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烙印

2.沽名賣直：萬曆朝的非典型“捷徑”

　　到萬曆時期，群臣與皇帝的對抗發展得更為激烈，這就是萬曆朝持續三十年之久的“國本之爭”。

　　所謂“國本”，就是皇位繼承人。明神宗萬曆皇帝的長子叫朱常洛，是萬曆皇帝早年偶然間與一位宮女所生，三子叫朱常洵，是萬曆後來與自己最心愛的女人鄭貴妃所生。按萬曆對兩個女人的感情來說，自然是更喜歡朱常洵，所以想冊封朱常洵為皇位繼承人。

　　這個想法立刻遭到了全體大臣的反對，原因很簡單，按照“聖人之言”：皇位繼承人必須以長為大，要立長子朱常洛為太子。

　　中國古代這種“嫡長製”本毫無理由，無論皇子的素質，隻選年長者為繼承，弊端甚多。然而食古不化的大臣們卻認為此乃天理，動搖不得。為了維護正統，在萬曆十四年，首輔大臣申時行上奏《請冊立東宮以重國本疏》，要求皇帝立年長的朱常洛為太子，奏折立即引起滿朝文武的共鳴，緊接著，各部府司道諸衙門也都紛紛上奏，戶部、吏部、刑部等全卷入進來，言辭激烈，萬曆皇帝一怒之下，將其中幾位官員處分，罷官外放，從此也拉開了長達十幾年的波及整個朝廷的“國本之爭”序幕。

　　與嘉靖時代一樣，道學家們過分注重名譽的言行再次顯現出來。為了道統上的“真理”而前赴後繼，他們奮不顧身。此時兩位小皇子年齡尚幼，除了年齡差別之外，並沒有文化、能力的差距，無所謂優劣，但在文官們眼裏，皇位繼任人問題是直接關係到大明王朝興衰存亡的關鍵，隻有依照先祖所定嫡長有序法則才是正途。這偏偏是萬曆皇帝所不願意的，從他個人情感來講，他對朱常洵的生母鄭貴妃一直寵幸有加，喜愛這個兒子遠過於長子，祖訓與感情的矛盾，在萬曆這裏成為一個死結，遲遲不願妥協。

　　君臣就這樣強著，誰都不讓步。一晃又過了三年，萬曆十七年，皇長子朱常洛已長成少年，到了讀書學習的年齡，大臣們希望皇帝不要耽誤皇子的教育，於是，吏部與禮部兩位尚書聯合上奏，要求萬曆對朱常洛及早進行“預教”（出閣讀書）。這個“預教”形式一旦舉行，就等於事實上承認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萬曆很無奈，皇子的年齡已經不小了，他隻好答應第二年舉行建儲典禮。

　　但一年之後，萬曆有些反悔，他在情感上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讓這個兒子接管大明江山，隻好繼續找借口拖延，朝廷內外紛紛傳言神宗將廢長立幼，大臣們與皇帝繼續耗下去。

　　和嘉靖時代一樣，文官們熱衷於追求名義上的合理化，為了某個名正言順的說辭爭辯數年、乃至數十年，大打口水戰。麵對萬曆的“違背祖訓”，首都北京的官員、陪都南京的官員、地方的大員及他們的下屬官員，紛紛上奏疏，像雪花片一樣紛至遝來，要求皇帝正名義，必須盡快立大兒子朱常洛為繼承人，沒有任何妥協的餘地。

　　一晃又是兩年過去，春去秋來，兩個皇子都已長大成人。皇帝越發感到無奈，盡管他是萬人之上的君主，可麵對先哲聖賢的祖訓家規，卻無法撼動。到萬曆二十一年，萬曆試圖再次延緩立儲，寄希望能有轉機出現，這一次，來了個“曲線救國”，搞“三王並封”，以手詔示大學士王錫爵，把皇長子常洛、皇次子常洵和皇五子常浩一並封王，待以後再從三人中選有才能者立為太子。這樣依舊是沒有確立繼承人，激起了朝臣們大大不滿，他們發現皇帝在玩太極。

　　群臣對“道統”的爭論又開始了，和曾經的“大禮儀之爭”如出一轍，群情激憤，反對“三王並封”的奏章紛至遝來，堆滿了皇帝桌子，總數有上百本，強烈要求讓皇長子朱常洛“明春先行出閣講學禮”。至此，萬曆不得不妥協，皇長子得以入閣讀書，群臣壓力改變了皇帝的決策。

　　後來，又經過群臣連續八年之久的數十次奏請，直至皇太後施加壓力，在萬曆二十九年，長子朱常洛終於被立為皇太子，萬曆喜愛的次子朱常洵隻能封為福王，這起長達十多年的“國本之爭”以群臣們對抗皇帝，最終群臣勝出。

　　我們反思明朝這個事件，很難做出明確的是非判斷。大臣們的勝利並不代表他們就是正確的，相反，那位被群臣推上繼承者位置的朱常洛，後來登極僅僅一個月，就因縱欲而暴死，波及整個朝廷；萬曆皇帝則在個人意願和祖宗家訓中徘徊，他的失敗與其說是個人情感的妥協，不如說是在中國社會傳統倫理下，“道統名義”的理學思想已經成為束縛一切言行舉止的桎梏。

　　是也，非也？最讓人感到悲哀的是群臣集體思想。從明朝的“大禮儀”、“國本之爭”這些現象中，我們看到的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知識分子們一個個精神扭曲，仿佛集體吃了毒藥般，在思想教條的灌輸下，成為禮教的衛道士。他們在國家政策、民生大計上很少表現得團結熱情，卻在虛無的道統天理上成為清一色程朱理學的遵從者，最後以“祖製”戰勝皇帝個人，慘勝告終，當他們額手相慶時，這些爭論對國家民生又有何關聯呢？

　　二十多年來，萬曆帝在一次次理想被現實擊破中變得失望，更對群臣們執拗不肯罷休的態度顯得傷心。在年複一年的爭執中，萬曆皇帝耗盡了他的精力，理想與現實相悖，從最初的焦灼煩惱變為無可奈何，漸漸對手下的臣子們不再信任，也對整個國家的事務心灰意冷。萬曆開始冷漠手下的官員，不願與他們交流，以一種消極逃避的方式對抗，越到後期，他越深居後宮，閉門不出，連上朝也懶得上，自稱有病在身。眼不見心不煩。他沒有嘉靖那樣的強硬態度，更不會動輒暴打群臣，隻好裝聾作啞，避免衝突，這是他最好的選擇。

　　明神宗萬曆帝在曆史上的名聲很不好。他是大明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長達二十年不上朝，不理政事，導致明王朝後期積病嚴重，行政癱瘓，官場上貪汙腐敗，乃至於後世修史者認為“明實亡於神宗（萬曆）”。

　　但與其說國家的衰落罪魁禍首在於皇帝，不如說這種災難是整個文官群體所引起的。自宋明以後，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思想日趨保守，動輒空談心性，講究祖訓，他們遵從變異的儒家思想，把程朱理學奉為至高無上的真理，灌輸到國家政策的點點滴滴、廣大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從而影響到所有的人和事，連皇帝也不能幸免。

　　早在萬曆是小孩子的時候，他是個聰明乖巧、早熟懂事的繼承者。有一天小萬曆下課之後，高興地寫了一幅書法字，送給他的老師張居正，本想得到老師的認可，誰知張居正看了之後，臉色一變，嚴肅地說道：“皇帝是國家的主宰，不可把精力花費在這些奇巧淫技上，北宋的宋徽宗就是書畫大家，可正是他亡了國，讓百姓生靈塗炭。”小小年紀的萬曆默不做聲，對張居正言聽計從。這樣的細節小事或許發生過很多，想必也是萬曆皇帝日後逆反心理的一個根源。

　　萬曆皇帝本人是個悲哀，從小到大，他身為帝王，卻一生在腐儒文官們的約束下生活。他十歲就當皇帝，可少年時期一切聽從張居正的安排，成年後又長達數十年遭文官們口誅筆伐，與其說他昏聵無能，不如說他處處受製，最後變得心灰意冷，不想再有所作為。

　　另一方麵，由於萬曆本身有病，患有嚴重關節炎，行走不便，變得慵懶，沒有祭祀天地、宗廟，這自然引起了大臣們的不滿。萬曆隻好解釋：“朕病愈，豈不欲出！即如祖宗廟祀大典也要親行，聖母生身大恩也要時常定省。隻是腰痛腳軟，行立不便。”通過當代考古工作，挖掘定陵發現，萬曆的屍骨脊柱成畸形和S畸形，說明這位皇帝生前確實患有嚴重的足疾。

　　但長年的爭執已使得皇帝與大臣互不信任，大臣們認為皇帝不過在找借口，拖延時日，實則是沉迷後宮，耽於酒色，致使身體虛弱。勸諫書紛紛而來，影射皇帝有不良作風問題，更對皇帝的個人隱私進行無端猜測、誹謗。

　　客觀來說，萬曆本人過失嚴重，對國家不負責任，應該指責。但文官群體的偏激固執，以祖訓、禮教壓人，把皇帝逼到絕路，不給皇帝麵子，連皇帝的私生活、家事都要捕風捉影，大做文章，使得皇帝本人徹底失去信心，破罐子破摔了——這種類似現象早在明成祖、明世宗身上就有發生。

　　明朝文官們的固執和偏執，已經發展到令人抓狂地步：

　　如果說當年海瑞罵嘉靖皇帝還基於事實，言語中充滿對皇帝的期望，那麽萬曆朝的文官們則已經變味為“炒作”。他們的言論誇張，往往憑借著小道消息，空穴來風，就以大不敬的言辭對皇帝質疑，已經超出了一個“良臣”所勸誡的範圍。在《明史》中我們能發現許多這樣的指責：禦史馮從吾上書：“謂聖體違和，欲以此自掩……天下後世，豈可欺乎？”認為萬曆是故意裝病，欺騙天下。禮部主事盧紅春則說：“若真疾耶？則當以宗社為重，毋務為豫樂以為基禍，若非疾也，則當以詔旨為重，毋務以矯飾以起疑。”沒有經過任何調查，就信口開河地指責皇帝欺瞞，故意沒病裝病。戶科給事中田大益說：“陛下專誌財利，自私藏外，絕不措意。中外群工，因而泄泄。君臣上下，曾無一念及民。空言相蒙，人怨天怒，妖祲變異，罔不畢集。”認為萬曆皇帝自私貪財，欺騙臣工，導致了上天發怒，妖氣橫生。

　　當著那麽多人的麵被指責挖苦，這是難以容忍的。萬曆脾氣再好，也不會願意在眾目睽睽下討論自己是否“好色”、“愛財”這些問題，他被文官們激得越來越惱怒，可狂熱的士大夫們並不善罷甘休，把“國本之爭”與萬曆怠政緊密聯係起來，口誅筆伐，言之鑿鑿，在皇宮大殿上慷慨激昂地演說。

　　有一次，禮部尚書洪乃春指責萬曆帝：“前幾日聽說陛下因為騎馬摔傷額頭，頭暈目眩所以不上早朝。如果真是這個原因，那無足輕重，可如果‘頭暈目眩’是因為沉溺女色、飲酒作樂的話，那麽就是大禍將至了。”萬曆帝是否沉溺女色在史料中缺乏明確記載，但眾所周知他一生隻鍾情鄭貴妃，兩人感情甚好，而且萬曆患有嚴重關節炎，行走不便，常常呆在後宮靜養。

　　飽讀史書的文官們潛意識裏都認定，皇帝是在重蹈以往君王之覆轍，既然不上早朝，那肯定是昨晚又縱情於聲色。洪乃春這樣一批官員對萬曆的無端懷疑，讓萬曆異常惱怒，終於，這位脾氣好的帝王發威了，下令將洪乃春拖出去杖打六十，狠狠懲罰。

　　豈料，洪乃春遭受廷杖後，不僅沒有起到“殺一儆百”作用，反而激發了更多官員。為什麽？因為萬曆實在太仁慈，沒有太祖、成祖、世宗那樣的殘酷好殺，隻是打六十下P股，既不抄家，也不流放，更無性命之危險，反而這些因直諫受罰的官員會以“忠臣”的名聲廣為傳播，甚至名留青史。文官們把成本、收益細細一算：用一次受罰換得名聲，實在是一件很劃算的事情。於是直諫、怒斥、指責皇帝的官員越來越多，關心的並非所論究竟是否屬實，而是能否憑借尖利刻薄的言辭嘩眾取寵，一舉成名。通過罵皇帝，罵舉足輕重大臣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以撈取政治資本！

　　一個個都從最初的懷疑到最後肆無顧及地漫罵：

　　工科給事中王德完上書大肆斥責：“民何負於君？而魚肉蠶食至於此極耶！”說萬曆是魚肉百姓，蠶食天下。

　　戶科給事中田大益痛斥皇帝：“陛下驅率虎狼，飛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剝膚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災地坼，山崩川竭。”更是大罵萬曆乃惡毒虎狼，導致天下崩亂，國家災難。

　　大理寺評事雒於仁上奏折《酒色財氣四箴疏》，痛斥萬曆皇帝“嗜酒”、“好色”、“愛財”、“暴虐”等等，其中文辭，幾乎就是破口大罵。

　　左副都禦史張養蒙也指責神宗“好逸”、“好疑”、“好勝”、“好貨”，這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抨擊，前後相繼，如出一轍，將萬曆皇帝置於鋪天蓋地的非議之中。

　　文官們的漫罵越來越過分，這其中，右都禦史漕運總督李三才上書指責皇帝：“今闕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則在溺誌貨財”，乃至於“陛下邇來亂政，不減六代之季”，甚至說出了“天神共憤，大難將作”的駭人心魄的話來。

　　萬曆竟然對這些漫罵不加理會，換作是其他君王，恐怕這些文臣死十次都夠了。

　　盡管皇帝本人怠政，但主要原因是萬曆的心灰意冷和疾病在身，至於所謂的好色、暴虐、嗜酒純屬空穴來風，是文臣們根據曆史上諸多昏君臆想出來的一個萬曆形象。相比較其他朝代，萬曆朝的大臣們許多指責都是無中生有、乃至惡毒攻擊，沒有根據萬曆帝客觀情況就肆意漫罵，實在是喪失了士大夫的精神。

　　從明朝中後期，社會凋敝，世風日下，接受程朱理學的書呆子們逐漸變為假道學，一個個口中說得冠冕堂皇，其實內心叵測。文官們鮮有務實的政策利民，隻把指責、對抗皇帝當做撈取政治資本，誰罵得越狠，誰就越是忠臣。而那位罵皇帝最狠的李三才，就是因為這樣的奏疏，被朝野傳頌，成為大大的“直臣”，被大家擁戴入閣！

　　明朝哲學家李贄曾有句話，一語道破這些人的本質：“今世風日下，陽為道學，陰為富貴。”

　　追名逐利，其實本質相同。官員貪圖富貴、撈取錢財是社會腐敗現象，同樣，文官群體刻意追求名節，沽名賣直，以各種極端手法頂撞皇帝，大肆炒作自己，也是社會心理腐敗的一部分。人們看到明朝的潰爛往往是官員對於“物質”的貪圖，其實，官員們對“名聲”泛濫索取顯得更加肮髒醜惡。

　　當時禮部尚書於慎行看清了這點，對官場“沽名賣直”的現象深感痛心。在明人張萱的《西園聞見錄》中，記載有於慎行對官場現象一針見血的評論：“近世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視廷杖戍譴為登仙之路。一遭斥謫，意氣揚揚，目上趾高，傲視一世，正所謂意氣有加也。”

　　文官們動輒以“氣節”為由，把遭朝廷貶斥當做“登仙之路”，越是激昂慷慨、越是遭皇帝貶斥，就越是得意洋洋，因為之前的海瑞、李三才都是因為罵皇帝而受到文官群體的讚頌，乃至於不僅沒有生命威脅，反而能升官，又能留名，何樂而不為？

　　少數真正的君子看清了這種現象，大學士許國就點破過：“邇來諫言成風，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過，故人競趨之為捷徑，此風既成，莫可救止。”

　　海瑞當年罵皇帝，是抱著一顆憂國憂民的忠誠之心，充其量隻能說他迂腐愚忠。海瑞之後，官員們紛紛效仿，早已變味，目的卻是為了能像海瑞那樣晉升高官，通過自我炒作的方式，獲取政治資本。大明朝人心浮躁，世風日下，世態炎涼，內部的腐爛越發加深，倘若海瑞還能再活二十年，看到萬曆朝官員們爭先恐後以罵皇帝為榮，恐怕他真要欲哭無淚，仰天長歎了。

　　文官們完全喪失了自身價值，在進言時唯恐不能激怒皇帝，甚至聳人聽聞，故作激切，以遂其私。為了“批判”而批判，可謂是群體精神迷失到了極端。

　　時間長了，萬曆也看透了這種伎倆，由最初的震怒轉為麻木，也反過來赤裸裸揭露他們的嘴臉：“汝等於常時每每歸過於上，市恩取譽。輒屢借風聞之語，訕上要直，鬻貨欺君，嗜利不軌，汝等何獨無言，好生可惡，且汝等不聞‘宮中府中事皆一體’之語乎？何每每搜揚君過，沽名速遷為？”——你們每每搜查我的隱私、宣揚我的錯誤，不就是為了製造忠臣名聲，可以讓內閣升遷你們官職嗎？

　　在《明史》中，我們看到，萬曆帝對諸多的漫罵的回應態度是“帝亦不聽”、“帝亦不問”、“亦不報”，早就對這些惡意攻擊麻木了。

　　萬曆開始裝聾作啞，逃避朝政，以最消極的方式進行報複。禮部尚書於慎行是接觸皇帝較近的人，他這樣描述：“皇帝在禦日久，通曉了人情世故，每次看到言官們上書陳諫，就會說：‘這又是個圈套。’此後哪怕遇見直言激切之臣，皇帝也全不動怒，裝作沒聽見，說：‘這不過是大臣想沽名釣譽罷了，如果我生氣處罰他們，我又會背上惡名，而他們又能揚名流傳。’於是皇帝再不看諫書和奏折。”（“此不過欲沽名爾，若重處之，適以成其名。卷而封之。”）

　　比如萬曆二十四年，張養蒙效仿雒於仁之故伎，又給萬曆扣上了好逸、好疑、好勝、好貨四大罪名，結果神宗一笑了之，幹脆沒有理睬這種小人套路。

　　所謂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明朝後期的文官們好“清議”，每天在朝廷上議論是非，相互攻訐，互揭隱私。這些褊狹、迂腐的所謂清議君子以舌為槍、唇為劍，在政爭中黨同伐異，混淆是非，他們罵倒了張居正，罵倒了萬曆皇帝，同樣麵對自己的同僚也毫不留情，乃至引發嚴重黨爭，君臣上下一團糟，很多有才華的大臣甚至而卷入攻訐中，被周圍人搞得身敗名裂，下場可悲。所謂後人有評論曰：“清議酷於律令，清議之人酷於治獄之吏。律令所冤，賴清議以明之，雖死猶生也；清議所冤，萬古無反案矣。”

　　人言可畏，人言可畏！這其中，與萬曆皇帝同病相憐、遭受言官誹謗的一位名臣，就是明朝後期的一位傑出人物——熊廷弼，他成為“清議”和“黨爭”的犧牲品。

　　熊廷弼其人才華橫溢，有膽略，知兵事，為明末“遼東三傑”之一。當時東北女真人興起，努爾哈赤率大軍進攻明朝邊境，“薩爾滸之戰”威震明廷。作為中央派遣到遼東統領軍事的熊廷弼，迅速調整軍事防禦，大力整頓邊疆，采取“以守為攻”戰略，聯合朝鮮牽製後金，穩定了局勢，使得後金一年時間不敢出兵遼東。

　　但朝廷上的言官文臣們卻開始彈劾熊廷弼，理由是他“閉而自守”，不主動出兵。加上熊廷弼本人性格耿直，有啥說啥，常常與那些搬弄是非的言官辯論爭吵，這就更使得朝廷上許多官員對他恨之入骨。自熊廷弼掌管遼東地區以來，言官們就沒有停止過對他的攻擊，把他當做眼中釘、肉中刺，詆毀誹謗，有人上書稱“軍馬不訓練，將領不部署，人心不親附”，又有人挖苦他“出關逾年，漫無定畫，蒲河失守，匿不上聞”——幾乎成為惡意捏造，漫罵造謠，把好好一個遼東能臣說成是昏庸腐化之人。

　　相反，萬曆雖然怠政慵懶，但在大是大非麵前頗有主見，他知道熊廷弼是難得的人才，更看清朝廷裏那些言官數十年來的所作所為，所以全力支持熊廷弼，為他說話：“遼事敗壞，皆地方官玩曷所致，熊廷弼一意振刷，恢複封疆，朕深切依賴”，並語重心長地告訴熊廷弼“毋為人言所阻”。

　　曆史的事實是多麽具有諷刺意味：赫赫有名的遼東能臣熊廷弼得不到那些激昂空講大道理的群臣的支持，反而得到了被言官們漫罵成“貪酒好色”的萬曆皇帝的全力支持，直到萬曆皇帝臨死之前，還念念不忘熊廷弼鎮守遼東之事，別的奏折他可以不看，唯獨熊廷弼的奏折不可不看，無一不答，隨上隨下。在君臣兩人的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下，遼東局勢迅速恢複，阻擋了後金，已然占據了優勢，後金首領努爾哈赤最怕的就是這位“熊蠻子”。

　　可是，熊廷弼終於還是失去了萬曆這個堅強的後盾。公元1620年，萬曆四十八年的炎炎夏日，在大明皇宮燥熱和不安氛圍中，做了近半個世紀皇帝的萬曆燈枯油盡，在群臣的指責聲、漫罵聲中結束了他的生命。他的一生在周圍人的教導、批評、指責聲中度過，從他少年坐上皇位的那一天起，他的生命就已注定了永遠不能過自己想要的生活。他對祖宗家法、長輩老臣們的消極反抗，引來的是整個朝廷肆無忌憚的漫罵指責，席卷了整個時代，也消泯了帝國的精神。

　　新皇帝泰昌帝即位，這一年也是泰昌元年，很快，言官文臣們就開始口誅筆伐，又大肆攻訐熊廷弼，僅僅在禦史陣營裏，就有八個人彈劾他懦弱無能，三個人彈劾他欺君罔上，喋喋不休地懇請皇帝罷免，如不罷免，遼東必不可保。熊廷弼氣憤之極，上書為自己辯護，而禦史張修德又參劾他“破壞遼陽”，一大批言官唾沫橫飛。終於，熊廷弼在文官群體的攻訐下身心疲憊，心灰意冷，自己主動上繳了先帝賜給的上方寶劍，辭職回鄉，悲涼地說了一句“遼已轉危為安，臣且之生致死”——遼東在我的努力下已經轉危為安了，至於微臣本人的生死已經無足輕重。

　　僅僅在萬曆死後的兩個月，袁應泰就取代了熊廷弼成為遼東經略。這位袁應泰性格寬和，很少得罪朝廷上的言官，自然受到群臣的青睞；然而正是這位被群臣選出來的遼東經略，在一年後就被後金攻破遼沈陽，盡失要地，袁應泰本人也自殺身死。

　　萬曆朝的數十年宮廷爭吵，耗盡了皇帝和大臣們的心血。而明王朝的江山，也在這喋喋不休、重意氣輕是非的清議聲中走到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