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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紀轉折:海洋文明VS內陸文明

  公元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的冬天,大雪紛飛,在皇家的暢春園裏,大學士們正與皇帝探討東南沿海的情勢。

  據福建、廣東官員的奏報,最近幾年來,南洋海盜頻起,尤其是呂宋(菲律賓)、噶囉吧(印尼)等島嶼上聚集了大量荷蘭人,這些“紅毛鬼”擾亂沿海,搶劫鬧事,又有內陸許多漢人與他們私自結交,互相貿易往來,乃至規模越來越大,許多中國人在當地聚集,有些成為豪強。

  在此之前,康熙皇帝曾開放海禁有二十年。中國沿海貿易一度發展迅速,絲綢、茶葉、瓷器等商品受到海外極大歡迎,荷蘭人、英國人、日本人紛至遝來,此時的東洋、西洋諸國實力不強,相互平等互惠貿易,是中國發展海外的有利時機。

  隻是,隨著海外貿易的頻繁,許多弊端就出現了,從十七世紀以來,中國的沿海就被海盜威脅。從明朝到清朝,東海、黃海、南海就充斥著倭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蘭人,許多生活窮困的漢人也加入其中,變成海盜,打家劫舍,掠奪海上運輸的財物。

  康熙的心情很不愉快,他的目光從北京延伸至南方方向,希望能看到千裏之外的海上,可是鞭長莫及,對於這個馳騁北方草原的皇帝來說,遙遠的南洋海域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歲末寒冬,紫禁城在皚皚白雪中顯得那麽寧靜肅穆,大清帝國在第三代帝王康熙的統治下,已經趨於穩固。這一年,康熙已經六十二歲了,年過花甲的康熙不希望國家再出什麽亂子,他奮鬥一生,南征北討,為的就是讓這片土地安穩下來。如今,當聽說南洋海盜猖獗時,他不禁皺起了眉頭。

  “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在看過奏折之後,康熙喃喃自語著,這位深謀遠慮的皇帝已經意識到——百年之後,西洋等國會興盛發展,到時可能危及中國。然而,他對此采取的措施卻是消極防範:

  “朕臨禦多年,雖致力於滿漢一體,但終究發現漢人難治。如今,朕老了,海外也不太安寧,呂宋島、噶喇吧等地常常留有漢人,他們偷渡過去就不再回來,早在明朝時就是如此,逐漸淪為海盜……”金鑾殿上,康熙眉色深重地對大臣們說,“往年福建運米去廣東的民船有三四百隻,每隻船裝載三四十人,那就是上千人、乃至上萬人,一旦被海盜搶劫了,損失極為嚴重,不可不加意防範。台灣雖然平定,但台灣人常常與呂宋島等地互相往來,暗中做些朝廷不知道的勾當,不可不深思遠慮啊。”

  大臣們匍匐在地,細細揣摩著聖意,他們猜想皇帝要改國策。

  年老的康熙對漢人的戒心提高了,盡管他一生提倡“滿漢一體”,但老皇帝還是發現,兩個民族之間依舊存在隔閡。他有些擔憂,南方漢人偷渡到國外,會不會與南洋海盜聯合對抗朝廷?這種事情不是沒有過,早年的台灣鄭氏家族,就是由海盜發展起來的。

  鑒於防範海盜,康熙帝開始施行“海禁”政策,於第二年正月向全國下達:中國即刻停止與南洋呂宋、噶喇吧的貿易,沿海所有商船漁船必須經過嚴格審查,不得隨意出海,禁止向國外出售船隻、運米出境,更不能有人留住南洋。並嚴令廣東、福建沿海一帶的水師加強巡查,一旦抓住違禁者,嚴加治罪。如果有人私自將船賣給外國人,一旦查出,立即將賣者、買家全部斬首示眾!

  在康熙帝封鎖南方海域的同時,他對西北方邊疆卻顯得頗有興趣。這位擅長騎馬射箭的帝王曾三次征伐西北準噶爾,三十六歲時出兵二十萬,在烏蘭布通大敗遊牧領袖噶爾丹,四十二歲時又發兵十萬,在昭莫多再次擊敗噶爾丹,四十三歲時又出兵西征,在寧夏徹底剿滅噶爾丹部,西北盡皆臣服大清。可以說,正是康熙大帝為中國近代版圖奠定了廣袤的基礎,功不可沒。

  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是一切之根本。作為一個雄才大略的君主,康熙帝盡他所能開疆拓土,使中國版圖在十七世紀達到鼎盛,北抵西伯利亞,西達新疆盆地,蒙古、西藏等全部歸屬於中華領土,這些邊界已經達到陸地所能超越的極限,因為再過去就是戈壁大漠、寒冷雪山了。

  自古以來,中國的強敵都來自北方,曆朝曆代把重點軍事防禦放在北方,修長城、屯軍田幾乎是必須做的。傳統觀念裏沒有對海洋的關注,人們也從不認為那些浩渺無垠的大海上會出現什麽隱患,即使有隱患,我泱泱中華隻要關起大門來,海賊們如何能上得陸地?

  其實,早在十五世紀的“鄭和下西洋”之後,中國就關起了海洋大門,“寸板不許下海”,為的是防止國民與外國人串通。豈料愈是閉關自守,海外勢力愈是猖獗,到了明嘉靖、萬曆年間,東洋倭寇興起,成為中國東南沿海的一大隱患。十七世紀清王朝曾一度開放海禁,但由於聚居南方的漢人紛紛踏足南洋,讓遠在北方的滿洲貴族心懷憂慮,久而久之,為了避免夜長夢多,索性還是把海洋大門關起來算了。

  這是中國皇帝們內心的真實寫照:一方麵,是開疆拓土的永恒夢想,一方麵,是“寸板不得下海”的嚴酷禁令。

  1716年康熙帝的“海禁”政策,將影響到後世中國。而正是在這兩年前,遠在歐洲的俄國,另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彼得大帝,力排眾議把首都從莫斯科遷往聖彼得堡,目的就是使俄國由內陸向海洋擴張,與西歐各國頻繁接觸,學習先進科技。

  16、17世紀的世界格局已然發生變化,從陸地到海洋,這是東方天朝大國所未能意識到的——

  1492年,西班牙人哥倫布率領三百艘帆船,到達加勒比海,發現新大陸,開辟了“大航海時代”,這一年,中國明朝的弘治皇帝撥國庫銀兩,全力整修遼東長城,目的是維持北方邊疆的穩定;

  1498年,葡萄牙人達·伽馬率一百七十名船員,繞過非洲好望角,到達東方印度,這一年中國北方又遭受蒙古人襲擊,甘肅、寧夏等地發生混亂,政府再次調集重兵防守;

  1519年,西班牙航海家麥哲倫率船到達菲律賓群島,經過長達三年時間,向世界證明:地球是圓的。這一年中國的頭號“頑主”正德皇帝又鬧著要離開京城,南巡出遊,遭到群臣反對,一氣之下,把大臣們全都打了P股;

  1529年,葡萄牙與西班牙簽訂《薩拉哥斯新條約》,在東印度群島劃分勢力,在亞洲成為兩大殖民國,而正是在幾年前,中國的嘉靖皇帝正與群臣為“大禮儀”事件爭吵不休,置國事於不顧;葡萄牙海盜侵入廣東,日本貢使搶掠寧波府,海盜開始盛行。十年後明朝海患發展到猖獗地步,東海倭寇殺死江浙軍民數十萬人,南海的葡萄牙人占領中國澳門,強行“借用”此地做港口;

  1596年,荷蘭人征服印尼群島,靠香料、礦藏等獲取暴利,成為東亞海域最大的殖民者,這將在一百多年後對中國南海造成直接威脅。正是在這幾年之前,中國的東海出現另一個強敵:日本。日本實現全島統一,國力蒸蒸日上,豐臣秀吉推行軍國主義,製定了“十年三步走計劃”:三年內滅亡朝鮮,五年內滅亡中國明朝,遷都北京,最後征服印度支那,稱霸世界。日本二十萬大軍直撲朝鮮,明朝軍隊前往支援,與日軍展開殊死奮戰,耗費了巨大人力物力,曆經七年抗戰,最終以“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財元”的高昂代價獲得慘勝。但是,三百年後,日本再次卷土重來,征服朝鮮,攻入中國腹地,中國曆經八年抗戰方戰勝日本。

  160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印度成為英國新財源,此後英國開始崛起,在世界各地擴張,號稱“日不落帝國”,這時的中國萬曆皇帝與群臣大爭“國本”,雙方互不相讓,萬曆心灰意冷,荒廢國事,齊、楚、浙、東林黨各政治派別紛紛亮相,相互攻訐,黨爭開始,明朝已是日落黃昏;

  1648年,荷蘭殖民者在東南亞、非洲、大洋洲全球各地都擁有了殖民地,在此之前曾一度征服台灣,海上貿易達到巔峰,經濟鼎盛,荷蘭率先成立了世界第一家銀行,英國、西班牙紛紛購買荷蘭股票;此時中國正陷於滿漢兩族殘殺,南明朝廷倉皇逃往緬甸,多爾袞率清軍席卷中原,全國經濟遭受嚴重破壞,尤其是江南地區慘遭屠城,揚州、嘉定、江陰等地血流成河。

  西方各國已經雄心勃勃地在海洋上進行爭奪,毛瑟槍、火炮、炸藥、戰艦等新式武器一一登場,而中國士兵還在騎著戰馬、揮舞弓箭進行征伐。當英國女王鼓勵海盜們出海探寶、彼得大帝引領俄國建立海軍時,明清兩代王朝的皇帝們則希望把百姓牢牢拴在土地裏,禁止海外貿易,更拒絕與西洋、南洋人打交道。

  清承明製,明朝有“片板不得下海”,清朝更有“閉關鎖國”。早在清順治年間,為了防止內陸居民與台灣鄭氏串通,清政府就下達禁海令,“寸板毋入海,粒米毋越疆,犯者磔死連坐”,強迫沿海居民內遷三十裏,所有村莊盡皆焚毀。這種做法是台海戰爭需要,但後果也極為嚴重,福建、廣東沿海一代,竟是荒涼不堪,經濟破壞嚴重。據《清史資料》第一輯中《榕城紀聞》記載:“處其居室,放火焚燒,片石不留,民死過半,枕藉道塗。即一二能至內地者俱無儋食之糧,餓殍已在眼前。”

  在中國東南,福建、廣東兩省山地居多,人稠地狹,耕田本不足以供給人們的生活。沿海居民紛紛出海謀生,占到了總數一半以上。海禁之前,閩、廣兩地貿易發達,人民生活比較不錯,利用海洋優勢發展漁業、煮鹽業,物質產品極大豐富,但海禁之後,“片帆不得下海”,漁鹽業衰敗,貨物不通,民生凋敝,頓時陷入窘困境地。

  沿海居民把身家性命都寄托在船隻上,耗盡家財建造的商船,如今都被擱置荒廢,讓人痛心疾首。一條船廢棄了,就代表著上百人的生活沒有來源。這種情況下,生活無著的窮苦漁民被迫亡命海上,遂至鋌而走險,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海禁越嚴,人民生活越困窘,海盜數量也就越多,南洋也就越亂,政府的控製就越發嚴酷……而且,“海禁”不僅關係到閩廣江浙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西洋流入中國銀元的減少,又影響到全國財政、金融的正常運行。

  清朝的禁海政策,比明朝更為嚴酷。自康熙五十五年再次重申海禁後,清廷將此政策一直延續下去,雍正、乾隆朝每況愈下,束縛日漸加深。

  雍正帝曾下旨:嚴令海外國人三年內回國,按期不回,則撤銷戶籍,不再是中國人。許多百姓迫於生存壓力,私自偷渡南洋者不在少數,於是法律越來越嚴峻,到最後,政府規定:一旦抓住偷渡南洋的,就地正法,斬首示眾。

  公元1740年,乾隆五年,在印度尼西亞發生了一起殘酷的“紅溪河大屠殺”。

  當時南洋群島已經到處是中國人,這些華人在當地落戶生根,做各種生意,從事工匠、飲食、製糖、釀酒零售等行業,成為當地富裕階層。荷蘭人眼紅華人,殺心漸起。在荷蘭總督軍隊的部署下,有計劃地對華人進行大規模屠殺,殺死華人近一萬人,血流成河,屍橫遍野,華僑居住區的紅溪河被染成了紅色,至於被焚毀的房屋、搶奪的財產不計其數,消息傳來,震驚華夏。

  事後,荷蘭人害怕中國報複,派遣使節前來北京和解。此時《大清律例》剛剛編纂完成,按《大清律例》第二百二十五條規定:“如有私自出洋經商者,或移往外洋海島等,應照反叛律處斬立決。”——在皇帝和政府眼中,南洋華人根本不是“大清子民”,被荷蘭人殺了也無所謂。相反,乾隆皇帝竟然還安撫荷蘭使節:“這些人本就不是良民,違抗朝廷旨意私自出海,即使是回來了也要全都斬首。現在他們在南洋生事被你們殺了,是咎由自取。”(“內地違旨不聽召回,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在乾隆看來,荷蘭人正好幫了他大忙,幫他處決了那些鞭長莫及的華人,或許高興還來不及。

  當然,對於西洋人,乾隆帝也是很反感的。在這位自負帝王的眼中,那些紅毛鬼、黃毛鬼都是些不懂禮法的蠻夷,為了牟取暴利,不惜用血腥手段。海外的屠殺無所謂,但如果是在大陸國土上,就不得不防了,尤其這些西洋人如果與漢人聯合起來對抗清廷,就更是令人擔憂。

  當乾隆帝下江南遊玩時,在蘇州、寧波等地看到許多西洋商船,絡繹不絕,熙熙攘攘,而且這些西洋人還隨身攜帶武器。乾隆皇帝愈發擔心起來:我中華本土如何能充斥這些外籍蠻夷?萬一哪天發生變亂,或是漢人聯合他們造反,該怎麽辦?這種事件不是沒有發生過,早在明朝嘉靖時期,澳門島就被葡萄牙人占據,一邊做貿易,一邊生產軍械火藥,最後明朝政府隻好與葡萄牙簽訂“借地條約”。

  從江南回京後,乾隆立刻下旨:關閉浙江、江蘇等地的通商口岸,隻留廣州一口通商,是為“廣州十三行”。不僅如此,還規定外商在廣州隻能住在會館裏,不得隨意走動,更不能四處遊玩,中國普通百姓不得與外商接觸,謹防受到西洋人的蠱惑。這是繼康熙五十五年之後,清廷對外貿易政策的又一大轉折,即針對外國資本主義勢力而厲行閉關政策,這種極端保守思想在乾隆帝身上可見一斑。此後,廣州一口岸貿易的體製,直到鴉片戰爭前始終沒有變化。

  “閉關鎖國”政策下,中國對外界知之甚少。皇帝害怕人們出海,限製船隻的政策越發嚴厲:“拖風漁船規模大,可以衝風破浪,恐生奸猾,建議全部拆毀”、“廣東漁船梁頭不得過五尺,舵手不得過五人”——當年鄭和下西洋所建造的大船技術已經失傳,清朝中後期的海船變得又破又小,被限製得隻能在淺海域劃行。這正是清朝皇帝們所期望的,這樣百姓就無法出海,不能與海外蠻夷接觸了。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國特使馬嘎爾尼訪華,這是中、英兩種文明的一次零距離接觸。

  正是在這次訪華過程中,馬嘎爾尼敏銳地發現中國龐大下的虛弱,看到中國軍隊的落後腐化,尤其對於中國水師,馬嘎爾尼認為幾乎不堪一擊:“驚奇的發現中國的帆船很不結實,由於船隻吃水淺,無法抵禦大風的襲擊”。英國使團得出的判斷是“中國船的構造根本不適應航海”,馬嘎爾尼在日記中感慨道:“中國人首次看見歐洲的船隻,至今已經有二百五十年了,他們毫不掩飾對我們航海技術的讚賞,然而他們從未模仿過我們的造船工藝或航海技術。他們頑固的沿用他們無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於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比中國更需要航海技術,因而中國人這種惰性更加令人難以置信。”

  此時,距鄭和下西洋已有四百年,距萬曆年間擊敗日本艦隊有兩百年,距鄭成功擊敗荷蘭海軍也有一百年,當年西洋人、東洋人對中國海軍的驚歎,已經蕩然無存了,當曆史走到乾隆時代,中國艦船已經衰落到被歐洲人看不起,並加以恥笑的地步。這一切,被“日不落帝國”看在眼裏,英國人已經開始考慮用什麽政策對付中國了。

  乾隆皇帝應該是幸運的,他一生都生活在“天朝大國”的意識裏,所有災難都在他死後才發生。當1740年那一場印尼群島上屠殺華人的事件被乾隆帝輕描淡寫忽略時,他怎麽可能知道,整整一百年後,在1840年,他的後世子孫要為他當年的自負淺薄付出慘痛代價——英國人因鴉片糾紛,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史稱“第一次鴉片戰爭”。

  1840年,爆發鴉片戰爭的當時,清朝全國水師的外海戰船共約九百三十艘,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四省的水師兵力共約十萬人,大小戰船約七百多艘。數量上頗為可觀,也一直讓大清朝的臣民得意不已,對付歐洲那些蠻夷小國的數千兵士,我大清每個人一口唾沫也能淹死你。

  可是,當我們仔細比較一下,就能悲哀地看到,中英雙方的差距之大:清廷戰船全是鬆杉木質製造的,用布帆作驅動導航,船上安有十門左右的小型火炮,但行動弛緩,吃水很淺,隻能在近海作戰,一旦進入深海則有顛覆的可能;英國的十幾艘遠航戰艦,采用的是當時最新發明蒸汽機驅動,裝有六十至八十門大炮,船身全是以鐵殼建造,在海上如龐然大物,行動迅速而沉穩。

  中國木質艦船在英國鐵甲戰艦麵前,幾乎毫無還手能力,更為糟糕的是,中國“重陸輕海”的思想使清廷放棄了海上控製權,隻在沿岸布置火力。這使得中國數千公裏的海岸線任英國人隨意遊弋,英國戰艦進攻廣州、攻占虎門、攻陷廈門、又北上寧波,一路上指哪打哪,清廷束手無策,隻能跟在P股後麵追。英軍的炮火轟滅了清王朝的大國夢,海洋的力量擊敗陸地,中國沿海城市一個接一個被攻破,數千上萬的兵士無謂地戰死,依然阻擋不了大英帝國海軍的前進。最後,英軍攻占南京,兵臨城下,切斷京杭大運河的南北通道,東南經濟陷入一片混亂,北方地區物資供應不足,北京也陷入恐慌之中。

  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在炎熱的南京城外,在英軍“汗華麗”的戰艦上,清王朝與英國雙方代表團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所有條文均為英國單方麵製定,中國無權商量、修改。

  陸地VS海洋,中國已經在世界大潮的興起中輸了。從明朝到清朝,從嘉靖皇帝的海患到乾隆皇帝的閉關鎖國,從明朝的澳門被占領到清朝的海岸線全麵崩潰,中華徹底喪失了自己在海洋中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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