潯陽論陶

第七節 從張仲蔚、張長公看陶淵明與《高士傳》、範泰之關係

　　呂辛福

　　呂辛福，青島科技大學傳播學院講師，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博士。

　　陶淵明《飲酒》中的人物形象，多數是曆史上的高士人物，如伯夷、叔齊、顏回、榮啟期、四皓、張仲蔚、揚雄、長沮、桀溺等；另外，《扇上畫讚》中也出現一些高士人物，如荷蓧丈人、於陵仲子等，這些高士人物多數在嵇康和皇甫謐的《高士傳》中出現過，但我們不能想當然地就以此認定陶淵明取材於《高士傳》，因為這些高士人物也見於其他史書。那麽，我們不禁要問：陶淵明看過《高士傳》嗎？他作品中反複出現的高士人物，對其他人有什麽影響嗎？我們從陶淵明的詩文和傳記材料中，均找不到明顯證據唐宋一些十卷本的《陶淵明集》中，有《四八目》，或曰《聖賢群輔錄》，是否為偽作，爭議較大，為穩妥起見，本文不采此據。“博學善屬文”的陶淵明讀過六經（見《飲酒詩》第十六首中，“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顏延之的誄文中說他“心好異書”，從其詩文中能明確看出屬於“異書”的不過是《山海經》《穆天子傳》等，那麽《高士傳》算不算？但他並沒有像孟浩然那樣留下“嚐讀《高士傳》，最嘉陶征君”的直接材料（《仲夏歸南園寄京邑舊遊》），陶淵明到底有沒有讀過《高士傳》，曆來學者對此語焉不詳，朱光潛先生認為陶淵明“摩挲最熟的是《詩經》《楚辭》《莊子》《列子》《史記》《漢書》六部書；從偶爾談到隱逸神仙的話看，他讀過皇甫謐的《高士傳》和劉向的《列仙傳》那一類書。”朱光潛，《詩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80頁。可是，朱光潛先生並沒有從陶淵明的詩文中找出證據，證明陶淵明確實看過皇甫謐的《高士傳》。這個問題我們隻能借助對他詩文的解讀進行間接求證，這個證據我們在《飲酒》《飲酒》中出現的高士人物，時間上早於其他吟詠高士的詩篇，這在各家年譜中幾無爭議。中找到了。

　　一、《飲酒》中的張仲蔚

　　《飲酒》詩第十六首：

　　弊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

　　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

　　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龔斌，《陶淵明集校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57頁。本文所引陶詩如無特別注明，均出於該本《陶淵明集校箋》，以下不再具體標注版本及頁碼。

　　這首詩中雖隻出現“孟公”，但實際上是用到了張仲蔚的典故，古直已指出這裏的“孟公”是劉龔，而不是投轄的陳遵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北京大學中文係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匯編》（上冊），中華書局，1962年，第292頁。我們來看一下張仲蔚在史書中的記載情況。

　　從張仲蔚、張長公看陶淵明與《高士傳》、範泰之關係張仲蔚故事最早出現在漢代趙歧《三輔決錄》中，其中涉及張仲蔚的記錄隻有這一句：“張仲蔚，平陵人也，與同群魏景卿俱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漢）趙歧撰、（晉）摯虞注，《三輔決錄》卷一，中華書局，1991年，第28頁。

　　此後三國時期曹植《贈徐幹詩》中有“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薇藿弗充虛，皮褐猶不全”。詩中的“蓬室士”應當就是張仲蔚，不過餘冠英認為“蓬室士”是“指貧士，包括徐幹在內”餘冠英，《三曹詩選》，中華書局，2012年，第134頁。西晉左思《詠史詩》中有“顧念張仲蔚，蓬蒿滿中園”。

　　西晉摯虞在為《三輔決錄》作注時對“張仲蔚”的記述有所不同：“仲蔚，扶風人，少與同群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為詩賦，所居蓬蒿沒人也。”（漢）趙歧撰、（晉）摯虞注，《三輔決錄》卷一，中華書局，1991年，第29頁。改張仲蔚為扶風人，不知摯虞所據何在，不過此說並沒有獲得後代文人太多讚同，後代文人注引張仲蔚典故時，大多還是認為他是平陵人。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在摯虞注中，並沒有出現“孟公”這個人物，唐代《六臣注文選》卷三十一中，引用李善給左思《詠史詩》作注時亦采用摯虞此說，同樣沒有出現孟公。張仲蔚故事在西晉皇甫謐《高士傳》中，出現了新的變化：

　　張仲蔚者，平陵人也，與同群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居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仲蔚遐輪，景鄉並轍。洞探乾矅，兼長槧業。闔戶棲神，荊榛掩絕。塵鑒何知，馨香不滅。（晉）皇甫謐，《高士傳》卷中，明古今逸史本。

　　這是史書資料中，關於張仲蔚記述最全的內容，張仲蔚故事在《高士傳》中的最大變化，就是出現了劉龔，即孟公。

　　孟公，曆史上確有其人，即東漢劉龔，見於《後漢書·蘇竟傳》：“龔字孟公，長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後漢書》卷三十，中華書局，1965年，第1047頁。又引《三輔決錄》注曰：“唯有孟公論可觀者。班叔皮與京兆丞郭季通書曰：劉孟公臧器於身，用心篤固，實瑚璉之器，宗廟之寶也。”《後漢書》卷三十，中華書局，1965年，第1047頁。

　　而張仲蔚這個人物卻不見於史書記載，清代雍正年間出版的《陝西通誌》卷六十四，跟張仲蔚有關的條目仍注明典出《高士傳》《三輔決錄》，不見注引其他史書。（清）《陝西通誌》卷六十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我們再來看與陶淵明《飲酒》第十六首所用典故相同的《詠貧士七首》第六首：

　　仲蔚愛窮居，繞宅生蒿蓬。翳然絕交遊，賦詩頗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此士胡獨然？實由罕所同。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

　　陶淵明的這兩首詩中所用張仲蔚典，皆有劉龔，即孟公，而把張仲蔚典故加入劉龔這一重要人物的史料記載，從目前來看，則隻見於皇甫謐的《高士傳》，於此可見，陶淵明極有可能看過皇甫謐的《高士傳》，這是陶淵明接受《高士傳》的最直接證明。而且，陶淵明在詩中還對張仲蔚典故進行了創新應用，改變了他窮居隱士的片麵內容，加入了獨養其誌、知音難覓的人格因素，豐富了這個典故的文學內涵。

　　二、陶淵明《飲酒》詩中的張長公

　　《飲酒》詩中的高士人物，寄寓了陶淵明的道德期許，是他理想人格的一種折射，清人方宗誠就曾評價陶詩中的高士“是淵明心所向往之人”轉引自：龔斌，《陶淵明集校箋》，台北裏仁書局，2007年增訂本，第506頁。陶詩中吟詠的高士人物不僅取材於《高士傳》，而且還依據自己對理想士人人格的構建標準，把曆史上一些沒有進入《高士傳》的人物，賦予了高士一樣的人格內涵，典型的莫過於《飲酒》中出現的張長公。《飲酒》第十二首：“長公曾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複出，終身與世辭。”

　　詩中出現的“長公”即張摯，西漢文帝時人，這本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史書中並沒有單獨為其列傳，關於他的史料僅見於其父張釋之的傳記中，《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中，跟張摯有關的資料僅有這麽一句：“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在陶淵明之前，並沒有文人在詩中特意提及張長公，把張長公這個曆史人物挖掘出來，推崇其人格，賦予高士的意義，這是陶淵明首創。陶淵明自身獨特的經曆和自我道德期許，讓他從張長公身上一下子找到了情感共鳴，獲得了榜樣力量，並且這個人物是史書中的真實人物，而不是虛無縹緲的傳說人物。從陶淵明開始，張長公這個曆史人物形象開始變得高大起來，除了在《飲酒》中提到他，陶淵明還在《讀史述九章》《扇上畫讚》中再次提及，並且都是褒揚張長公的事跡，肯定其高尚人格。受陶淵明影響，張長公在後代文人那裏所受到的禮遇，顯然已超過了他的父親張釋之，甚至可以跟曆史上的其他高士人物比肩，這估計是司馬遷絕對想象不到的。

　　《讀史述九章》中最後一首為《張長公》：“遠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皆同，而我獨異或為“世路多端，皆為我異。”逯欽立和龔斌皆持此論。見龔斌《陶淵明集校箋》，台北裏仁書局，2007年增訂本，第500頁；逯欽立《陶淵明集》，中華書局，1979年，第185頁。筆者認為“世路皆同，而我獨異”更符合史書中對張長公的描述，故讚同《藝文類聚》版本。斂轡朅來，閑養其誌。寢跡窮年，誰知斯意。”《藝文類聚》卷三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52頁。《扇上畫讚》中涉及張長公內容：“張生一仕，曾以事還，顧我不能，高謝人間。”龔斌，《陶淵明集校箋》，台北裏仁書局，2007年增訂本，第502頁。

　　可以看出陶淵明對張長公這個曆史人物情有獨鍾。陶淵明對曆史人物的闡釋和評價，實際就是一個重新賦予曆史人物人格意義的過程。我們需要關注的是陶淵明對曆史人物進行了哪些詮釋，賦予了一種怎樣的意義，這種意義在曆史上有何影響。

　　三、範泰筆下的張長公

　　繼陶淵明之後，首先認同張長公的，是跟陶淵明同時代的範泰，範泰有一篇《張長公讚》。範泰與陶淵明的關係，曆來學者極少關注目前僅見劉中文《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涉及範泰《九月九日詩》與陶詩的關係分析（劉中文《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29頁），不過沒有具體展開論述。筆者認為有必要進行梳理一下。

　　範泰，字伯倫，順陽山陰人，是史學家範曄的父親，生於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卒於宋文帝元嘉五年（428），74歲；陶淵明卒於元嘉四年（427），63歲，按正史記載應比範泰小10歲，兩人算是同時代人。範泰的祖父和父親都是晉朝高官，祖汪，晉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父寧，豫章太守，江州經學的關鍵人物。

　　範泰初為太學博士，後來做過天門太守、南郡太守、東陽太守，累遷侍中、尚書兼司空；進入劉宋後，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元嘉三年，進位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史書本傳中記載他“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傳於世”《宋書·範泰傳》，中華書局，1974年，第1623頁。《舊唐書·經籍誌》載有“範泰集二十卷”，不過今都已不傳。

　　查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和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以及《藝文類聚》，得範泰文19篇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宋文》卷十五，中華書局，1958年。詩6首，其中僅有3首保存完整，即《經漢高廟詩》《鸞鳥詩並序》和《九月九日詩》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華書局，1983年，第1143—1145頁。

　　範泰《張長公讚》最早見於《藝文類聚》，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宋文》卷十五據以輯錄。內容如下：

　　宋範泰《張長公讚》曰：長公秉心，獨逸世表。量物難同，審己彌了。情雖高遂，跡無抗矯。靡當夷惠，孰識多少。

　　範泰《張長公讚》在《藝文類聚》中跟《宋陶潛張長公讚》同在“隱逸”條目下，且前後相繼，在同一頁上。從“讚”的內容和在類書中的位置可以看出，範泰的“張長公”跟陶淵明的“張長公”實際是指同一人，即西漢張摯。

　　四、範泰與《高士傳》的關係

　　那麽，範泰的《張長公讚》是否受到了陶淵明的影響？或者說，陶淵明對張長公的評價是否獲得了範泰的積極回應？在回答這個問題前，先來看範泰對《高士傳》的態度。

　　範泰留存下來的文章除了《張長公讚》，還有《吳季子劄讚》，吳季子，名劄，春秋吳公子，又稱公子劄、延陵季子、延州來季子，皇甫謐《高士傳》中有此人，不過吳季子事跡流傳較廣，不見得範泰《吳季子劄讚》即取材於《高士傳》。

　　範泰另有一篇《高鳳讚》，全文如下：

　　遐哉玄古，邈矣皇羲。自茲已降，顯默參差。智為世駭，才為物奇。跡出無泯，潛躍俱馳。暖暖若人，孰測其為。戢曜幽壑，采真重崖。衝情莫亮，汙跡示疵。輕俗無際，肆誌莫羈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宋文》卷十五，中華書局，1958年，第2518頁。

　　不過這裏的“高鳳”，到底是嵇康《高士傳》中的高士人物“高鳳”，還是另有所指？文多隱晦，沒有明說，曆來也沒有人對此進行解釋。不過，針對範泰這篇《高鳳讚》，我們從其子範曄的《後漢書》中找到了理解的依據。範曄在《後漢書·逸民列傳》“高鳳傳”後，有這樣一段話：

　　論曰：先大夫宣侯，嚐以講道餘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傳，輟而有感，以為隱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論之曰：“古者隱逸，其風尚矣。潁陽洗耳，恥聞禪讓；孤竹長饑，羞食周粟。或高棲以違行，或疾物以矯情，雖軌跡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誌陵青雲之上，身晦泥汙之下，心名且猶不顯，況怨累之為哉！與夫委體淵沙，鳴弦揆日者，不其遠乎！”《後漢書》卷八十三，中華書局，1965年，第2769頁。

　　這段文字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高鳳讚》，還有助於我們側麵了解範泰之為人。範曄提到的“先大夫宣侯”，即其父親範泰（範泰去世後，“諡曰宣侯。”）《宋書·範泰傳》，中華書局，1974年，第1623頁。“高文通”即高鳳（“高鳳字文通”）《後漢書》卷八十三，中華書局，1965年，第2768頁。範曄說他父親範泰“寓乎逸士之篇”，不過史書中為隱逸高士單獨列傳正是從範曄《後漢書》才正式開始，範泰當然不會看到《後漢書》，範泰看過的“逸士之篇”則極有可能就是當時文人容易見到的《高士傳》，當時對於高士、隱士、逸士的概念是可以通用的，這從範曄“逸民列傳”中的收錄情況可以看出，其中部分收錄人物在嵇康《高士傳》中也出現過，在此不必糾結於高士、逸士的名稱差異。範泰對於高鳳非常讚賞，他讀到“高文通傳”時，“輟而有感”，並“著其行事而論”，認為“若伊人者，誌陵青雲之上”。於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範泰《高鳳讚》中的吟詠對象，實際就應該是東漢初期漢肅宗（漢章帝）時期的高鳳（高鳳生活在東漢初期，見範曄《後漢書》記載，“肅宗亦禮鄭均而征高鳳”《後漢書》卷八十三，中華書局，1965年，第2757頁。），也就是嵇康《高士傳》中的高鳳。《高鳳讚》中“輕俗無際，肆誌莫羈”，實即高鳳高尚人格的寫照。

　　範泰在寫給謝靈運的一封書信中，更是透露出了玄機，他應該讀過《高士傳》。這封書信在嚴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名為《與謝侍中書》，其中有“曆觀《高士》，類多有情”這麽一句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宋文》卷十五，中華書局，1958年，第2517頁。

　　而據《廣弘明集》，範泰與謝靈運之間的這次書信往來更為確切，《廣弘明集》中，收錄了範泰的《範特進書》與謝靈運《答範特進書送佛讚》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台北裏仁書局，2004年，第437、442、443頁。

　　範特進即範泰，特進是官職名，按《宋書·範泰傳》載：“（範泰）景平初，加位特進，明年致仕，解國子祭酒……（元嘉）三年，羨之等伏誅，進位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特進如故。”《宋書·範泰傳》，中華書局，1974年，第1619頁、1621頁。

　　因此，從範泰《張長公讚》《吳季子劄讚》《高鳳讚》這三篇文章以及他和謝靈運的書信往來看，他雖身居高位，但對高士人格同樣期許，並不陌生。不排除他看到陶淵明的高士類詩後，會有一種心有戚戚焉的感覺。那麽，範泰有可能接觸陶淵明的為人和詩文嗎？雖然不見陶淵明、範泰直接交往的曆史文獻和詩文資料，不過，我們可以通過他們當時交往的朋友圈子來作比較接近史實的、合情合理的推測。

　　五、範泰與陶淵明的關係

　　範泰跟顏延之熟識，謝靈運詩《還舊園作，見顏範二中書》可以為證。關於詩題，《六臣注文選》卷二十五張銑注曰：“顏延之、範泰俱為中書侍郎，舊園即會稽始寧之園也。”

　　另外，清代《采菽堂古詩選》卷十七對“顏範”的注解也是“顏延之、範泰也”。顏延之於元嘉三年任中書侍郎，範泰於東晉末也曾任中書侍郎，元嘉三年又任侍中，所以謝靈運詩中稱他們二人“顏範二中書”。

　　謝靈運這首詩的背景是，元嘉三年（426），宋文帝劉義隆誅殺徐羨之、傅亮，親自率師征討謝晦，三月回到建康。不久征謝靈運為秘書監，謝靈運不赴；再征，仍不赴。於是宋文帝讓顏延之、範泰充當說客，勸說謝靈運出仕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台北裏仁書局，2004年，第184—185頁。可以看出，顏延之、範泰、謝靈運這三人的關係絕不是普通的同事關係，而是彼此交情很深，否則，宋文帝就不會在兩征謝靈運不成功的情況下改讓顏延之、範泰去勸說謝靈運。顧紹柏認為範泰“與謝靈運有忘年之交。”（範泰年長謝靈運30歲，元嘉五年，範泰74歲，謝靈運44歲分別據《宋書·範泰傳》，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附錄二“謝靈運生平事跡及作品係年”，台北裏仁書局，2004年，第598頁。）謝靈運最終選擇出仕，的確跟二人勸說有關，範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職”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台北裏仁書局，2004年，第184頁。

　　從上麵分析可以看出，顏延之和範泰不僅同朝為官，而且彼此熟識，並且還擁有相似的朋友圈子，如二人的好友中均有謝靈運、王弘範泰與王弘的交往見《宋書·範泰傳》，第1622頁，王弘跟範泰同朝為官，二人有書信往來，可以推測，範泰通過王弘，亦能了解陶淵明，另外，嚴可均《全宋文》卷十五，收錄範泰《與司徒王弘諸公書論道人踞食》，第2517頁；王弘與謝靈運的交往見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台北裏仁書局，2004年，第424—429頁；王弘跟陶淵明的交往見《晉書·陶潛傳》《宋書·陶潛傳》。盡管史書中沒有留下陶淵明和範泰直接交往的史料，但我們完全可以根據其他文人的詩文資料做出合理推測，陶淵明、範泰二人可能通過顏延之、王弘等人的中介而彼此熟悉，這包括各自的為人及詩文。顏延之深知陶淵明之為人與詩文，“二人相見恨晚，遂成莫逆。”李劍鋒，《元前陶淵明接受史》，齊魯書社，2002年，第40頁。顏延之的誄文中妙用陶淵明詩文典故嫻熟、貼切，如數家珍。所以，不難推測，跟顏延之同樣熟識的範泰，總能夠對陶淵明有所接觸和了解，甚至可以推測，範泰有可能看過顏延之的《陶征士誄》，元嘉四年陶淵明去世時，範泰仍然健在。於此，我們有理由推論範泰《張長公讚》與陶淵明詩文之間存在較大關聯還可以從周續之那裏找尋陶、範二人相識的線索，據《宋書·隱逸傳》周續之條，周續之曾經在範泰父親範寧舉辦的學校裏“居學數年”。另外，逯欽立先生《讀陶管見》（吉林師大學報，1964年3月，第25—26頁）中認為，陶淵明少年時“遊好六經”受到了範寧在豫章提倡經學（江州經學）的影響。

　　按照常理推測，範泰身居要職、官居高位，宋高祖劉裕、宋文帝劉義隆都對他恩遇有加（《宋書·範泰傳》：“高祖還彭城，與共登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輿。”“上（宋文帝）以泰先朝舊臣，恩禮甚重，以有腳疾，起居艱難，宴見之日，特聽乘輿到坐。累陳時事，上每優容之。”），他不可能對張長公這樣一位曆史上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主動產生興趣，除非受到來自他人的影響。而最早在詩集中頌揚張長公的是陶淵明，陶淵明又是範泰朋友圈子裏的熟客，雖不見兩人直接交往的記錄，但範泰作《張長公讚》，最有可能是受到了陶淵明的影響。

　　另外，範泰除了《張長公讚》這篇文章，還有一首《九月九日詩》跟陶淵明有關。《九月九日詩》：“勁風肅林阿，鳴雁驚時候。籬菊熙寒叢，竹枝不改茂。”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華書局，1983年，第1144頁。其中有“籬菊熙寒叢，竹枝不改茂”一句，即把陶淵明的名句“采菊東籬下”，用“籬菊熙寒叢”的形式翻出，別具一格。這既是對陶詩的創新，同時又可以看作是九月九日重陽節詠菊主題的接續參看朱自清對九月九日詠菊詩的考察，見於《陶淵明研究資料匯編》，中華書局，1962年，第296頁。範泰可以說是準確把握了陶詩中的高士情懷。

　　除了我們上麵做過的這些詩文推測，我們還可以從史書傳記中找到陶、範、顏三人之間互有影響的類似依據。陶淵明、範泰、顏延之，他們三人在生活行為和性格方麵有相似之處，給人感覺這是一種類型的人，甚至還可以把陶淵明的外祖父孟嘉算在內。

　　陶淵明《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中說孟嘉：“行不苟合，言無誇矜，未嚐有喜慍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沈約《宋書·陶潛傳》中說陶淵明：“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晉書·陶潛傳》載其“少懷高尚，穎脫不羈，任真自得。”《宋書·範泰傳》中說範泰：“泰好酒，不拘小節，通率任心，雖在公坐，不異私室。”又“博覽篇籍，好為文章”。顏延之，《宋書·顏延之傳》中記載：“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遏隱，故論者多不知雲。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為適，傍若無人。”

　　從三人的傳記中可見，他們共同的特點即是好酒，好為文章，真率，不拘小節，任性自我，傍若無人，都帶有一定的魏晉風度。從顏延之對陶淵明的大力推崇來看，作為顏延之好友的範泰，估計也會有所耳聞。

　　六、張仲蔚、張長公人物形象的曆史接受

　　張仲蔚不同於《高士傳》中的其他人物，多在其他一些史書中找到有關材料，張仲蔚的完整故事情節隻見於皇甫謐的《高士傳》，不僅陶淵明直接取材於《高士傳》，隋唐以來的眾多文集注家注解“張仲蔚”時，包括給李白、岑參詩歌注解，以及地方通誌文獻中，均注明典出《高士傳》，《高士傳》對於中國文學及文化的影響，於此可見一斑。而張長公又是陶淵明首次在詩中作為典故使用，在陶集中三彰其名，使得這個人物形象大放異彩，獲得後代文人廣泛認同。隋唐以後，伴隨陶淵明地位的提升，張仲蔚、張長公作為高士的形象也日益深入人心，成為接受史上一個值得關注的重要現象。部分文人用典情況如下：

　　陳子昂《感遇詩》第十八首：“世道不相容，嗟嗟張長公。”

　　李白《魯城北郭曲腰桑下送張子還嵩陽》：“誰念張仲蔚，還依蒿與蓬。”《李太白詩集注》卷十六，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李白《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沈之秦》：“聖朝久棄青雲士，他日誰憐張長公。”

　　岑參《終南雲際精舍尋法澄上人不遇歸高冠東潭石淙望秦嶺微雨作貽友人》：“若訪張仲蔚，衡門滿蒿萊。”《全唐詩》卷一百九十八，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唐代李鹹用《陳正字山居》：“一葉閑飛斜照裏，江南仲蔚在蓬蒿。”《唐李推官披沙集》卷五。

　　柳宗元《弘農公以碩德偉材屈於誣枉左官三歲複為大僚天監昭明人心感悅宗元竄伏湘浦拜賀末由謹獻詩五十韻以畢微誌》：“世議排張摯，時情棄仲翔。”

　　唐代李元操《奉和從叔光祿愔元日早朝》：“誰憐張仲蔚，日暮返蒿萊。”《文苑英華》卷一百九十。

　　宋代詩人韓維《南陽集》中有《夏日覽物思古人三首》，第一首即《張仲蔚》：“棄置當世事，覃思天官書。蓬蒿長沒人，寂寞守園廬。軒冕非所慕，賦詩常晏如。”（宋）韓維《南陽集》，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二首是《嵇康》，第三首是《陶潛》。

　　蘇東坡《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酒一首》中：“膝上王文度，家傳張長公。和詩仍醉墨，戲海亂群鴻。”

　　南宋彭龜年《送張少卿知漢州用漢字韻》用東坡詠張長公之句起調：“家傳張長公，直節可敬歎。居官不取容，安有鄙夫患。奏劾司馬門，乃翁寧可犯。驚蹕當罰金，法令戒反汗。奈何盜環人，使遭滅族難。惟摯有父風，彼美淵明讚。由來陰德深，雲仍繼名宦。”（宋）彭龜年《止堂集》卷十六，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七、小結

　　張仲蔚和張長公隻不過是陶淵明《飲酒》及其他詩文中提到的眾多高士人物中的兩個，但這又是很典型和具有代表性的兩個。這兩個人物身上至少具有三種意義：一是作為陶淵明理想人格的精神寫照，二是看出陶淵明對《高士傳》的接受關係，三是伴隨陶淵明地位和影響力的提升，這兩個人物在後代文人那裏獲得了永久的文學意義。而跟陶淵明同時代的範泰，在陶淵明影響接受史上，應該具有關鍵作用，這是陶淵明研究中不容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