淩叔華：中國的曼殊斐兒

5

　　摹的刊頭畫

　　十月八日，《京報副刊》發表了重餘(陳學昭筆名)一篇題為《似曾相識的<晨報副刊>篇首圖案》，對淩叔華所繪的這幅畫像提出指責，說這是一幅公然剽竊他人的作品。論者言之鑿鑿，一時弄得滿城風雨。

　　不久，《現代評論》第二卷第四十八期又發表了淩叔華的又一篇小說《花之寺》。十一月十四日，又一署名陳牧的在《京報副刊》上發表的《零零碎碎》一文稱，“最近文學界抄襲手段日愈發達……現在某女士竟把柴霍甫(即契訶夫)的《在消夏別墅》抄竄來了……這樣換湯不換藥的小說，瞞得過世人嗎？”

　　接連兩次受到指責，對於剛剛走上文壇的淩叔華來說，無疑是兩記悶棍，這種羞辱實在讓她難以忍受。

　　第一，所謂剽竊畢亞茲萊本來就是一場誤會，徐誌摩主持《晨報副刊》之後，要改變這個副刊的單調刻板，要重新設計刊頭，找來找去，找了幾個人所設計的畫稿都不滿意，於是便去找擅長繪畫的淩叔華。在淩叔華家裏，他們找出一本畫冊共同翻閱，結果選中了一幅半裸女郎招手的插圖，因為時間太緊，徐誌摩要把這張畫頁撕下來帶走，淩叔華舍不得毀了畫冊，徐誌摩便讓她馬上描下來，晚上就交去付印。在刊出這幅作品的《晨報副刊》上，除了徐誌摩的一篇《我為什麽來辦我想怎麽辦》的文章，談了他辦《晨報副刊》的態度和方略，還有淩叔華的一篇小說《中秋晚》和梁啟超的三首詞。沒想到，因為徐誌摩的一個技術性疏忽，讓淩叔華蒙受了不白之冤。出刊的當天晚上，在一個朋友聚會上，大家談起新出的副刊，徐祖正、鄧以蟄說，這幅畫是畢亞茲萊的，責怪徐誌摩沒有寫明白，淩叔華更是著急，說又該人家罵了。徐誌摩說不忙，他正想作一篇長文，說明為什麽想用那幅刊頭畫，正在找一本卡圖勒斯的集子，他記得畢亞茲萊的畫是為圖解卡圖勒斯一首詩而作的，那首詩的內容他不知道，所以得看了書再寫，問過幾個朋友，都說找不到這本書。

　　重餘在《京報副刊》上發表的那篇文章，不僅深深傷害了淩叔華，也讓徐誌摩非常難堪。文章先說偌大的一個北京城，學者專家隨處皆是，真所謂要一百隻焦黃狗不易得，藝術家文學家碰腳走的！這些藝術家與文學家既然是“超狗者”的了，終於沒有一點聲息，而被我等得不耐煩了。文章末尾指出這幅畫是剽竊英國畫家琵亞詞侶(按：畢亞茲萊又一譯名)的：

　　琵亞詞侶是英國人，他現在已變為臭腐，已變為泥土。總之是不會親自出馬說話的了！但這樣的大膽是要當的嗎？萬一有彼邦的人士生著如我的性格一樣者，一入目對於這個“似曾相識”起了追究，若竟作大問題似的思索起來，豈不使我覺得難受！

　　可是仔細想想我又何必著急替人家難受？反正人家有這樣的本領做這樣的事，呀喲！真——算了罷！！！

　　徐誌摩當天便寫信給《京報副刊》編輯孫伏園，說明事情的經過：“幸虧我不是存心做賊，一點也不心虛，趕快來聲明吧。第一我先得把重餘先生這份罵完全承擔在我一個人身上再說，絕對沒有旁人的份。”“並且有便時轉致重餘先生以後多多教正，同時我得對替我摹製圖案人深深的道歉，因為我自己不小心連累了她也招人錯怪了。”

　　他要孫伏園將此信刊出，為淩叔華辯誣。

　　孫伏園於是在十月九日刊出了此信。

　　第二，所謂抄襲契訶夫小說，淩叔華也是冤枉的。新文學運動初期。借鑒和模仿國外作品是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也是新文學發展的必經階段，不能認為有某些“相似”，就簡單地視之為“抄襲”。《花之寺》是否是“抄襲”作品，文學界已有定評。即使在當時，徐誌摩、吳宓、阿英等名家均有中肯的評價。

　　魯迅（1881—1936）

　　陳西瀅也是一個很有性格的人，他中等身材，麵色蒼黃，有久坐不起的習慣。一坐上椅子，他百事可為，可以閱讀，可以講課，甚至還可以打上一架。他的相貌沒有什麽出奇之處，不過臉能叫人過目不忘，還有點凶相，同事中寧願看他緊緊繃的臉也不願看見他笑。那笑是那種陰險的微笑，把目標引進虎穴，在玩弄夠了的時候，發出一陣冷笑或者大笑，然後再把它一口吞下。他的一雙大眼獨具魔力，清澈、漂亮、端正地鑲在見棱見角的臉上。頭發從頂部中間分開，銳利的目光可以看透一切人和事，

　　洞察、敏捷、機智，惟獨缺乏善意。陳西瀅最開心的時候是他與書默默相伴的時候，興趣之廣，藏書量之大，但少有善本，大多是二手貨。他博覽群書並不表明他興趣廣泛，更不證明他心胸寬闊。這是北大同事溫源寧寫他的遊戲文字。

　　便是在這個時候，陳西瀅失去了往日的紳士風度，他為戀人的無端受辱感到憤懣，他認為攻擊文章係魯迅所作(近年有研究者認為確與他有關)，便采取了一個報複手段，說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是一部抄襲作品，文章整節抄錄了日本學者鹽穀溫《支那文字概論講話》一書，而且措詞十分刻薄：

　　他常常挖苦別人家抄襲。有一個學生抄了沫若的幾句詩，他老先生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卻就是根據日本人鹽穀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裏的“小說”一部分。其實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隻要你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在我們看來，你自己做了不正當的事也就罷了，何苦再去挖苦一個可憐的學生，可是他還盡量的把人家刻薄。“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陳西瀅並不曾研究中國文史，而顧頡剛是這方麵的專家。抄襲一事原說張鳳舉所為，近年有資料表明是顧頡剛所說。

　　魯迅對此進行了反擊，一九二六年二月八日在《不是信》一文中，他詳細介紹了自己寫作過程的甘苦，有力地證明了誣稱《中國小說史略》為“剽竊”與“抄襲”有多麽荒唐，憤怒地斥責說：“紳士的跳踉醜態，實在特別好看，因為曆來隱藏蘊蓄著，所以一來就比下等人更濃厚。……可憐教授的心中所看見的並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費了。遇見的‘糞車’，也是境由心造的，正是自己腦子裏的貨色，如吐的唾沫，還是靜靜的咽下去吧。”

　　這個看起來偶然發生的事件，其影響卻是深遠的，直到十一年後的一九三六年，胡適在給蘇雪林的信中，還談到此事：

　　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陳西瀅)當日誤信一個小人張鳳舉之言(近年有資料說是顧頡剛所說)，說魯迅之小說史是抄襲鹽穀溫的，就使魯迅終身不忘此仇恨！現在鹽穀溫的文學史已由孫俍工譯出了。其書是未見我和魯迅之小說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據部分淺陋可笑。說魯迅抄鹽穀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穀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迫先生寫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紳士)的臭架子”，值得擺的。如此立論，然後能使敵黨俯首心服。

　　這一事件，實際上也成為了後來發生的“閑話”事件的先聲。

　　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出版的《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五十七期上，發表了陳西瀅一篇寫法郎士的“閑話”，這篇文章得到了徐誌摩的青睞。這也是他自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起為之撰稿，持續了很常時間的一個專欄，在十三日的《晨報副刊》上，徐誌摩發表了《“閑話”引出來的閑話》一文，大加讚揚陳西瀅的文章：

　　他學的是法郎士對人生的態度，在譏諷中有容忍，在容忍中有譏諷；學的是法郎士的“不下海”主義，任憑當前有多少引誘，多少壓迫，多少威嚇，他還是他的冷靜，攪不混的清澈，推不動的穩固，他惟一的標準是理性，惟一的動機是憐憫……他的前途是不易有危險的，隻要他精力夠，他一定可以走得很遠——至少可以走到我們從現在住腳處望不到的地方，我信。

　　周作人立即寫了《閑話的閑話之閑話》，對徐誌摩的文章予以駁斥，矛頭實則指向陳西瀅：

　　現在中國男子最缺乏的實在是那種中古式的對於女性的忠貞……忠貞於一個人的男子自然也有，然而對於女性我恐怕大都是一種犬儒的態度罷，結果是筆頭口頭糟蹋了天下的女性，而自己的愛妻或情人其實也就糟蹋在裏頭。我知道北京有兩位新文化新文學的名人名教授，由為憤女師大前途之棘，先章士釗後楊蔭榆而揚言於眾曰：“現在的女學生都可以叫局。”這兩位名人是誰，這裏也不必說，反正是學者紳士罷了。其實這種人也還多，並不止這兩位，我雖不是紳士，卻也覺得多講他們齷齪的言行也有汙紙筆，不想說出來了。總之，許多所謂紳士壓根兒就沒有一點人氣，還虧他們怡然自居於正人之列。容我講句粗野的話，即便這些東西是我的娘舅，我也不說他是一個人。像陳先生那樣真是忠貞於女性的人，不知道對於這些東西將取什麽態度：譏諷呢，容忍呢？哈，哈，哈……

　　周作人一改過去溫文爾雅的常態，在文章裏寫了這樣一些惡話、狠話，沒有描繪出陳西瀅麵目，卻畫出了自己一幅惡人醜態。他的火氣這麽大，並不是為了什麽女師大事件（那時女師大事件已過去半年），而是他提攜過的學生淩叔華“背叛”了他，成了陳西瀅的戀人，且在背後說了他“閑話”，所以他要給她一個懲罰。文章中所謂“現在的女學生都可以叫局”，說是陳西瀅說的，因為張鳳舉曾經告訴過周作人。此文發表後，陳西瀅即致信周作人：

　　先生今天在晨報罵我的文章裏，又說起“北京有兩位新文化新文學的名人名教授……揚言於眾曰，‘現在的女學生都可以叫局。’”這話先生說了不止一次了，可是好像每次都在罵我的文章裏，而且語氣裏很帶些陰險的暗示。因此，我雖然配不上稱為新文化新文學的名人名教授，也未免要同其餘的讀者一樣，有些疑心先生罵的有我在裏麵，雖然我又拿不著把柄。先生們的文章裏常有“放冷箭”、“卑劣”……一類的口頭禪，大約在這種地方總可以應用了吧？先生兄弟兩位捏造的事實，傳布的“流言”本來已經說不勝說，多一個少一個也不打緊。可是一個被罵的人總情願知道人家罵他是什麽。所以，如果先生還有半分“人氣”。請先生清清楚楚回我兩句話：(一)我是不是在先生所說的兩個人裏麵？(二)如果有我在內，我在什麽地方，對了誰揚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