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裝下的蒼涼——宋帝國

爭說包龍圖——包拯被稱頌的原因及其流演

　　被世代傳誦的青天包拯（999-1062），字希仁，廬州合肥（今安徽）人，北宋天聖五年（1027）進士，始為天長（今安徽天長）知縣，後徙端州（今廣東肇慶）知縣。慶曆三年（1043）入京任殿中丞，又遷監察禦史。皇祐二年（1050）升為天章閣待製，知諫院。四年，除龍圖閣直學士。嘉祐元年（1056）權知開封府。六年升為樞密副使。七年，逝世，終年64歲，諡孝肅。著作《奏議》十五卷傳世。因為他曾先後任天章閣待製和龍圖閣學士，因此，後人稱其為包待製或包龍圖。

　　@@廉潔奉公明察善斷

　　包拯，即後世所稱包公。論官職，他無法與同朝名相寇準相比；論作為，他無法與“十一世紀的改革家”王安石相比；包拯論武功，他無法與嶽飛相比；論文才，他無法與“三蘇”相比。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封建官僚，在千百年來的民眾心中，卻是任何人都無法與之比擬的。寇準、王安石、嶽飛、蘇軾的結局都非常悲慘，而獨有包拯得以善終。雖然他也屢犯龍顏，忤怒權貴，然而自宋朝起，他被褒譽的程度卻越來越高。這在中國曆史上的確是個奇特的現象。

　　在民間傳說中，包拯是盡忠盡孝，懲惡揚善，明察善斷，解民疾苦，廉潔奉公，幾乎集所有美德於一身。那麽，真實的包拯又是怎樣的？他的事跡又經過怎樣的流傳演化成為人們心目中的模樣的呢？

　　人們總結包拯的幾條特質是不錯的。然而，人們習慣於把人看作是單麵的人，也就是說，如果視一人為奸臣，那麽所有的窳壞之事都會算在他頭上。反之，忠臣也是如此。所以，有些“光輝業績”，雖然不是包拯所為，人們也願意將它們附著在包拯身上。正如胡適先生所說：“包龍圖——包拯——是箭垛式的人物，古來有許多精巧的折獄故事，或載在史書，或流傳民間，一般人不知道他們的來曆，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個人身上。在這些偵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間的傳說不知怎樣選出了宋朝的包拯來做一個箭垛，把許多折獄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

　　景祐四年（1037）包拯於入朝聽選前，曾作詩明誌：“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史冊有遺訓，毋貽來者羞。”一片赤膽忠心躍然紙上。

　　包拯曾任盛產端硯的端州（今廣東肇慶）知縣。

　　當時，端硯是朝廷廣東肇慶包公祠貢品，為常人所難求。他的前任曾征取朝貢數量的十倍來結交朝中權貴。而包拯赴任後，僅僅按照朝廷所要求的數量征求，直到任職屆滿，也沒有帶走一方端硯。

　　慶曆六年（1046），包拯在監察禦史任上出使契丹。此時距宋遼兩國簽訂屈辱的“澶淵之盟”已經四五十年了，宋依靠向遼輸“歲幣”而保持了北疆的安寧。以往宋臣出使的姿態都是比較低的，而此次包拯卻顯得不卑不亢。

　　其間，遼主派接待人員質問包拯道：“宋朝在雄州關上新開了一個便門，這不是為了誘我方居民叛逃，來刺探我們邊境情報嗎？”

　　包拯立即正色回答道：“涿州也曾經開過門，如果去刺探邊境情報，還用得著專門開一個便門嗎？”

　　對方啞口無言，包拯出色地完成了出使任務。

　　包拯對朝廷用金錢買平安的做法非常不滿。他曾經對仁宗上書道：“國家每年拿出錢來賄賂契丹，這絕不是鞏固邊疆的好辦法。我們應該選擇精兵強將，整頓邊務，嚴陣以待，這樣才能長治久安。”

　　他多次論斥權幸大臣，請求罷去皇帝賜給親信官僚們的恩寵，一切改由主管機構正常渠道進行。他將唐朝魏徵給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寫出來，呈給宋仁宗為座右銘，要他時刻警惕，以國家大事為重。他還請求仁宗虛心納諫，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為主”，偏聽偏信，而要愛惜人才，除去苛政，嚴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說，不隨意大興土木等等，朝廷多采納施行。

　　沈括慶曆二年（1042），宋仁宗實行食鹽官營專賣製度，出現了很多的弊端。食鹽官營後，政府將出售食鹽的地方集中於少數幾個店鋪裏，運輸食鹽的任務便攤派到軍隊和百姓身上。由於食鹽極為沉重，致使很多的差役、士兵、牲畜都不堪重負，百姓紛紛逃亡他鄉，牲畜累得常常倒地而亡。食鹽供應成了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為了解決這個難題，包拯專門去了鹽產地解州（今山西運城）考察民情，並及時上奏朝廷，請求廢止官營專賣製度，讓商販們自由經營，國家可收稅以增加收入。仁宗采納了包拯的建議。施行新的食鹽通商法後，國家的收入增加了很多，人民也不再為吃鹽而犯愁了。稍後的北宋政治家、科學家沈括也對此製度讚歎道：“行之幾十年，至今以為利。”

　　包拯又是個至孝之人。考中進士後，朝廷先後派他為大理評事，做建昌知縣。他因父母年邁，堅辭不就；又派他去監和州（今安徽和縣）稅。由於其父不願意跟隨他赴任，他便立即辭官回家贍養父母。幾年後，父母相繼亡故，他仍然堅持守孝，不肯離開。同鄉父老紛紛前來勸勉，很久之後，他才聽候朝廷調遣出世為官。

　　作為人臣，出使不侮王命，在廷上能指責皇帝不要“先入為主”；做為人子，能放棄功名利祿，守護父母十餘載，皆可謂難得了。

　　包拯不但嚴於律己，還訂立家訓以儆後人：“後世子孫仕官，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誌，非吾子孫。”

　　包拯以其政績和品行為百姓所愛戴，因而包拯去世的噩耗傳出時，朝野震驚，全城盡悼，“京師吏民，莫不感傷；歎息之聲，聞於衢路”。

　　包拯家訓碑包拯除對國、對君忠心耿耿外，主要的業績是他的明察善斷。

　　《宋史》中記載有一例包公斷案。包拯出知天長縣時，遇到了一樁棘手的案子。某日有一農民來到縣衙，狀告歹徒割去其家耕牛的舌頭，請求捉拿罪犯。割去牛舌並無財利可圖，故包拯推斷此事必屬怨家的報複行為，於是命農人宰牛賣肉以引罪犯上鉤（宋代宰殺耕牛屬違法）。不出包拯所料，割牛舌者見牛主殺牛，欲加其罪，果然前往縣衙首告，遂自投羅網，疑案立破。

　　不僅鄰裏之爭的小事包拯能勘後立破，就是震驚朝野的驚天大案，也同樣顯示出他的才智。

　　皇祐二年（1050）四月初的一天，京城忽然來了一個廬山和尚，姓全名大道。他帶著一位風度翩翩、儀表堂堂的青年，聲稱這名青年是當今聖上的皇子，要麵見皇上。這個消息不啻一聲驚雷，一下子轟動了京城。

　　仁宗皇帝聽到奏報此事後，馬上命令翰林學士趙概和知諫院尹包拯進行調查。包拯鐵麵無私，斷案如神，深得仁宗皇帝信任，接到此案之後，知道非同小可，遂深究追問。終於找出破綻，弄清了真相。

　　原來這位青年名叫冷青，其母王氏本來是仁宗皇帝後宮中的一名宮女，熟知宮內情形，後來因偶犯小過被貶出宮去，生計無著，嫁給一個名叫冷緒的郎中為妻。婚後，王氏為冷緒生有一子一女，此子即為冷青。冷青自幼缺少家教，既不願意讀書，又不願意勞動，衣來伸手，飯來張口，東遊西蕩，無所事事。後來竟離家出走，四處漂泊，到了廬山。和尚全大道得知冷青是宮女之子，遂將其收留。全大道深知此時皇室正為繼承人著急，王氏在宮中的經曆又有隙可乘，倘若把冷青調教一番，再用花言巧語騙過皇上，說不定自己因此名利雙收，飛黃騰達呢！於是他便和冷青在密室中日夜謀劃，時時演練，隨後把冷青打扮一下，下了廬山。哪曾想，剛入京城便遇上了智謀過人的包大人，露出了馬腳，兩人全被誅死。“假皇子”的鬧劇才收了場。

　　@@懲惡揚善拯民疾苦

　　慶曆四年（1044），包拯授監察禦史不久，就向仁宗上疏《乞不用贓吏》，認為清廉是人們的表率，而貪贓則是“民賊”。他不畏權貴，先後彈劾了販賣私鹽以牟取暴利的淮南轉運按察使張可久、驅使士兵為自包拯墓碑己織造1600餘匹駝毛緞子的汾州（今山西汾陽）知州任弁。還彈劾過宰相宋庠等。他還曾七次彈劾王逵，三次彈劾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

　　王逵本是一個地方小吏，為了結交上層，他隨意增加賦稅用來行賄，曾經一次就多收稅30萬貫。在他任荊湖南路轉運使時，許多百姓被逼得逃到少數民族居住的山洞裏。他被調往池州後，當地百姓聚合慶賀，城裏數萬家居民接連三天張燈結彩。包拯得知後便上書彈劾他。但朝廷卻把此事壓下，不了了之。而王逵懷疑告發他的是前任洪州（今江西南昌）知州卞鹹，於是製造冤獄，逮捕卞鹹，因此事被牽連的達五六百人之眾。包拯便第二次上書彈劾。經查實後，王逵被貶為徐州知州。可王逵與宰相有舊交，不久，又被提拔為淮南轉運使。王逵也越發肆無忌憚。包拯便又連續五次上書彈劾，甚至不惜與皇帝在廷上爭辯，譴責王逵“累任皆慘虐不法，降黜差遣，縱該赫宥，不可複任原職，乞追還敕命”。而且批評皇帝：“今乃不怕人言，因用酷吏，於一王逵則幸矣，如一路不幸何！”就這樣，包拯共彈劾王逵七次，終於使仁宗罷免了這一貪官。

　　合肥包公祠包拯對於忠心耿耿、年富力強的清官卻大加褒揚、推薦。如楊邠、王鼎、王綽三人皆為範仲淹提拔的人才，曾分別擔任江南東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和轉運判官，因任內嚴懲貪贓枉法的官吏而有“江東三虎”之稱。後受守舊權臣的嫉惡，被降任知州，不得再任轉運使等監司之官。包拯雖由守舊派人物王拱辰薦為禦史，卻不為政派所囿，極力主張複用三人，終於使三人先後又被起用為荊湖南路轉運使、河北路提點刑獄、江西路提點刑獄。

　　因為包拯為官剛直不阿，不畏權貴，所以那些達官顯貴們不得不收斂了許多。他們都非常懼怕包拯。因為包拯不苟言笑，所以人們都說想要讓包拯笑，比讓黃河變清還難。連婦女兒童也知道他的名聲，都稱他為“包待製”。京城流傳著這樣的童謠：“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曆史上，包拯確實是一個時刻關心百姓，解民於倒懸的好官。《宋史》中記載：“秦隴斜穀務造船材木，率深取於民；又七州出賦河橋竹索，恒數十萬，拯皆奏罷之。”包拯的幾道奏折，就為百姓們減去許多額外的賦稅。人們能不讚頌他嗎？像這樣的事情，在《宋史》中是使用了大量的筆墨的。

　　包拯曾說過：“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係。”隻有減輕百姓負擔，才能長治久安，利國利民。皇祐元年（1049），包拯出任三司使財政官，更是時刻關心民間疾苦。包拯上書給仁宗皇帝，要求罷掉“天下科率”，減輕賦稅。他在巡視山西時，發現漳河兩岸的邢、洛、趙三州（現在的山西中南一帶）萬頃肥沃農田被當成軍馬牧場使用，而軍糧卻從外地遠道運來，費時費力又耗費國財。他立即上書請求歸還耕地，此事得到了仁宗的首肯，糧食和馬料都得到了解決。

　　在擔任三司戶部副使時，包拯常不辭辛勞體察民情，救民於水火。一年江南地區發生旱災，他了解到情況後，立即下令開倉放糧，以解燃眉之急。按照慣例，開倉放糧必須事先請示皇帝。但將文書送到京城，再等待批示下來，要幾個月的時間，到時候百姓不知要餓死多少人。所以，包拯一邊派人急奏朝廷，開封龍亭同時果斷地開始放糧，終於使很多百姓免於災難。還有一次，江淮地區大範圍受災，百姓缺糧斷炊。地方官吏們卻為了政績，隱瞞災情，置人民生命於不顧。並且還逼迫百姓們交糧賣米。包拯了解到災情後，寫下了《請救濟江淮災民疏》，要求立即糾正不法官員誤國害民的行為，並予嚴懲。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包拯從此被江淮人民稱為“再生父母”。現在仍在上演的戲劇《陳州放糧》就是根據此事編寫而成的。

　　嘉祐元年（1056）十二月，朝廷派包拯權知開封府。次年三月包拯正式上任。在一年多的短暫時間裏，他就把號稱難治的開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條。其中有兩件事為人稱道：一是整頓吏風，改革訴訟製度。開封府舊製，凡往告狀者，必須先將狀紙交給守門的府吏，再由府吏轉呈，案件是否審理、何時審理，則由府吏通知。由於訴訟者不能麵見長官，府吏往往借此敲詐勒索，營私舞弊，而有冤屈者常因送不起錢財而告狀無門。包拯革除此弊，大開正門，使告狀者可直接至公堂見官納狀，自陳冤屈，於是審案也更能公正合理。二是疏浚惠民河。惠民河也稱蔡河，源自東京至通許（今屬河南），直達淮河。後來為水運之便，又自新鄭引閔水匯入，使之流量大增。時惠民河常漲水為患，大水時“門關折，壞官私廬舍數萬區，城中係栰渡人”。包拯查知河水泛濫的原因乃“中官勢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遂毅然下令，將所有跨河修建的樓台、花園、水榭全部拆毀，使河水得以暢通，解決了水患問題。

　　@@清官偶像百姓傳誦

　　包拯去世不久，作為藝術形象的“包公”就在話本小說裏出現了。

　　宋朝建立以後，對土地進行集約化管理，農作物產量大幅提高，大批富餘勞動力湧向城市，促進了工商業的蓬勃發展，新興的市民階層產生。浙江紹興包公祠市民階層所特有的精神生活和審美情趣，促成了包括“說話”（即“說書”藝術的雛形）等文藝形式的興起。而“說話”的依據就是“話本小說”。話本小說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的是“公案小說”，其中就有“包公案”，如《合同文字記》和《三現身包龍圖斷冤》等。前者講述發生在災年之後的財產糾紛案，經過包公調查核實後協調解決；後者寫的是恩將仇報、通奸殺夫的案件，包公依靠鬼魂申冤和破解字謎來捉拿凶手。從開頭的“話說……”雲雲，到結尾的“話本說徹，權作散場”來看，這些話本是在勾欄瓦舍中由說話藝人說出來的，而不是文人作家所寫。這一時期的包公藝術形象還不夠豐富、完美，但它們卻是包公從曆史人物向文學人物的轉型期，是後來關於包公的一切藝術形象的基礎。

　　包公的文學形象一直在發展演繹著。到了明代，特別是明代中後期，包公小說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和繁榮。在流傳較廣的十幾部短篇公案小說集中，描寫了包公的有《百家公案》和《龍圖公案》兩種，包括了100則包公破案的故事。在這兩個小說集中，開始把許多與包公並不相幹的斷案故事匯集於他的名下，包公成了一個集偵破、審訊、判決於一身的不畏權貴的清官。這裏所描述的包公在破案過程中的微服私訪、欲擒故縱、掌握案犯的心理狀態等，令讀者歎服不已。由此，包公形象變得豐滿、生動。進入清代後，隨著文學的發展，公案小說向章回化、長篇化發展，包公小說也不例外。《龍圖耳錄》及據此改編的長篇章回小說《三俠五義》就成形於這一時期。《三俠五義》的前半部寫包公除暴安良，平雪冤獄，與龐太師對峙，眾俠客大力協助；後半部寫包公的學生顏查散率領眾俠剪除叛黨，已沒有了公案的成分。

　　文學的發展軌跡從來都不是單行道。用文學手法來表現包公形象的形式是由話本到小說，而所用的則是雜劇的形式。據考證，早在宋末元初，京劇裏的包公形象周密所著《武林舊事》中的宋官本雜劇段數就是最早的包公戲的劇本。到了元代，民族壓迫、階級剝削空前嚴重，百姓渴望能有為民作主的清官出現。包公的形象於是真正在舞台上樹立起來。據專家統計，元雜劇劇目約有六七百種，今存本162種，其中，有關包公的有11種。在這些雜劇中，包公不單審斷人間的冤獄奇案，連陰曹地府的案子也要審理了，如《叮叮當當盆兒鬼》。同時，劇本把包公刻畫得日益睿智、機敏。如關漢卿的《包待製智斬魯齋郎》中，為了瞞過皇帝，包公將案犯魯齋郎的名字改為“魚齊即”，等到準斬的聖旨批下後，包公將三個字的另一半添上，然後殺了魯齋郎。元雜劇所體現出的藝術性和思想性是極具進步意義的。它塑造的包公性格的基調，為包公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明代包公戲繼續發展，但這一時期流行的劇目有所減少，題材範圍也相對縮小，往往局限於審理家庭糾紛。到了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王朝——清朝，各種社會矛盾難以調和，百姓需要一些替天行道的俠客出現。於是就產生了融入新內容的包公戲。包公的身邊逐漸出現了大俠：南俠展昭、北俠歐陽春等。

　　清政府被推翻後，中國進入了連續數十年的戰亂時期。這期間，包公的文學和藝術形象沒有大的改觀。建國後，雖然先後有京劇《鍘美案》、越劇《追魚》等包公戲出現，但並未能在藝壇上造成巨大影響。倒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台灣、香港、大陸都先後拍攝、播映了有關包公題材的電視連續劇，造成了一時的轟動效應。不過，隨著我國政治的清明，社會的和諧，包公戲再也不會產生當年的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