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烙印

3.無休止的黨爭：東林，閹黨，誰是誰非？

　　公元1620年，萬曆四十八年，是明朝曆史上的多事之秋。

　　萬曆做了近半個世紀的皇帝，丟下一個臃腫潰爛的龐大國家，在與朝臣的冷漠隔閡中死去。那位曾經被大臣們爭論長達十五年的皇長子朱常洛，終於可以名正言順登上帝位了，是為泰昌帝，天下大赦，萬民矚目，人們迎來新的希望。

　　可是，大臣們很快發現自己錯了。泰昌帝剛剛登極，就縱情聲色之中，大肆享樂，再加上以前身體不好，僅僅一個月後，就縱欲過度病倒。宮人和大臣忙得團團轉，急忙請太醫，掌管禦藥房的太監崔文升向皇帝進了一濟瀉藥，認為皇上火氣過旺，豈料服藥過後，當晚泰昌皇帝就腹瀉三十次，陷入虛脫，身體立刻垮了下來。

　　此時的首輔大臣是方從哲，受先帝托付，掌管朝政大事。在皇帝允許下，方從哲推薦了另外一名宮人李可灼的藥方，據說是民間靈丹妙藥，配製成紅丸，可令人起死回生。

　　泰昌皇帝急不可待吃下一粒，似乎覺得神情清爽了不少。大臣們也非常高興，首輔方從哲決定重賞宮人李可灼。到晚上，皇帝又服用了一粒紅丸，沉睡過去，誰知第二天早晨，宮內就傳來消息：皇帝駕崩了！

　　所有人腦子裏一片空白……

　　萬曆帝逝世的悲痛尚未消去，新即位的泰昌帝竟也在一個月後死亡，這對於為“國本之爭”努力十多年的朝臣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人們紛紛質疑，一定有人背後搗鬼，這其中東林黨人楊漣、左光鬥言辭最為激烈，要求嚴查那兩位進藥的宮人崔文升和李可灼，抓出幕後指使，但首輔大臣方從哲從當時大局考慮，淡化此事，並嘉賞了二人進藥之功。此事被擱置下來，遂成為明朝著名的疑案“紅丸案”，也為後來東林黨爭埋下伏筆。

　　一個月時間死了兩個皇帝，泰昌帝十六歲的兒子又倉促登極，年號天啟。這一年的明朝皇宮裏，故事跌宕，撲朔迷離，各派政治力量也隨之粉墨登場。

　　九月初一的清晨，已有瑟瑟秋風的涼意。泰昌帝剛死，他的寵妃李選侍與心腹太監魏忠賢就蠢蠢欲動，想控製泰昌帝的兒子——天啟皇帝，作為以後飛黃騰達的資本。兩人把小皇帝約束在乾清宮裏，與大臣們討價還價，尤其是李選侍，作為泰昌帝身前寵愛的妃子，一直想被封為皇太後，享受榮華富貴，堅持不把小皇帝交給群臣，一定要條件談妥才行。

　　大臣們在乾清宮外焦急等待，找不見新皇帝天啟，於是憤然大呼：“誰敢隱匿新天子！”殿內一個太監偷偷將小皇帝帶出來，抱起就跑，想交給群臣，這時控製乾清宮的李選侍急了，命令其餘太監衝出去搶奪小皇帝，東林黨人楊漣、左光鬥等朝臣立刻衝上來，與太監們撕扯爭搶，一場皇宮鬧劇上演。

　　大臣們搶得了小皇帝，就擁有了控製權，強烈要求李選侍移出乾清宮，不得與小皇帝住在一起。禦史左光鬥是東林黨人，性格執拗，言辭刻薄，上書譴責道：“李選侍既非皇長子嫡母，又非生母，沒有名分，卻至今不早做決斷，搬出乾清宮。這是借撫養皇長子之名，行幹政專製之實。武後之禍，將再見於今日，將來之後果，不忍道出！”

　　但首輔大臣方從哲認為不必操之過急，先立新帝要緊。這引起了東林黨人的強烈反對，楊漣等人又上書，其他內閣大學士也紛紛加入進來，在宮門外抗議，大有逼宮之勢，終於逼迫這個想當皇太後的妃子搬離了乾清宮，此乃同時期的“移宮案”。

　　天啟帝即位後，因為在之前的“紅丸案”、“移宮案”中東林黨出力頗多，支持新皇，所以大力提拔東林黨人，任用他們為內閣、六部重臣，一時間，東林黨在躍然上升，控製朝廷言論，成為當時最重要的政治勢力。

　　東林黨的稱號源起於江蘇無錫的東林書院，最早是萬曆年間的大臣顧憲成，因政治鬥爭辭官回鄉，在家鄉講學，吸引江南地域眾多學子前來，“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論被稱為清議。朝廷上的各種政治代表人物也紛紛慕名而來，“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楊漣、左光鬥等人就是這個派別，久而久之，這些聚集在東林書院的人士成為一個具有極強政治意味的政治團體，時人稱為“東林黨”。

　　明朝內部不止東林一黨，早在萬曆時期，文官群體就已分裂，他們不僅僅是向皇帝發難，指責、漫罵鋪天蓋地，也相互攻訐，大打口水戰。除東林黨外，還有以沈一貫為代表的浙黨，以亓詩教、韓浚為首的齊黨，以官應震、吳亮嗣為首的楚黨。古人稱“黨”乃朋黨，是為貶義，朋黨之爭，是文官們最熱衷內鬥的方式之一。

　　這些名目繁多的黨派大多以地域關係形成，無所謂正義與不正義，齊黨、浙黨、楚黨、東林黨……明爭暗鬥，水火不容。他們連皇帝都敢攻擊，對同僚就更無所顧忌了，為的隻是自己派係的利益和聲名。

　　相比較其他群體，東林黨內部有許多“君子”，也稱“君子黨”，他們以清流自命，自認為是道德的最高準繩，維護至高無上的天理和皇權——這在傳統文化中，是受褒揚的。

　　然而也正是這樣一群“君子”，承接了昔日方孝孺、海瑞之風，不顧現實，隻講仁義道德，為了追求純潔的信念，常常采取極端做法。

　　天啟皇帝剛剛上台，東林黨人就舊事重提，開始以“紅丸案”、“移宮案”打擊那些在他們眼中不是“君子”的人，其中內閣首輔方從哲成了首要目標。

　　方從哲不是東林黨人，他把持朝政六七年，政策觀念也與東林黨不同，尤其在“紅丸案”、“移宮案”中，方從哲主張不應操之過急，對進獻丹藥的宮人、軟禁小皇帝的妃子都采取淡化方式，這正好與慷慨激昂的東林黨人觀點截然相反。在東林黨看來，首相方從哲是非不分，善惡不辨，包庇奸邪，絕非君子，於是群起而攻之，指責“紅丸案”中的宮人崔文升、李可灼罪大惡極，要求將二人斬首示眾。一時間，給事中魏應嘉、太常寺卿曹珍、光祿寺卿高攀龍、主事呂維祺等東林黨人士連番上書，更稱方從哲本人有“十大罪狀，可殺三次”。

　　禮部尚書孫慎行也開始發難，甚至直接指責方從哲就是幕後操縱的黑手，難逃弑君之大罪，左都禦使鄒元標也上奏說方從哲不僅不懲罰惡賊，反而維護包庇，即使不是一夥，也無法向世人解釋。孫慎行和鄒元標都是東林黨的骨幹人物，加上上麵這麽多東林黨人，像一支支利箭射向首輔方從哲。

　　朝廷上下吵得沸沸揚揚，方從哲的集團予以還擊，但辯解乏力，很快被東林黨的口水淹沒。隨著事態逐漸升級，幾乎已經衍生為謠言四起，若幹種猜測的陰險謀逆大帽子扣在方從哲頭上，他本人已是戰戰兢兢，無奈之下，隻好被迫辭職，告老還鄉去了。

　　方從哲倒台後，東林人士葉向高升任內閣首輔，朝廷上下官員們紛紛加入東林黨，皆稱“君子”。

　　隻是，這群自我標榜道德的所謂君子們，一個個心高氣傲，按照他們自己的原則設立君子規範，凡是與他們政見不一、觀點不同的人，一律排斥稱為“小人”，在對待首輔方從哲的態度上，他們是抱著“痛打落水狗”的心態，動用大批言官禦史，猛烈彈劾，直至最後逼迫首輔下台。

　　事實言之，首輔方從哲本人性格懦弱，傾向於做“和事佬”，也正因為如此，他才能在萬曆皇帝和文官群體之間平衡，誰也不得罪，遇事皆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東林黨人則都是一副“不怕事情鬧不大”的慷慨模樣，他們一個個正義過了頭，得理不饒人，他們的信念或許值得讚揚，但他們的行為總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中國儒家傳統文化裏這種二元世界觀，動輒把人分為“君子”、“小人”兩種，非此即彼，非好即壞，到明朝理學思想的扭曲下，更是把人格分裂為極端“聖人”、“禽獸”，隻此二者，別無其他。既然東林黨都是“君子”，那方從哲等人就肯定是“小人”了，雙方發生激烈衝突，也就在所難免。

　　隨著原首輔集團的倒台，東林黨掌握了朝廷政權。楚黨、浙黨、齊黨等諸多黨派也再難以有所作為，朝臣紛紛傾向東林，此時應該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忘記過去重塑未來的大好時機。但是，東林黨人抱著極強的“正義感”，世上似乎隻有他們是最純潔的，開始對其他政治派別進行打擊，大有“斬草除根”之勢。

　　1623年，天啟三年，東林黨人趙南星掌管了吏部，也就掌握了任免全國官員的大權。趙南星這個人是個極端的工作狂，他是一位清官，也是一位酷吏，他疾惡如仇，使用起鐵腕手段來可謂是“六親不認”，連自己的親戚也不放過，更是把許多原本與他無接觸的官員得罪了。所謂“自古清官多酷吏”，此言在趙南星身上不虛也。

　　趙南星執掌吏部後，按照東林黨人一貫的作風，打擊齊黨、浙黨、楚黨。事實上，此刻朝廷已經是東林黨的天下，其他諸黨接近瓦解之勢，不成氣候，許多官員都紛紛求自保，東林黨人大可不必睚眥必報，應該抓住時機團結一切應該團結的力量才對。可趙南星不這麽看，他要把事情繼續鬧大，心存報複嫌疑地寫了篇《四凶論》，指責給事中亓詩教（齊黨）、趙興邦（浙黨）、官應震、吳亮嗣（楚黨）幾年前曾經“結黨亂政”，並將這些非東林黨人士都降職、罷官、外放。

　　諸黨殘餘人士惶惶不安，他們想屈服於東林，卻不被接受，陷入迷茫無助。三黨派係主要以地域為劃分，浙、楚、齊黨中也有不少正人君子，更有許多介於君子和小人之間的普通常人，他們並未與東林黨人為敵，但隻因為他們的籍貫家鄉原因，就被東林黨一並打倒。（“中立者類不免蒙小人之玷。核人品者，乃專以與東林厚薄為輕重”）

　　東林黨人“痛打落水狗”的群體性格建立在他們“自命君子”的信念上，並不是一件好事。東林人不知道，這種極端做法不久後就招來更大的還擊報複，他們很快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就連最敬佩東林人士的黃宗羲也承認：“東林中亦多敗類，及攻東林者，亦間有清操之人。”他們過分嚴於君子小人之辨，以自我為中心，看待別人動輒就是“君子”、“小人”二元世界觀，不能容忍絲毫瑕疵，缺乏大度胸懷。

　　在皇宮內院的某個陰暗處，另外一股勢力已經趁機悄然崛起，將在後來決定朝廷力量的對比，這股勢力的領袖就是——太監魏忠賢。

　　魏忠賢是天啟皇帝最得寵的太監，又與天啟的奶娘客氏關係甚好。雖然天啟皇帝一度信任東林黨人，但畢竟大臣們與皇帝有距離，比不得身邊的太監、奶媽那樣關係融洽，尤其天啟帝喜好玩樂，不理朝政，每天在皇宮後院做木匠活樂此不疲，漸漸把批複奏章、草擬聖旨的大權丟給了太監，魏忠賢就這樣崛起了。

　　朝廷上黨爭不斷，東林黨正為“痛打落水狗”忙得不亦樂乎，但俗話說“狗急了也要跳牆”，齊黨、浙黨、楚黨殘餘人士麵臨絕境，被逼之下，紛紛走向反麵，投向魏忠賢以尋求庇護。有了魏公公的支持，就等於有了皇權的支持，於是形成明代勢力最大的閹黨集團。

　　前麵提到過魏忠賢，這個太監心思狠毒，工於心計，他本是一個市井混混，自閹入宮，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飛黃騰達。魏忠賢唆使天啟皇帝玩樂嬉戲，乘機從中弄權，勾結了外廷一批失意官員，利用他們對抗東林君子黨，漸漸占了上風。

　　東林黨人的弱點成了他們的致命傷，他們一個個心高氣傲，攻訐其他派係，這種做法得罪了不少同僚，也在自身內部醞釀了許多隱患，而當“君子黨”遇見“閹黨”時，高唱道德仁義的君子自然不是陰險奸詐的太監的對手。

　　從天啟三年開始，“閹黨”與“東林黨”成為朝廷上兩股相互鬥爭的勢力，在明王朝這個變異的朝廷裏，內閣官員自然敵不過一個深受寵信的太監的權力大，閹黨一派在魏忠賢的大力開拓下蒸蒸日上，逐漸占據上風。同是這一年，魏忠賢受到了天啟帝的重用，掌管東廠，兼任錦衣衛，兩大特務恐怖機關都在他的手裏，閹黨人士顧秉謙、魏廣微等大臣進入內閣，開始排擠東林黨人的位置。

　　山雨欲來風滿樓，大明王朝的上空已是烏雲密布，一場雷鳴電閃即將開演。

　　天啟四年，東林黨人感到情勢越來越不對頭，他們猛然發現自己的真正對手不是那些落敗的諸黨，而是那位若隱若現、藏匿宮殿後院的太監魏公公。這年的六月，東林黨首先發難了，東林骨幹楊漣最先上書彈劾魏忠賢，言辭激烈，殺氣騰騰，列數魏忠賢迫害朝臣、迫害妃嬪、蓄養內兵、羅織獄案等二十四條罪狀，並建議皇帝把這個太監千刀萬剮，淩遲處死，“寸磔忠賢，不足盡其辜”。

　　緊接著，東林黨其他大臣也紛紛加入進來，討伐魏忠賢，聲稱掃除閹黨，奏折達上百餘條。

　　隻是，這些奏折統統落到了魏忠賢手裏，他利用天啟帝喜好玩樂的特點，遮掩視線，留中不報，截斷了文官進言之路，皇帝幾乎沒有得到多少真實消息。

　　魏忠賢倒是“先禮後兵”，他先力圖緩和局勢，讓自己的手下勸說東林黨人，不要把事情鬧大。當然，君子們是絕對不會放過任何小人的，魏忠賢的勸說無效，他也開始出招了。小人發起狠來，從不按套路出牌，魏忠賢首先用陰謀詭計侮辱首輔葉向高，迫使葉向高憤而辭職，又逼迫趙南星、高攀龍等東林高官辭職，一步步削弱他們的力量。這些東林黨人都心高氣傲，自命清流，受不得半點侮辱，動輒就鬧辭職、要求罷官，以此表明自己的純潔，豈料這個弱點被魏忠賢掌握，屢試不爽，個個擊破。

　　從這些行為來看，我們不得不惋惜地承認：東林黨的政治手段實在太天真，根本不是市井混混出身的魏忠賢的對手，與其說東林黨是政治團體，不如說他們是一群意氣用事的書生。

　　隨著事態升級，閹黨與東林黨鬥爭日趨白熱化。楊漣、左光鬥等人被削職為民，然後被錦衣衛抓入大牢，誣陷貪贓受賄，嚴刑拷打，最後慘死於獄中；魏大中被緝拿，路過蘇州，群眾聚集乞命，與閹黨、錦衣衛發生衝突，引起騷亂，死傷多人；同時兵部尚書，那位威震遼東的熊廷弼，也因得罪閹黨，被言官彈劾，下獄處死，傳首九邊，並被誣陷與楊漣、左光鬥勾結行賄。

　　天啟年間，閹黨對東林黨的反撲是極為凶狠的。鑒於之前趙南星對三黨人士的報複行為，在魏忠賢的一手策劃下，三黨人士又重新清洗東林黨人，彈劾、罷免大量東林官員，楊漣、左光鬥、魏大中等被殺，趙南星、高攀龍、葉向高等罷官，朝廷上遍植閹黨人士，這些昔日的齊、楚、浙黨終於翻身重見天日，但今天他們統稱為一個名字——閹黨。閹黨骨幹顧秉謙提升為首輔，崔呈秀成為工部尚書，田吉為兵部尚書，李夔龍提升為左副都禦史……

　　後來魏忠賢又借助吳楚浙黨之手，打擊迫害東林黨人士左光鬥、黃尊素、周順昌等人，以之前的“三案”為借口，毀東林書院，齊楚浙黨大肆打擊報複，又造天鑒諸錄，加東林以惡名，並列黨人榜於全國，每榜少則百人，多至五百餘人，凡列名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奪，朝中善類為之一空。

　　明朝末年的黨爭激烈，以東林黨和閹黨之間發展到極端。相比較之下，東林黨內君子頗多，遭遇更慘，更得到人們同情。但客觀評價，東林黨人孤傲清高，在得勢之時對異己勢力打擊，同樣不缺乏狠毒，兩方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罷了。著名的明清史家謝國楨對明末黨爭有很客觀的評價：“天啟三年的京察，趙南星未免做的太辣，但後來魏忠賢的殘戮，又未免太毒了。”

　　黨同伐異，朋黨之禍，自古以來就是政治一大毒瘤。東漢有“黨錮之禍”，晚唐有“牛李黨爭”，雖然酷烈，但時間不長；兩宋有文人“新舊黨爭”、“戰和黨爭”，雖說時間較長，但出發點還是在於國家社稷，不在個人恩怨；而到了明朝這裏，從萬曆朝開始，一直延續到泰昌、天啟、崇禎乃至南明，時間不僅漫長，而且黨爭目的早已變成個人恩怨、政治利益的攻訐，中國封建社會的後期發展到這個樣子，實在不忍觀看。

　　明朝士大夫們經受了朱熹注解的四書五經的思想灌輸，從方孝孺到海瑞，從嘉靖文官到萬曆、天啟朝東林黨，他們幾乎都是一個模子裏刻出來的，思想簡單化，自認為是道德楷模，缺乏包容寬容之心。

　　所謂“風水輪流轉”，隨著天啟皇帝的去世，崇禎皇帝登極，魏忠賢倒台，東林黨人又開始執政。隻是，大明江山已在風雨飄搖中搖搖欲墜，內憂外患，災荒四起，邊境大地，土地淪喪，再也無法挽回敗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