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裝下的蒼涼——宋帝國

怡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宋詞的興起與發展

　　宋代文學藝術繼唐代之後，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各種文藝表現形式更加豐富多彩。散文、詩、詞、書法、繪畫、諸宮調、宋雜劇等廣泛興起、革新與發展，使宋代的文學藝術呈現出一派繁榮、瑰麗的景象。但宋代文學成就的最高代表是宋詞。宋詞是我國古代文學皇冠上光輝奪目的寶石，曆來與唐詩並稱雙絕，都代表一代文學之勝。

　　詞萌芽於隋唐之際，興於晚唐而極盛於宋。宋詞的興起既有其客觀原因，也是其本身的因素使然。

　　@@長詞短歌應時而生也

　　北宋統一全國後，開國君主趙匡胤采取與民休息的政策，並通過杯酒釋兵權，使宋朝杜絕了五代十國以來軍人割據局麵，得到了發展的機會。宋朝的前三任皇帝基本都采取平和的治國方略，對商業的發展采取較為寬鬆的政策，極大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黃庭堅《李白憶舊遊卷》拓片宋代的財政收入在清朝之前是中國曆代最高的，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較為殷實，從宋朝“汴都數百萬戶，盡仰石炭，無一家燃薪者”，可以看出宋朝經濟的繁盛，宋朝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和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也真實地反映了宋朝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北宋政治的穩定和經濟的繁榮發展，為宋詞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宋朝是我國市民階級正式產生、形成的年代，宋代開始出現了一些人口眾多、經濟繁榮的大城市。人口超過20萬的城市有6個，10萬戶以上的城市增加到46個。大批的手工業者、商人、小業主構成了宋朝的城市市民。他們經濟富足，有自己獨立的價值追求。這些新興市民階層的誕生，極大地刺激了茶坊酒肆、娛樂業等第三產業的繁榮發展。市民富裕閑暇的生活及審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代文化的高度繁榮。如戲曲、雜技、音樂、詩歌、小說、宋詞等都得到了高度發展。這時宋詞因其通俗易懂、抒發感情、易於傳唱的特點，很快就得到了市民階層的歡迎。於是，宋詞就有了一個龐大的歡迎和接受群體，那麽它的興起和發展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在中國古代，詩受到特殊重視。《詩·大序》雲：“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詩的社會作用與價值被如此尊重，詩壇上便出現了大量的不朽之作，尤其到了唐朝，詩不論是形式、音律還是內容風格，都達到了美輪美奐的程度。晏殊“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詞意圖後來的文人雖然有心製作，亦難出其奇巧，獨成一家，無論如何都難以擺脫前人的桎梏和束縛，給人一種拾前人牙慧的感覺。這對才高氣傲的宋代文人來說，實乃萬萬不甘也。這並不是宋代文人才氣不如唐朝人，而實在是如王國維《人間詞話》中雲：“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它體，以自解脫。”到宋時，在詩中說理、顯示博學的成分越積越重，而士大夫文人的閑暇時間和宴會應酬越來越多，他們需要一種更為自由的文體和文風來表達他們的心中訴求和渴望。而詩歌這種載體又不能令文學之士把自己的一往情深、萬種閑愁傾瀉，於是他們便另辟天地，起於隋唐之間的詞便成了繼承詩歌的一種新興文體。詞經晚唐傳至宋，恰如正在茁壯成長的苗木，它幼小的生命正待發展，而對文人來說，詞提供了一個嶄新的天地，詞自由奔放、能歌能唱、易於傳播的特點，一下子使文人才子們找到了自由發揮的空間，於是宋朝大批的才子文人便投入到了詞的創作之中。可以說，詞來的是正當其時。

　　宋詞兼有文學和音樂兩方麵的特點，或者說詞本身就是一種依附一定曲詞配樂讀唱的詩。詞初名小曲、曲子、曲子詞。又名樂府、近體樂府、樂章、琴趣，還被稱作詩餘、長短句等。從以上眾多的名稱中我們就可看出詞與音樂的密切關係。詞在唐五代時即由文人在民間創作的基礎上引進教坊和詩壇。作詞一般是按照某種樂調曲拍之譜填製歌詞，曲調的名稱如《菩薩蠻》《蝶戀花》《念奴嬌》等叫做“詞調”或“詞牌”；按照詞調作詞稱為“倚聲填詞”。

　　宋詞唱法雖久已失傳，但今天的我們讀當時依譜所填的詞，仍然可以從其字裏行間感受到音樂節奏之美。它們或纏綿婉轉，或閑雅幽遠，或慷慨激昂，或沉鬱頓挫，令人回腸蕩氣，別有一種感染力量。正是這種豐富的感染性，使得宋詞一出生就引起了大家的共鳴，一些文人騷客紛紛加入，源源不斷地提供了創作作品。而另一方麵，這些詞經由市民、歌伎的傳唱，又得到了更進一步的傳播。宋人雲：“凡有井水飲處，皆歌柳永詞。”可見宋詞這種音樂性的特色，使宋詞一麵世即得到了廣泛的支持和傳播。

　　在君主極權的環境下，皇帝的好惡對社會的發展和文學的發展也都有著重大的影響。如西漢成帝喜歡細腰的皇後趙飛燕，一時細腰成為女子美麗的標準，國中女子紛紛節食減肥效仿趙飛燕，以求得到皇帝的召見和寵愛，甚至不少女子為之餓死。到唐玄宗時，由於其喜歡豐滿的貴妃楊玉環，一時整個國家又皆以豐滿為美，豐滿者揚眉吐氣，苗條者皆唉聲歎氣，瘋狂飲食以求發福。同樣，君主的好惡也影響著文學的發展。如唐代君主愛好詩歌，於是詩歌便在唐代得到極大的發展，李白因其詩歌而得到唐玄宗、楊貴妃的稱讚，一時名滿天下，傲視群雄。在唐代科舉考試時，考生文采的好壞直接關係到自己的功名，所以文人才子皆發憤苦學鑽研詩歌，一時詩歌創作蔚為壯觀，達到了其發展頂峰。到了宋代，詞是最流行的文體，當代的皇帝貴族也競趨風尚。宋代的皇帝雖然治國一般，缺乏雄圖大誌，但大都是藝術家，對琴、棋、書、畫、詩、詞樣樣在行。這些皇帝大都能妙解音律，自製新篇，於是他們就以作詞的好壞，作為提拔、獎勵、拔識新人的標準。在這種名利誘惑之下，自然上下成風，詞作者日眾，造成宋詞普遍發展的盛況。

　　史雲：“真、仁、神三宗俱曉音律，徽宗之詞，尤擅勝場，即所傳十餘篇，固已無愧作者。至於韓縝北使西夏，以離宴作《鳳簫吟》一詞，神宗呼中批步兵司遣兵為搬家追送，而出疆使節，得以愛妾追隨。宋祁以《鷓鴣天》一詞，而蓬山不遠，遂拜內人之賜。蔡挺以《喜遷鶯》一詞，而有樞管之命，蘇軾以《水調歌頭》一詞，而獲愛君之歎。至周邦彥以《蘭陵王》一詞，而追回為徽猷閣待製，則事所或有也……南渡以後，流風未泯。高宗能詞，有《舞楊花》自製曲，廖瑩中《江行雜》錄謂其《漁歌子》十五章，備騷雅之體，雖老於江湖者不能企及。又複刻意提倡，獎掖詞才康與之、張掄、吳鋸之倫，皆以詞受知，賞賜甚厚。孝、光、寧三宗雖鮮少流傳，而歌舞湖山，其遊賞進禦各詞，至今猶有清響。兩宋詞流之眾，多由君主提倡，非一時之風令已也。”可見皇帝的好惡，對宋詞的發展，確有很大的推動。

　　趙匡胤通過陳橋兵變建立大宋王朝後，為防止武將以兵篡權情況出現和杜絕五代十國以來的戰亂，開始重用文人，限製武將權力。一時文人的社會地位顯著提高，群體大規模增加。在宋朝達到完備成熟的科舉製度，更是源源不斷地為宋朝統治者輸入大量的文人官吏，以致形成了士大夫群體。由於宋朝社會經濟的發展，宋朝官吏的俸祿得以極大增長，是整個封建社會中官吏俸祿最高的。這些文人官吏們，閑暇之餘，即以文會友，遊山玩水，也紛紛加入到新興的宋詞創作中，在消遣遊樂中，創作出大量的優秀詞曲。另一方麵，朝廷的盛典、士大夫的宴慶、長亭離人的送別、歌女舞伎的來往應酬也需要大量的詞曲，於是，在君臣上下奢侈淫靡的生活中，在士大夫們蓄妾接妓的浪漫生活中，在各種娛樂藝術蓬勃生長的空氣中，詞得到了極為廣泛的創作和應用，因而也大大地發展起來了。

　　@@妍媸百媚各有其時也

　　兩宋近320年的曆史中，詞人燦如群星，為中華文化書寫了光輝不朽的篇章。可以說，宋詞作品卷帙浩繁，燦若星鬥。宋詞是中國古代文學藝術畫廊中的一顆璀璨明珠，是中華民族文學史上優秀的文化遺產和寶貴的精神財富。柳永詞中“楊柳岸曉風殘月”詞意圖。

　　在這近320年的歲月中，宋詞也經曆了它成長、壯大、成熟、衰亡的過程。

　　北宋前期（1017-1067）這近半個世紀，曆經真宗、仁宗兩朝。宋詞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柳永、歐陽修和晏殊。

　　這一時期是北宋難得的和平發展時期，社會太平、人民安居樂業。這個時期也是宋詞的繼承與發展時期，晏殊和歐陽修等人，身份顯赫，作詞為其閑暇之樂，他們以此抒發士大夫生活中的閑愁，基本沿襲五代婉麗軟媚的風格，與西蜀花間詞人相類似。但歐陽修也創作了許多貼近現實的作品，對詞的傳統表達內容有些突破。柳永則是使宋詞廣泛傳播的第一人，可謂功莫大焉。他的最大貢獻在於開拓了宋詞的描寫範圍，把以前徜徉在士大夫的小庭深院中的詞引向了集市都會，同時普及了詞的歌唱，使之成為雅俗共賞、易於傳唱的“天下詠之”的文藝形式。柳永一生落拓失意，浪蕩於青樓妓館之中，隻能將他無盡的才華揮灑在妓館酒樓之中。他擺脫束縛，大力創作慢詞，增加了詞的含量，從而為宋詞的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藝術形式和文本規範。柳永的詞情感真實，能夠引起廣泛的共鳴，因此得到了極大的傳播。這個時期詞壇為婉約派統治，詞尚婉麗，未完全擺脫五代羈絆。柳永的詞雖開拓了詞調和詞風，但始終未能擺脫“詞為豔科”的傳統觀念的束縛。

　　北宋中期（1068-1125）這近半個世紀，主要曆經神宗、哲宗、徽宗前期。宋詞創作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蘇軾、秦觀、周邦彥等。

　　這一時期是北宋政治變革的重要時期，朝廷政局變幻，競爭激烈，尤其是王安石變法前後的新舊兩黨之爭，一直延續到北宋滅亡。神宗時期，王安石變法，反對變法的舊黨人士蘇軾等人大多被排擠出朝廷。哲宗元祐年間，高太後執政，廢除新法，起用司馬光等舊派人士，大力排擠新黨。高太後歸西後，新黨卷土重來，大肆殺害舊黨人士，舊黨人士受到殘酷打擊，幾乎無一幸免。徽宗即位後，奸相蔡京打著改革的大旗，再次對舊黨施行殘酷的打擊。政局的動蕩變化，直接影響了卷入黨爭漩渦的詞人的命運。這一代詞人比上一代詞人更普遍地體驗到命運的坎坷、人生的失意和仕途的險惡。這個時期的人物，又可分為兩個群體：蘇軾楷書《祭黃道文帖卷》一個是以蘇軾為領袖的蘇門詞人群。二是以周邦彥為領袖的大晟詞人群。

　　神宗、哲宗二朝是蘇軾及其門人的天下。蘇軾的詞衝破了詞多寫男女戀情、離愁別緒的境界，開創了豪放詞派，他在柳永開創的慢詞長調的基礎上，進一步“以詩入詞”，完全突破了詞的傳統題材和傳統風格，擴大了詞的境界，提高了詞的品格，使之成為一種可以表現多方麵內容的新詩體，因而為宋詞的發展開辟了一個積極向上的新方向。

　　到徽宗時，隨著蘇軾、黃庭堅、晁補之、陳師道等先後去世，周邦彥等大晟詞人開始登上詞壇。而周邦彥使詞壇又重新回到了婉約派的老路上。周邦彥是一位精通音律的音樂家，在詞的創作上有很多貢獻。一是提出了詞的“平仄”與“四聲”之說；二是極為重視詞的章法結構與句法煉字。三是使戀情詞開始轉向自我化。他的戀情詞往往以自我為中心，寫自我的戀愛哀愁等，使戀情有了具體明確的指向。

　　北宋後期及南宋初期的半個世紀（1110-1162），曆經徽宗後期、欽宗、高宗三朝。這是個動亂的年代，尤其是1125年靖康之變，北宋滅亡，南宋建立，很多詞人經曆了戰亂亡國之痛，詞風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這一階段代表性詞人有葉夢得、李綱、李清照、朱敦儒等南渡詞人。

　　靖康之難前，這些詞人生活比較安定適意，大多數詞人吟風弄月，過著風花雪月的享樂生活。大晟詞人們還在吟唱著，婉約派仍占據著領導地位。1126年，金滅北宋，1127年趙構建立南宋，直到1130年，金與南宋才以淮河為界分疆而治。詞人們隨著趙構渡江南下，李清照作詞圖經曆了戰亂與亡國的苦痛，顛沛流離的生活，鑄就了他們的新詞風。

　　這批詞人可劃分為兩個群體。一是憤世與救世的誌士詞人群，如葉夢得、朱敦儒、嶽飛、李綱等。他們壯懷激烈，渴望收複舊山河，建功立業。其詞敢於表現民族的苦難生活，詞風較為慷慨激昂。另一個群體是遁世與玩世的隱世詞人群，如周紫芝、呂渭老等人。南渡詞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李清照，她具有天才的藝術表現能力，能用日常生活提煉出來的最平常的語言準確地表現微妙的情感。其詞屬婉約派，早期作品清新明麗，南渡後，隨著生活遭遇、思想感情的巨大變化，其詞的內容、情調都發生了變化，轉而低沉惆悵，深哀入骨。在詞的創作上，她主張：“詞別是一家”，既反對柳永式的輕浮詞風，又不讚成蘇軾式的豪放詞風。

　　陳亮南宋中期近半個世紀（1163-1207），曆經孝宗、光宗兩朝。這是詞壇最為輝煌的時期。此期的詞人在“靖康之難”後出生，生活在一個號稱“中興”的時代，朝廷上下都懷著收複故土的雄心壯誌，對國家的苦難、民族的恥辱有著切身的體會和感受的詞人們，也大都渴望建功立業，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但北伐失敗後，孝宗失去了恢複中原的決心，甘心偏安一隅，最終證明這又是一個讓人失望的時代。這個時代的代表性詞人是辛棄疾、陸遊、張孝祥、陳亮、薑夔等人。

　　這批詞人又分為兩類，一類是像辛棄疾、陸遊、陳亮這樣文武雙全、渴望建功立業的英雄壯士；一類是像薑夔那樣的才高名盛而毫無政治地位的江湖名士。

　　在這一時期，藝術成就最高、創造力最強的詞人無疑是辛棄疾。他本是抗金起義的領袖，投奔南宋後，渴望建功立業，卻一直未獲重用，隻好拿起筆，在文壇上創造輝煌。他的詞現存600多首，大多洋溢著渴望統一的奮發進取精神，抒發抗敵愛國的情懷，批判叛國投降行徑，無論是憤怒的呐喊，還是深情的述說，都體現了詞人的英雄本色。辛詞繼承了蘇軾的革新精神，突出發揚了豪放的風格，擴大了詞體的內涵，把詞推向了更高的階段。在詞的創作手法上，他不僅運用古近體詩的句法作詞，還吸收了散文、駢文、民間口語入詞。辛詞代表了文人詞的最高成就。

　　與辛棄疾同時期的薑夔精通音律，重視詞的格律，講究句法，遠承周邦彥，寫雅詞而獨樹一幟，創作了有別於婉約、豪放的清雅詞。

　　南宋後期近半個世紀（1208-1265），曆經寧宗、理宗二朝。這個時期的詞壇，基本是江湖名士的天下。到南宋後期，朝政在賈似道的把持下更加黑暗腐朽，朝廷多奸佞，文人誌士們大多流落江湖。由於朝廷日益腐敗，文人士大夫也大多喪失了進取之心和社會責任感，此時的詞作中充滿了灰心絕望的情緒。吳文英、劉克莊、戴複古等人的作品是其代表。

　　薑夔這個時期，在藝術上最富創造性的詞人是吳文英。他的藝術個性集中體現在詞作的語言和結構兩個方麵，喜歡用生僻的字眼和冷僻的典故。吳詞由於過於朦朧含蓄，故隻能在文人雅士的圈子內流傳，很少在民間大眾中傳唱。

　　宋末到元初（1252-1310）的半個多世紀，這一時期的詞人以周密、張炎等為代表。1276年，南宋滅亡，從此趙宋江山改由元蒙統治，遺民詞人就生活在這個腥風血雨、戰火連綿的時代。南宋末年，他們的作品充滿了無奈與絕望。宋亡後，他們也不能輕易抒發自己的亡國之痛，隻好借詠物含蓄地表達自己的傷痛。他們在曆史的長河中投下了最後一道光芒，然後歸於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