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烙印

4.清官難做：政府逼著官員貪

　　公元1587年，萬曆十五年的冬天，海瑞在貧病交加中死去，在他死的前三天，兵部送來的柴薪因為多了七錢，被海瑞嚴格執行如數退回。這中國曆史上的名臣“海青天”家徒四壁，一生清貧，死後僅留下十幾兩銀子，“葛布一端，舊衣數件”，乃至於殯葬隻得靠朋友同僚們出資幫忙。

　　萬曆皇帝聞聽海瑞病逝，特輟朝一日，派專人前往慰問，追贈海瑞太子太保，諡號忠介。在嘉賞海瑞的同時，萬曆皇帝或許會回想起五年前——同樣是大明王朝的另一位重臣，張居正去世，被朝廷抄家，發現藏有“黃金萬兩，白金十餘萬兩”。

　　海瑞是明朝乃至中國曆史上有名的清官，他一生正直，清廉愛民，被百姓們尊為“青天”，然而海瑞的“清”也實在讓人心疼，清到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不由得讓後世感歎：做清官，難。

　　海瑞一生為官多次，每次都是加官晉爵，地位和名氣也越來越大。從最初的浙江淳安縣令，到江西興國的知縣，再到戶部雲南司主事，接下來擔任的是中央行政官員：大理寺左丞，應天巡撫，吏部右侍郎——海瑞的官階越來越高，縱使因為他是清官，但作為大明王朝的一個中央幹部，在明朝中葉這個商品經濟繁榮的時代，我們今人會質疑，海瑞怎麽能窮到這個分上？

　　恰恰正是這樣：在明朝，要做清官，生活水平就和叫花子差不多。

　　明朝史稱“俸祿最低”，在中國所有朝代裏工資最少的。從《明史·食貨誌》中我們看到，明初規定的百官祿，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從一品至正三品，遞減十三到三十五石，正四品二十四石，從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從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從六品八石，正七品至從九品遞減五鬥，至五石而止。

　　早在海瑞當縣令的時候，就因為工資太低，養活不了一家子人，隻好在自己家後院開墾田地，每天下班換上破補丁衣服，和全家老小一起種地，每天吃的也就是自家種的蔬菜。海瑞上有七十歲的老母，下有幾歲的女兒，全家人一年吃不上肉，乃至於有一次海瑞母親過生日，海瑞上街買了二兩肉，街上小販們驚訝不已，奔走相告：“海縣令竟然也買肉了！”

　　按照當時購買力算，海瑞做縣令時每月隻有區區五兩銀子，據《潛規則》的作者吳思計算：明朝的縣令隻有1130元的工資——那時全家人除男人之外都沒有工作，沒有計劃生育，沒有社會福利，沒有公費醫療，沒有養老保險，要靠這五兩銀子養活全家人，生活水平是低得不能再低。難怪後世修史者稱：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

　　相比之下，中國曆史上還有另外一位“青天”：北宋時期的包拯。他鐵麵無私，秉公執法，比明朝的海瑞還更有名。生活在宋朝的包拯生活相當富足，作為開封知府、龍圖閣大學士，包拯一個月的名義工資就高達三百兩銀子，除此之外，還有每月大米一百石，春冬服各綾二十匹，絹三十匹，綿百兩（吃穿幾乎不用花銷），至於政府給予的職田、茶湯錢、差旅費、廚料、薪炭等許多令人眼花繚亂的名目，更是多不計數。

　　宋朝與明朝，簡直一個天上，一個地下。難怪中國文人和官員異口同聲：宋朝是中國官員生活最美好的朝代！

　　這種差別源於兩個朝代開國領袖的思想區別：

　　宋太祖趙匡胤和宋太宗趙光義，采取的是“崇文抑武”政策，對外雖然保守，對內卻非常慷慨。兩宋的文人士大夫生活非常優越，不僅工資高、福利多、待遇好，而且言論自由，政治寬鬆，實在是知識分子們的天堂。宋太祖早年就號召大臣們“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可謂是開創經濟繁榮的先河。

　　明朝的太祖朱元璋可就不一樣了：一方麵，蒙古人把中原糟蹋得一窮二白，明朝接過一個爛攤子，國家凋零，自然在政府開支、財政收入上捉襟見肘；另一方麵，朱元璋這個人小農意識強烈，自己本就吝嗇不已，處處斤斤計較，尤其早年受苦，對“富裕”有一種仇恨潛意識，不希望手底下的官員們被養肥，下意識地把官員俸祿定得很低。

　　更糟糕的是，從明朝開始，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思想成為主流，四書五經的諄諄教誨被統治者們用來宣揚：儒家理想是治國平天下，為的是集體而不是個人，隻有克製各種欲望雜念，一心為公，不計較金錢得失，才是忠臣、清官，所以工資定得低點，也是理所應當。

　　從朱元璋開國到明中葉嘉靖、萬曆的兩百年間，政府的工資水平一直沒有太大變化，維持在一個很低的位置。然而這兩百年間民間經濟興旺發展，物價水平節節攀高，那點“皇糧”對官員們來說實在少得可憐，明初時一兩銀子能買四石大米，到嘉靖年間一兩銀子隻能買到一石大米，物價漲了四倍，工資卻一成不變，這可讓人怎麽活？

　　在這種情況下，官員分為了兩種：一種像海瑞那樣，堅持自己的操守，誓死清廉到底，哪怕全家挨餓，自己種地，也不改變原則，乃至死了連棺材也買不起——海瑞這樣的人，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不愧是儒家傳統的典範，然而世上終究是凡夫俗子多，焉能人人都像海瑞一樣做“聖人”？名聲固然重要，但為了名聲飯都吃不飽，整天看著老母妻女餓得皮包骨，又豈是聖人所為？另外一種官員占據了大多數，他們原先“聖賢書”裏的原則動搖了，發現這個社會是如此殘酷，完全不是年輕時想象的那樣，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搞小動作、土政策，利用權職便利撈取外快，謀求灰色收入，官場腐敗隨之蔓延開來。

　　人們口頭上極力讚揚海瑞，但幾乎沒有人效仿他。

　　海瑞是座豐碑，更是這個社會的極大諷刺：他帶著一身清名走了，在此之前，他八十歲的老母病死，一生窮困，沒有享到任何福氣，他的一個妻子因病死去，一個妾不知何故上吊自殺，他唯一的小女兒因為過於饑餓，吃了別人的一塊餅，被海瑞大罵，乃至絕食七天，活活餓死。

　　沒有人願意做海瑞這樣的“清官”，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貪官”的行列中。古話說“官逼民反”，套用在明朝社會，可以說“政府逼官員貪汙”。

　　從明中葉正德年間到嘉靖、萬曆時期，明王朝的官場腐敗越演越烈，地方上各種土政策、亂收費、亂攤派層出不窮，世風日下，人心變異，官員們紛紛暗地裏找渠道、撈錢，像毒瘤一樣蔓延開來。貪得多是貪，貪得少也是貪，既然貪了，何不多貪？

　　管鹽的吃官鹽與私鹽的差價，管稅的吃銀子的火耗，管水的每年在水利工程上刮一層油。官員群體的價值徹底淪喪，在現實的逼迫下，他們發現書本上的儒家理想純粹是扯淡謊言，一旦身入官場，就卷入這複雜的關係網中，誰也逃脫不了。大家相互彼此心照不宣，誰都明白這個社會是怎麽回事。文臣們巧立名目，篡改賬冊，壓榨百姓，收取各種苛捐雜稅，武將們吃“空額”，多報軍隊人數，或是在招募時低於國家規定的標準，全國上下大小官員貪汙成風，所謂的“潛規則”，在明朝被世人普遍認可。

　　當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崇禎帝即位時，麵對大明帝國這個龐大而潰爛的攤子，不知如何是好。他憂心忡忡，欲整治腐敗，卻無能為力，隻好發出口號“文官不愛錢”來號召群臣，希望搞一場廉潔整風運動，要求大家潔身自律。

　　但這個決定很快遭到大臣們反對，對此議論紛紛，他們或許私下裏對年僅十九歲的崇禎帝暗笑，暗笑皇帝的天真幼稚。一位叫韓一良的官員甚至直截了當地說：當今世上，幹什麽事不用錢？哪個官員又不愛錢？做官是花錢買來的，這些官員上任後，為了收回成本當然就得貪汙受賄。因此，說到害民，就將這歸咎於知府和知縣等地方官的不廉潔是不公平的，因為這些人沒法廉潔。他們薪水極低，而上司卻想方設法要勒索，過往官紳要打秋風，進京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兩銀子，這些錢又不能從天而降，叫他們如何廉潔呢？

　　是啊，處處要花錢，工資又太低，叫他們如何廉潔……

　　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明朝官場這個大染缸裏，是“劣幣驅逐良幣”規律。清官難做，各種複雜的人情關係、上下關節，都需要花銷，如果你一味“出淤泥而不染”，恐怕官場就沒有你的立足之地，更會遭到同僚的排擠乃至陷害，做貪官還是做清官，已經由不得你了。

　　早在春秋時期，這種現象就被政治家晏子演繹得淋漓盡致，《晏子春秋》中講述了一個他當年在齊國做官的故事：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於子。”

　　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

　　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托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君反以罪臣。今臣後之東阿也，屬托行，貨賂至，並重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宗。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複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僻。

　　齊景公派晏子去治理山東的東阿，三年之後晏子回朝，朝廷上下官員們都一致批評他，指責他不會治理，齊景公很生氣，數落晏子：“我原本認為你有才能，誰知你卻越治越亂，真讓我失望，我要懲罰你！”

　　晏子回答：“我知道錯了，請陛下再給我一次機會。如果這次我治理三年沒有成效的話，甘願受死。”

　　齊景公答應了，果然，三年後，晏子再回朝，受到了滿朝官員的一致誇獎。這次齊景公很高興：“太好了！你治理有功，我要獎賞你。”

　　這時晏子說：“陛下，頭三年我治理東阿，認真負責，懲治腐敗，發展生產。那些做了錯事的人，我懲罰他們，那些想賄賂我的人，我拒絕他們，我按照法律嚴格辦事，合法的就嘉獎，不合法的就處罰，正因為如此，得罪了很多人，他們買通朝廷裏的官員，串通起來說我壞話，謠言傳到您耳邊，於是您認為我辜負了期望，要懲罰我。”

　　晏子又說：“後三年我再次回到東阿，改變了方法。不懲罰那些壞人，不督促那些懶人，隨便他們想怎樣就怎樣；大小案件我都不處理，地方豪強們非常高興，對達官貴族我也巴結討好，所有官員們也都很喜歡我。所以朝廷上下都誇獎我，您也認為我治理有功。”

　　“我頭三年秉公辦事，得罪了許多壞人，造福於老百姓，您真正應該獎勵我才是；我後三年玩忽職守，和壞人們沆瀣一氣，您才應該處罰我。”

　　齊景公這才明白過來，認為晏子是真正的人才，從此重用他。

　　晏子不愧是有魄力、有耐心的政治家，他通過兩個三年的不同治理，用最現實的反差告訴齊景公、乃至我們後世之人：清官難做，貪官橫行。

　　自古以來，雖說“官場黑暗”，但明朝之前的社會畢竟能夠給人以活路，官員們的衣食住行有國家俸祿的保障，貪汙腐敗尚未發展到嚴重之極。可自明朝以來，官員們的收入都不能保證基本生活，斷絕了人們道德的最後底線，“劣幣驅逐良幣”，逼迫所有人都走向了腐化墮落。所謂“天下烏鴉一般黑”，明朝中期以後，整個中國社會都浸染在這種風氣下，反而成為人們眼中的“常態”，乃至於出了個清廉的海瑞，竟代表著“絕無僅有”，成為明王朝的“模範標兵”——當某種現象被政府宣揚鼓勵時，恰恰說明這種現象的稀缺。

　　海瑞雖然一生坎坷，家境窘困，但畢竟他受到了政府的嘉獎，名留青史，被百姓們稱頌，好歹也是一種安慰吧。更多的清廉之士可就沒有海瑞這麽幸運了，很多時候，他們一生遭受打擊，被整個官場排擠，最後也未能被世人所記住。

　　《明史》中有一位叫秦紘的官員，已經沒有多少人還記得他：

　　明英宗時期，二十六歲的秦紘考中進士，授為南京禦史。按理說秦紘年輕得誌，好好在官場裏摸爬滾打，應該是“前途無量”。可這位“憤青”想必是完全遵照聖賢書上的規則，耿直正派，眼裏容不得沙子，遇見不公正的事情就要出手，管他是同僚上司，還是皇親貴族，一律得罪光了，乃至於政治上屢遭打擊：

　　景泰二年，秦紘上書朝廷，彈劾太監收羅江南特產，擾亂百姓，受到王公貴族忌恨，被貶為湖廣驛丞；

　　天順元年，秦紘擔任雄縣知縣，太監杜堅在雄縣殘暴橫行，擾亂百姓，秦紘命人把太監捉住打了一頓，惹惱了明英宗，於是將秦紘下獄；

　　成化十三年，秦紘任山西巡撫，彈劾鎮國將軍奇澗，奇澗是皇親貴族，明憲宗為照顧皇親的麵子，於是又把秦紘逮捕入獄，查抄他的家產；

　　弘治二年，秦紘擔任兩廣總督，抓捕當地殘暴的安遠侯柳景，下罪論死。柳景也是皇親，反誣告秦紘，於是明孝宗下詔逮捕秦紘，並解往京城，親自審理此案，結果柳景所告全無證據，但皇帝為了照顧麵子，仍給秦紘罷官處分。其餘大臣聯名保奏，請留秦紘，但皇帝卻不準秦紘在北京做官。

　　正德五年，太監劉瑾亂政，秦紘又因剛直不阿，得罪了劉瑾。劉瑾大怒，派人抄家。

　　秦紘是一位清官，正直不屈，當成為後世的榜樣。隻是，清官似乎並沒有好報，曆經英宗、憲宗、孝宗、武宗四朝，這位正直的大臣屢次被貶斥、抄家，和海瑞一樣，他希望以一人之力，對抗整個朝廷，結果可想而知。

　　尤其令人感歎的，和海瑞一樣，秦紘同樣“清”得家徒四壁，明史稱“妻孥菜羹麥飯常不飽”，家裏窮得連妻子兒女吃飯都吃不飽，俸祿之低，薪水之少，清官們不僅要承擔官場上隨時可能的風險，還要麵對全家老小經濟困窘的壓力，實非常人所能忍受。明憲宗派太監去抄他家時，隻抄到幾件破舊衣服，什麽都沒有，拿著向朝廷奏報，憲宗皇帝感慨地說：“秦紘做了巡撫這樣的高官，家裏竟貧窮到這個樣子呀！”清官清到如此地步，實在讓人寒心。

　　正因為明朝工資低，俸祿薄，脫離現實狀況，一味要求人們“存天理，滅人欲”，宣揚各種假大空的所謂“崇高理想”，導致社會朝反方向發展，人們跌出了道德的底線，在發現信仰不過是一紙空文後，心靈徹底淪喪。

　　是做一個堅守信仰卻貧困潦倒的清官，還是做一個欺上瞞下卻衣食富足的昏官？大多數的文人士大夫們，丟棄了曾經苦讀十年的聖賢理念，在無奈的現實下，選擇了後者。而隻要接受了官場的“潛規則”，或許就再也退不出來，在這汙濁的泥潭中越走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