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

3.吳楚七國之亂

正當朝廷正在討論削吳事宜，尚未做出決策時，劉濞聽到消息，擔心削地將沒有止境，最終將導致亡國，有心發謀舉事。他聽說膠西王劉卬勇武好戰，諸侯皆畏懼，於是派中大夫應高前往聯絡。

應高來到膠西國，對劉卬說：現在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言，侵削諸侯，誅罰嚴酷，得寸進尺，越來越苛刻無理。吳國和膠西國都是知名諸侯，現在也受到監視和約束，不能自安。吳王身患內疾，二十餘年不能朝請，經常受到猜疑，無法自白，謹小慎微，仍然不能得到寬恕。聽說大王也因事得罪朝廷，又風聞將有削地的舉措，按照常理，罪不當至於此，但是按照現在朝廷的政策，可能最終受到的懲罰不僅僅是削地呢！

劉卬說：確實如你所說，那麽，你認為應當怎麽辦呢？

應高說，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意因時循理，犧牲個人以為天下除患，大王以為如何？

劉卬大驚，說道：寡人怎麽敢如此呢！主上縱然相逼甚急，也隻有一死而已，怎麽能夠不服從天子，不侍奉天子呢？

應高說：現今禦史大夫晁錯迷惑天子，侵奪諸侯，諸侯都有背叛之心，人心不安，已經到了極點。而彗星出，蝗蟲起，都是天下大亂的征兆，這是萬世一時的機會啊。而隻有經曆艱難困苦，方可以成就聖人。吳王願以誅晁錯為願，追隨大王後車，縱橫天下，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如果能夠得到大王一句表示讚同的許諾，則吳王將約合楚王攻函穀關，守滎陽，據有敖倉積糧，抗拒漢軍，準備休息之處，等待大王。大王如果能夠親臨主持戰事，則天下可並，兩主分割，不亦可乎！

劉卬說：好啊。

應高得到劉卬的承諾，回報吳王。吳王劉濞仍然以為未必可靠，又親自前往膠西國，與膠西王劉卬當麵約定。

膠西國群臣聽說劉卬和劉濞的陰謀，諫阻說：諸侯之地不能當漢帝國的十分之二，為叛逆之舉以使太後心中擔憂，不是可行之計。現在天下承一帝，尚且都說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將會增生更多的禍患。

劉卬不聽勸阻，派使者與齊國、菑川國、膠東國、濟南國相約，都得到參與反叛的許諾。

不久，削吳會稽、豫章兩郡的詔書頒布，劉濞於是正式約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諸國一同反叛。

漢景帝三年（前154），史稱“吳楚七國之亂”的吳王劉濞、楚王劉戊、趙王劉遂、濟南王劉辟光、菑川王劉賢、膠西王劉卬、膠東王劉雄渠的聯合叛亂終於爆發。

叛亂發起之初，叛軍尚未正式和漢王朝的軍隊交兵，七國的戰旗就已經沾染了血腥。一些中央派往各國的重要官員和反對起兵的大臣都遭到殘酷殺戮。吳王劉濞誅殺二千石以下的漢吏。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勸阻楚王劉戊，被劉戊處死。趙相建德和內史王悍諫止趙王劉遂，也被殺害。齊王起先同意起兵，後來又反悔，以膠東王、膠西王為首，兩國軍隊與菑川國、濟南國的軍隊合力攻齊，合圍齊國都城臨菑。

叛軍以誅賊臣晁錯，清君側，“以安劉氏”為名，軍勢浩大。劉濞舉事，閩越、東越也曾發兵追隨。據說趙王劉遂甚至還私下派使者請匈奴發軍策應。

劉濞傾全國兵力北進，又號令國中：寡人年六十二，親自作統帥，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國中凡年齡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者，皆動員從軍。

吳軍調發二十餘萬人，於廣陵發軍，渡淮而進，與楚軍會合。又派遣使者致書各諸侯國，公布晁錯罪狀，希望各國合兵誅之。

劉濞宣布此次起兵的原由，是漢王朝有賊臣專權，本無功於天下，卻蓄意侵奪諸侯國土地，又使官吏刑訊侮辱諸侯王，對待劉氏骨肉極其無禮，使國家社稷受到危害。他號稱吳國可以動員五十萬精兵，再加上南越軍隊隨從北上的，又可得三十萬人。劉濞部署了各諸侯國軍隊的進軍路線。他還依恃吳國財力之富足，宣布了賞賜軍功的等級，能夠斬捕漢王朝軍隊各級軍官的，分別給予金五百斤到金五千斤的獎賞，能夠招降漢軍士吏的，也分別情形給予獎賞。劉濞表示各諸侯國軍隊對軍功的物質獎勵，都可以由吳國承擔。

劉濞的致諸侯王書，由於有“漢有賊臣”，以及“陛下多病誌失，不能省察”的話，明確是以晁錯作為攻擊目標的。因此一般都把劉濞的這一反叛文書，看作“清君側”的宣言。

所謂“清君側”，是說清除帝王身邊的奸臣、賊臣。

《公羊傳·定公十三年》已經有“逐君側之惡人”的說法。而曆史上“清君側”之最典型的例子，還是漢景帝時代吳王劉濞以“清君側”為口號，借誅晁錯為名，發動吳楚七國之亂的事件。

“清君側”，後來已經成為一種曆史上慣見的政治策略的定式。唐人李商隱詩作《有感二首》之二寫道：“古有清君側，今非乏老成。”清人孔尚任《桃花扇·草檄》也有“清君側，走檄文，雄兵義旗遮路塵”的文句。

劉濞“清君側”的口號提出，是表現出一定的政治策略眼光的。

自漢景帝當政後，晁錯確實雖“無功天下”，卻取得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特殊的權位。

據《漢書·百官公卿表下》，漢景帝登基當年，中大夫晁錯為左內史，次年，左內史晁錯為禦史大夫。但是《漢書·百官公卿表下》又說，“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就是說，晁錯在漢景帝元年不可能就任“左內史”一職。《史記·袁盎晁錯列傳》的說法應當是準確的，即：“景帝即位，以（晁）錯為內史。”也就是說，晁錯當時具有管理整個京畿地區的權力。

晁錯經常向漢景帝提出有關朝廷大政的建議，每每為景帝所采納，於是“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深受信用，勢壓九卿，基本執政方針和具體的政策策略因他的提議多有更改。

當時，漢文帝時老臣丞相申屠嘉心中不滿，卻又無力改變這一情形，難以壓抑晁錯的氣焰。恰好內史府位於太上廟的外圍牆之中，門向東，因出入不便，晁錯於是指示在南牆開兩門，打通廟外圍短牆，從此由南門出入。丞相申屠嘉聽說之後，大怒，準備抓住晁錯的這一過失上奏，問以死罪。晁錯察知申屠嘉的意圖，連夜私下求見漢景帝，自我辯解。第二天，丞相申屠嘉奏事，指責晁錯鑿廟牆為門，請求讓廷尉追究處死。漢景帝說，晁錯所鑿壞的不是廟牆，隻是外圍矮牆，不足以致罪。申屠嘉不得不謝罪，罷朝後憤憤地對下屬說：我應當先斬後奏才對，現在拘於先請示天子，然後處置的常規，竟然被這小子所賣，實在是失誤啊！不久，申屠嘉發病而死，晁錯因此權勢愈大，地位愈高。

一年之內，晁錯又升任禦史大夫，成為地位最顯赫的朝臣。

禦史大夫的地位僅次於丞相，而高於九卿。其職責是輔助丞相，總理國政。從製度上說，禦史大夫的官位比丞相低，丞相是“金印紫綬”，禦史大夫是“銀印青綬”，其職能是“掌副丞相”。但是禦史大夫的地位卻十分重要。禦史大夫多是從皇帝左右親信中提任，所以雖然是“貳於丞相”的副職，但是和天子的關係卻更為密切。另一方麵，丞相位高權重，皇帝不便隨時差使，有時候有些事甚或是不願差使，而寧願差使禦史大夫。禦史大夫的職權和地位僅次於丞相，但是由於主管圖籍秘書、四方文報，又熟知法律條文，因此握有考課、監察和彈劾百官的實際權力，這種權力甚至有時可以超越丞相。事實上，禦史大夫和丞相，其職權既相輔助，又相製約，所以當時不僅有將禦史大夫稱為“副丞相”的說法，也有將禦史府和丞相府稱為“兩府”和“二府”的說法。

晁錯地位的急速上升，使人難免皇權遭到侵奪的疑心。而他本人“無功天下”而驟得大位，迅速暴發的事實，也容易使朝廷上下以及地方官員們心懷不平。事實上，以“清君側”作為口號，可以在多數官僚的心弦撥動低沉的一響，於是爭取其內心的稱許和同情。甚至對晁錯深懷信任的漢景帝，也可能從“陛下多病誌失，不能省察”一語中讀出似乎在批評背後隱含的某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