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

5.周亞夫出征

漢景帝忍痛殺晁錯希望能夠平息叛亂，但是劉濞卻並不因此罷兵。

《史記·袁盎晁錯列傳》記載，晁錯已死，謁者仆射鄧公為校尉，在抗擊吳楚叛軍的軍隊中擔任指揮官，從前線歸來，上書言軍事，漢景帝親自召見，問道：“你從可以接觸到吳軍的地方歸還，知道對方最新軍情，他們得知晁錯已死，將要退軍了吧？”

鄧公答道：“吳國策劃反叛已經數十年之久，因削地而終於爆發，雖然以誅晁錯為名，其真實意圖其實並不在於晁錯。晁錯死後，臣擔心天下之士將噤口而不敢發表政見了。”

漢景帝問：“為什麽呢？”

鄧公說：“晁錯擔心諸侯強大不可扼製，所以建議削地以尊京師，這實際上是有利於漢王朝鞏固萬世之基的正確方針。但是計劃剛剛開始實行，就陷於殺身之禍。晁錯的遭遇，於內封忠臣之口，於外則為諸侯報仇，臣私下以為這是陛下不能不承認的失誤啊。”

漢景帝沉默許久，長歎道：“你說得對，我內心其實也有所悔恨。”

事後漢景帝將鄧公提升為城陽中尉。

漢景帝此時即使有所悔恨，也已經來不及了。當時的形勢是，吳楚叛軍兵鋒淩厲，席卷淮河南北，又旄頭西向，京師為之震動。而膠東國、膠西國、菑川國、濟南國軍隊合力攻齊，對齊國都城臨菑形成鐵圍，齊魯大地曆代文化積累和漢文帝以來經濟恢複的收獲也毀於兵燹。

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述了吳王濞叛軍中周丘在下邳（今江蘇邳縣南）、城陽（今山東莒縣）等地大破漢朝政府軍的故事。

周丘是吳王劉濞的賓客。吳軍起事，未渡淮水時，諸賓客都分別得到將、校尉、候、司馬等職任，隻有周丘不得任用。周丘是下邳人，亡命於吳，終日飲酒，毫無專長，不為吳王劉濞看重，因此沒有任命。周丘進見劉濞，說道：“臣因無能，不能效力軍中。臣不敢得到統領部隊的職權，隻是希望得到一漢節，一定可以對君王有所報答的。”劉濞於是答應了他的請求。

周丘得到漢節，連夜馳入其故鄉下邳。當時下邳得知吳王反叛，全城守備森嚴。周丘以漢節得以入居傳舍，以漢使者的身份召見縣令。縣令來見，周丘命令從者立即將其斬殺。又召集其家族親戚所熟識的縣中有才幹有影響的吏員，對他們說：“吳國叛軍即將兵臨城下，屠下邳城不過隻是一頓飯的工夫，如果現在歸從，全城老少都可以得以保全，你們這樣的能者，還有封侯的機會。”因周丘的煽動，下邳全城投降吳軍。周丘一夜得三萬之眾，他派人歸報吳王，並率領這支部隊北上攻略城邑。兵臨城陽時，部眾已經多達十餘萬，大破城陽中尉軍。

漢景帝委任鄧公為城陽中尉，可能正是因為原先的城陽中尉已經陣亡的緣故。如果鄧公原來就是城陽中尉屬下的校尉，那麽可以推知，漢景帝一定較為具體地從鄧公口中得知了城陽中尉軍大敗於周丘軍前的實際戰況。

吳楚七國的反叛，形成西漢時期最嚴重的內亂。西漢王朝經曆著最嚴峻的政治考驗。

吳楚叛軍西犯，形勢最為危急之時，距離劉邦受封為漢王五十二年，距離劉邦於垓下之戰徹底擊敗項羽，在氾水之陽正式稱帝四十八年，距離劉邦破黥布，擊滅陳豨，安定天下後終於逝世四十一年，距離劉邦老臣聯合平定呂氏之亂，漢景帝的父親代王劉恒入主長安三十六年。漢高祖創立的帝業，漢文帝傳遞的權位麵臨嚴重的威脅，漢王朝的政治權威麵臨狂暴的挑戰。可以想見，漢景帝當時承受著怎樣的精神壓力。

在這危難之秋，漢景帝想起了父親生前的囑咐：“一旦形勢危急時，周亞夫是可以擔當軍事重任的。”

麵臨吳楚七國之亂，漢景帝任用周亞夫為太尉，作為最高統帥，往東方平定叛亂。

太尉周亞夫受命率三十六將軍平定吳楚之亂。

出征前，周亞夫請示漢景帝：“楚兵剽輕，難與爭鋒，我準備放棄梁國，斷絕叛軍運糧道路，以此製敵，當獲全勝。”漢景帝批準了周亞夫的計劃。

關於“楚兵剽輕，難與爭鋒”的說法，體現了當時吳楚軍力強盛的事實。所謂“剽輕”，也是當地文化節奏的寫照。揚雄曾經說到吳楚地方民氣，有“風飄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的話，強調其民風剛悍，不可以輕視。《荀子·議兵》中，早已有楚人“輕利僄遬，卒如飄風”的說法，形容其軍隊機動能力之強。司馬遷在《史記·樂書》中，同樣的說法則寫作“輕利僄遬，卒如熛風”。《淮南子·兵略》關於戰國時楚國之強，又有“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為甲冑，修鎩短鏦，齊為前行，積弩陪後，錯車衛旁，疾如錐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的描述，其中所謂“疾如錐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形容了楚軍作風之疾利。

司馬遷在《史記》中還多次記錄了西漢時人對於楚地風俗驃悍以及楚人軍勢剽急、運動神速的評價。例如，《吳王濞列傳》說，劉邦當年“患吳、會稽輕悍”，曾經對當地風習有所顧慮，於是有心封“壯王”以鎮之。《淮南衡山列傳》也說到“荊楚僄勇輕悍”。《貨殖列傳》也寫道，西楚“其俗剽輕”，南楚“其俗大類西楚”。《三王世家》也可見所謂“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太史公自序》中，也有“越荊剽輕”以及“剽楚庶民”的說法。

《漢書·地理誌下》所謂“沛楚之失，急疾顓己”，《釋名·釋州國》所謂楚地“人性急，數有戰爭相爭相害”，《爾雅·釋地》李巡注所謂“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也都說明當地民氣、民性的“輕”“急”的特征，長期已經受到注意。

張良也曾經在劉邦親自出征黥布時委婉地警告說：“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可見周亞夫麵見漢景帝時所謂“楚兵剽輕，難與爭鋒”的判斷，是有一定的背景的。周亞夫出軍，他的父親絳侯周勃的老部下鄧都尉與他分析軍情，也說道：“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

一方麵“難與爭鋒”，一方麵“不能久”，指出了吳楚叛軍的實力特征，周亞夫的正確的戰略方針，也因此而確定。

漢景帝對於周亞夫製定的克敵方針的肯定和支持，是平叛戰事終於取勝的最重要的條件。

周亞夫乘坐當時馳傳係統中等級最高的“六乘傳”出發平叛。“六乘傳”見諸史籍隻有兩例，另一例是漢文帝以代王身份入長安繼承帝位時，也曾經乘坐“六乘傳”。周亞夫行至長安以東的霸上，趙涉阻擋車隊，勸告說：“吳王長期以來財力雄厚，豢養一批敢死之士。現在知道將軍將要東行，一定會派遣間諜刺客潛伏於殽山、澠池地方的崇山險道之間等待。而且兵事神秘，軍機不宜泄露，將軍何不由此折向右行，走藍田（今陝西藍田西），出武關（今陝西商南南），抵雒陽（今河南洛陽），行程相差不過一兩天，至雒陽後，直入武庫，擊鳴鼓，東方諸侯聞之，將以為將軍從天而降也。”趙涉的建議，不僅能夠避開吳王派遣的刺客，也有益於保守軍事機密，可以予叛軍以突然的震撼。

太尉周亞夫采納了趙涉的建議，從武關道迂回抵達雒陽。他派人搜查殽山、澠池之間，果然發現了吳王派置的伏兵。周亞夫以趙涉建議的正確，向漢景帝推薦，任用他為護軍。

周亞夫來到雒陽，見到大俠劇孟，高興地說：“七國反叛，我乘傳至此，沒有想到雒陽能夠保全，而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得劇孟，我知道他們是不會有什麽大作為的了！”周亞夫以劇孟歸屬測知敵方政治戰略水準的這一見識，反映了軍事不僅是武力的競爭，而且必須以爭取民心為基礎的思想。這種比較開明的軍事思想，是克敵製勝的必要條件。

周亞夫率軍行至淮陽（首府在今河南淮陽），詢問父親周勃的老下屬鄧都尉，應當如何確定作戰策略。鄧都尉說，“吳楚叛軍鋒芒銳利，而難以持久，我軍不必與之爭鋒，可以從容等待，察知其弊弱，然後破之。方今為將軍籌劃，不如引兵東北，在昌邑築作工事，將梁國讓給吳王，吳王一定傾其全軍精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並派遣輕兵控製淮泗之口，斷絕吳軍糧道。吳國和梁國相互削弱而糧草竭盡，我軍乃可以用強健之師擊其疲憊之旅，必然可以破吳。”

鄧都尉的計謀與周亞夫的戰略構想相一致。周亞夫於是用此計，引兵東北，堅壁昌邑（今山東金鄉西）以南，隔斷吳楚與膠西、膠東、菑川、濟南、趙諸國叛軍的聯絡，放棄梁國，使吳楚兵在攻梁的戰役中消耗實力，又派遣輕騎兵在弓高侯率領下據淮泗口截斷吳軍糧道。

吳楚發起反叛時，漢景帝曾經召見袁盎，問道：“君嚐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乎？”正是這位田祿伯，在叛軍中任大將軍，曾經提出過分軍經武關突襲漢統治中樞的建議，隻不過沒有被采納。

《史記·吳王濞列傳》記載，吳王最初發起叛亂時，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說：“軍隊屯聚而西進，沒有出奇製勝的策略，則難以成就大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國、長沙國地，入武關，與大王在關中會合，此亦一奇也。”劉濞正在考慮之中，卻為吳王太子諫止。他說道：“王以反為名，軍隊是不能夠輕易交給別人的，軍隊交給別人，又再反叛大王，又將如何呢？而且分兵多路，軍情變化多端，利害勝敗因素又增加很多，前景實難預料，隻是白白減少了攻擊力。”吳王劉濞於是拒絕了田祿伯的提議。

吳國少將桓將軍對劉濞也提出過疾行搶先占據雒陽的建議。他說：“吳軍多步兵，步兵利於險地戰鬥；漢軍多車騎，車騎利於平原戰鬥。希望大王西進所經過的城邑不必一一占取，強行軍，疾進占據雒陽武庫，得到敖倉積粟，控製山河之險阻以號令天下諸侯，這樣雖然還沒有入關，天下大勢則已經大體安定。而大王如果西行遲緩，一一據守所經城邑，漢軍車騎部隊主力東進，馳入梁楚之郊，則戰事之頹敗必然無可扭轉。”

吳王劉濞就此請教諸老將，老將們說：“這是少年無知軍士過激冒進的計謀，他們哪裏知道戰略大勢啊！”於是劉濞不用桓將軍的建議。桓將軍的計劃，其實正是周亞夫所最為擔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