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接到信後,馬上給陳西瀅寫了回信:
來示敬悉。承問兩項,奉答如下。
(一)先生在不在那兩位名人裏邊,隻請先生自省一下,記得說過那句話沒有,就自然知道。在第一項我答得如此含胡,因為(二)那句話我是間接聽來的。如要發表說話的名字,必需先得那位中間的見證允許。所以請再等我兩三天,待問過那位之後,再當明白奉答。至於“捏造”先生的事實,則吾豈敢。
周作人很快與張鳳舉聯係,請他出來作證,但張鳳舉因雙方都是不錯的朋友,無論如何不肯出麵,周作人隻得給陳西瀅寫了第一封信:
前日所說聲言女學生可以叫局的兩個人。現經考查,並無先生在內,特此奉複。
從這封信裏,陳西瀅已經知道了周作人的動機,也揣摩出了張鳳舉的態度,於是就給張鳳舉寫了一封信:
女學生可以叫局的話,我確實是聽見過的。並且聽見過兩次。一次A君說時,隻有我個人在場,所以現在不用去提他。一次B說時,是在西山臥佛寺,在場的人有先生和西林和我。所以要是周先生沒有自己捏造,那麽他所指的想來是這一次了。如是這樣,先生當然是所說的見證。不是嗎?
先生大約還記得那天的談話吧?B君說起了這話,我說我也聽A君說過,不過這是叫人能相信的。B君說他的朋友親自看見的,某飯店可以代叫。我說,要有,也是私娼假冒女學生的名字罷了。大家討論一會之後,我說除非B君的朋友托某飯店叫一個來。讓我們考她一考,證明她是女學生,我總不能相信。先生和西林似乎也是看不得這樣的意見,先生記得吧?
總之,這一晚我們都是立於懷疑者的地位。就是B君,他也並沒有怎樣的肯定。……
顯然,陳西瀅的用意是要張鳳舉將他的意思轉達給周作人,張鳳舉果然心有靈犀,向周作人轉達了他們通信的內容,之後,怕陳西瀅放心不下,又致信陳西瀅:
我們昨天的談話我已經告訴周豈明先生了。你要我回你一封信。想來想去,我別無他話可說,要說的全對你說了。不過我要向你道歉,因為這次事完全是我誤傳的結果,與別人絕不相幹。你的原信送還,請檢收。
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登出了陳西瀅致徐誌摩的一封長信,同時還刊出陳西瀅、周作人、張鳳舉之間來往的幾封信,總題為《閑話的閑話之閑話引出來的幾封信》,這期《晨報副刊》被稱為“反周專號”。
二月三日,《晨報副刊》上發表了徐誌摩《結束閑話,結束廢話!》的文章:
帶住!讓我們對著混鬥的雙方猛喝一聲。帶住!讓我們對著我們自己不十分上流的根性猛喝一聲。假如我們覺得胳膊裏有餘力,身體裏有餘勇要求發泄時,讓我們望升華的道上走,現在需要勇士的戰場正多著哪,為國家,為人道,為真正的友誼——別再死捧著顯微鏡,無限放大你私人的意氣。
這是“閑話”的大致過程。
三在論戰進行到白熱化的時候,淩叔華曾給她的老師周作人去過一封信,請求不要把她拉進裏邊。她知道,隻有自己出麵認錯,才能平息周作人的怒火。周作人複信說,“我寫文章一向很注意,決不涉及這些,但是別人的文章我就不好負責了。因為我不是全權編輯,許多《語絲》同仁的文字我是不便加以增減的。”
自己的弟子出來求情,這個麵子不能不給,從此這場紛爭就漸漸平息了。
對於這場紛爭,後世研究現代文學的學者,聚訟紛紜,其觀點多認為是“女師大風潮”的餘波所致,是“現代評論派”和“語絲派”之間的鬥爭。實際上,這場爭論反映了那個年代有東西方留學背景的知識分子思想意識上的偏見。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知識分子營壘大分化、大改組,文學流派峰起,隨之文學陣營的劃分也越來越明顯,學術之爭、政見不同,導致了個人恩怒。“閑話”事件是那個時代的個案,但也暴露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劣根性,他們維護自己的錯誤往往比維護真理的尊嚴還要賣力氣,其學術壁壘自然也就成了宗派壁壘。這種原本與政治鬥爭無涉的紛爭,參與者們卻把它當作了實實在在的政治鬥爭。
而周作人挑起這場事端的一個潛在心理,是他對陳西瀅的一腔怨恨。淩叔華本來是周作人的學生,後來轉至拜陳西瀅為師,繼而相戀,周作人不會沒有一點感慨,或許這才是他挑起爭端的真正原因。
新婚不久的淩叔華和陳西瀅,揚帆遠航,東去日本京都,開始了海外撰述員的研修生活。
這是一九二七年十月。京都這座有著東方色彩的古城,對於淩叔華來說是遊過的舊地,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倍感親切。而對於陳西瀅來說,則還是第一次,這座有著東方風情的陌生城市,給他帶來了許多新鮮和神秘的向往。
剛踏上這塊土地,秋天便給這座古城披上了一層綠瘦紅肥的色彩,紅雲一般把飛翹的屋頂掩映在它的懷抱裏,在金色的秋陽下,給這一對旅人憑添了一種金屬的質感。
陳西瀅說:“這裏的秋天太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