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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官難做:政府逼著官員貪

  公元1587年,萬曆十五年的冬天,海瑞在貧病交加中死去,在他死的前三天,兵部送來的柴薪因為多了七錢,被海瑞嚴格執行如數退回。這中國曆史上的名臣“海青天”家徒四壁,一生清貧,死後僅留下十幾兩銀子,“葛布一端,舊衣數件”,乃至於殯葬隻得靠朋友同僚們出資幫忙。

  萬曆皇帝聞聽海瑞病逝,特輟朝一日,派專人前往慰問,追贈海瑞太子太保,諡號忠介。在嘉賞海瑞的同時,萬曆皇帝或許會回想起五年前——同樣是大明王朝的另一位重臣,張居正去世,被朝廷抄家,發現藏有“黃金萬兩,白金十餘萬兩”。

  海瑞是明朝乃至中國曆史上有名的清官,他一生正直,清廉愛民,被百姓們尊為“青天”,然而海瑞的“清”也實在讓人心疼,清到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不由得讓後世感歎:做清官,難。

  海瑞一生為官多次,每次都是加官晉爵,地位和名氣也越來越大。從最初的浙江淳安縣令,到江西興國的知縣,再到戶部雲南司主事,接下來擔任的是中央行政官員:大理寺左丞,應天巡撫,吏部右侍郎——海瑞的官階越來越高,縱使因為他是清官,但作為大明王朝的一個中央幹部,在明朝中葉這個商品經濟繁榮的時代,我們今人會質疑,海瑞怎麽能窮到這個分上?

  恰恰正是這樣:在明朝,要做清官,生活水平就和叫花子差不多。

  明朝史稱“俸祿最低”,在中國所有朝代裏工資最少的。從《明史·食貨誌》中我們看到,明初規定的百官祿,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從一品至正三品,遞減十三到三十五石,正四品二十四石,從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從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從六品八石,正七品至從九品遞減五鬥,至五石而止。

  早在海瑞當縣令的時候,就因為工資太低,養活不了一家子人,隻好在自己家後院開墾田地,每天下班換上破補丁衣服,和全家老小一起種地,每天吃的也就是自家種的蔬菜。海瑞上有七十歲的老母,下有幾歲的女兒,全家人一年吃不上肉,乃至於有一次海瑞母親過生日,海瑞上街買了二兩肉,街上小販們驚訝不已,奔走相告:“海縣令竟然也買肉了!”

  按照當時購買力算,海瑞做縣令時每月隻有區區五兩銀子,據《潛規則》的作者吳思計算:明朝的縣令隻有1130元的工資——那時全家人除男人之外都沒有工作,沒有計劃生育,沒有社會福利,沒有公費醫療,沒有養老保險,要靠這五兩銀子養活全家人,生活水平是低得不能再低。難怪後世修史者稱: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

  相比之下,中國曆史上還有另外一位“青天”:北宋時期的包拯。他鐵麵無私,秉公執法,比明朝的海瑞還更有名。生活在宋朝的包拯生活相當富足,作為開封知府、龍圖閣大學士,包拯一個月的名義工資就高達三百兩銀子,除此之外,還有每月大米一百石,春冬服各綾二十匹,絹三十匹,綿百兩(吃穿幾乎不用花銷),至於政府給予的職田、茶湯錢、差旅費、廚料、薪炭等許多令人眼花繚亂的名目,更是多不計數。

  宋朝與明朝,簡直一個天上,一個地下。難怪中國文人和官員異口同聲:宋朝是中國官員生活最美好的朝代!

  這種差別源於兩個朝代開國領袖的思想區別:

  宋太祖趙匡胤和宋太宗趙光義,采取的是“崇文抑武”政策,對外雖然保守,對內卻非常慷慨。兩宋的文人士大夫生活非常優越,不僅工資高、福利多、待遇好,而且言論自由,政治寬鬆,實在是知識分子們的天堂。宋太祖早年就號召大臣們“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可謂是開創經濟繁榮的先河。

  明朝的太祖朱元璋可就不一樣了:一方麵,蒙古人把中原糟蹋得一窮二白,明朝接過一個爛攤子,國家凋零,自然在政府開支、財政收入上捉襟見肘;另一方麵,朱元璋這個人小農意識強烈,自己本就吝嗇不已,處處斤斤計較,尤其早年受苦,對“富裕”有一種仇恨潛意識,不希望手底下的官員們被養肥,下意識地把官員俸祿定得很低。

  更糟糕的是,從明朝開始,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思想成為主流,四書五經的諄諄教誨被統治者們用來宣揚:儒家理想是治國平天下,為的是集體而不是個人,隻有克製各種欲望雜念,一心為公,不計較金錢得失,才是忠臣、清官,所以工資定得低點,也是理所應當。

  從朱元璋開國到明中葉嘉靖、萬曆的兩百年間,政府的工資水平一直沒有太大變化,維持在一個很低的位置。然而這兩百年間民間經濟興旺發展,物價水平節節攀高,那點“皇糧”對官員們來說實在少得可憐,明初時一兩銀子能買四石大米,到嘉靖年間一兩銀子隻能買到一石大米,物價漲了四倍,工資卻一成不變,這可讓人怎麽活?

  在這種情況下,官員分為了兩種:一種像海瑞那樣,堅持自己的操守,誓死清廉到底,哪怕全家挨餓,自己種地,也不改變原則,乃至死了連棺材也買不起——海瑞這樣的人,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不愧是儒家傳統的典範,然而世上終究是凡夫俗子多,焉能人人都像海瑞一樣做“聖人”?名聲固然重要,但為了名聲飯都吃不飽,整天看著老母妻女餓得皮包骨,又豈是聖人所為?另外一種官員占據了大多數,他們原先“聖賢書”裏的原則動搖了,發現這個社會是如此殘酷,完全不是年輕時想象的那樣,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搞小動作、土政策,利用權職便利撈取外快,謀求灰色收入,官場腐敗隨之蔓延開來。

  人們口頭上極力讚揚海瑞,但幾乎沒有人效仿他。

  海瑞是座豐碑,更是這個社會的極大諷刺:他帶著一身清名走了,在此之前,他八十歲的老母病死,一生窮困,沒有享到任何福氣,他的一個妻子因病死去,一個妾不知何故上吊自殺,他唯一的小女兒因為過於饑餓,吃了別人的一塊餅,被海瑞大罵,乃至絕食七天,活活餓死。

  沒有人願意做海瑞這樣的“清官”,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貪官”的行列中。古話說“官逼民反”,套用在明朝社會,可以說“政府逼官員貪汙”。

  從明中葉正德年間到嘉靖、萬曆時期,明王朝的官場腐敗越演越烈,地方上各種土政策、亂收費、亂攤派層出不窮,世風日下,人心變異,官員們紛紛暗地裏找渠道、撈錢,像毒瘤一樣蔓延開來。貪得多是貪,貪得少也是貪,既然貪了,何不多貪?

  管鹽的吃官鹽與私鹽的差價,管稅的吃銀子的火耗,管水的每年在水利工程上刮一層油。官員群體的價值徹底淪喪,在現實的逼迫下,他們發現書本上的儒家理想純粹是扯淡謊言,一旦身入官場,就卷入這複雜的關係網中,誰也逃脫不了。大家相互彼此心照不宣,誰都明白這個社會是怎麽回事。文臣們巧立名目,篡改賬冊,壓榨百姓,收取各種苛捐雜稅,武將們吃“空額”,多報軍隊人數,或是在招募時低於國家規定的標準,全國上下大小官員貪汙成風,所謂的“潛規則”,在明朝被世人普遍認可。

  當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崇禎帝即位時,麵對大明帝國這個龐大而潰爛的攤子,不知如何是好。他憂心忡忡,欲整治腐敗,卻無能為力,隻好發出口號“文官不愛錢”來號召群臣,希望搞一場廉潔整風運動,要求大家潔身自律。

  但這個決定很快遭到大臣們反對,對此議論紛紛,他們或許私下裏對年僅十九歲的崇禎帝暗笑,暗笑皇帝的天真幼稚。一位叫韓一良的官員甚至直截了當地說:當今世上,幹什麽事不用錢?哪個官員又不愛錢?做官是花錢買來的,這些官員上任後,為了收回成本當然就得貪汙受賄。因此,說到害民,就將這歸咎於知府和知縣等地方官的不廉潔是不公平的,因為這些人沒法廉潔。他們薪水極低,而上司卻想方設法要勒索,過往官紳要打秋風,進京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兩銀子,這些錢又不能從天而降,叫他們如何廉潔呢?

  是啊,處處要花錢,工資又太低,叫他們如何廉潔……

  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明朝官場這個大染缸裏,是“劣幣驅逐良幣”規律。清官難做,各種複雜的人情關係、上下關節,都需要花銷,如果你一味“出淤泥而不染”,恐怕官場就沒有你的立足之地,更會遭到同僚的排擠乃至陷害,做貪官還是做清官,已經由不得你了。

  早在春秋時期,這種現象就被政治家晏子演繹得淋漓盡致,《晏子春秋》中講述了一個他當年在齊國做官的故事: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於子。”

  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

  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托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君反以罪臣。今臣後之東阿也,屬托行,貨賂至,並重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宗。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複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僻。

  齊景公派晏子去治理山東的東阿,三年之後晏子回朝,朝廷上下官員們都一致批評他,指責他不會治理,齊景公很生氣,數落晏子:“我原本認為你有才能,誰知你卻越治越亂,真讓我失望,我要懲罰你!”

  晏子回答:“我知道錯了,請陛下再給我一次機會。如果這次我治理三年沒有成效的話,甘願受死。”

  齊景公答應了,果然,三年後,晏子再回朝,受到了滿朝官員的一致誇獎。這次齊景公很高興:“太好了!你治理有功,我要獎賞你。”

  這時晏子說:“陛下,頭三年我治理東阿,認真負責,懲治腐敗,發展生產。那些做了錯事的人,我懲罰他們,那些想賄賂我的人,我拒絕他們,我按照法律嚴格辦事,合法的就嘉獎,不合法的就處罰,正因為如此,得罪了很多人,他們買通朝廷裏的官員,串通起來說我壞話,謠言傳到您耳邊,於是您認為我辜負了期望,要懲罰我。”

  晏子又說:“後三年我再次回到東阿,改變了方法。不懲罰那些壞人,不督促那些懶人,隨便他們想怎樣就怎樣;大小案件我都不處理,地方豪強們非常高興,對達官貴族我也巴結討好,所有官員們也都很喜歡我。所以朝廷上下都誇獎我,您也認為我治理有功。”

  “我頭三年秉公辦事,得罪了許多壞人,造福於老百姓,您真正應該獎勵我才是;我後三年玩忽職守,和壞人們沆瀣一氣,您才應該處罰我。”

  齊景公這才明白過來,認為晏子是真正的人才,從此重用他。

  晏子不愧是有魄力、有耐心的政治家,他通過兩個三年的不同治理,用最現實的反差告訴齊景公、乃至我們後世之人:清官難做,貪官橫行。

  自古以來,雖說“官場黑暗”,但明朝之前的社會畢竟能夠給人以活路,官員們的衣食住行有國家俸祿的保障,貪汙腐敗尚未發展到嚴重之極。可自明朝以來,官員們的收入都不能保證基本生活,斷絕了人們道德的最後底線,“劣幣驅逐良幣”,逼迫所有人都走向了腐化墮落。所謂“天下烏鴉一般黑”,明朝中期以後,整個中國社會都浸染在這種風氣下,反而成為人們眼中的“常態”,乃至於出了個清廉的海瑞,竟代表著“絕無僅有”,成為明王朝的“模範標兵”——當某種現象被政府宣揚鼓勵時,恰恰說明這種現象的稀缺。

  海瑞雖然一生坎坷,家境窘困,但畢竟他受到了政府的嘉獎,名留青史,被百姓們稱頌,好歹也是一種安慰吧。更多的清廉之士可就沒有海瑞這麽幸運了,很多時候,他們一生遭受打擊,被整個官場排擠,最後也未能被世人所記住。

  《明史》中有一位叫秦紘的官員,已經沒有多少人還記得他:

  明英宗時期,二十六歲的秦紘考中進士,授為南京禦史。按理說秦紘年輕得誌,好好在官場裏摸爬滾打,應該是“前途無量”。可這位“憤青”想必是完全遵照聖賢書上的規則,耿直正派,眼裏容不得沙子,遇見不公正的事情就要出手,管他是同僚上司,還是皇親貴族,一律得罪光了,乃至於政治上屢遭打擊:

  景泰二年,秦紘上書朝廷,彈劾太監收羅江南特產,擾亂百姓,受到王公貴族忌恨,被貶為湖廣驛丞;

  天順元年,秦紘擔任雄縣知縣,太監杜堅在雄縣殘暴橫行,擾亂百姓,秦紘命人把太監捉住打了一頓,惹惱了明英宗,於是將秦紘下獄;

  成化十三年,秦紘任山西巡撫,彈劾鎮國將軍奇澗,奇澗是皇親貴族,明憲宗為照顧皇親的麵子,於是又把秦紘逮捕入獄,查抄他的家產;

  弘治二年,秦紘擔任兩廣總督,抓捕當地殘暴的安遠侯柳景,下罪論死。柳景也是皇親,反誣告秦紘,於是明孝宗下詔逮捕秦紘,並解往京城,親自審理此案,結果柳景所告全無證據,但皇帝為了照顧麵子,仍給秦紘罷官處分。其餘大臣聯名保奏,請留秦紘,但皇帝卻不準秦紘在北京做官。

  正德五年,太監劉瑾亂政,秦紘又因剛直不阿,得罪了劉瑾。劉瑾大怒,派人抄家。

  秦紘是一位清官,正直不屈,當成為後世的榜樣。隻是,清官似乎並沒有好報,曆經英宗、憲宗、孝宗、武宗四朝,這位正直的大臣屢次被貶斥、抄家,和海瑞一樣,他希望以一人之力,對抗整個朝廷,結果可想而知。

  尤其令人感歎的,和海瑞一樣,秦紘同樣“清”得家徒四壁,明史稱“妻孥菜羹麥飯常不飽”,家裏窮得連妻子兒女吃飯都吃不飽,俸祿之低,薪水之少,清官們不僅要承擔官場上隨時可能的風險,還要麵對全家老小經濟困窘的壓力,實非常人所能忍受。明憲宗派太監去抄他家時,隻抄到幾件破舊衣服,什麽都沒有,拿著向朝廷奏報,憲宗皇帝感慨地說:“秦紘做了巡撫這樣的高官,家裏竟貧窮到這個樣子呀!”清官清到如此地步,實在讓人寒心。

  正因為明朝工資低,俸祿薄,脫離現實狀況,一味要求人們“存天理,滅人欲”,宣揚各種假大空的所謂“崇高理想”,導致社會朝反方向發展,人們跌出了道德的底線,在發現信仰不過是一紙空文後,心靈徹底淪喪。

  是做一個堅守信仰卻貧困潦倒的清官,還是做一個欺上瞞下卻衣食富足的昏官?大多數的文人士大夫們,丟棄了曾經苦讀十年的聖賢理念,在無奈的現實下,選擇了後者。而隻要接受了官場的“潛規則”,或許就再也退不出來,在這汙濁的泥潭中越走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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