我們注意的，還有漢景帝在吳楚七國之亂時的製詔：“……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約從謀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壟，甚為虐暴，而（膠西王劉）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禦物……。”叛軍的罪行，被指責為“為逆無道”，“重逆無道”，隻不過是“逆無道”，而晁錯卻定罪為“大逆無道”，竟然重於反叛者，這實在是令人驚異的事。

明代有反叛意識的思想家李贄在《藏書》中《強主名臣·晁錯》條下，關於晁錯之罪與刑，曾經發表過相當深刻的分析。他寫道：“斬韓信則生入信罪，斬晁錯則生入錯罪。刑官假借以誑一時，史臣又久假以誑萬世。誣哉冤乎！孰肯盡心於所事也！”政治史中“生入”其罪，假誑萬世的情形，其實不乏其例。

據《漢書·晁錯傳》的記載，執行對晁錯逮捕行刑的是“中尉嘉”，其人姓氏不詳。我們從《漢書·百官公卿表下》可以知道，此人在漢文帝十年（前170）至十五年（前165）曾經任廷尉，有多年主持司法的經曆。

所謂“紿載行巿”，唐代學者顏師古解釋說：“誑雲乘車案行巿中也。”就是謊稱乘車巡視市中，以欺騙手段誘捕誘殺，這在對於朝廷重臣的政治迫害形式中，也是驚人的一例。漢景帝時代的政治，由此演出了黑暗的一幕。晁錯衣朝服就刑的原由，於是可以得到因其事倉促的合理解釋。

晁錯死後，漢景帝派袁盎和曾經與吳王劉濞有特殊關係的宗正德侯劉通一同出使吳國，期求吳王退兵。袁盎以太常身份，一同來到已經在圍攻梁國的吳楚軍前。劉通通知吳王拜受詔書。吳王劉濞輕蔑地笑道：“現在我已經為東帝，難道還要拜什麽人嗎？”漢王朝期望殺晁錯以使吳楚退軍的幻想徹底化作泡影。

劉濞想迫使袁盎在軍中服務，被拒絕，又準備殺死袁盎，派一名都尉率五百人圍守袁盎於軍中。

當年袁盎任吳相時，曾經有一名從史與袁盎的侍兒有私情，袁盎察知，卻不露聲色，待他一如故時。有人私下告訴從史說，袁君已經知道你們的事了。從史於是倉皇出逃，袁盎親自追去，並且將侍兒賜予他，讓他繼續任從史之職。當袁盎出使吳國被拘禁時，看守袁盎的校尉司馬，恰恰是這位從史。他以隨身所有的金錢買了二石好酒，當時正值天寒，士卒飲酒皆醉。這位校尉司馬乘夜色昏黑，拉起夢中的袁盎，說道：“袁君應當立即逃走，吳王待天亮後就要處死你了。”袁盎不信，問道：“你是什麽人？”司馬答道：“臣就是以前與君侍兒私通的那個從史啊。”袁盎於是驚謝道：“你是重情義的人，但是吾卻是不值得連累你的人啊。”司馬說：“君趕快逃走，我也會出亡的，我的親屬也會妥當安排躲避，君不必擔心！”於是用刀割開軍帳，從醉倒士卒們的間隙中逃出。袁盎與司馬分手後，將使者身份的標誌“節”的旄毛解下，藏在懷中，用“節”為杖，步行七八裏後，天色漸明，遇見梁國的騎兵，騎兵以戰馬載馳，於是回到漢朝的陣營。

漢景帝以楚元王的兒子平陸侯劉禮為楚王，吳楚叛亂平定之後，袁盎被任命為楚相。袁盎曾經上書對朝政有所建議，但是並不被采納，日久病免居家，與閭裏平民相隨，鬥雞走狗，同民間豪俠相交結。當時雒陽（今河南洛陽）大俠劇孟曾經拜訪袁盎，袁盎給予禮遇。安陵（今陝西涇陽南）有富人說，“劇孟不過是無賴之徒，將軍為什麽要和這樣的人交往呢？”袁盎答道：“劇孟雖然是民間無業之民，但是他的母親去世，送葬的車隊多至千輛，可見其人品才質必有非同尋常之處。劇孟以救人急難聞名。你現在出行有數騎跟從，但是一旦遇危急之事，難道是可以依靠的嗎？”袁盎斥責這位富人，並從此與他絕交。當時社會聞人聽說這件事，大多都對袁盎表示讚賞。

袁盎雖然退出政界而家居，漢景帝仍然時時派人前往就國事求教。梁孝王期望成為帝位繼承人，袁盎力陳不宜立弟的道理，使得促使梁孝王爭取這一地位的議論逐漸消沉，梁孝王於是心懷怨恨，派人刺殺袁盎。刺客來到關中，打聽袁盎時，聽到的都是讚美之詞。於是求見袁盎，說道：“臣受梁王雇傭，前來刺殺君，看到君是真正的長者，不忍行刺。但是此後陸續前來刺君者會有十餘批呢，君一定要謹慎警備啊！”袁盎心中不安，曾經向占者卜問吉凶，後來終於在漢惠帝安陵邑郭門外被梁孝王派遣的刺客殺害。

袁盎和晁錯是私怨甚深的政治死敵，司馬遷卻將兩人的事跡合列一傳，他在《史記·袁盎晁錯列傳》最後的評論中這樣寫道：“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為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複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朝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司馬遷說，袁盎雖然不是好學之士，但是政治策略靈活機動，又能夠堅持仁義的原則，在文景時代得到合適的機遇，於是成為名臣。袁盎處理吳楚七國之亂的建議，雖然被采納，但是沒有生效。他用心博取聲名，最後竟然因聲名喪身。晁錯任太子家令時，多次提出建議，不被采用，後來取得權力，多所變更，改變了清靜無為的基本國策，吳楚叛亂發生後，不立即設法匡急救變，反而要利用這一時機報私仇，反而被仇家反擊，終於喪生。古語所謂“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說的不就是晁錯這樣的人嗎！

司馬遷在《史記·吳王濞列傳》中又寫道：“晁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毋為權首，反受其笞’，豈盎、錯邪？”他說，晁錯為國家的長遠利益考慮，個人卻因此招致禍殃。袁盎隨機進言，起初得到寵信，其後則終於辱沒。袁、晁兩人是政治敵手，卻又由不同的路徑，同樣歸於悲劇結局。

關於袁盎、晁錯的權利糾葛對於政治形勢的影響，以及袁、晁兩人的不幸結局，明人張燧《千百年眼》卷五《袁盎幸免》有這樣的評論：“漢殺（晁）錯餌七國以求罷兵，卑亦甚矣。（袁）盎欲快私仇，不顧國體，小人情態，迄今有餘恨也。後說不售當誅，獲幸免者，帝失刑也。而竟死於刺客，孰謂天道無知哉？”說袁盎本有死罪，得以幸免不受懲處，是漢景帝“失刑”。司馬遷說晁錯“欲報私讎”，張燧說袁盎“欲快私仇”，評價各有側重，總之，是兩人間的“私仇”使得變亂演生出複雜的枝節。

明代思想家李贄在《史綱評要》中記述晁錯之死的文字之後，也寫道：“‘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此說甚是。削地致反，錯之不善謀也。然袁盎借此以報私讎，其業何如？”就是說，削藩的戰略意義應當肯定，但是具體步驟是否合理還可以商榷。在另一篇曆史評論中，李贄給予晁錯“善謀國”的主張以更高的評價，甚至說晁錯的戰略思想的價值，在某種意義上超過了賈誼，但是對於他與袁盎的糾紛中應當承擔的責任，也並不代為隱諱。

與“削地致反，錯之不善謀也”的見解相類似，張燧在《千百年眼》卷五《七國緩削則不反》中也提出了如果削藩不采取過激的方式，則吳楚七國可能不至於反叛的觀點。他說：“漢景初年，七國後強，晁錯之議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愚則曰：亟削則必反，緩削則可以不反。（劉）濞以壯年受封至是垂老矣，寬之數年，（劉）濞木水拱，則首難無人。七國雖強，皆可以勢恐之也。（晁）錯不忍數年之緩暇，欲急其攻，而躑躅為之，身殞國危，取笑天下。俚語曰：‘貪走者蹶，貪食者噎。’其（晁）錯之謂耶？”

張燧認為，晁錯對於諸侯所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的判斷，是有問題的，其實應當說，削藩過急則必然激起反叛，削藩從緩則可能不至於反叛。劉濞中年受封為諸侯，漢景帝時已經是垂垂老者，其壽不久，如果耐心等待數年，則沒有可以發起反叛的首倡之人。七國雖然強盛，但是可以以中央政府的強權威懾之。晁錯不能修養耐性，急切削藩，其身不保而國家危殆，為天下人所笑。俗話說：貪走的人會摔倒，貪吃的人會噎食，不正是說的晁錯這樣的人嗎？

張燧的這一觀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晁錯其性峻急，很可能也與他早年曾經有“學申商刑名”的經曆，具有較為深厚的法家思想基礎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