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烙印

2.文人的痛楚：從“明史案”到《四庫全書》

　　公元1663年，康熙二年，對江南的知識分子們來說是一場浩劫。

　　浙江莊氏家族是明末清初的大戶人家，與江南諸多名士、學者有密切的交往。莊家二少爺莊廷龍誌氣頗高，寫了一本《明史》希望能流傳千古，並花重金聘請當地十六位名士參與修改、潤筆，又請了崇禎十三年進士李令皙為該書作序，為了擴大該書的宣傳，還邀請了當時文氣更大的查繼佐、範驤、範文白、陸麗京等知名人士，江南地區的文化界都盡皆知曉。

　　從清軍入關算起，清朝統治此時是第二位皇帝康熙，隻不過這時康熙不到十歲，天下初定，滿漢之間矛盾依然尖銳。尤其國家大權掌握在鼇拜手裏，鼇拜其人凶狠野蠻，對待漢族知識分子向來從不手軟。浙江這群文人如此大張旗鼓地刊刻、印刷，四處傳閱《明史》，無疑是“頂風作案”，觸動了清王朝的敏感線。

　　這本《明史》以明末遺臣的觀點來寫作，站在漢人的角度為明朝辯護，文中對清軍入關稱做“夷寇”，把明朝降將吳三桂、耿精忠等人罵做“吳賊”、“耿賊”，還詳細描寫了女真族在關外的窘困，對努爾哈赤直呼其名等等，都冒犯了清王朝的大忌。更糟糕的是，這本《明史》以南明年號記錄，不用清朝年號，等於是不承認清朝的正統地位，這對當政者來說，豈不是“言論造反”，分裂國家罪？

　　流傳甚廣的《明史》很快引起了北京朝廷的注意。當時的第一權臣鼇拜，自然信奉的是強權霸道，立刻下令追查此事，一夜之間，《明史》案在江南引起了軒然大波。

　　首先是抓捕莊氏家族，也包括作序的李令皙一家，莊、李家男女老少數百口人全被押解京城。此時，作為“主犯”的莊家二少爺莊廷龍已經病死，被清政府下令挖開棺材，當場戮屍，莊家老爺莊允城年歲已大，經不起這番驚嚇，很快就死在獄中，莊家數百口人皆被斬首，李令皙全家也被處斬，恐怖席卷整個浙江。

　　隨著清查的深入，牽連出更多的人。編撰此書的江南名士蔣麟徵等人也被抄家，家族男子一律斬首，女人充做奴隸，另外的潘力田、吳赤溟等諸多江南文人本沒有參加寫作，但因為莊家把他們名字也列在書中，所以也都全家被斬，真是可憐可歎，無辜者血淚遍地。

　　而後，那些刊刻書籍的、販賣此書的、購買此書的都被抓獲，連當地的知府、提督也都被一並問罪，牽連越來越廣，達數百人之多，被斬首、淩遲、杖斃、發配流放皆有，血肉橫飛，慘絕人寰。

　　這樁康熙初年的“明史案”開清朝文字獄之先河，牽連之廣，殺人之多，實在聳人聽聞，成為後世效仿的榜樣。中國文人在明後期發展起來的獨立人格，在清朝的一次次血腥屠殺下被抹去，人們不敢自由議論，更不敢有獨立思想，活命才是最重要的。

　　“文字獄”——以文字獲罪下獄，古已有之。周厲王的殺人止謗，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漢武帝的大下詔獄，明太祖的多疑濫殺。這其中，清朝的“文字獄”時間最長，從康熙年間開始，經雍正時代，到乾隆時期，一百多年時間裏發展得愈加熾烈，近百件文字獄事件讓人膽戰心驚。正好這爺孫仨是清朝三位明君，在“康雍乾盛世”的締造過程中，也是“文字獄”的傳承者。

　　作為清王朝來說，其統治階級屬於少數民族，民族衝突在清初非常尖銳，滿漢互相敵視。而漢族人口占大多數，常常有“反清複明”之類的“義舉”在中國大地上燃燒。

　　統治者們都明白，要坐穩江山，光靠暴力屠殺、野蠻鎮壓是不能長久的；還需要在文化上進行控製，扼殺異端思想，統一意識形態，才是維護專製集權的根本保障。

　　相比於康熙年間，雍正朝則更加嚴酷。雍正即位後，這位皇帝本身麵臨“正統”的非議，朝中有諸多反對勢力虎視眈眈，雍正帝遂在政治上采取“鐵腕政策”，重嚴刑，興大獄，繼明太祖後又開啟了特務機關，捕風捉影。

　　當時江西永興縣有一位文人，名為曾靜。這位曾先生性格迂執，喜歡頌古非今，“尊王攘夷”的儒家思想濃烈。他偶然間讀到明末名士呂留良的文章，其中對“夷夏之防”有鮮明的立場，不禁欣喜異常，認為找到了知己。當時呂留良已死，曾靜便與其兒子呂毅中、學生嚴鴻逵及弟子沈在寬等往來投契，每賦詩相贈答。在曾靜所著《知新錄》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鮮明的反清言論，“中原陸沉，夷狄乘虛”、“華之與夷，乃人與物之分界”，把清朝比作動物，不承認蠻夷是人，又說“春秋時皇帝，該孔子做；秦以後皇帝，該程子做；明季皇帝，該呂留良做，如今卻被豪強所壽”，言辭頗為激烈，矛頭直指政府。

　　這位曾學究不僅僅是“紙上談兵”，而且還要付諸實踐。不過他的實踐迂腐可笑，曾靜聽聞當時的川陝總督嶽鍾琪是嶽飛的後人，掌控西北軍事大權，於是理所當然地認為，嶽飛的後人肯定是反對異族的，就前去遊說嶽鍾琪，希望他能夠“反清複明”。

　　嶽鍾琪是清朝名將，也是繼年羹堯之後最受雍正信任的大將，據說他是嶽飛的第二十一世孫。但嶽飛已是四百多年前，早已時過境遷，此一時彼一時，嶽鍾琪將軍有何必要僅為了先祖的名義而起兵造反？

　　曾靜天真的理想讓嶽鍾琪嚇了一大跳，不知這個書呆子是從哪裏冒出來的。嶽鍾琪很快就把此事上報，雍正帝大怒，立刻派人追查，將曾靜和他的學生抓捕歸案。而後，又大肆搜查呂留良以及他的學生嚴鴻逵、沈在寬等人所著“逆書”，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字獄開始上演了。

　　這場大獄從雍正六年始，到雍正十年發展到高潮。呂留良生前遺著盡被焚毀，他和他的兒子雖然已去世，但被開棺戮屍，梟首示眾，另外兩個兒子被斬首，族人盡誅，孫輩被發往寧古塔充軍。呂留良生前得到康熙帝的寬容，誰知死後卻被康熙的兒子雍正滅族，呂留良要是黃泉有知，該會如何感想？

　　除此之外，呂留良的學生嚴鴻逵也大難臨頭，清政府認為他“梟獍性成，心懷叛逆”，將他淩遲處死，全族十六歲以上男子全被斬首，十六歲以下男孩及婦女淪為奴隸；嚴鴻逵的學生沈在寬也慘遭大難，以“猖狂悖亂，附會詆譏”罪名被淩遲處死，親屬發配充軍；隨著範圍越來越擴大，許多呂留良的好友、收藏呂的書籍者也遭受株連，斬立決、流放、囚禁比比皆是。

　　至於此案中的主犯曾靜，竟然被雍正“赦免”，為的是表現雍正的大度，並以此為現身說法。但僅僅幾年之後，乾隆帝登極，很快就把曾靜處死了。

　　對於統治階級來說，最頭疼的不是那些叛亂分子、外敵，而是那群不得不倚靠的知識分子。自古以來，文人以筆杆子為武器，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引經據典地侃侃而談，常常在某個不確定的時候引發群體效應，讓執政者防不勝防。

　　文字的威力是巨大的，秦皇漢武的暴政逃脫不了曆史的記載，唐宗宋祖在文人麵前隻有謙虛謹慎，明朝的帝王們更是對知識分子們無可奈何。所謂“千秋功過，自有後人評論”——後人自然是指後世文人了，司馬遷的筆觸微動就能定格天下大事，駱賓王的《討武氏檄》可以攪動半壁江山，羅貫中的如摶大筆硬是把曹操打入十八層地獄，至於曆朝曆代的學社、團體煽動政治言論，各類書籍野史影射朝政諷刺國家……文字的力量，實在凶猛，能把死的說成活的，能把好的說成壞的，所謂“人言可畏”，所謂“眾口鑠金，積毀銷骨”，統治者們如何能不心驚肉跳？

　　盡管古人早說過“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但曆代帝王們還是不得不防，那些頗有文化素養又清高善論的文人們總是說三道四，聒噪的聲音擾亂皇帝們的太平盛世夢，使其惱怒之後，大開殺戒。

　　清朝統治的二百六十七年共發生文字獄一百六十二起，平均一年半一次。像“明史案”、“曾靜呂留良案”都是當時轟動全國的大案，本身帶有反對政府的性質，株連甚廣，動輒牽連數百人，許多人家破人亡，處境悲慘。更多的文字獄則純粹是“子虛烏有”，牽強附會，因統治者多疑而造成。

　　比如康熙五十年，翰林院編修戴名世的《南山集》由於不用清國年號，牽連三百餘人，戴名世被淩遲處死；雍正三年，文人汪景祺因其書中“譏訕聖祖（康熙）”，被梟首示眾，其頭骨在北京菜市口懸掛了十年之久；雍正四年，江西考官查嗣庭引用《詩經》中“維民所止”為考題，被誣告為“雍正去頭”，打入死牢，死後戮屍，滿門抄斬；雍正八年，翰林院士徐駿在家看書，一陣風吹來，隨手寫到“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被認為譏諷朝廷，斬首示眾……

　　康熙年間政治寬容，在位六十年僅有少數幾起文字獄；雍正年間數量猛增，短短十年裏比他父親六十年執政嚴酷許多，製造了二十多起大獄；乾隆即位後，文字獄發展得更加熾烈，文字獄高達一百三十多起！乾隆本人好大喜功，自負多疑，到中後期朝政敗壞，在文化鉗製上也愈發嚴酷，比他的祖父、父親無所不用其極：

　　翰林院士胡中藻作詩“一把心腸論濁清”，被乾隆抄家，淩遲處死；

　　舉人徐述夔寫詩“且把壺兒擱半邊”，被認為“借壺指胡”，暗指滿族，全家抄斬，其本人被開棺戮屍；

　　民間人士王錫侯認為康熙字典存在有不足，花費十七年心血編寫出《字貫》，被認為是詆毀先帝，王錫侯被處斬，子孫處死，全家連坐；

　　文人李一作詞曰“天糊塗，地糊塗，帝王帥相，無非糊塗”，被河南登封人喬廷英告發，經查發現舉報人的詩稿也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句，日月二字合為“明”，檢舉人和被檢舉人一同被淩遲處死，兩家子孫全處斬；

　　甚至連吹捧皇上也會遭罪，有人編了一部《萬年曆》，祝頌清朝國運久長，“周朝止有八百年天下，如今大清國運，比周朝更久”，但這部萬年曆隻把乾隆的年數編到五十七年為止，被認為是詛咒乾隆帝短命，“罪大惡極，人人發指，非碎磔不足以蔽辜”，這個想拍馬屁的人於是被淩遲處死……

　　在文字獄不斷發生的同時，還有禁書、毀書的嚴令。清朝禁書的程度範圍遠高於其他朝代，這與其自身少數民族性質有密切關係，禁書分為兩種：一種是含政治色彩的，比如文字獄中的莊廷龍、戴名世、呂留良、查嗣庭等名人的書籍，盡皆焚毀，比如真實紀錄揚州大屠殺的《揚州十日》被禁，清兩百多年無人知曉；另一種則更為廣泛，各種小說、戲曲、雜劇，如《水滸傳》、《說嶽全傳》都被認為是動亂的因素，《西廂記》、《紅樓夢》被認為是淫穢小說，一律禁止。

　　公元1745年，乾隆十年。當清王朝在大搞文字獄、禁錮思想時，西方的啟蒙思想卻進行得如火如荼——此時在法國巴黎，一部《百科全書》正在醞釀籌劃當中，著名作家狄德羅和數學家達朗貝邀請了各界人士參與撰稿，包括文學家、工程師、旅行家、航海家和軍事家等，這些人物都具有當時先進思想，如啟蒙主義作家孟德斯鳩、哲學家霍爾巴赫、文學家伏爾泰、哲學家盧梭、哲學家愛爾維修以及空想社會主義者摩萊裏、馬布利等人，都是《百科全書》的撰稿人，涵蓋各個知識領域。他們認同唯物主義，反對封建特權和天主教會，推崇科學技術的發展，為後來的資產階級革命創造了條件。

　　《百科全書》的編纂從1751年開始，至1772年完成，曆時二十年。這部書問世後，得到廣泛的認同和普及，促進了整個西方世界的思想革新。僅僅四年後，美國就爆發了獨立戰爭，十年後，法國爆發了資產階級大革命，新思潮、新文化波及整個歐美，西方迅速走上工業化道路。

　　此時的乾隆皇帝正當壯年，誌在意滿，這位“天朝大國”的君主有機會從傳教士那裏聽到西方的消息——聽說蠻夷們搞出一部《百科全書》來，我盛世中華何不也修一部《四庫全書》？

　　就在西方《百科全書》出版的第二年，乾隆三十八年，中國皇帝下旨：編修四庫全書。以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為總纂官，名人學士，如戴震（漢學大師），邵晉涵（史學大師）及姚鼐、朱筠等亦參與進來。同時，征募了抄寫人員近四千人。

　　乾隆的修書與歐洲撰書截然不同，前者是羅列累積中國曆史的古籍，把中國傳統文化固定在原地不動；後者是新思想的啟蒙，直接引發了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改變了世界格局。

　　尤其令後世知識分子痛心疾首的是，《四庫全書》所收古籍許多經過篡改、扭曲，失去了其本來麵目，與其說是匯集中國文化，不如說是借此毀壞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在修書的同時，查繳禁書竟達三千多種，十五萬多部，總共焚毀的圖書超過七十萬部，禁毀書籍與四庫所收書籍一樣多！

　　由於清朝的少數民族特性，對於漢族的民族英雄是抱著抹殺和消滅的態度的。不利於清廷的文獻被禁毀，連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的文字都要進行篡改，對於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壓迫的作品盡皆刪改。南宋抗金名將嶽飛，在《四庫全書》中對他隻字不提，經四庫館臣查出的一百八十一種“抽毀”書籍中，涉及嶽飛的就占近二十種。嶽飛《滿江紅》名句“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中“胡虜”、“匈奴”是犯忌的，於是《四庫全書》把它改為“壯誌饑餐飛食肉，笑談欲灑盈腔血”，張孝祥名作《六州歌頭》描寫北方被金人占領：“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中的“膻腥”犯忌，改作“凋零”。這些名篇由於非常有名，被後人重新改了回來，但有更多成千上萬的詩篇、文章，被《四庫全書》改得麵目全非，已經很難再找回真實文字。

　　中華文明經曆兩千年，在清朝《四庫全書》的扭曲下，已經找不回原來的樣子，隻剩一些殘破的碎片，拚不回去了。

　　明末科學家宋應星的科學著作《天工開物》，代表著中國曾經發達的科技，可因為妨礙了統治者愚民的政策，該書被徹底焚毀；又如《揚州十日記》和《嘉定屠城記略》，真實記錄了清軍當年暴行，被收繳查毀，在清朝竟無人知曉，直到近代才從日本流傳回副本。

　　與此同時，由於在查書過程中發現大量對政府不利的言論，乾隆皇帝開始大興文字獄，僅在《四庫全書》開館後十年內就發生了四十八起文字獄。

　　魯迅先生曾說：“文字獄的血跡已經消失，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隻有‘功德’了。那時的禁書，我想他都未必看見。現在不說別的，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毀，抽毀，剜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

　　吳晗先生也說：“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

　　在這種情況下，清朝文人的思想受到極大限製，不敢有新思維迸發，更不敢對國事時政議論。文人們開始鑽入故紙堆中，沉浸在千百年前的資料裏，尋章摘句，與現實隔絕，“考據”開始興盛，“乾嘉學派”也隨之出現。

　　清朝後期的文人們，重證據羅列而少理論發揮，脫離實際、煩瑣細碎。他們在細枝末節上下足了工夫，乃至於一個字的偏旁、音訓考證動輒千言，為了解釋一個不必要的古字的來源，有人甚至消耗畢生的精力，進行苦行僧似的挖掘探索。這種學問猶如一潭死水，對國家、時政毫無建樹，造成了不通世務，不切實用，比明朝八股文的僵化還更加嚴重，完全、徹底地扼殺了中國知識分子最後一點靈氣，也使中國封建社會末期變得愚昧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