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烙印

4.妥協思想：帝王與文臣的心照不宣

　　軍事上的屢屢失敗，國家的日趨衰竭，根源不在於將領，而在政府，古代政府歸根結底的決定權又在於統治者，所以皇帝是不能繞開的話題。

　　宋朝是一個以文治國的國家，相比於其他朝代，宋朝皇帝們的文學素養頗高，如宋真宗以《勵學篇》重視教育聞名，宋仁宗以知人善用、培育文學氛圍出名，宋徽宗以書法和繪畫等藝術流傳後世，他們從小就受到文化的熏陶，詩詞歌賦，琴棋書畫，樣樣精通。與其他朝代相比，這些帝王們所培育的濃厚的文學氛圍、塑造出來的文人大家，在中國曆史上也是極其璀璨的。但是，作為一國之君，這些皇帝缺失魄力，在國家大事上優柔寡斷，猶豫不決，靡靡文風，不僅害了自己，更害了國家。

　　早在五代時期，就有先例。南唐後主李煜是一位出名的詞人，他的許多詞直到今天依然廣為傳頌，膾炙人口，也一直為我本人所喜歡。但是，作為一位帝王，隻知舞文弄墨，對國家大事漠不關心，直到敵軍兵臨城下，還依舊沉浸於詩詞當中，就是國家最大的災難了。李煜後半生極為淒涼，亡國後作為俘虜被軟禁，最後被賜毒酒而死。

　　對於南唐的李煜來說，這或許是他自身的無奈，看罷他的詩詞，讓人產生深深的同情；然而對於之後的整個宋王朝來說，祖宗“重文輕武”的傳統一脈相承，子孫世代皆是如此，就是一種不可挽回的悲哀了。

　　文人性格，難以擔當國君大任，這類事件在曆史上屢屢發生。

　　公元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遼國大舉入侵，二十萬大軍揮師南下。遼軍來勢凶猛，勢如破竹，攻破了中原重鎮遂城，大軍抵達黃河邊的重鎮澶州（今河南濮陽），三麵圍攻。隻要破城，遼軍就可渡過黃河，一舉攻滅宋朝的都城開封。

　　此時宋軍岌岌可危，死守澶州城。

　　坐在皇宮裏的真宗皇帝心急如焚，再也沒有心思作詩了。他一天之內連收到五封急報，不知如何是好。朝廷上下也多是妥協放棄態度，大臣們有的建議逃往金陵（南京）暫時躲避，有的建議遷都益州（成都）依托天險，議論紛紛，爭吵不休，一時間，宋王朝似乎走到了絕路。

　　隻有宰相寇準力排眾議，堅決要求宋真宗親征禦敵。

　　在寇準的堅持下，宋真宗勉強答應前往澶州親征。當到達韋城時，宋真宗又膽怯起來，想要退縮，手下大臣們也開始勸皇帝避難金陵，皇後也勸宋真宗：“陛下您還是速速帶我們回去吧。”宋真宗猶豫再三，隻好再問宰相寇準：“現在去南方避難怎麽樣？”寇準堅持原則道：“陛下，如今強敵壓境，四方危急，您千萬不能後退半步。黃河對岸的將士們都盼著您到來，到時便士氣高漲！如果您現在南逃，那麽將士們的意誌全部瓦解了，即使您逃到南方金陵城，遼軍也會乘勝追擊，必不可保！”

　　終於，在寇準的鼓勵下，宋真宗到達澶州，宋軍將士頓時氣勢高漲，呼聲震天。戰局出現了轉機，此時遼軍大將被宋軍射殺於城下，士氣受挫，有退兵的跡象，隻要宋軍堅守城池，就能反敗為勝。

　　可宋真宗的怯弱心理又顯現出來，他懼怕遼人搶渡黃河，迫不及待地要以“金錢換和平”，正中遼人下懷，遂有了被世人所詬病的“澶淵之盟”：

　　澶州之戰，宋占優勢，遼占劣勢，但經過一番“和談”後，宋朝卻要每年向遼提供“助軍旅之費”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並與遼國互稱兄弟。自此之後，遼與宋平起平坐，遼為“北朝”，宋為“南朝”。

　　這種自取其辱、妥協放棄的政策，讓遼人欣喜不已。遼國得了便宜，班師回朝，此後數十年堂而皇之接受宋朝錢財，未再南侵，宋朝也因此而自詡得意，得過且過，被暫時的和平迷昏了頭。

　　由於宋朝經濟發達，錢財富足，所以很樂意“以金錢換和平”的外交政策。自宋真宗“澶淵之盟”後，宋人此法便一發不可收拾，每每強敵壓境時不是想辦法抗擊，而是拿大把大把的財富抵消戰爭：遼軍南下，宋真宗就每年“資助”錢財以求苟安；西夏挑釁，宋仁宗也每年“賜贈”大筆的歲幣以穩定局勢；爾後，遼國看見宋朝軟弱可欺，又再次舉兵南下，威嚇宋仁宗，在滿朝文臣的妥協跟風下，仁宗很快又答應再增加二十萬歲幣。被人欺負還要貢獻錢財，還要與對方“稱兄道弟”，中國曆朝曆代再也沒有哪個如同宋朝這樣窩囊了。

　　與宋朝後來諸多皇帝比較，宋真宗、宋仁宗都是宋朝皇帝中比較英明的，他們治國有方，任用賢臣，文化素養也非常高，可一聽外敵入侵，就大驚失色。尤其是宋真宗，作為北宋第三位領導人，他可謂是“恐遼症”、“金錢換和平”的始作俑者。

　　據《續資治通鑒·卷二十五》記載，當時簽訂“澶淵之盟”有一個故事，很好地表現了這位皇帝的妥協心態：

　　忠州刺史曹利用，作為談判代表前去和談。臨行前，曹利用征求宋真宗和談的底線，真宗說：“如果實在談不下來的話，即使每年貢送銀帛達上百萬都行。”過後宰相寇準把曹利用拉到一邊：“聖上雖答應了百萬銀帛的底線，但你必須竭力維護大宋的權利，如果超過了三十萬，就把你斬首。”

　　曹利用前去與契丹和談，竟然真的隻以三十萬銀帛（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就談成了！回來見皇帝時，伸出三個手指頭示意，宋真宗見了，以為是三百萬，不覺痛心，說“太多了點”，想了一會兒，又自我安慰道：“算了算了，每年三百萬銀帛，姑且了事，也是可以的。”這時曹利用才說：“其實隻有三十萬。”宋真宗才大喜。

　　帝失聲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帷宮淺迫，利用具聞其語。及對，帝亟問之，利用再三稱罪，曰：“臣許之銀絹過多。”帝曰：“幾何？”曰：“十萬”。帝不覺喜甚。

　　從宋真宗的隻言片語中，我們可以看到：皇帝對“金錢換和平”一事坦然接受，甚至當代價遠遠超出他預期時，也隻是稍微痛心，很快就自我安慰地“姑且了事”。

　　有樣學樣，之後宋仁宗時代也是這種觀念，重臣富弼出使契丹，對契丹君主說：“你們想要得到的，無非就是租賦而已，我們不忍使兩朝赤子喪命疆場，因此便委屈保全土地，增加歲幣……”

　　如果單從經濟成本角度看，以宋朝每年高達一萬萬的國家收入比較，三十萬兩白銀、二十萬匹絹帛的歲幣實在是九牛一毛，微不足道，也就成為宋人普遍意識“劃得來”的經濟賬。然而，在弱肉強食的年代，幻想以錢財得到永久和平是不可能的，宋朝的妥協政策最終使自己喪失的不是每年區區三十萬歲幣，而是無形的國民精神的萎縮，是國防軍事的癱瘓。

　　確實，“澶淵之盟”後百餘年間宋遼之間是沒有發生較大戰爭，可是宋軍的能力下降得驚人。僅在宋仁宗早期，當時青年包拯考察河北邊防，就發現“沿邊卒驕將惰，糧匾器朽”，士兵“手不能安弦，目不能辨幟”，河北是抵擋遼軍的前線重地，竟然軍事都腐敗到這樣程度，實在觸目驚心！之後西夏獨立，宋朝西北邊境又喪失領土，被動挨打，隻好再次“賜贈”錢財，以圖和平。

　　宋朝的軟弱讓後來崛起的金、蒙古看到了中原漢人的要害。金人不在乎宋朝的歲幣，而是直接南下入侵。當時的欽宗皇帝懦弱不堪，和他的祖輩們一樣寄希望於“議和”，甚至不惜以罷免抗金大將李綱、以大送金銀女人來巴結金人，宋欽宗的妥協思想讓這個國家喪失了最後的希望，金人不會滿足這點小小的利益，在看清宋人本質後，攻破了都城汴京，虜走徽、欽二帝，占領北宋的土地和人民，直接擁有宋朝的城市和財富！

　　後來的蒙古做得最絕，滅了金，再滅宋，直至征服整個歐亞大陸。蒙古人不需要宋朝的“歲幣”，蒙古人需要的，是把宋王朝的土地統統變成牧場，供蒙古騎兵縱橫馳騁——當我們反觀宋人“以金錢換和平”的思想時，會覺得多麽可笑，可悲。一個沒有強大武力的國家，最終的結局就是被整體征服。

　　北宋的“惡習”遺傳到南宋，甚至較北宋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宋真宗“恐遼”，宋仁宗恐“西夏”，南宋高宗則是徹底的“恐金症”——

　　這位宋高宗趙構，好歹也是皇族中一位優秀的皇子，據《宋史·高宗本紀》記載他年輕時“資性朗悟，博學強記，讀書日誦千餘言，挽弓至一石五鬥”，還擔任過河北兵馬大元帥，當年血氣方剛的他還隻身前往金軍大營，作為談判的籌碼。可正是這位皇帝，在南渡之後，可能是由於過度驚嚇，從此性格大變，將其祖輩窩囊懦弱的性格發揮到無以複加的程度：

　　公元1127年，建炎元年，金兵再次南侵，趙構由南京慌忙逃往揚州；建炎三年，金兵又攻揚州，趙構再次倉皇出逃，不顧手下臣子，僅帶少數隨從出城，在渡江途中由於受到驚嚇，後來竟然失去了生育能力；金兵緊追不舍，又渡江直攻杭州，趙構無處可逃，隻得從溫州坐船在海上漂泊，前後達四個月之久。

　　漂泊在海上的趙構處境相當窘迫，食物缺乏，饑餓難當，甚至有一次隻好下船步行到寺廟裏討食。或許正是這一連串的精神打擊，使曾經血氣方剛的趙構徹底轉變，在狼狽逃亡過程中，趙構不斷派遣使者向金國哀求，承認自己未經過金人允許就登極，是犯錯誤，請金國原諒，並甘願向金國稱臣雲雲。

　　直到建炎四年，得悉金兵退卻後，趙構才敢從海上回到陸地，自此把首都臨時建在了杭州，方才穩定下來。

　　之後的幾年裏，趙構迫於形勢，重用了嶽飛、韓世忠等一批抗金將領，取得大捷，並有了光複河山的氣象。可是，一旦政權穩固後，趙構卑顏屈膝的心理又表露無遺，從紹興八年開始就與金人議和，金朝派遣特使前來，書信中將“宋國”稱為“江南”，並“詔諭”宋高宗，顯而易見，這是金人故意羞辱南宋。不僅如此，金朝特使居然要宋高宗跪拜受詔，奉表稱臣，這引起了南宋朝臣極大憤怒，而宋高宗趙構卻臉皮極厚，願意以“跪拜”禮儀接受，還厚顏無恥地解釋：“隻要百姓能免於刀兵之苦，朕可以犧牲自己的體麵來換取和議。”

　　嗚呼！此情此景，即使在今人看來，也難以忍受。相比較起來，北宋的真宗、仁宗用“金錢換和平”，實在是小巫見大巫，算不得什麽，哪怕是徽宗、欽宗被虜走、囚禁五國城，尚且有些許帝王尊嚴，到了南宋趙構這裏，則是徹底的卑顏屈膝了。

　　之後，趙構為了議和，任用奸臣秦檜，打擊迫害主戰派人士，不惜害死嶽飛、罷免韓世忠，自毀長城；又與金人簽訂了喪權辱國的“紹興和議”，向金國稱臣，割讓土地，每年不僅納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外，還要送給金統治者賀正旦、生辰禮物“以巨萬計”。如此苟且，徹底丟失了中原王朝的尊嚴，也創造了中原王朝對北方遊牧民族“稱臣納貢”的空前絕後的案例。

　　這種國家態勢對整體國民的心理打擊是巨大的，武官們悲憤不已，文官們跟風妥協，百姓一次次呐喊抗爭卻無濟於事，終宋一朝，出了多少令人歎息的悲劇故事，上演了多少屈辱猥瑣的醜劇。

　　宋真宗、宋仁宗、宋徽宗、宋高宗……不可否認，這些帝王個人素質都非常優秀，但唯一缺乏的是勇於麵對強敵的勇氣。或許這並不能完全怪罪於他們個人，而是整個大宋王朝“重文輕武”的靡靡文風造就出來的，隻是，當他們以一國之君的形象表現出來時，就顯得是那麽懦弱、可笑、可悲。

　　遼人、金人、蒙古人都恥笑宋人，一次次淩辱中原，所謂“契丹是北朝，大宋是南朝”，所謂“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落後的遊牧民族竟然如此鄙視文明國度宋王朝，此乃國家不幸，民族不幸！

　　中原王朝自古以來都是以“華”自居，征服周邊少數民族，到了宋朝這裏，卻隻得與周邊民族互稱“兄弟”、“叔侄”乃至“君臣”。相比漢朝、明朝甚至清朝的帝王來說，真宗、仁宗、徽宗、欽宗、高宗這些宋朝皇帝們，哪一個不是文化涵養頗高的，吟詩作賦，得心應手，卻唯在強敵麵前猶豫不決，倉皇逃竄，毫無勇氣可言。

　　每當讀史到此，我不禁捫心自問：對於一個人或一個國家，文化的淵博是否就能使之成為崛起的唯一因素呢？不，知識的豐富、學識的熏陶，倘若不是以國家民族的大胸襟、迎難而上的奮勇精神為支撐，那麽隻能成為小家子氣的附庸風雅、小資情調，成為一種文化的軟骨病罷了。

　　這種文化上的“軟骨病”，不僅為宋朝皇帝們所有，也一直是宋廷大臣們的常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臣隻懂得書麵文字上的大義、忠誠，一旦麵對強敵惡寇，就統統變為了妥協分子——

　　神宗時期大將種諤擊敗西夏軍隊，招降了西夏數萬名士兵，這本應該是戰勝方得意的事件，然而朝廷卻憂心忡忡，害怕西夏的報複，文官們紛紛譴責種諤將軍，甚至“議誅諤”，朝廷下旨命他把收降的士兵全部放回西夏去，以此與西夏消除仇恨，“解仇釋兵”。

　　一個王朝，在得勝時也仍然是這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哲保身”的苟安心態，難怪小國寡民的西夏人敢接二連三地挑釁大宋了。

　　需要強調的是，這種妥協思維廣泛存在於宋王朝文官群體中，無論是忠是奸。不僅僅是秦檜這樣的大漢奸屈辱求和，像一些正直耿直的朝廷重臣也同樣對外妥協：

　　北宋哲宗時期司馬光重新執政，升至宰相，掌握朝廷大權，在對待西夏問題上，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為了一時的安定，不惜將宋朝土地安疆、葭蘆、浮圖、米脂割讓給西夏王朝，以換取和平，引起民眾的強烈不滿；

　　南宋孝宗時期的宰相史浩，學識淵博，知人善用，是南宋朝廷最正直的一位名相，卻始終持對外保守、息事寧人的態度。當時抗金將領吳玠在四川擊敗完顏亮，一舉攻克秦鳳、熙河、永興三路地區，軍威大振，宰相史浩卻害怕金兵報複，以“陝西弗能守”的理由強令吳玠放棄領土，撤退自守。當時的朝臣虞允文等人力勸不可退兵，否則會引起大禍，可宰相的命令已經發出，吳階退兵，果不其然，金兵見宋人軟弱，乘虛追擊，導致宋軍折損三萬人潰敗，連原先收複的其他土地也一並丟失了。

　　綜觀北宋南宋兩朝，連司馬光、史浩這樣正直優秀的大臣都是對外妥協的心態，至於蔡京、高俅、秦檜等權奸的昏庸賣國，也就見怪不怪了。

　　從“澶淵之盟”的貢送歲幣，到對西夏人的妥協政策，再到北宋汴京被金人攻破，最後到南宋的北伐無功而返，直至整體滅亡，一係列的事件貫穿，都反應了宋人的保守怯弱心理。宋人自己也承認：“本朝無內患而有外憂者。”

　　反觀前朝曆代，漢朝初年也曾有“白登之圍”的戰敗，漢初文、景二帝也是對北方匈奴“和親安撫”暫時妥協，但目的是為了積累財富、充足實力，到了漢武帝時就開始重兵出擊，一舉擊敗匈奴；唐朝初年長安幾乎被突厥人攻破，唐太宗早期也對突厥人采取安撫政策，但為的也是聚積實力、韜光養晦，而後唐軍鐵騎夜襲陰山、斬殺突厥數萬之眾，一舉攻滅西突厥汗國，才真正解除了外患。

　　宋朝不是不可以用“金錢換和平”的方式來緩和衝突，不是不能以暫時的妥協來穩定局勢。但如果送金錢、割土地後，就一味苟安，不思進取，依舊是“重文輕武”的觀念，最後落得亡國悲劇，這其中的差別，就顯而易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