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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人的內耗:“新舊黨爭”到“戰和之爭”

  自宋初獨尊儒學,宋太祖刻石立約,不殺文臣及言事官,列為祖訓,終宋一朝,文人擁有寬鬆的政治氛圍,享有其他朝代所沒有的言論自由。

  宋代文人們最熱衷的就是作詞——鬱鬱乎文哉,在“小樓閑窗”和“欲說還休”的文字遊戲中,宋代文人們尋找著自身價值。誠然,儒文化熏陶下的“治國平天下”是文人們追求的最高理想,他們的理想是好的,但這並不代表他們就可以在字裏行間創造出一個強盛時代。他們或許會感歎百姓疾苦,憂慮天下蒼生,但這一切都是他們從文字、書本等間接信息中得來,實際上,他們隻是“居廟堂之高”,卻很少會去“處江湖之遠”。更多的時候,他們缺乏具體的社會實踐,隻是在宏觀絢麗的藍圖下自我感覺良好,由此造成的一係列失誤乃至災難,成為國家的不幸。

  公元1068年,宋神宗熙寧元年,開始了宋朝曆史上、乃至中國曆史上最著名的“熙寧變法”。

  此時的宋王朝建國已有百年,由於太祖、太宗立下的“崇文抑武”政策,導致文官數量泛濫,政府機構冗繁,國家體製膨脹如同毒瘤一般,消耗大量社會財富。從宋仁宗後期開始,“積貧積弱”的現象凸現,官場人浮於事,軍隊喪失鬥誌,國庫的銀兩總是入不敷出。宋神宗即位,為了振興國家,大膽任用王安石為宰相,推行“新法”,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全民變革運動。

  王安石變法,曆史上頗為有名,王安石其人甚至被有些人稱為“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改革家”。從今人的角度來看,王安石的許多政策確實利國利民,具有超時代的經濟思想:他推行“青苗法”,是采用“借貸生息”貨幣政策,在青黃不接時把種子借給農民,秋天收取利息,這樣政府可以得到利潤,農民也得以維持生活;“均輸法”、“市易法”也具有現代商業思想,在物價下跌時政府購入物資,進行儲備,在物價上漲時拋出,以此平衡物價,既維護了百姓利益,又遏製了大商人壟斷的行為,還增加了政府財賦稅收,可謂“一箭三雕”。

  這些方法在理論上頗為可行,也類似於今天許多經濟學者們的理論。年輕的宋神宗初登帝位,剛滿二十歲,熱血沸騰,很快就與王安石一拍即合,推行新政。王安石本人也迫切想要改革,凡事都依據他自己的理想原則,要以閃電般的速度進行一場類似“休克療法”的大換血。

  但中國之大,人口之多,如何經得起王宰相這般迅雷不及掩耳的“革命”?

  “新政”的效果,竟朝著相反方向發展。改革速度太快,王安石不計後果,引發了社會動亂,乃至全國經濟癱瘓——當上層的政策傳到基層時,幾乎完全變味:青苗法本是用來幫助農民,貸款給資金財產不夠者,豈料該法的利息率被下層官僚層層加碼,演變為“高利貸”,最終成為強迫農民借貸的勒索工具;均輸法初衷是平抑物價、抑製大商人重利盤剝,豈知這種“政府經商”成為腐敗的根源,最終演變為政府的官商勾結,國家壟斷,使許多中小工商業者瀕臨破產……一時間,北宋王朝陷入政治、經濟的極大混亂中,達官貴族、朝廷重臣、各地官員乃至平頭老百姓、農民、失業者全部起來反對王安石。

  可以說,王安石的改革是不成功的。自從變法開始,宋廷的文人群體就分裂為兩派,一派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他們強調循序漸進,不可操之過急,一派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都是些社會經驗不夠、又想幹大事的低級官員組成。

  “舊黨”中涵蓋當時許多優秀的人才,司馬光、歐陽修、文彥博、蘇軾、蘇轍等一批朝廷重臣對王安石展開了批判,自此,宋王朝延續數十年的“黨爭”開始,一發不可收拾。

  最初隻是司馬光與王安石在朝堂上的爭論,既而發展到王安石對司馬光一派加以打擊,借神宗名義,貶斥了許多舊黨中的精英,提拔一些沒有經驗的下層官吏。在神宗年間,舊黨人士屢遭排擠,司馬光不得已罷職,蘇軾被外放地方,後來蘇軾一係列的厄運、乃至下獄論死,都因新黨中人的陷害打擊。

  宋神宗病逝後,宋哲宗即位,高太後掌權,重新起用舊黨,任命司馬光為宰相。司馬光上任後,盡罷新法,把朝廷製度重新恢複到原來,連新法中一些有利的政策也罷黜了,此時新黨人士大遭貶斥,又引發嚴重的新舊黨爭,而蘇軾因為不容於司馬光,又被打成“新黨”被貶斥外地;而後,高太後去世,宋哲宗親政,又再次打擊舊黨,起用新黨,把司馬光一派全部打倒,重新施行王安石的政策。在這種反複折騰下,兩黨之間的攻訐中已經開始變味。由最初的“改革之爭”,演變成了“君子小人之爭”。大臣們分成兩派,相互攻訐,內鬥不止。這些文官們都自命清高,自我標榜是“道德君子”,各成一派,各有說辭。從政治觀點的不同演變到是非立場的原則問題,今天我掌權了,就要置你於死地,明天你上台了,也要把我往死裏整。

  這種內耗在曆朝曆代層出不窮,漢有“黨錮之禍”,唐有“牛李黨爭”,但都隻是王朝末葉時期,時間不長。唯有到宋代,朝廷內耗的狀況延續百年,從北宋“新舊”黨爭一直到南宋“戰和”之爭,對整個國家的政權穩固產生了相當大的打擊。每一次內耗,都會清除掉一批仁人誌士、社會精英,可謂是宋王朝為自己挖掘了墳墓。

  北宋“新舊”黨爭的情況愈演愈烈,到宋徽宗時,遊走於新黨、舊黨之間的政客蔡京掌權,利用新黨打擊舊黨,將司馬光、蘇軾、文彥博、呂公著、黃庭堅等一百二十人定罪,稱做“奸黨”,由徽宗親自書寫姓名,刻於石上,稱之“元祐黨人碑”。此時碑上人多已逝世,他們的子孫都被趕出京師,不許參加科考,“永不錄用”。自從新黨淪為蔡京的政治工具,新法也變異為國家榨取百姓的工具,將北宋帝國推入萬劫不複的深淵。

  宋王朝從神宗年間開始,卷入的這場“新舊黨爭”持續了四十多年,在這種內耗下,北宋王朝走向衰竭。

  公元1126年,靖康元年,金兵攻破中原,兵臨城下,北宋都城汴京岌岌可危,可這時,宋廷內部的朝臣們還在為是戰是和爭論不休,吵成一團。金人要求宋朝割讓太原、中山、河間三鎮,宋廷內部又產生了意見分歧,欽宗也無法斷然而決,隻好在十一月七日“集文武百官於崇正殿,議存棄三關之地”。

  在崇正殿上,文官們繼續爭論不休,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唾沫橫飛,吵鬧不止。

  諫議大夫範宗尹讚成割地:“割讓三鎮,與金人有言在先,如若不給,金人必定認為我大宋失信於人,遂進兵攻打,我們就隻有屈辱投降了。”

  宰相何桌反對割地:“三鎮是大宋的肢體,割去肢體,國家還能存在嗎?天下非陛下一人之天下,我們怎可以重蹈石敬瑭賣國求榮的覆轍?”

  於是,以範宗尹為首,耿南仲、吳仟等七十多人讚同割地求和,以何桌為首,梅執禮、孫傅、呂好問、秦檜等三十六人堅持決戰。朝廷之上,這些文臣們喋喋不休,口若懸河,陷入無休止的辯駁之中,相互間爭吵不堪,互相攻訐,導致朝廷上下陷入一片混亂,無法進行正常抉擇。

  宋欽宗難以抉擇,舉棋不定,無奈之下,第二天又“集百官議三鎮於延和殿,各給筆劄,文武分列廊廡,凡百餘人”。朝廷之上仍然是爭吵不休,主和派與主戰派難分上下,在這種無休止的爭論中,時間一點點過去,政府的不作為導致軍事上陷入更加被動的境地。直到十五日,金人發出最後通牒,“以十五日以前告割地書到,不然,以十五日渡河”,最後宋欽宗不得已才派大臣前去談判。

  宋王朝最終沒能阻止金兵南下,都城汴京攻破,徽宗、欽宗二帝被俘。在大臣們的爭論不休中,北宋轟然坍塌,宣告破滅。

  當將士們在前線浴血奮戰時,文官們的爭論始終沒有停止。這些飽讀詩書的文人辯論起來滔滔不絕,口若懸河,動輒引經據典,口誅筆伐,可對實際政策沒有一點意義,反而在相互的你攻我訐中耽誤時間,錯過戰機。

  北宋的“新舊黨爭”,到了南宋演變為“戰和之爭”,朝臣們在對金人是戰是和的決議中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內鬥。

  從南宋第一任帝王宋高宗趙構開始,主和派與主戰派就相互內耗。主和派首領秦檜處死了主戰派將領嶽飛,此後武將們再次被打壓,文官群體完全掌政,由此引開的“戰和之爭”成為南宋朝廷的常態。

  公元1162年,隆興元年,南宋第二任皇帝宋孝宗即位,改變宋高宗“求和”政策,打壓主和派,啟用主戰派人士,一時間,朝廷振奮,大有欣欣向榮之景。

  也正是在這一年,宋孝宗任命主戰派老臣張浚統率抗金大業,發動北伐。此時朝廷內部又為“和戰”展開了激烈爭論,宰相史浩的觀點與張浚截然相反,堅決反對北伐,力求十年時間養精蓄銳,老將張浚則全力支持北伐,要立即出兵江淮。

  宰相史浩說:“帝王之兵,應當考慮萬全之策,豈能以圖僥幸心理?”

  張浚反駁:“中原淪陷已久,如今再不攻取,恐怕有豪傑興起,取而代之,到時軍閥割據,日後更難以收複。”

  史浩追問:“中原已經淪陷,再無豪傑,如果真有割據勢力的話,為何不見興起亡金?”

  兩人針尖對麥芒,爭論走入極端,開始鑽牛角尖。

  張浚又說:“正因為中原百姓手無寸鐵,才需要我們起兵拯救。”

  史浩又說:“金國殘暴,百姓自會像秦朝陳勝、吳廣起義那樣揭竿而起,又豈會等待救兵?”

  張浚認為起兵北伐是民心所向,史浩則認為太過冒險,需要養精蓄銳。

  主戰派與主和派在朝廷上辯論五日,誰也說服不了誰,難以決斷。朝中大臣,張浚、王十朋、胡銓等人主張立即北伐,史浩、陳康伯等主守,虞允文、陳俊卿等主戰但不主張立即北伐。

  我們通過比較北宋徽宗、欽宗時代,可以發現,當曆史到了南宋宋孝宗時代,情勢已經發生變化,由於之前秦檜執政二十年,朝中精英被鏟除殆盡,大臣都老的老,死的死,軍隊士氣不高,長年疏於練習。宋孝宗剛剛登上皇位,準備得相當不充分,無論是人才還是兵馬糧草都極度缺乏,此時欲以北伐重振國威,實在是過於急躁了。此時主和有利,主戰有弊。

  史浩穩重的觀點是正確的,他對張浚說:“你想收複中原,這是忠義之舉。可是這樣不自量力出兵,就是空徒虛名罷了。以十年時間培養人才,厚積薄發,後世同樣會讚賞你的功勞,這樣不是更好嗎?”(“明公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成,亦明公之功,何必身自為之?”)

  張浚卻回答:“我年紀大了,再不北伐,恐怕時日無多。”

  主戰派張浚剛愎自用,誌大才疏,他本是文臣,不懂領兵作戰,早在宋高宗時期就因魯莽出兵壞了大事。此刻他年歲已大,愈發固執,生恐北伐大功為他人搶奪,名利心日趨加重。第二天張浚就暗地上書宋孝宗,避開宰相史浩,立即出兵北上。

  與當年宋神宗如出一轍,這位宋孝宗也是初登皇位,血氣方剛,急功近利,欲要做一番大事業。他與張浚一拍即合,命張浚統領抗金一切事務,於四月發大軍攻金兵。

  但由於這場北伐準備倉促,很快就出現弊端。戰爭才進行不到一半,國庫就因空虛拿不出足夠資金,加上前線軍隊配合不佳,內部將領不和,導致在符離遭遇金軍阻擊,大敗。這場宋金之戰,宋軍潰逃慘死者數不勝數,南宋朝廷好不容易積累下來的糧草鎧甲,也都被燒毀殆盡,在金軍的趁勝追擊下,南宋軍隊損失慘重,退回長江以南,隻能依靠天塹維持均勢。南宋王朝元氣大傷。

  北伐失敗後,金兵大舉南下,欲以報複,宋廷岌岌可危,內部主和勢力再次抬頭。於是,在宋孝宗的朝令夕改下,主戰派人士被冷落,主和派人士湯思退等人上台執政。湯思退其人原本是秦檜黨羽,掌握朝政後,又開始打擊主戰派,並且暗示金人出兵兩淮,影響宋廷決議。迫於壓力,宋孝宗與金人簽訂“隆興和議”,割讓商州、秦州(今甘肅天水)。

  宋孝宗是南宋一位頗有雄心的帝王,可是他在位二十八年,先後出任宰相的有十七人,參知政事更是有三十四人之多,如此頻繁地更換宰臣,這在宋朝曆史上是很少見的。南宋朝廷內部的動蕩,主和與主戰兩派勢力內耗不止,國家效率低下,決策難以執行,這是宋孝宗的一大敗筆。

  反觀整個宋王朝,其任命官吏的體製最典型的特征是:注重分權,削弱朝臣的權力。這一方麵維護了內部穩定,三百年間幾乎沒有發生武將、宦官、外戚亂政掌權的事件,另一方麵又大大降低了政府效率,人浮於事,官員不作為,黨爭頻繁。

  在宰相的具體人選上,宋孝宗秉承“異論相攪”的祖宗家法,提倡大臣之間存在不同的政見,以此來相互牽製他們。

  殊不知,正是這種做法,使宋孝宗的中興大業難成。隆興元年,宋孝宗以主和派湯思退為左丞相,主戰派張浚為右丞相,讓主和派重新控製了朝政,他們對金人采取妥協政策,放棄江淮防線,導致金兵大軍壓境,最後迫使宋孝宗屈辱求和;

  乾道年間,宋孝宗第二次北伐,又犯了同樣的錯誤:在任命主戰的葉顒為左丞相的同時,任命主和的魏杞為右丞相,不僅沒有起到相互製衡的作用,反而導致二人互相攻訐,兩方勢力內鬥,使國家政策難以施行;

  僅僅一年後,宋孝宗無法忍受二人,覺得他們意見分歧,敗壞朝政,罷去了兩人相位。但是,宋孝宗並沒有改變其錯誤的用人方法,“注重分權”的祖訓始終左右著他的思想。在乾道八年,他又想要北伐,於是任用主戰的虞允文為左丞相,又將主和的梁克家升為右丞相,結果可想而知,主戰派虞允文顧慮重重,擔心主和派從中作梗,破壞抗戰方針,所以遲遲不肯從四川出兵,最終北伐大計流產。

  宋孝宗既用主戰派,又用主和派,朝令夕改,使得兩方勢力水火不容,結果數十年下來,大業無成,張浚、虞允文都已逝世,史浩、湯思退也罷官回鄉。

  其實,早在北宋真宗時期,皇帝就有意製造這種“文官內鬥”的狀態。宋真宗任命王欽若為宰相,又同時任命派係不同的寇準為宰相。有人表示不理解,宋真宗卻說:“且要異論相攪,即各不敢為非。”所謂“異論相攪”,就是同時起用派係不同、政見不同的大臣,以便相互牽製,削弱兩方,最終目的是穩定皇權。皇帝們的皇權是穩定了,可是江山卻是拱手讓人,被北方蠻族一撥接一撥地攻占。

  宋朝帝王中難得出了神宗和孝宗兩位,都力圖中興,可惜偏偏都輕率急躁。北宋之亡,實亡於神宗時期的新舊兩黨,宋神宗與王安石,君臣兩人心懷大誌,卻急功近利,使後世陷於黨爭,開創北宋內耗不止;南宋的偏安一隅,成形於孝宗兩次失敗的北伐,宋孝宗與張浚,君臣兩人都想重振河山,卻魯莽盲目,使北伐功虧一簣,給後世製造爭端,導致南宋“戰和”紛爭。

  這南北宋兩對君臣,竟卻如此相似!豈非上天在冥冥之中暗示什麽?

  宋王朝的“崇文”政策,使文臣們地位有史以來上升到最高,可惜的是,這些通過科舉選出來的文臣,隻懂得詩詞歌賦,缺乏社會實踐和世事的磨礪,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好端端一個大宋王朝就葬送在他們的口誅筆伐中。

  古人雲:君子群而不黨。豈料宋代文人紛紛結成黨派,或“新黨”或“舊黨”,或“和派”或“戰派”,相互間你攻我訐,在朝廷上爭論不休,從大打口水戰發展到置對方於死地,最終弄得兩敗俱傷,對人對己沒有半點好處。宋朝皇帝們也在這種無休止的爭論下頭腦發熱,或是難以抉擇,或是貿然武斷,一次又一次引發為國家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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