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烙印

3.世紀轉折：海洋文明VS內陸文明

　　公元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的冬天，大雪紛飛，在皇家的暢春園裏，大學士們正與皇帝探討東南沿海的情勢。

　　據福建、廣東官員的奏報，最近幾年來，南洋海盜頻起，尤其是呂宋（菲律賓）、噶囉吧（印尼）等島嶼上聚集了大量荷蘭人，這些“紅毛鬼”擾亂沿海，搶劫鬧事，又有內陸許多漢人與他們私自結交，互相貿易往來，乃至規模越來越大，許多中國人在當地聚集，有些成為豪強。

　　在此之前，康熙皇帝曾開放海禁有二十年。中國沿海貿易一度發展迅速，絲綢、茶葉、瓷器等商品受到海外極大歡迎，荷蘭人、英國人、日本人紛至遝來，此時的東洋、西洋諸國實力不強，相互平等互惠貿易，是中國發展海外的有利時機。

　　隻是，隨著海外貿易的頻繁，許多弊端就出現了，從十七世紀以來，中國的沿海就被海盜威脅。從明朝到清朝，東海、黃海、南海就充斥著倭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蘭人，許多生活窮困的漢人也加入其中，變成海盜，打家劫舍，掠奪海上運輸的財物。

　　康熙的心情很不愉快，他的目光從北京延伸至南方方向，希望能看到千裏之外的海上，可是鞭長莫及，對於這個馳騁北方草原的皇帝來說，遙遠的南洋海域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歲末寒冬，紫禁城在皚皚白雪中顯得那麽寧靜肅穆，大清帝國在第三代帝王康熙的統治下，已經趨於穩固。這一年，康熙已經六十二歲了，年過花甲的康熙不希望國家再出什麽亂子，他奮鬥一生，南征北討，為的就是讓這片土地安穩下來。如今，當聽說南洋海盜猖獗時，他不禁皺起了眉頭。

　　“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在看過奏折之後，康熙喃喃自語著，這位深謀遠慮的皇帝已經意識到——百年之後，西洋等國會興盛發展，到時可能危及中國。然而，他對此采取的措施卻是消極防範：

　　“朕臨禦多年，雖致力於滿漢一體，但終究發現漢人難治。如今，朕老了，海外也不太安寧，呂宋島、噶喇吧等地常常留有漢人，他們偷渡過去就不再回來，早在明朝時就是如此，逐漸淪為海盜……”金鑾殿上，康熙眉色深重地對大臣們說，“往年福建運米去廣東的民船有三四百隻，每隻船裝載三四十人，那就是上千人、乃至上萬人，一旦被海盜搶劫了，損失極為嚴重，不可不加意防範。台灣雖然平定，但台灣人常常與呂宋島等地互相往來，暗中做些朝廷不知道的勾當，不可不深思遠慮啊。”

　　大臣們匍匐在地，細細揣摩著聖意，他們猜想皇帝要改國策。

　　年老的康熙對漢人的戒心提高了，盡管他一生提倡“滿漢一體”，但老皇帝還是發現，兩個民族之間依舊存在隔閡。他有些擔憂，南方漢人偷渡到國外，會不會與南洋海盜聯合對抗朝廷？這種事情不是沒有過，早年的台灣鄭氏家族，就是由海盜發展起來的。

　　鑒於防範海盜，康熙帝開始施行“海禁”政策，於第二年正月向全國下達：中國即刻停止與南洋呂宋、噶喇吧的貿易，沿海所有商船漁船必須經過嚴格審查，不得隨意出海，禁止向國外出售船隻、運米出境，更不能有人留住南洋。並嚴令廣東、福建沿海一帶的水師加強巡查，一旦抓住違禁者，嚴加治罪。如果有人私自將船賣給外國人，一旦查出，立即將賣者、買家全部斬首示眾！

　　在康熙帝封鎖南方海域的同時，他對西北方邊疆卻顯得頗有興趣。這位擅長騎馬射箭的帝王曾三次征伐西北準噶爾，三十六歲時出兵二十萬，在烏蘭布通大敗遊牧領袖噶爾丹，四十二歲時又發兵十萬，在昭莫多再次擊敗噶爾丹，四十三歲時又出兵西征，在寧夏徹底剿滅噶爾丹部，西北盡皆臣服大清。可以說，正是康熙大帝為中國近代版圖奠定了廣袤的基礎，功不可沒。

　　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是一切之根本。作為一個雄才大略的君主，康熙帝盡他所能開疆拓土，使中國版圖在十七世紀達到鼎盛，北抵西伯利亞，西達新疆盆地，蒙古、西藏等全部歸屬於中華領土，這些邊界已經達到陸地所能超越的極限，因為再過去就是戈壁大漠、寒冷雪山了。

　　自古以來，中國的強敵都來自北方，曆朝曆代把重點軍事防禦放在北方，修長城、屯軍田幾乎是必須做的。傳統觀念裏沒有對海洋的關注，人們也從不認為那些浩渺無垠的大海上會出現什麽隱患，即使有隱患，我泱泱中華隻要關起大門來，海賊們如何能上得陸地？

　　其實，早在十五世紀的“鄭和下西洋”之後，中國就關起了海洋大門，“寸板不許下海”，為的是防止國民與外國人串通。豈料愈是閉關自守，海外勢力愈是猖獗，到了明嘉靖、萬曆年間，東洋倭寇興起，成為中國東南沿海的一大隱患。十七世紀清王朝曾一度開放海禁，但由於聚居南方的漢人紛紛踏足南洋，讓遠在北方的滿洲貴族心懷憂慮，久而久之，為了避免夜長夢多，索性還是把海洋大門關起來算了。

　　這是中國皇帝們內心的真實寫照：一方麵，是開疆拓土的永恒夢想，一方麵，是“寸板不得下海”的嚴酷禁令。

　　1716年康熙帝的“海禁”政策，將影響到後世中國。而正是在這兩年前，遠在歐洲的俄國，另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彼得大帝，力排眾議把首都從莫斯科遷往聖彼得堡，目的就是使俄國由內陸向海洋擴張，與西歐各國頻繁接觸，學習先進科技。

　　16、17世紀的世界格局已然發生變化，從陸地到海洋，這是東方天朝大國所未能意識到的——

　　1492年，西班牙人哥倫布率領三百艘帆船，到達加勒比海，發現新大陸，開辟了“大航海時代”，這一年，中國明朝的弘治皇帝撥國庫銀兩，全力整修遼東長城，目的是維持北方邊疆的穩定；

　　1498年，葡萄牙人達·伽馬率一百七十名船員，繞過非洲好望角，到達東方印度，這一年中國北方又遭受蒙古人襲擊，甘肅、寧夏等地發生混亂，政府再次調集重兵防守；

　　1519年，西班牙航海家麥哲倫率船到達菲律賓群島，經過長達三年時間，向世界證明：地球是圓的。這一年中國的頭號“頑主”正德皇帝又鬧著要離開京城，南巡出遊，遭到群臣反對，一氣之下，把大臣們全都打了P股；

　　1529年，葡萄牙與西班牙簽訂《薩拉哥斯新條約》，在東印度群島劃分勢力，在亞洲成為兩大殖民國，而正是在幾年前，中國的嘉靖皇帝正與群臣為“大禮儀”事件爭吵不休，置國事於不顧；葡萄牙海盜侵入廣東，日本貢使搶掠寧波府，海盜開始盛行。十年後明朝海患發展到猖獗地步，東海倭寇殺死江浙軍民數十萬人，南海的葡萄牙人占領中國澳門，強行“借用”此地做港口；

　　1596年，荷蘭人征服印尼群島，靠香料、礦藏等獲取暴利，成為東亞海域最大的殖民者，這將在一百多年後對中國南海造成直接威脅。正是在這幾年之前，中國的東海出現另一個強敵：日本。日本實現全島統一，國力蒸蒸日上，豐臣秀吉推行軍國主義，製定了“十年三步走計劃”：三年內滅亡朝鮮，五年內滅亡中國明朝，遷都北京，最後征服印度支那，稱霸世界。日本二十萬大軍直撲朝鮮，明朝軍隊前往支援，與日軍展開殊死奮戰，耗費了巨大人力物力，曆經七年抗戰，最終以“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財元”的高昂代價獲得慘勝。但是，三百年後，日本再次卷土重來，征服朝鮮，攻入中國腹地，中國曆經八年抗戰方戰勝日本。

　　160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印度成為英國新財源，此後英國開始崛起，在世界各地擴張，號稱“日不落帝國”，這時的中國萬曆皇帝與群臣大爭“國本”，雙方互不相讓，萬曆心灰意冷，荒廢國事，齊、楚、浙、東林黨各政治派別紛紛亮相，相互攻訐，黨爭開始，明朝已是日落黃昏；

　　1648年，荷蘭殖民者在東南亞、非洲、大洋洲全球各地都擁有了殖民地，在此之前曾一度征服台灣，海上貿易達到巔峰，經濟鼎盛，荷蘭率先成立了世界第一家銀行，英國、西班牙紛紛購買荷蘭股票；此時中國正陷於滿漢兩族殘殺，南明朝廷倉皇逃往緬甸，多爾袞率清軍席卷中原，全國經濟遭受嚴重破壞，尤其是江南地區慘遭屠城，揚州、嘉定、江陰等地血流成河。

　　西方各國已經雄心勃勃地在海洋上進行爭奪，毛瑟槍、火炮、炸藥、戰艦等新式武器一一登場，而中國士兵還在騎著戰馬、揮舞弓箭進行征伐。當英國女王鼓勵海盜們出海探寶、彼得大帝引領俄國建立海軍時，明清兩代王朝的皇帝們則希望把百姓牢牢拴在土地裏，禁止海外貿易，更拒絕與西洋、南洋人打交道。

　　清承明製，明朝有“片板不得下海”，清朝更有“閉關鎖國”。早在清順治年間，為了防止內陸居民與台灣鄭氏串通，清政府就下達禁海令，“寸板毋入海，粒米毋越疆，犯者磔死連坐”，強迫沿海居民內遷三十裏，所有村莊盡皆焚毀。這種做法是台海戰爭需要，但後果也極為嚴重，福建、廣東沿海一代，竟是荒涼不堪，經濟破壞嚴重。據《清史資料》第一輯中《榕城紀聞》記載：“處其居室，放火焚燒，片石不留，民死過半，枕藉道塗。即一二能至內地者俱無儋食之糧，餓殍已在眼前。”

　　在中國東南，福建、廣東兩省山地居多，人稠地狹，耕田本不足以供給人們的生活。沿海居民紛紛出海謀生，占到了總數一半以上。海禁之前，閩、廣兩地貿易發達，人民生活比較不錯，利用海洋優勢發展漁業、煮鹽業，物質產品極大豐富，但海禁之後，“片帆不得下海”，漁鹽業衰敗，貨物不通，民生凋敝，頓時陷入窘困境地。

　　沿海居民把身家性命都寄托在船隻上，耗盡家財建造的商船，如今都被擱置荒廢，讓人痛心疾首。一條船廢棄了，就代表著上百人的生活沒有來源。這種情況下，生活無著的窮苦漁民被迫亡命海上，遂至鋌而走險，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海禁越嚴，人民生活越困窘，海盜數量也就越多，南洋也就越亂，政府的控製就越發嚴酷……而且，“海禁”不僅關係到閩廣江浙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西洋流入中國銀元的減少，又影響到全國財政、金融的正常運行。

　　清朝的禁海政策，比明朝更為嚴酷。自康熙五十五年再次重申海禁後，清廷將此政策一直延續下去，雍正、乾隆朝每況愈下，束縛日漸加深。

　　雍正帝曾下旨：嚴令海外國人三年內回國，按期不回，則撤銷戶籍，不再是中國人。許多百姓迫於生存壓力，私自偷渡南洋者不在少數，於是法律越來越嚴峻，到最後，政府規定：一旦抓住偷渡南洋的，就地正法，斬首示眾。

　　公元1740年，乾隆五年，在印度尼西亞發生了一起殘酷的“紅溪河大屠殺”。

　　當時南洋群島已經到處是中國人，這些華人在當地落戶生根，做各種生意，從事工匠、飲食、製糖、釀酒零售等行業，成為當地富裕階層。荷蘭人眼紅華人，殺心漸起。在荷蘭總督軍隊的部署下，有計劃地對華人進行大規模屠殺，殺死華人近一萬人，血流成河，屍橫遍野，華僑居住區的紅溪河被染成了紅色，至於被焚毀的房屋、搶奪的財產不計其數，消息傳來，震驚華夏。

　　事後，荷蘭人害怕中國報複，派遣使節前來北京和解。此時《大清律例》剛剛編纂完成，按《大清律例》第二百二十五條規定：“如有私自出洋經商者，或移往外洋海島等，應照反叛律處斬立決。”——在皇帝和政府眼中，南洋華人根本不是“大清子民”，被荷蘭人殺了也無所謂。相反，乾隆皇帝竟然還安撫荷蘭使節：“這些人本就不是良民，違抗朝廷旨意私自出海，即使是回來了也要全都斬首。現在他們在南洋生事被你們殺了，是咎由自取。”（“內地違旨不聽召回，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在乾隆看來，荷蘭人正好幫了他大忙，幫他處決了那些鞭長莫及的華人，或許高興還來不及。

　　當然，對於西洋人，乾隆帝也是很反感的。在這位自負帝王的眼中，那些紅毛鬼、黃毛鬼都是些不懂禮法的蠻夷，為了牟取暴利，不惜用血腥手段。海外的屠殺無所謂，但如果是在大陸國土上，就不得不防了，尤其這些西洋人如果與漢人聯合起來對抗清廷，就更是令人擔憂。

　　當乾隆帝下江南遊玩時，在蘇州、寧波等地看到許多西洋商船，絡繹不絕，熙熙攘攘，而且這些西洋人還隨身攜帶武器。乾隆皇帝愈發擔心起來：我中華本土如何能充斥這些外籍蠻夷？萬一哪天發生變亂，或是漢人聯合他們造反，該怎麽辦？這種事件不是沒有發生過，早在明朝嘉靖時期，澳門島就被葡萄牙人占據，一邊做貿易，一邊生產軍械火藥，最後明朝政府隻好與葡萄牙簽訂“借地條約”。

　　從江南回京後，乾隆立刻下旨：關閉浙江、江蘇等地的通商口岸，隻留廣州一口通商，是為“廣州十三行”。不僅如此，還規定外商在廣州隻能住在會館裏，不得隨意走動，更不能四處遊玩，中國普通百姓不得與外商接觸，謹防受到西洋人的蠱惑。這是繼康熙五十五年之後，清廷對外貿易政策的又一大轉折，即針對外國資本主義勢力而厲行閉關政策，這種極端保守思想在乾隆帝身上可見一斑。此後，廣州一口岸貿易的體製，直到鴉片戰爭前始終沒有變化。

　　“閉關鎖國”政策下，中國對外界知之甚少。皇帝害怕人們出海，限製船隻的政策越發嚴厲：“拖風漁船規模大，可以衝風破浪，恐生奸猾，建議全部拆毀”、“廣東漁船梁頭不得過五尺，舵手不得過五人”——當年鄭和下西洋所建造的大船技術已經失傳，清朝中後期的海船變得又破又小，被限製得隻能在淺海域劃行。這正是清朝皇帝們所期望的，這樣百姓就無法出海，不能與海外蠻夷接觸了。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國特使馬嘎爾尼訪華，這是中、英兩種文明的一次零距離接觸。

　　正是在這次訪華過程中，馬嘎爾尼敏銳地發現中國龐大下的虛弱，看到中國軍隊的落後腐化，尤其對於中國水師，馬嘎爾尼認為幾乎不堪一擊：“驚奇的發現中國的帆船很不結實，由於船隻吃水淺，無法抵禦大風的襲擊”。英國使團得出的判斷是“中國船的構造根本不適應航海”，馬嘎爾尼在日記中感慨道：“中國人首次看見歐洲的船隻，至今已經有二百五十年了，他們毫不掩飾對我們航海技術的讚賞，然而他們從未模仿過我們的造船工藝或航海技術。他們頑固的沿用他們無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於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比中國更需要航海技術，因而中國人這種惰性更加令人難以置信。”

　　此時，距鄭和下西洋已有四百年，距萬曆年間擊敗日本艦隊有兩百年，距鄭成功擊敗荷蘭海軍也有一百年，當年西洋人、東洋人對中國海軍的驚歎，已經蕩然無存了，當曆史走到乾隆時代，中國艦船已經衰落到被歐洲人看不起，並加以恥笑的地步。這一切，被“日不落帝國”看在眼裏，英國人已經開始考慮用什麽政策對付中國了。

　　乾隆皇帝應該是幸運的，他一生都生活在“天朝大國”的意識裏，所有災難都在他死後才發生。當1740年那一場印尼群島上屠殺華人的事件被乾隆帝輕描淡寫忽略時，他怎麽可能知道，整整一百年後，在1840年，他的後世子孫要為他當年的自負淺薄付出慘痛代價——英國人因鴉片糾紛，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史稱“第一次鴉片戰爭”。

　　1840年，爆發鴉片戰爭的當時，清朝全國水師的外海戰船共約九百三十艘，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四省的水師兵力共約十萬人，大小戰船約七百多艘。數量上頗為可觀，也一直讓大清朝的臣民得意不已，對付歐洲那些蠻夷小國的數千兵士，我大清每個人一口唾沫也能淹死你。

　　可是，當我們仔細比較一下，就能悲哀地看到，中英雙方的差距之大：清廷戰船全是鬆杉木質製造的，用布帆作驅動導航，船上安有十門左右的小型火炮，但行動弛緩，吃水很淺，隻能在近海作戰，一旦進入深海則有顛覆的可能；英國的十幾艘遠航戰艦，采用的是當時最新發明蒸汽機驅動，裝有六十至八十門大炮，船身全是以鐵殼建造，在海上如龐然大物，行動迅速而沉穩。

　　中國木質艦船在英國鐵甲戰艦麵前，幾乎毫無還手能力，更為糟糕的是，中國“重陸輕海”的思想使清廷放棄了海上控製權，隻在沿岸布置火力。這使得中國數千公裏的海岸線任英國人隨意遊弋，英國戰艦進攻廣州、攻占虎門、攻陷廈門、又北上寧波，一路上指哪打哪，清廷束手無策，隻能跟在P股後麵追。英軍的炮火轟滅了清王朝的大國夢，海洋的力量擊敗陸地，中國沿海城市一個接一個被攻破，數千上萬的兵士無謂地戰死，依然阻擋不了大英帝國海軍的前進。最後，英軍攻占南京，兵臨城下，切斷京杭大運河的南北通道，東南經濟陷入一片混亂，北方地區物資供應不足，北京也陷入恐慌之中。

　　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在炎熱的南京城外，在英軍“汗華麗”的戰艦上，清王朝與英國雙方代表團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所有條文均為英國單方麵製定，中國無權商量、修改。

　　陸地VS海洋，中國已經在世界大潮的興起中輸了。從明朝到清朝，從嘉靖皇帝的海患到乾隆皇帝的閉關鎖國，從明朝的澳門被占領到清朝的海岸線全麵崩潰，中華徹底喪失了自己在海洋中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