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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說包龍圖——包拯被稱頌的原因及其流演

  被世代傳誦的青天包拯(999-1062),字希仁,廬州合肥(今安徽)人,北宋天聖五年(1027)進士,始為天長(今安徽天長)知縣,後徙端州(今廣東肇慶)知縣。慶曆三年(1043)入京任殿中丞,又遷監察禦史。皇祐二年(1050)升為天章閣待製,知諫院。四年,除龍圖閣直學士。嘉祐元年(1056)權知開封府。六年升為樞密副使。七年,逝世,終年64歲,諡孝肅。著作《奏議》十五卷傳世。因為他曾先後任天章閣待製和龍圖閣學士,因此,後人稱其為包待製或包龍圖。

  @@廉潔奉公明察善斷

  包拯,即後世所稱包公。論官職,他無法與同朝名相寇準相比;論作為,他無法與“十一世紀的改革家”王安石相比;包拯論武功,他無法與嶽飛相比;論文才,他無法與“三蘇”相比。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封建官僚,在千百年來的民眾心中,卻是任何人都無法與之比擬的。寇準、王安石、嶽飛、蘇軾的結局都非常悲慘,而獨有包拯得以善終。雖然他也屢犯龍顏,忤怒權貴,然而自宋朝起,他被褒譽的程度卻越來越高。這在中國曆史上的確是個奇特的現象。

  在民間傳說中,包拯是盡忠盡孝,懲惡揚善,明察善斷,解民疾苦,廉潔奉公,幾乎集所有美德於一身。那麽,真實的包拯又是怎樣的?他的事跡又經過怎樣的流傳演化成為人們心目中的模樣的呢?

  人們總結包拯的幾條特質是不錯的。然而,人們習慣於把人看作是單麵的人,也就是說,如果視一人為奸臣,那麽所有的窳壞之事都會算在他頭上。反之,忠臣也是如此。所以,有些“光輝業績”,雖然不是包拯所為,人們也願意將它們附著在包拯身上。正如胡適先生所說:“包龍圖——包拯——是箭垛式的人物,古來有許多精巧的折獄故事,或載在史書,或流傳民間,一般人不知道他們的來曆,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個人身上。在這些偵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間的傳說不知怎樣選出了宋朝的包拯來做一個箭垛,把許多折獄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

  景祐四年(1037)包拯於入朝聽選前,曾作詩明誌:“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史冊有遺訓,毋貽來者羞。”一片赤膽忠心躍然紙上。

  包拯曾任盛產端硯的端州(今廣東肇慶)知縣。

  當時,端硯是朝廷廣東肇慶包公祠貢品,為常人所難求。他的前任曾征取朝貢數量的十倍來結交朝中權貴。而包拯赴任後,僅僅按照朝廷所要求的數量征求,直到任職屆滿,也沒有帶走一方端硯。

  慶曆六年(1046),包拯在監察禦史任上出使契丹。此時距宋遼兩國簽訂屈辱的“澶淵之盟”已經四五十年了,宋依靠向遼輸“歲幣”而保持了北疆的安寧。以往宋臣出使的姿態都是比較低的,而此次包拯卻顯得不卑不亢。

  其間,遼主派接待人員質問包拯道:“宋朝在雄州關上新開了一個便門,這不是為了誘我方居民叛逃,來刺探我們邊境情報嗎?”

  包拯立即正色回答道:“涿州也曾經開過門,如果去刺探邊境情報,還用得著專門開一個便門嗎?”

  對方啞口無言,包拯出色地完成了出使任務。

  包拯對朝廷用金錢買平安的做法非常不滿。他曾經對仁宗上書道:“國家每年拿出錢來賄賂契丹,這絕不是鞏固邊疆的好辦法。我們應該選擇精兵強將,整頓邊務,嚴陣以待,這樣才能長治久安。”

  他多次論斥權幸大臣,請求罷去皇帝賜給親信官僚們的恩寵,一切改由主管機構正常渠道進行。他將唐朝魏徵給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寫出來,呈給宋仁宗為座右銘,要他時刻警惕,以國家大事為重。他還請求仁宗虛心納諫,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為主”,偏聽偏信,而要愛惜人才,除去苛政,嚴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說,不隨意大興土木等等,朝廷多采納施行。

  沈括慶曆二年(1042),宋仁宗實行食鹽官營專賣製度,出現了很多的弊端。食鹽官營後,政府將出售食鹽的地方集中於少數幾個店鋪裏,運輸食鹽的任務便攤派到軍隊和百姓身上。由於食鹽極為沉重,致使很多的差役、士兵、牲畜都不堪重負,百姓紛紛逃亡他鄉,牲畜累得常常倒地而亡。食鹽供應成了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為了解決這個難題,包拯專門去了鹽產地解州(今山西運城)考察民情,並及時上奏朝廷,請求廢止官營專賣製度,讓商販們自由經營,國家可收稅以增加收入。仁宗采納了包拯的建議。施行新的食鹽通商法後,國家的收入增加了很多,人民也不再為吃鹽而犯愁了。稍後的北宋政治家、科學家沈括也對此製度讚歎道:“行之幾十年,至今以為利。”

  包拯又是個至孝之人。考中進士後,朝廷先後派他為大理評事,做建昌知縣。他因父母年邁,堅辭不就;又派他去監和州(今安徽和縣)稅。由於其父不願意跟隨他赴任,他便立即辭官回家贍養父母。幾年後,父母相繼亡故,他仍然堅持守孝,不肯離開。同鄉父老紛紛前來勸勉,很久之後,他才聽候朝廷調遣出世為官。

  作為人臣,出使不侮王命,在廷上能指責皇帝不要“先入為主”;做為人子,能放棄功名利祿,守護父母十餘載,皆可謂難得了。

  包拯不但嚴於律己,還訂立家訓以儆後人:“後世子孫仕官,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誌,非吾子孫。”

  包拯以其政績和品行為百姓所愛戴,因而包拯去世的噩耗傳出時,朝野震驚,全城盡悼,“京師吏民,莫不感傷;歎息之聲,聞於衢路”。

  包拯家訓碑包拯除對國、對君忠心耿耿外,主要的業績是他的明察善斷。

  《宋史》中記載有一例包公斷案。包拯出知天長縣時,遇到了一樁棘手的案子。某日有一農民來到縣衙,狀告歹徒割去其家耕牛的舌頭,請求捉拿罪犯。割去牛舌並無財利可圖,故包拯推斷此事必屬怨家的報複行為,於是命農人宰牛賣肉以引罪犯上鉤(宋代宰殺耕牛屬違法)。不出包拯所料,割牛舌者見牛主殺牛,欲加其罪,果然前往縣衙首告,遂自投羅網,疑案立破。

  不僅鄰裏之爭的小事包拯能勘後立破,就是震驚朝野的驚天大案,也同樣顯示出他的才智。

  皇祐二年(1050)四月初的一天,京城忽然來了一個廬山和尚,姓全名大道。他帶著一位風度翩翩、儀表堂堂的青年,聲稱這名青年是當今聖上的皇子,要麵見皇上。這個消息不啻一聲驚雷,一下子轟動了京城。

  仁宗皇帝聽到奏報此事後,馬上命令翰林學士趙概和知諫院尹包拯進行調查。包拯鐵麵無私,斷案如神,深得仁宗皇帝信任,接到此案之後,知道非同小可,遂深究追問。終於找出破綻,弄清了真相。

  原來這位青年名叫冷青,其母王氏本來是仁宗皇帝後宮中的一名宮女,熟知宮內情形,後來因偶犯小過被貶出宮去,生計無著,嫁給一個名叫冷緒的郎中為妻。婚後,王氏為冷緒生有一子一女,此子即為冷青。冷青自幼缺少家教,既不願意讀書,又不願意勞動,衣來伸手,飯來張口,東遊西蕩,無所事事。後來竟離家出走,四處漂泊,到了廬山。和尚全大道得知冷青是宮女之子,遂將其收留。全大道深知此時皇室正為繼承人著急,王氏在宮中的經曆又有隙可乘,倘若把冷青調教一番,再用花言巧語騙過皇上,說不定自己因此名利雙收,飛黃騰達呢!於是他便和冷青在密室中日夜謀劃,時時演練,隨後把冷青打扮一下,下了廬山。哪曾想,剛入京城便遇上了智謀過人的包大人,露出了馬腳,兩人全被誅死。“假皇子”的鬧劇才收了場。

  @@懲惡揚善拯民疾苦

  慶曆四年(1044),包拯授監察禦史不久,就向仁宗上疏《乞不用贓吏》,認為清廉是人們的表率,而貪贓則是“民賊”。他不畏權貴,先後彈劾了販賣私鹽以牟取暴利的淮南轉運按察使張可久、驅使士兵為自包拯墓碑己織造1600餘匹駝毛緞子的汾州(今山西汾陽)知州任弁。還彈劾過宰相宋庠等。他還曾七次彈劾王逵,三次彈劾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

  王逵本是一個地方小吏,為了結交上層,他隨意增加賦稅用來行賄,曾經一次就多收稅30萬貫。在他任荊湖南路轉運使時,許多百姓被逼得逃到少數民族居住的山洞裏。他被調往池州後,當地百姓聚合慶賀,城裏數萬家居民接連三天張燈結彩。包拯得知後便上書彈劾他。但朝廷卻把此事壓下,不了了之。而王逵懷疑告發他的是前任洪州(今江西南昌)知州卞鹹,於是製造冤獄,逮捕卞鹹,因此事被牽連的達五六百人之眾。包拯便第二次上書彈劾。經查實後,王逵被貶為徐州知州。可王逵與宰相有舊交,不久,又被提拔為淮南轉運使。王逵也越發肆無忌憚。包拯便又連續五次上書彈劾,甚至不惜與皇帝在廷上爭辯,譴責王逵“累任皆慘虐不法,降黜差遣,縱該赫宥,不可複任原職,乞追還敕命”。而且批評皇帝:“今乃不怕人言,因用酷吏,於一王逵則幸矣,如一路不幸何!”就這樣,包拯共彈劾王逵七次,終於使仁宗罷免了這一貪官。

  合肥包公祠包拯對於忠心耿耿、年富力強的清官卻大加褒揚、推薦。如楊邠、王鼎、王綽三人皆為範仲淹提拔的人才,曾分別擔任江南東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和轉運判官,因任內嚴懲貪贓枉法的官吏而有“江東三虎”之稱。後受守舊權臣的嫉惡,被降任知州,不得再任轉運使等監司之官。包拯雖由守舊派人物王拱辰薦為禦史,卻不為政派所囿,極力主張複用三人,終於使三人先後又被起用為荊湖南路轉運使、河北路提點刑獄、江西路提點刑獄。

  因為包拯為官剛直不阿,不畏權貴,所以那些達官顯貴們不得不收斂了許多。他們都非常懼怕包拯。因為包拯不苟言笑,所以人們都說想要讓包拯笑,比讓黃河變清還難。連婦女兒童也知道他的名聲,都稱他為“包待製”。京城流傳著這樣的童謠:“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曆史上,包拯確實是一個時刻關心百姓,解民於倒懸的好官。《宋史》中記載:“秦隴斜穀務造船材木,率深取於民;又七州出賦河橋竹索,恒數十萬,拯皆奏罷之。”包拯的幾道奏折,就為百姓們減去許多額外的賦稅。人們能不讚頌他嗎?像這樣的事情,在《宋史》中是使用了大量的筆墨的。

  包拯曾說過:“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係。”隻有減輕百姓負擔,才能長治久安,利國利民。皇祐元年(1049),包拯出任三司使財政官,更是時刻關心民間疾苦。包拯上書給仁宗皇帝,要求罷掉“天下科率”,減輕賦稅。他在巡視山西時,發現漳河兩岸的邢、洛、趙三州(現在的山西中南一帶)萬頃肥沃農田被當成軍馬牧場使用,而軍糧卻從外地遠道運來,費時費力又耗費國財。他立即上書請求歸還耕地,此事得到了仁宗的首肯,糧食和馬料都得到了解決。

  在擔任三司戶部副使時,包拯常不辭辛勞體察民情,救民於水火。一年江南地區發生旱災,他了解到情況後,立即下令開倉放糧,以解燃眉之急。按照慣例,開倉放糧必須事先請示皇帝。但將文書送到京城,再等待批示下來,要幾個月的時間,到時候百姓不知要餓死多少人。所以,包拯一邊派人急奏朝廷,開封龍亭同時果斷地開始放糧,終於使很多百姓免於災難。還有一次,江淮地區大範圍受災,百姓缺糧斷炊。地方官吏們卻為了政績,隱瞞災情,置人民生命於不顧。並且還逼迫百姓們交糧賣米。包拯了解到災情後,寫下了《請救濟江淮災民疏》,要求立即糾正不法官員誤國害民的行為,並予嚴懲。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包拯從此被江淮人民稱為“再生父母”。現在仍在上演的戲劇《陳州放糧》就是根據此事編寫而成的。

  嘉祐元年(1056)十二月,朝廷派包拯權知開封府。次年三月包拯正式上任。在一年多的短暫時間裏,他就把號稱難治的開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條。其中有兩件事為人稱道:一是整頓吏風,改革訴訟製度。開封府舊製,凡往告狀者,必須先將狀紙交給守門的府吏,再由府吏轉呈,案件是否審理、何時審理,則由府吏通知。由於訴訟者不能麵見長官,府吏往往借此敲詐勒索,營私舞弊,而有冤屈者常因送不起錢財而告狀無門。包拯革除此弊,大開正門,使告狀者可直接至公堂見官納狀,自陳冤屈,於是審案也更能公正合理。二是疏浚惠民河。惠民河也稱蔡河,源自東京至通許(今屬河南),直達淮河。後來為水運之便,又自新鄭引閔水匯入,使之流量大增。時惠民河常漲水為患,大水時“門關折,壞官私廬舍數萬區,城中係栰渡人”。包拯查知河水泛濫的原因乃“中官勢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遂毅然下令,將所有跨河修建的樓台、花園、水榭全部拆毀,使河水得以暢通,解決了水患問題。

  @@清官偶像百姓傳誦

  包拯去世不久,作為藝術形象的“包公”就在話本小說裏出現了。

  宋朝建立以後,對土地進行集約化管理,農作物產量大幅提高,大批富餘勞動力湧向城市,促進了工商業的蓬勃發展,新興的市民階層產生。浙江紹興包公祠市民階層所特有的精神生活和審美情趣,促成了包括“說話”(即“說書”藝術的雛形)等文藝形式的興起。而“說話”的依據就是“話本小說”。話本小說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的是“公案小說”,其中就有“包公案”,如《合同文字記》和《三現身包龍圖斷冤》等。前者講述發生在災年之後的財產糾紛案,經過包公調查核實後協調解決;後者寫的是恩將仇報、通奸殺夫的案件,包公依靠鬼魂申冤和破解字謎來捉拿凶手。從開頭的“話說……”雲雲,到結尾的“話本說徹,權作散場”來看,這些話本是在勾欄瓦舍中由說話藝人說出來的,而不是文人作家所寫。這一時期的包公藝術形象還不夠豐富、完美,但它們卻是包公從曆史人物向文學人物的轉型期,是後來關於包公的一切藝術形象的基礎。

  包公的文學形象一直在發展演繹著。到了明代,特別是明代中後期,包公小說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和繁榮。在流傳較廣的十幾部短篇公案小說集中,描寫了包公的有《百家公案》和《龍圖公案》兩種,包括了100則包公破案的故事。在這兩個小說集中,開始把許多與包公並不相幹的斷案故事匯集於他的名下,包公成了一個集偵破、審訊、判決於一身的不畏權貴的清官。這裏所描述的包公在破案過程中的微服私訪、欲擒故縱、掌握案犯的心理狀態等,令讀者歎服不已。由此,包公形象變得豐滿、生動。進入清代後,隨著文學的發展,公案小說向章回化、長篇化發展,包公小說也不例外。《龍圖耳錄》及據此改編的長篇章回小說《三俠五義》就成形於這一時期。《三俠五義》的前半部寫包公除暴安良,平雪冤獄,與龐太師對峙,眾俠客大力協助;後半部寫包公的學生顏查散率領眾俠剪除叛黨,已沒有了公案的成分。

  文學的發展軌跡從來都不是單行道。用文學手法來表現包公形象的形式是由話本到小說,而所用的則是雜劇的形式。據考證,早在宋末元初,京劇裏的包公形象周密所著《武林舊事》中的宋官本雜劇段數就是最早的包公戲的劇本。到了元代,民族壓迫、階級剝削空前嚴重,百姓渴望能有為民作主的清官出現。包公的形象於是真正在舞台上樹立起來。據專家統計,元雜劇劇目約有六七百種,今存本162種,其中,有關包公的有11種。在這些雜劇中,包公不單審斷人間的冤獄奇案,連陰曹地府的案子也要審理了,如《叮叮當當盆兒鬼》。同時,劇本把包公刻畫得日益睿智、機敏。如關漢卿的《包待製智斬魯齋郎》中,為了瞞過皇帝,包公將案犯魯齋郎的名字改為“魚齊即”,等到準斬的聖旨批下後,包公將三個字的另一半添上,然後殺了魯齋郎。元雜劇所體現出的藝術性和思想性是極具進步意義的。它塑造的包公性格的基調,為包公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明代包公戲繼續發展,但這一時期流行的劇目有所減少,題材範圍也相對縮小,往往局限於審理家庭糾紛。到了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王朝——清朝,各種社會矛盾難以調和,百姓需要一些替天行道的俠客出現。於是就產生了融入新內容的包公戲。包公的身邊逐漸出現了大俠:南俠展昭、北俠歐陽春等。

  清政府被推翻後,中國進入了連續數十年的戰亂時期。這期間,包公的文學和藝術形象沒有大的改觀。建國後,雖然先後有京劇《鍘美案》、越劇《追魚》等包公戲出現,但並未能在藝壇上造成巨大影響。倒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台灣、香港、大陸都先後拍攝、播映了有關包公題材的電視連續劇,造成了一時的轟動效應。不過,隨著我國政治的清明,社會的和諧,包公戲再也不會產生當年的效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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