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裝下的蒼涼——宋帝國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科舉製度的完善及其影響

　　科舉，也稱做“開科取士”，指由朝廷設立考試的科目，士人可以自由報考，通過定期的統一考試，主要以考試成績決定取舍的選拔人才的製度。科舉製度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後期的官吏選拔手段之一。它發軔於隋朝大業二年（606）。作為國家“掄才大典”，它自濫觴之日起，便一直與封建政治熔為一爐，並對中國社會、文化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科舉包括文、武兩項常科，武進士科始創於唐武則天長安二年（702）。

　　@@日臻完備

　　在宋之前，隋朝科舉科目大概有秀才、進士、俊士、明經四科。唐承隋製，又有很大發展。除隋朝四科之外，又增加明法、明書、明算三科；俊士、秀才科不久被廢，明法、明書、明算科均為錄用專門人才而設，因此唐代貢舉科目主要是進士、明經兩科。宋朝實行的科舉製度中，設立的考試科目也很多，主要有進士科、製科、詞科等，此外還有明經、三史、明法、童子、武舉以及“三舍法”取士等等。

　　宋代的科舉製度大體上沿襲了唐代的基本體製，但仍然在某些規則和細節上做了一些調整。唐代以來，科舉製度基本上是一年一科，遇上特殊情況，也有幾年一科。宋初的科舉時間更是混亂，到宋英宗時期，科舉考試被定為“禮部三歲一貢舉”，每逢辰、未、戌、醜年舉行，之後的元、明、清曆代也沿用此規則。

　　除了考試時間之外，被我們俗稱的“三級考試”製度也是在宋代基本確立的。唐代的科舉考試一般為州縣試和禮部試，州縣試為一級，稱為解試；禮部試為一級，稱為省試。宋太祖開寶六年（973），進士放榜後，有人控告考官取士不公，宋太祖便在殿廷親自主持了複試，這便是殿試的真正開端。至此，宋代形成了解試、禮部試、殿試的三級考試製度。

　　趙匡胤吹噓舉行殿試是為了避免官僚貴族弄權作弊。實際上還有更深刻的原因，這就是可以避免唐代以來主考官和考生之間形成的“恩師”與“門生”的特殊關係。宋人科舉考試圖皇帝親自主持殿試，使錄取的考生便是“天子門生”，舉子們隻能向皇帝感恩戴德了，這對於加強君主專製自然是十分有利的。

　　宋太宗時，把殿試錄取的進士分為三甲，即賜進士及第、賜進士出身、賜同進士出身三個等級。同時在瓊林苑賜宴，稱瓊林宴，又稱聞喜宴。宋初，參加殿試的考生總有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落第。有的人多次省試通過後卻在殿試中被黜落，不免產生怨恨不滿，這對統治者是十分不利的。為了維護封建統治秩序，宋仁宗於嘉祐二年（1057）決定，此後殿試一律全都錄取。錄取名額可多達五六百人。

　　在唐朝，考中進士隻是有了出身，即僅取得了做官的資格，若要得到官職，還須通過吏部的選試。這種做法到了宋代發生了變化，凡是省試、殿試通過以後，朝廷便立即授予官職，而且成績優異的很快就可以獲得大官。宋朝科舉製度的這些變化、發展，表明了封建統治者在極力籠絡中小地主和下層知識分子，有助於鞏固其權利。

　　進士科的考試內容在中唐之後，開始以詩賦為主，策論次之。到了宋代之後，則出現了考試內容之爭。一方麵，以司馬光、王安石為代表的官員主張考經義，另一方麵，以歐陽修、蘇軾為代表的官員則主張考文學。而這些人的政治地位不斷發生變化，這樣在整個宋代就出現了科舉考試內容的經義和文學之爭，這也成為宋代科舉考試的一個重要特征。

　　朱熹《書集傳》宋代是非常重用文官的朝代，因此科舉取士的地位比唐代更為突出。為了保證更多有才能的賢士能脫穎而出，宋代科舉製度除了一些製度創新外，還有一個重要的貢獻是提高了科舉製度的公正性。

　　宋王朝為科舉考試製定了嚴格的考試製度和規格。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如何防止考生及考官作弊的規則。

　　鎖院製度。從宋太宗時起，創立了鎖院製度，規定考官自受命之日起，到放榜之日止，一直鎖宿於貢院。這樣，就隔絕了考官與其他臣僚的聯係，使請托難以得逞。糊名。又稱封彌，是將試卷上舉人的姓名、年齡、三代、籍貫等密封，代之以字號，以防考官在評定試卷時徇私舞弊。謄錄。實行封彌製度，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考官在評定試卷時徇私舞弊。但封彌之後，考官還可以通過辨認筆跡得知試卷出自何人之手。為了堵塞這一漏洞，宋真宗時又創立了謄錄製度。即先把舉人的試卷封彌、編號，再交書吏謄錄，對讀無誤，再交考官評閱。為防止考官通過字體徇私，考試試卷將在宦官的監督和眷錄官的指揮下由百名書吏眷錄成副本，然後副本交由考官批改。別頭試：應試者與考官有親戚關係時，考官必須回避，另派考官設場考試。按榜就座，不得移易。從宋代開始，考試前排定座次，張榜公布；考試時按榜就座，不得移動、調換。禁止挾書、傳義、代筆。為了防止應舉人作弊，從宋代開始，專門設立了監門官、巡鋪官，入場時進行搜查，入場後巡回監察，一旦發現應舉人將書籍帶入考場，或傳遞文字，請人代筆，便立即嚴加處罰。廢除唐代實行的朝廷大臣的“公薦”和應舉人向知貢舉官投納“公卷”的製度，使科舉試卷成為評定成績、決定棄取的唯一根據，這就是南宋詩人陸遊所說的“一切以程文為去留”。分等考第，多級評定。比如宋代省試，應舉人的試卷先經點檢官批定分數，然後由參詳官審查所定等級是否恰當，最後上交知貢舉官，決定去取高下。即實行點檢官、參詳官、知貢舉官三級評定製度，以便使試卷評定做到公平、公正。變唯一主考官為多位主考官，各位主考官相互監督。

　　朝廷雖然建立了如此嚴密的製度，但仍然會有一些大官的親戚通過非常渠道中舉，而那些身懷八鬥之才的舉子隻能名落孫山。

　　大詩人陸遊29歲時參加兩浙地區的考試，碰巧與秦檜的孫子秦塤同科。秦檜考前曾暗示主考官，要讓秦塤得第一名。考官卻依照實際成績讓陸遊中了第一名。秦檜十分不快。

　　第二年，陸遊到京城參加考試。主考官發現陸遊的文才，又想立他為第一名。秦檜知道後，非常生氣，下令主考官取消陸遊的考試資格，還要追究兩浙地區考官的責任。本來秦塤中狀元幾乎已是十拿九穩了，可在殿試時，高宗趙構卻特別常識另一舉子張孝祥的文采，欽點了張為狀元。秦檜的陰謀才未得逞。

　　總之，上述種種考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公開考試、平等競爭、擇優錄用的原則，對於選拔人才及籠絡士人都是有一定作用的。

　　@@武以文進

　　武舉是以選拔軍事人才為目的的科舉考試製度。唐武則天長安二年（702）始置。應武舉者，宋人習武圖於每年十月由州府舉選送至京師，十一月於尚書省兵部進行考試。武舉考試的內容有長垛、騎射、步射、馬槍、翹關（舉重）、言語、材貌等。兵部考試合格者依其身份不同而有不同的待遇，或送吏部參加銓選，或授予散官。德宗時，曾一度停廢；憲宗元和三年（808），又複置。

　　宋承唐製，天聖七年（1029）置武舉。武舉在北宋、南宋兩朝都曾實行。武舉也分省試、殿試。一般是先試騎射，然後筆試策問，最後以對策的成績決定錄取與否，而以騎射弓馬的成績決定等級高低。

　　宋朝初年，鑒於唐末五代武人專橫割據之禍，宋太祖提出“宰相須用讀書人”的尚文抑武主張。宋太祖趙匡胤是經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登上皇位的。後又杯酒釋兵權，將兵權牢牢抓在手中，他太知道把握軍權的重要了。在他采用將武將養起來的辦法後，怎麽可能再招來一批呢？他寧肯充實加強皇家衛隊，招募剽悍士兵來做自己的保鏢。到宋太宗時，娛樂升平日久，武備愈來愈廢弛，“業無可采，上馬則隕”。以後又尚浮言、輕武備，武科久久不被人們所關注。天聖八年（1030），宋仁宗設武科取士，“親試武舉十二人，先閱其騎射而後試之”。慶曆三年（1043）五月，又下詔設置武學於武成王廟（薑太公廟）。此為我國建立武學之始。宋朝統治者為武舉而設的學校——武學，采用的教材是《武經七書》，使武舉人才的培養有了較為堅實的基礎。武學，作為宋代的軍事學校，納軍事人才的培養於教育係統之中，這是宋代對中國古代教育製度的一個貢獻，也是宋代時武舉製度臻於完備的一個例證。

　　@@《武經總要》

　　宋朝武舉考試分比試、解試、省試、殿試四級，一般為先試弓馬，再試策及《孫》《吳》等兵書的墨義（熙寧後改為大義）。宋朝武舉在根本上改變了唐朝以前憑武藝選拔人才的做法，僅保留了騎、步射兩項，而且科考用弓不超過當時軍隊所用的弓力，大大降低了臂力的要求。宋武舉添置了謀略的考核，“武經七書”（包括《孫子》《吳子》《司馬法》《尉繚子》《黃石公三略》《薑太公六韜》《唐李問對》）經義理論的掌握、對兵書理論的靈活運用和解決當朝現實問題的對策。要是不能對《武經七書》爛熟於胸，通過經書大義和策問這兩關就難上加難了。因此，識文章、應策對成了入武闈的高門檻。

　　北宋時將武舉名列前茅者分為三甲，一甲一名武狀元的名稱已無疑，一甲二名和三名統稱為榜眼，意指榜上雙眼。直至南宋時才將一甲二名稱為榜眼，而一甲三名則另稱為探花。此後，狀元、榜眼、探花的叫法再未改變。至此，武科舉一甲一名“武狀元”等名目已成定式。宋神宗熙寧八年（1075），“武舉解試始於神宗，三歲一試”。宋淳化年間還確定了考試彌封製。武科舉、武狀元從唐朝始設，至此，基本上完成了係統性、完備化建製的過程。

　　到了南宋時，又將此科變為文武雙全的優選科，最終斷絕了憑武功入武闈的機會。由此可見，宋朝重文輕武，已經到了武舉卻要憑文章方能入選，才做得成武官的地步。宋代武舉一改唐代武舉隻重武藝的做法，變為既考武藝，又考策論，從整體上表現出一種尚文抑武的傾向，其目的是為了求得能征善戰的儒將，其結果是宋代的武進士與武狀元的整體文化素質較高，他們中的不少人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的在朝政上做出了成績，如朱熠、蔡必勝等；有的還成為軍事理論家，如華嶽、江伯虎等，有的成為獨當一麵的戰將，如程鳴鳳、許思純、張建侯、厲仲方、周虎等人。

　　自北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開設武科，到南宋度宗鹹淳十年（1274）最後一科武舉，共計開武舉77科，產生77名武狀元。

　　@@功過評說

　　科舉製度在宋朝得到極大的發展和完善，對宋朝的文化和社會發展有著極大的影響，細究考來，影響又可分為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其積極影響是：

　　科舉製度重文官、輕武將，有效地鞏固了皇權。

　　北宋建國後，就逐漸采取許多措施，嚴格考試程序，增加錄取名額，提高被錄取人的待遇。從宋太祖後期起，舉人經禮部試之後，必須再通過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才算合格。這樣，被錄取的人便成為“天子門生”。宋代武舉一改唐代武舉隻重武藝的做法，變為既考武藝，又考策論，從整體上也表現出一種尚文蘇軾抑武的傾向。但這樣做確實有效地結束了五代以來武將專權、藩鎮割據的局麵。科舉製度擴大取士名額，廣泛吸收知識分子參政，對於改善政治、安定社會起到了有益作用。科舉製既不問家世，也不需要別人的推薦，主要根據應舉人的考試成績決定取舍，體現了公開考試、平等競爭、擇優錄用的原則，顯然是中國古代最進步，也是最重要的選拔官員的製度。其一，科舉製的實行，在製度上使國家權利向社會各階層開放，打破了世家大族壟斷仕途的狀況，促進了社會階層的上下流動，使相當多的士人“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其二，科舉出身的官員，一般具有比較多的文化知識，與恩蔭補官、進納買官等出身的官員相比，在素質上顯然要好得多。事實上，通過科舉也的確選拔出了一批經世致用的傑出人才，這在唐、宋時期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北宋名臣王禹偁、寇準、範仲淹、包拯、韓琦、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蘇轍、蘇頌、沈括、章惇、宗澤、李綱等，都是進士出身。

　　宋朝科舉考試應考者的身份限製及錄取名額均大為放寬，一次錄取的進士數達三四百人，超過唐代十倍以上。雖不免於濫，而不少優秀士子也由是登上政壇與文壇。如王禹偁乃“世為農家”，範仲淹與歐陽修均出身孤寒，蘇軾、蘇轍兄弟為來自西蜀素不知名之士，均因競勝於文戰之場，進而領袖群英，這自然給政界與文學界帶來新氣象。宋太祖曾說：“昔者科舉多為勢家所取，朕親臨殿試，盡革其弊矣”。這話雖不能盡信，但仍可以看出它在一定程度上防範了世家大族對中央權利的壟斷。

　　科舉製度促進了科學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

　　蘇轍宋代的科舉製度通過確立公平競爭，擇優取士授官的原則，把讀書、應試與做官緊密地聯係起來，真正實行“學而優則仕”。兩宋時期，統治階級適時而動，改革科舉製度，向廣泛的社會下層敞開政治職位，以此廣羅英才，擴大統治基礎。至此，宋代科舉的大門向整個社會敞開，應試幾乎不受任何出身限製。此外，科舉考試嚴格的考試程序和嚴密的考試規則，革除了“問者登科名級，多為勢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的弊病，使“一切以程文為去留”的原則得到真正的貫徹。因此，“朝為田舍郎”的士子，完全可能憑借其優異的考試成績，取勝於科場，從而“暮登天子堂”。而且士子一旦登科入仕，功名利祿便滾滾而來，不但光宗耀祖，而且封妻蔭子。至此，讀書——應試——做官成為廣大士子個人奮鬥的三部曲。宋真宗趙恒則赤裸裸地鼓吹：“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駕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男兒欲遂平生誌，六經勤問窗前讀。”就連宋代的啟蒙教材也直言不諱：“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為此，廣大士子視讀書、應舉為獵取功名利祿的利器，樂此不疲，縱然老死場屋仍名落孫山，亦不改初衷。有感於此，就連朱熹也不免感慨萬千：“居今之世，使孔子複生，也不免應舉。”陸九淵也坦言：“科舉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宋朝科舉製度的采行，隻能使為數不多的學子摘取科名，並從此飛黃騰達，科舉製度雖對士子讀書至上論和官本位思想的強化起到了無與倫比的刺激作用，但不可否認，在科舉製度的推動下，兩宋時期文化達到了輝煌燦爛的頂點。

　　科舉考試極大地激發了人們勤奮讀書的熱情，讀書人數急劇上升，對經、史、子、集各類書籍的需求量大為增加，造紙業、印刷術也都大大發展了。中央官學、州縣學、書院及各種鄉村私塾空前發展。宋朝村塾圖教育的發展有力地推動了社會文化水平的提高。宋朝的科技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宋詞成為中國文學繼唐詩之後的又一高峰，優秀詞人和詞作層出不窮。

　　科舉製度對後代乃至今天選拔培養人才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中國的科舉製度，體現了公開考試、平等競爭、擇優錄用的原則，對於西方近代文官製度的建立，起到過啟發和借鑒作用；在中國當代，也仍然具有現實意義。如在我們現行的考試製度中，還保留試卷密封製度，按號入座製度，禁止懷挾、傳義、代筆製度，主要以考試成績決定去取高下製度等。

　　宋朝科舉製度對宋朝的社會發展有著積極的一麵，同樣對宋朝也有著嚴重的消極作用。

　　宋朝大幅度擴大科舉取士，重文臣、輕武將，使宋朝又走向另一個極端，致使國家邊防鬆弛，軍隊戰鬥力低下，導致宋王朝在對外戰爭中出現屢戰屢敗的被動局麵，被迫接受屈辱的議和條件，給兩宋人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

　　在整個兩宋期間，文人氣息太濃，整個國家一派柔弱之氣，缺乏陽剛之氣與勃勃向上之威。這一切都與宋朝的科舉製度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宋朝擴大取士名額，造成宋朝官僚機構臃腫，辦事效率低下。由於宋朝的地方長官多由文官擔任，而選拔這些官員的途徑就是科舉考試。宋太祖趙匡胤在奪取權利以後，為了穩定局勢，將大批的後周官員留用下來，同時又通過科舉考試等製度補充大量新的官員到各級政府機構中來，讓他們互相牽製，達到分散官員權力的目的。白鹿洞書院僅宋太宗在位的21年中，通過科舉而得官的將近1萬人。這就使得更多的中小地主和下層知識分子被吸收到權利機構中來，雖然一時有利於權利的鞏固，但是也造成政府機構重疊，官吏數量龐大，使得人民的經濟負擔越來越沉重，到北宋中期就出現了嚴重的社會危機。

　　宋朝科舉製度的發展遠遠超過了生產發展的速度，使宋王朝的財政收入入不敷出，致使北宋中期之後積貧積弱局麵出現，也是導致北宋政治腐敗以至亡國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