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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無休止的黨爭:東林,閹黨,誰是誰非?

  公元1620年,萬曆四十八年,是明朝曆史上的多事之秋。

  萬曆做了近半個世紀的皇帝,丟下一個臃腫潰爛的龐大國家,在與朝臣的冷漠隔閡中死去。那位曾經被大臣們爭論長達十五年的皇長子朱常洛,終於可以名正言順登上帝位了,是為泰昌帝,天下大赦,萬民矚目,人們迎來新的希望。

  可是,大臣們很快發現自己錯了。泰昌帝剛剛登極,就縱情聲色之中,大肆享樂,再加上以前身體不好,僅僅一個月後,就縱欲過度病倒。宮人和大臣忙得團團轉,急忙請太醫,掌管禦藥房的太監崔文升向皇帝進了一濟瀉藥,認為皇上火氣過旺,豈料服藥過後,當晚泰昌皇帝就腹瀉三十次,陷入虛脫,身體立刻垮了下來。

  此時的首輔大臣是方從哲,受先帝托付,掌管朝政大事。在皇帝允許下,方從哲推薦了另外一名宮人李可灼的藥方,據說是民間靈丹妙藥,配製成紅丸,可令人起死回生。

  泰昌皇帝急不可待吃下一粒,似乎覺得神情清爽了不少。大臣們也非常高興,首輔方從哲決定重賞宮人李可灼。到晚上,皇帝又服用了一粒紅丸,沉睡過去,誰知第二天早晨,宮內就傳來消息:皇帝駕崩了!

  所有人腦子裏一片空白……

  萬曆帝逝世的悲痛尚未消去,新即位的泰昌帝竟也在一個月後死亡,這對於為“國本之爭”努力十多年的朝臣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人們紛紛質疑,一定有人背後搗鬼,這其中東林黨人楊漣、左光鬥言辭最為激烈,要求嚴查那兩位進藥的宮人崔文升和李可灼,抓出幕後指使,但首輔大臣方從哲從當時大局考慮,淡化此事,並嘉賞了二人進藥之功。此事被擱置下來,遂成為明朝著名的疑案“紅丸案”,也為後來東林黨爭埋下伏筆。

  一個月時間死了兩個皇帝,泰昌帝十六歲的兒子又倉促登極,年號天啟。這一年的明朝皇宮裏,故事跌宕,撲朔迷離,各派政治力量也隨之粉墨登場。

  九月初一的清晨,已有瑟瑟秋風的涼意。泰昌帝剛死,他的寵妃李選侍與心腹太監魏忠賢就蠢蠢欲動,想控製泰昌帝的兒子——天啟皇帝,作為以後飛黃騰達的資本。兩人把小皇帝約束在乾清宮裏,與大臣們討價還價,尤其是李選侍,作為泰昌帝身前寵愛的妃子,一直想被封為皇太後,享受榮華富貴,堅持不把小皇帝交給群臣,一定要條件談妥才行。

  大臣們在乾清宮外焦急等待,找不見新皇帝天啟,於是憤然大呼:“誰敢隱匿新天子!”殿內一個太監偷偷將小皇帝帶出來,抱起就跑,想交給群臣,這時控製乾清宮的李選侍急了,命令其餘太監衝出去搶奪小皇帝,東林黨人楊漣、左光鬥等朝臣立刻衝上來,與太監們撕扯爭搶,一場皇宮鬧劇上演。

  大臣們搶得了小皇帝,就擁有了控製權,強烈要求李選侍移出乾清宮,不得與小皇帝住在一起。禦史左光鬥是東林黨人,性格執拗,言辭刻薄,上書譴責道:“李選侍既非皇長子嫡母,又非生母,沒有名分,卻至今不早做決斷,搬出乾清宮。這是借撫養皇長子之名,行幹政專製之實。武後之禍,將再見於今日,將來之後果,不忍道出!”

  但首輔大臣方從哲認為不必操之過急,先立新帝要緊。這引起了東林黨人的強烈反對,楊漣等人又上書,其他內閣大學士也紛紛加入進來,在宮門外抗議,大有逼宮之勢,終於逼迫這個想當皇太後的妃子搬離了乾清宮,此乃同時期的“移宮案”。

  天啟帝即位後,因為在之前的“紅丸案”、“移宮案”中東林黨出力頗多,支持新皇,所以大力提拔東林黨人,任用他們為內閣、六部重臣,一時間,東林黨在躍然上升,控製朝廷言論,成為當時最重要的政治勢力。

  東林黨的稱號源起於江蘇無錫的東林書院,最早是萬曆年間的大臣顧憲成,因政治鬥爭辭官回鄉,在家鄉講學,吸引江南地域眾多學子前來,“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論被稱為清議。朝廷上的各種政治代表人物也紛紛慕名而來,“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楊漣、左光鬥等人就是這個派別,久而久之,這些聚集在東林書院的人士成為一個具有極強政治意味的政治團體,時人稱為“東林黨”。

  明朝內部不止東林一黨,早在萬曆時期,文官群體就已分裂,他們不僅僅是向皇帝發難,指責、漫罵鋪天蓋地,也相互攻訐,大打口水戰。除東林黨外,還有以沈一貫為代表的浙黨,以亓詩教、韓浚為首的齊黨,以官應震、吳亮嗣為首的楚黨。古人稱“黨”乃朋黨,是為貶義,朋黨之爭,是文官們最熱衷內鬥的方式之一。

  這些名目繁多的黨派大多以地域關係形成,無所謂正義與不正義,齊黨、浙黨、楚黨、東林黨……明爭暗鬥,水火不容。他們連皇帝都敢攻擊,對同僚就更無所顧忌了,為的隻是自己派係的利益和聲名。

  相比較其他群體,東林黨內部有許多“君子”,也稱“君子黨”,他們以清流自命,自認為是道德的最高準繩,維護至高無上的天理和皇權——這在傳統文化中,是受褒揚的。

  然而也正是這樣一群“君子”,承接了昔日方孝孺、海瑞之風,不顧現實,隻講仁義道德,為了追求純潔的信念,常常采取極端做法。

  天啟皇帝剛剛上台,東林黨人就舊事重提,開始以“紅丸案”、“移宮案”打擊那些在他們眼中不是“君子”的人,其中內閣首輔方從哲成了首要目標。

  方從哲不是東林黨人,他把持朝政六七年,政策觀念也與東林黨不同,尤其在“紅丸案”、“移宮案”中,方從哲主張不應操之過急,對進獻丹藥的宮人、軟禁小皇帝的妃子都采取淡化方式,這正好與慷慨激昂的東林黨人觀點截然相反。在東林黨看來,首相方從哲是非不分,善惡不辨,包庇奸邪,絕非君子,於是群起而攻之,指責“紅丸案”中的宮人崔文升、李可灼罪大惡極,要求將二人斬首示眾。一時間,給事中魏應嘉、太常寺卿曹珍、光祿寺卿高攀龍、主事呂維祺等東林黨人士連番上書,更稱方從哲本人有“十大罪狀,可殺三次”。

  禮部尚書孫慎行也開始發難,甚至直接指責方從哲就是幕後操縱的黑手,難逃弑君之大罪,左都禦使鄒元標也上奏說方從哲不僅不懲罰惡賊,反而維護包庇,即使不是一夥,也無法向世人解釋。孫慎行和鄒元標都是東林黨的骨幹人物,加上上麵這麽多東林黨人,像一支支利箭射向首輔方從哲。

  朝廷上下吵得沸沸揚揚,方從哲的集團予以還擊,但辯解乏力,很快被東林黨的口水淹沒。隨著事態逐漸升級,幾乎已經衍生為謠言四起,若幹種猜測的陰險謀逆大帽子扣在方從哲頭上,他本人已是戰戰兢兢,無奈之下,隻好被迫辭職,告老還鄉去了。

  方從哲倒台後,東林人士葉向高升任內閣首輔,朝廷上下官員們紛紛加入東林黨,皆稱“君子”。

  隻是,這群自我標榜道德的所謂君子們,一個個心高氣傲,按照他們自己的原則設立君子規範,凡是與他們政見不一、觀點不同的人,一律排斥稱為“小人”,在對待首輔方從哲的態度上,他們是抱著“痛打落水狗”的心態,動用大批言官禦史,猛烈彈劾,直至最後逼迫首輔下台。

  事實言之,首輔方從哲本人性格懦弱,傾向於做“和事佬”,也正因為如此,他才能在萬曆皇帝和文官群體之間平衡,誰也不得罪,遇事皆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東林黨人則都是一副“不怕事情鬧不大”的慷慨模樣,他們一個個正義過了頭,得理不饒人,他們的信念或許值得讚揚,但他們的行為總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中國儒家傳統文化裏這種二元世界觀,動輒把人分為“君子”、“小人”兩種,非此即彼,非好即壞,到明朝理學思想的扭曲下,更是把人格分裂為極端“聖人”、“禽獸”,隻此二者,別無其他。既然東林黨都是“君子”,那方從哲等人就肯定是“小人”了,雙方發生激烈衝突,也就在所難免。

  隨著原首輔集團的倒台,東林黨掌握了朝廷政權。楚黨、浙黨、齊黨等諸多黨派也再難以有所作為,朝臣紛紛傾向東林,此時應該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忘記過去重塑未來的大好時機。但是,東林黨人抱著極強的“正義感”,世上似乎隻有他們是最純潔的,開始對其他政治派別進行打擊,大有“斬草除根”之勢。

  1623年,天啟三年,東林黨人趙南星掌管了吏部,也就掌握了任免全國官員的大權。趙南星這個人是個極端的工作狂,他是一位清官,也是一位酷吏,他疾惡如仇,使用起鐵腕手段來可謂是“六親不認”,連自己的親戚也不放過,更是把許多原本與他無接觸的官員得罪了。所謂“自古清官多酷吏”,此言在趙南星身上不虛也。

  趙南星執掌吏部後,按照東林黨人一貫的作風,打擊齊黨、浙黨、楚黨。事實上,此刻朝廷已經是東林黨的天下,其他諸黨接近瓦解之勢,不成氣候,許多官員都紛紛求自保,東林黨人大可不必睚眥必報,應該抓住時機團結一切應該團結的力量才對。可趙南星不這麽看,他要把事情繼續鬧大,心存報複嫌疑地寫了篇《四凶論》,指責給事中亓詩教(齊黨)、趙興邦(浙黨)、官應震、吳亮嗣(楚黨)幾年前曾經“結黨亂政”,並將這些非東林黨人士都降職、罷官、外放。

  諸黨殘餘人士惶惶不安,他們想屈服於東林,卻不被接受,陷入迷茫無助。三黨派係主要以地域為劃分,浙、楚、齊黨中也有不少正人君子,更有許多介於君子和小人之間的普通常人,他們並未與東林黨人為敵,但隻因為他們的籍貫家鄉原因,就被東林黨一並打倒。(“中立者類不免蒙小人之玷。核人品者,乃專以與東林厚薄為輕重”)

  東林黨人“痛打落水狗”的群體性格建立在他們“自命君子”的信念上,並不是一件好事。東林人不知道,這種極端做法不久後就招來更大的還擊報複,他們很快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就連最敬佩東林人士的黃宗羲也承認:“東林中亦多敗類,及攻東林者,亦間有清操之人。”他們過分嚴於君子小人之辨,以自我為中心,看待別人動輒就是“君子”、“小人”二元世界觀,不能容忍絲毫瑕疵,缺乏大度胸懷。

  在皇宮內院的某個陰暗處,另外一股勢力已經趁機悄然崛起,將在後來決定朝廷力量的對比,這股勢力的領袖就是——太監魏忠賢。

  魏忠賢是天啟皇帝最得寵的太監,又與天啟的奶娘客氏關係甚好。雖然天啟皇帝一度信任東林黨人,但畢竟大臣們與皇帝有距離,比不得身邊的太監、奶媽那樣關係融洽,尤其天啟帝喜好玩樂,不理朝政,每天在皇宮後院做木匠活樂此不疲,漸漸把批複奏章、草擬聖旨的大權丟給了太監,魏忠賢就這樣崛起了。

  朝廷上黨爭不斷,東林黨正為“痛打落水狗”忙得不亦樂乎,但俗話說“狗急了也要跳牆”,齊黨、浙黨、楚黨殘餘人士麵臨絕境,被逼之下,紛紛走向反麵,投向魏忠賢以尋求庇護。有了魏公公的支持,就等於有了皇權的支持,於是形成明代勢力最大的閹黨集團。

  前麵提到過魏忠賢,這個太監心思狠毒,工於心計,他本是一個市井混混,自閹入宮,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飛黃騰達。魏忠賢唆使天啟皇帝玩樂嬉戲,乘機從中弄權,勾結了外廷一批失意官員,利用他們對抗東林君子黨,漸漸占了上風。

  東林黨人的弱點成了他們的致命傷,他們一個個心高氣傲,攻訐其他派係,這種做法得罪了不少同僚,也在自身內部醞釀了許多隱患,而當“君子黨”遇見“閹黨”時,高唱道德仁義的君子自然不是陰險奸詐的太監的對手。

  從天啟三年開始,“閹黨”與“東林黨”成為朝廷上兩股相互鬥爭的勢力,在明王朝這個變異的朝廷裏,內閣官員自然敵不過一個深受寵信的太監的權力大,閹黨一派在魏忠賢的大力開拓下蒸蒸日上,逐漸占據上風。同是這一年,魏忠賢受到了天啟帝的重用,掌管東廠,兼任錦衣衛,兩大特務恐怖機關都在他的手裏,閹黨人士顧秉謙、魏廣微等大臣進入內閣,開始排擠東林黨人的位置。

  山雨欲來風滿樓,大明王朝的上空已是烏雲密布,一場雷鳴電閃即將開演。

  天啟四年,東林黨人感到情勢越來越不對頭,他們猛然發現自己的真正對手不是那些落敗的諸黨,而是那位若隱若現、藏匿宮殿後院的太監魏公公。這年的六月,東林黨首先發難了,東林骨幹楊漣最先上書彈劾魏忠賢,言辭激烈,殺氣騰騰,列數魏忠賢迫害朝臣、迫害妃嬪、蓄養內兵、羅織獄案等二十四條罪狀,並建議皇帝把這個太監千刀萬剮,淩遲處死,“寸磔忠賢,不足盡其辜”。

  緊接著,東林黨其他大臣也紛紛加入進來,討伐魏忠賢,聲稱掃除閹黨,奏折達上百餘條。

  隻是,這些奏折統統落到了魏忠賢手裏,他利用天啟帝喜好玩樂的特點,遮掩視線,留中不報,截斷了文官進言之路,皇帝幾乎沒有得到多少真實消息。

  魏忠賢倒是“先禮後兵”,他先力圖緩和局勢,讓自己的手下勸說東林黨人,不要把事情鬧大。當然,君子們是絕對不會放過任何小人的,魏忠賢的勸說無效,他也開始出招了。小人發起狠來,從不按套路出牌,魏忠賢首先用陰謀詭計侮辱首輔葉向高,迫使葉向高憤而辭職,又逼迫趙南星、高攀龍等東林高官辭職,一步步削弱他們的力量。這些東林黨人都心高氣傲,自命清流,受不得半點侮辱,動輒就鬧辭職、要求罷官,以此表明自己的純潔,豈料這個弱點被魏忠賢掌握,屢試不爽,個個擊破。

  從這些行為來看,我們不得不惋惜地承認:東林黨的政治手段實在太天真,根本不是市井混混出身的魏忠賢的對手,與其說東林黨是政治團體,不如說他們是一群意氣用事的書生。

  隨著事態升級,閹黨與東林黨鬥爭日趨白熱化。楊漣、左光鬥等人被削職為民,然後被錦衣衛抓入大牢,誣陷貪贓受賄,嚴刑拷打,最後慘死於獄中;魏大中被緝拿,路過蘇州,群眾聚集乞命,與閹黨、錦衣衛發生衝突,引起騷亂,死傷多人;同時兵部尚書,那位威震遼東的熊廷弼,也因得罪閹黨,被言官彈劾,下獄處死,傳首九邊,並被誣陷與楊漣、左光鬥勾結行賄。

  天啟年間,閹黨對東林黨的反撲是極為凶狠的。鑒於之前趙南星對三黨人士的報複行為,在魏忠賢的一手策劃下,三黨人士又重新清洗東林黨人,彈劾、罷免大量東林官員,楊漣、左光鬥、魏大中等被殺,趙南星、高攀龍、葉向高等罷官,朝廷上遍植閹黨人士,這些昔日的齊、楚、浙黨終於翻身重見天日,但今天他們統稱為一個名字——閹黨。閹黨骨幹顧秉謙提升為首輔,崔呈秀成為工部尚書,田吉為兵部尚書,李夔龍提升為左副都禦史……

  後來魏忠賢又借助吳楚浙黨之手,打擊迫害東林黨人士左光鬥、黃尊素、周順昌等人,以之前的“三案”為借口,毀東林書院,齊楚浙黨大肆打擊報複,又造天鑒諸錄,加東林以惡名,並列黨人榜於全國,每榜少則百人,多至五百餘人,凡列名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奪,朝中善類為之一空。

  明朝末年的黨爭激烈,以東林黨和閹黨之間發展到極端。相比較之下,東林黨內君子頗多,遭遇更慘,更得到人們同情。但客觀評價,東林黨人孤傲清高,在得勢之時對異己勢力打擊,同樣不缺乏狠毒,兩方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罷了。著名的明清史家謝國楨對明末黨爭有很客觀的評價:“天啟三年的京察,趙南星未免做的太辣,但後來魏忠賢的殘戮,又未免太毒了。”

  黨同伐異,朋黨之禍,自古以來就是政治一大毒瘤。東漢有“黨錮之禍”,晚唐有“牛李黨爭”,雖然酷烈,但時間不長;兩宋有文人“新舊黨爭”、“戰和黨爭”,雖說時間較長,但出發點還是在於國家社稷,不在個人恩怨;而到了明朝這裏,從萬曆朝開始,一直延續到泰昌、天啟、崇禎乃至南明,時間不僅漫長,而且黨爭目的早已變成個人恩怨、政治利益的攻訐,中國封建社會的後期發展到這個樣子,實在不忍觀看。

  明朝士大夫們經受了朱熹注解的四書五經的思想灌輸,從方孝孺到海瑞,從嘉靖文官到萬曆、天啟朝東林黨,他們幾乎都是一個模子裏刻出來的,思想簡單化,自認為是道德楷模,缺乏包容寬容之心。

  所謂“風水輪流轉”,隨著天啟皇帝的去世,崇禎皇帝登極,魏忠賢倒台,東林黨人又開始執政。隻是,大明江山已在風雨飄搖中搖搖欲墜,內憂外患,災荒四起,邊境大地,土地淪喪,再也無法挽回敗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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