潯陽論陶

第四節 從人性本質看“桃花源情結”的永恒性

　　吳國富

　　吳國富（1966—），九江學院廬山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從陶淵明創作《桃花源記》到清王朝覆亡之時，曆史已經走過了一千五百來年的曆程。在這漫長的時光中，桃花源一直是塵世的寵兒，人們對它美譽有加，極少有詆毀之詞。正如劉中文《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所言，作為陶淵明文化精神的一個側麵，“桃花源”被後代士人普遍接受，從此中國士人有了新的精神寄托，而且不斷地苦苦尋覓這個精神天堂。唐代，尤其是中唐以後，時代的巨變使唐人的桃源情結日益加重，幾乎每個詠陶詩人都必言桃花源。在唐詩諸多的涉陶文化意象中，“桃花源”這一文化意象出現的頻率最高，其次數難以統計。士人還以“桃花源”（桃花塢、桃花溪、桃花穀）為題，用詩歌描繪出一幅幅風情各異、奇幻多姿的世外桃源圖，構成了唐代繽紛絢麗的桃源長卷劉中文，《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320頁。用“桃源情結”一詞來形容中國人對桃花源的情感，並不過分，它已經成為一種深藏於中國文人心底的文化潛意識，如王正《悟與靈感：中外文學創作理論比較研究》所言，中國文人之喜愛山水、偏愛禪趣的現象，不僅體現了文人由來已久的“桃源情結”與佛教“淡出塵世”之超脫思想的一拍即合，也體現了文人對無俗氣的環境與超越性的心境達到內在默契的永恒期待王正，《悟與靈感：中外文學創作理論比較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第96頁。

　　然而，“五四”以來，神聖的傳統文化隨著封建王朝的宮殿一起轟然倒塌，覆巢之下無完卵，“桃花源”也不能幸免。盡管還是有那麽多人深愛桃花源，不斷創造、發現桃花源，在詩文中謳歌桃花源，但與此同時，“桃花源”也不斷遭到批判，一波接一波，如同給它施了魔咒，生活在近一百年來的人，莫不受到這種觀念的影響。其中給人印象最深的，莫過於這種觀點：桃花源代表了一種“消極逃避”的思想。

　　“五四”時期以攻擊孔教而聞名於世的吳虞，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消極革命與老莊》一文，指出了老莊派的“桃源情結”所存在的二律背反：它既表達了自由的理想，同時也因不能付諸實現而最終又鉗製了自由的翅膀。不能隻依靠消極退隱、容忍退讓來苟全自由。自由需要去積極地爭取，甚至要以流血、犧牲為代價何建明，《吳虞的現代道家觀》；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二十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第463頁。“桃源情結”等於“消極退隱、容忍退讓”，這在“鬥爭哲學”彌漫於世的時代，幾乎成為公認的觀點。然而“磨刀恨不利，刀利傷人指”，鬥爭總是短暫的，一味鼓吹下去，最終會鬥到自己的頭上。久而久之，“桃源情結”等於縮頭烏龜的說法，漸漸不流行了。然而這種觀點還是藏匿在人們的心靈深處。例如有的學者在研究一個世紀以來中國文學創作的“桃花源”原型之後得出結論，桃花源原型的核心就是超脫性（或說是一種逃離），“無法直麵事實，而事實又不會因為遮蔽而消失，因此現代作家們在營構桃花源時就隻好一邊逃離事實一邊歸罪事實，而避免認真反省自己的價值理想。”桃花源不具備價值理想應具的超越性，因而“牧歌與挽歌交織在桃花源原型的至深處，挽歌的升騰昭示了桃花源原型的價值界限。”那麽真正的價值理想是什麽？“在事實與價值劈麵相迎時，人通過執著於價值，即使舍生忘死也意欲超越事實性。這才是價值理想的生命力所在。”汪樹東，《論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桃花源原型》，載《學術交流》，2006年5月。換言之，現代文學中的“桃花源”，既是一種牧歌，也是一種挽歌，它應該壽終正寢了；其原因是“桃花源”隻鼓吹“逃跑”，而不鼓吹舍生忘死的“鬥爭”。

　　從人性本質看“桃花源情結”的永恒性近些年來，另一種魔咒又被施在“桃花源”身上。20世紀50年代，大多數西方發展經濟學家持有“農業消極論”的觀點，認為農業不是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者，而工業才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現代工業在發展過程中，盡可以把農業當作榨取食物、勞動力和資本的黑箱，而無須考慮這一落後、被動的部門的發展問題。與此相關還有“貿易條件惡化”論，認為出口初級品、進口製成品的國家，貿易條件將長期不利，因而通過農業和其他初級品出口的增長來發展經濟，其前景是有限的，為此發展中國家就應當實現“進口替代”的工業化。另外，經濟學家認為，落後的傳統農業有高度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傾向，使之成為一個幾乎與其他部門毫無聯係的孤立部門，而缺乏聯係也就缺乏經濟效應張培剛，《農業與工業化》，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51—154頁。

　　對農業的歧視，帶來了對農業文明的歧視。“桃花源”作為農業文明的一個理想國，也就遭到各種批判。例如，有一種觀點認為“桃源情結”影響了經濟發展，認為經濟結構的波動具有革命性意義，即使是短時間的經濟衰退，仍然是一種革命性的進步；經濟大蕭條與經濟結構性轉變具有必然的聯係。“但中國曆來都有一種‘桃源情結’，我們經常把和諧看成是一帆風順的理想模式。這就違背了人類曆史和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因此，隻有把建立和諧社會與高度開放結合起來，與敢於麵對一切挑戰結合起來才具有真正的革命性意義。”賴澤民，《人類曆史科學原理》，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第398頁。言下之意，“桃源情結”是一種保守的、膽小怕事的、農業社會的情結，它無法接受經濟的波動，也就無法接受經濟結構的調整，為此就製約了經濟的發展。這一罪名，不可謂不輕，似乎“桃源情結”要為國家民族的落後負總責了。

　　數十年來，“桃源情結”催生了無數的鄉村旅遊景點，刺激了經濟的增長，然而在旅遊研究者看來，這並不值得叫好。例如有人說，作為旅遊者觀覽對象的桃源佳境，實際上是中國人的一種原始意象，是中國人對日益失落的原始家園的一種回歸與追思，這種追思因旅遊者遠離自己的故鄉而顯得更加迫切。可以說戀鄉情結引發了桃源情結。旅遊者從自己不得已遠離故鄉，不自覺地意識到桃源這種人類家園，因不可遏止的力量，正變得喧囂、躁動和緊張，而日益失去其安寧、和諧、舒緩的原始情調和溫馨氛圍，預感到人類正逐漸失去其原始家園。一種回歸的願望在桃源情結這種集體無意識的作用下，不斷產生和釋放。桃源這種原始意象，是中國人重複過千萬次的集體無意識現象。它驅使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士大夫到古風猶存的鄉村去體味原始家園和自己故鄉的風韻，它塑造了華夏民族“向後看”的收斂的旅遊性格，而沒有形成如西方民族那般麵對自然、勇往直前的旅遊個性謝貴安，《旅遊風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3頁。言下之意，“桃源情結”是保守的、落後的、逃避性的，因而相關的旅遊也是可悲的。大概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桃花源”這類旅遊現象，不過是利用人們落後的心理積極地賺錢罷了。

　　對於這些觀點，我們有必要進行一些辨析，否則又會變成一味逃避的桃源中人了。

　　按照通常的解釋，“消極，是積極的對稱。就是無論對什麽問題，都是采取退卻、消沉、否定等的意向。”《新哲學社會學解釋辭典》，1949年，光華出版社，第387頁。然而在討論這一問題時，不可能“無論什麽問題”都拿來討論。例如在地震、海嘯麵前，人類迄今隻有逃跑的份，總不能因此而批評人類太消極，進而鼓吹人類勇敢地與地震、海嘯作鬥爭。在人類社會之中，起主導作用的應該是軍事、經濟、法律等，它們構成了政治的主要內容。如果用軍事、經濟、法律的眼光來衡量，“桃源情結”表現了不應該有的消極，那我們也就可以認定它是消極的；反之，就無法表明“桃源情結”很消極，至少在關鍵方麵很難說得上是消極。

　　上述“桃源情結”的第一種“消極逃避”，可以說與軍事有關。因為在一切鬥爭中，以軍事鬥爭（或者說武力鬥爭）最具代表性，最鮮明，也最直接有效。然而“一個巴掌拍不響”，要鬥爭就必須有對象，也即誰跟誰鬥的問題。麵對芸芸眾生，如果鼓吹每一個人都用刀槍去解決問題，天下可能就要大亂了，顯得有些荒謬；因此，鬥爭也必須限定在特定的範圍內。在這方麵，人們可能想到的就是統治者與民眾的鬥爭。桃花源也指出了這一點：“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統治者擾亂了天下的秩序，為此人們逃到了桃花源中，躲避了鬥爭，顯得很消極。出現暴君的時候，天下百姓隻能武裝鬥爭，不能逃跑；這種觀點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空想。但問題的關鍵之處不在這裏。

　　有人認為，在奴隸製和封建製條件下，無論從政府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來看，還是從政府官員本身的身份來看，都不可能直接以廣大民眾的利益為中心，從而也就決定了政府的公共性基本上要被其自利性所遮蔽或淹沒。當然，如果封建王朝長期以自利性取代公共性，那麽最終會喪失其統治的合法性，從而損害其自身的長遠利益。因此，不乏一些開明的君主、政府官員從完善自身人格和實現個人道德理想的方麵出發，不斷克製自身自利欲望和約束自身的自利行為，對人民大眾的公共利益有所顧忌，從而也體現出某種程度公共性的特性。而在近代社會，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雖然對公民的權利作出了明確的規定，但實際上，隻有強者才有可能實現自己的權利。對於那些沒有能力實現權利的人，權利也就沒有任何實際意義。憲法所規定的大部分權利，大部分公民並未真正享有王維國，《公共性理念的現代轉型及其困境》，蘭州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51頁、58頁。換言之，統治者與民眾的矛盾時而緩和，時而尖銳，按照中國古代的說法，即時而處於無道狀態，時而處於有道狀態。

　　在有道狀態下，統治者對於軍事持總體上的消極態度、局部的積極態度，也即不窮兵黷武，不輕易發動戰爭；但在局部上必須做好軍備，以防內憂外患。百姓對於軍事的態度，總體上也是消極的，既不需要踴躍當兵，也不需要積極為國家軍事提供人力物力支持，隻要保守、被動地按照國家的需求承擔賦役就行了。如果百姓積極練兵，好勇鬥狠，反而是一種危害。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批評百姓在軍事上的消極態度，就有點唯恐天下不亂的意思在內了。在無道狀態下，統治者熱衷軍事，窮兵黷武，並且無限度地要求百姓從軍，承擔經濟開支，並不在乎百姓傾家蕩產或戰死多少。可以說，無道狀態下的統治者在軍事上采取了特別積極的態度，而要求百姓采取一種消極服從的態度。對於百姓自身而言，逃避或反抗都是積極的態度，其目的都是為了較多地保全自己的生命財產，進而維持種群的延續。這時候采取逃避或反抗，更多地取決於現實條件；有利的條件往往促成積極的態度，不利的條件往往導致消極的態度，兩者或合理，或明智，各有所長。

　　有人指出，沈周《桃花源圖》題句：“啼饑兒女正連村，況有催租吏打門；一夜老夫眠不得，起來尋紙畫桃源。”這說明有暴斂饑啼，然後就有人們對於桃源世界的追尋。桃源世界是個理想國。這種理想國除男耕女織的武陵桃花源外，還有弄槍使棒的梁山水泊，風花雪月的紅樓大觀園。“桃花源”乃其中之母型《審美的烏托邦》，參見：阮延齡，《美學經緯》，西泠印社出版社，2006年，第317頁。說桃花源與梁山泊是同一理想生發出來的，這種觀點頗有道理。曆史上“等貴賤，均貧富”、“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等起義者的口號，與桃源世界描述的頗有相似之處。故而有的研究者指出，武俠小說構建了一個特殊的“江湖世界”，一個不受王法束縛的法外世界、化外世界，實際上是在重建中國人古老的“桃源夢”，在遠離朝廷教化的“江湖”上，唯一的宗旨是匡扶正義、懲惡揚善，這就寄托了對於公道和正義的希望。俠客的敢怒敢罵，敢打敢殺，浪跡天涯，獨掌正義，自己把握自己的命運，尋求精神的解脫和超越，這無疑體現了中國人的某種自由願望。“江湖世界”的這種理想主義色彩，在《水滸傳》中本來已經相當明顯，可到了清代俠義小說之中，反而黯然失色。俠客紛紛“改邪歸正”、“為王前驅”，領著官兵剿滅“邪教”、“匪寇”去了，“江湖”成了“英雄”未出山時的隱居之地，而不再是“眾裏尋他千百度”的精神故鄉——“桃源”了陳平原編著，《千古文人俠客夢》，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85—186頁。

　　桃花源與武俠精神、造反精神一氣貫通，這其實並不奇怪。在黑暗的現實麵前，任何一個不甘服從者都會產生自己的理想，進而選擇追求理想的手段。逃避其實還是一種比較和平的手段，如果選擇鐵血與暴力，以暴製暴，那必然是玉石俱焚的結果。由此看來，陶淵明的《詠荊軻》與《桃花源記》，一個描述荊軻麵對強秦的暴力，殺身成仁；一個描述一群百姓不堪強秦的暴力，逃往深山，其實是兩位一體的。如果把逃往深山的路子徹底堵死，無非是逼迫百姓與統治者決一死戰，徹底毀滅現存的社會。這是很危險的；因為任何統治者都不敢保證永遠處於“有道”狀態，一味鼓吹鐵血與暴力，也等於在社會出問題時不給自己留下任何喘息的機會。為此，給“桃源情結”加上“消極逃避”的魔咒，其後果也就可想而知。

　　在有道狀態下，統治者及百姓對於法律的態度也應當是消極的。統治者做到“省刑罰”，公平執法，百姓做到守法，少訴訟，盡量不上公堂，這就很好了。亞當·斯密說：“由於踐行正義本身並沒有做出任何真正積極的善，它隻配得到非常少的感激。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單純的正義僅僅是一種消極德性，它隻是阻止了我們傷害鄰人……我們可能經常通過坐在原地和毫無行動就可以滿足正義的所有規則。”（丹）哈孔森著、趙立岩譯，《立法者的科學》，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17頁。這種分析，同樣適用於法律。反過來，積極的法律行為就是製定嚴苛的刑法，以此吹毛求疵；而對於百姓來說，就是常去打官司；導致滿天下都是“紹興師爺”、“訟棍”，這樣的“積極”，也是很恐怖的。在無道狀態下，統治者才會積極地以法律去網羅罪名，搜括錢財，殘害百姓，並希望百姓消極服從；而對於百姓來說，逃避或反抗才是積極的態度。

　　在有道狀態下，統治者對於經濟一般是減輕賦稅、不輕易大興土木，鼓勵從事農業生產，保護貿易。由於統治集團除了消耗社會財富之外，事實上不生產任何財富，故而“清靜無為”的狀態反而有利於社會的發展。反之，大肆搜刮錢財，大興土木，不斷擴大專賣領域，這一切“積極”的行為，均為無道君王所為。《桃花源記》描述的狀態，恰好與有道狀態不矛盾，與無道狀態相對立。在“無道”狀態下，百姓的“消極”是順從統治者，奉獻自己全部的人力與物力；“積極”態度是逃避或反抗。因此，從古代經濟的眼光來看，桃源中人的“消極逃避”恰好是對無道狀態的積極反抗，對有道狀態的積極追求。

　　由“農業消極論”而產生的“桃源消極論”，則是基於現代經濟眼光得出的一個結論。其實在這兩者之間，隻有一些模糊的聯想，並不具備清晰的邏輯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自輕自賤的產物。例如有人說，內陸文化和海洋文化的根本區別在於：前者是靜態文化，具有定居性、苟安性、封閉性、忍耐性，這一切全是靜止性的曲折反映；而後者卻是動態文化，一個“動”字在不同場合下，轉化為流動性、冒險性、開放性、鬥爭性。二者反映了不同的社會適應性徐曉望，《論中國曆史上內陸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特征》，載《東南文化》1988年第3、4期合刊。中國古代文化，即屬於內陸文化、農業文化，落後於海洋文化、商業文化。這類觀點頗有市場。然而其隱含的潛台詞是，具有海洋文化（商業文化）特性的民族或國家，更喜歡去賺取他國的錢財，而且常常是不公平交易；為了維護此利益，發明了科技，並配備了更先進的武器，所以通常會征服別的國家。這就有點“良民比土匪落後”的意味了。否則，美洲人過美洲人的生活，亞洲人過亞洲人的生活，有什麽可比性？正如說“陸地上的生物比海洋裏的生物落後”一般，幾乎毫無理由。如果說，在“全球一體化”的情況下，不善於貿易者比善於貿易者落後，這也沒有什麽道理，因為公平的貿易，是一種習得的技能，在這方麵，沒有明顯證據表明中國人比西方人差。例如2004年，西班牙發生一起燒鞋事件。近千名西班牙鞋商和製鞋工人湧進溫州鞋商聚集的“中國鞋城”遊行示威，抗議溫州鞋砸了他們的飯碗。其實質就是中國人做生意太精明，弄得曾經是“海上強國”的西班牙人下不了台。浙江霸力集團總裁王躍進分析說：“我們溫州人的拷貝能力是非常強的，可以學習你的管理模式，包括最新的流行款式。他們對這樣的方法是根本吃不消的，我們一個工廠進入他的市場，他就有五個工廠倒閉。”蘇東編著，《了不起的中國人》，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88頁、91頁。同樣，被認為是海洋文明的典型代表的希臘，近年來也屢屢陷入經濟上的困境。又如新華網2011年11月30日報道，全球華僑華人總數約為5000萬人。2012年7月12日《美國中文網》報道，從出國僑民獲得最多匯款的是印度（580億元）、中國（570億元）和墨西哥（240億元）。

　　事實上，想特別清晰地描述文化觀念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其實並不容易，兩者存在何種程度的聯係，則更難說清。在改革開放以前，人們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極為猛烈，陶淵明被冠以“反現實主義詩人”之諡號，而孔孟也被批得體無完膚。改革開放以後，人們對傳統文化的接受程度大為提升，諸如“國學熱”的興起，桃源之爭的急劇升溫，等等。然而，改革開放以後國力明顯上升，經濟總量飛速增長，為此有什麽理由說“傳統文化觀念阻礙了經濟發展”？為此我們還須暫時撇開經濟問題的糾纏，單就文化觀念談“桃源情結”。

　　所謂的“落後”，是一個相對於“先進”而存在的概念。沒有兩個對象的比較，就無所謂“落後”與“先進”。因此，若指認“桃花源”為一個落後的、基於農業文明的理想國，則必須指出一個先進的、基於商業文明的理想國，孰優孰劣，才能讓人一目了然。這兩個理想國，不僅要有經濟的對比，也有要“幸福指數”的對比；甚至後者更重要。因為，桃花源最迷人之處，乃在於“黃發垂髫，並怡然自樂”，忽視這一點，是無法進行比較的。然而，迄今為止，“先進文明”論者並沒有給我們一個滿意的描述，充斥耳目的反而是一些極為讓人心寒的描述。例如有人說，在資本世界中，效用最大化本身就是一種社會規範，人們唯市場馬首是瞻，服務於功利主義思想。在功利主義倫理視野中，人與人的關係依賴於他們所有的東西。對於個人而言，幸福就是活得比別人好，就是能勝過他人，在於他的強力意誌以及他能夠侵占、掠奪他人的資源。這種以狹義的經濟效用主義與利己主義為中心的偏好論與效用論，拒絕承認社會相互作用的人類行為機理，進而否認快樂、幸福需要人與人、個體與整體之間相互和諧才能夠實現的社會價值維度。在個體主義、利己主義、物質利益主義基礎上的主流經濟學價值觀與邏輯理性主義方法論下，使得西方宗教中“魔鬼是由最美的天使變成的”成為現實。同時，無限度的商品化，必然會導致人的商品化，人的天性從小就被無休止和繁重的同一化、標準化教育所禁錮；人體器官、胚胎組織、生殖能力等也以商品的形式粉墨登場肖安寶，《資源創造論：新時代的資源哲學》，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年。絕對的商品化當然是不可能的，但我們也不妨設想一下。按照經濟原理，組建家庭、撫養孩子，絕對是不合算的；在現代社會裏，普通家庭撫養一個孩子所耗費的成本，一般都無法在孩子成年後以贍養費的方式收回，更談不上從孩子身上大賺一把。為此，絕大多數窮人就會放棄組建家庭、生養子女的責任，從而把繁衍人口的責任轉移到富裕階層上；但富裕階層同樣會因為撫養孩子的“收不抵支”而覺得很虧，加上孩子還要分他的財產，就顯得更虧了。如果說有的富人不在乎這一點，那說明他的“商業化”程度還不夠高，理應淘汰出局。例如兩個億萬富翁相互競爭，一個生了兩個孩子，家產分成了兩半，另一個生了十個孩子，家產分成了十份，那麽他們的後代相互競爭，孩子多的一方因為經濟實力的急速下降，被淘汰的概率就更高。當窮人與富人都不願多養孩子、甚至根本不願生孩子或組建家庭的時候，人類也就瀕臨滅絕的邊緣了。這種推理結果表明，“商業文明”必須存在它的對立麵，兩者互相牽製，才能使人類避免自我毀滅的惡果；而“先進”、“落後”的概念其實是虛構的，準確地說它們構成一個矛盾的兩個方麵，求得其動態平衡是人類夢寐以求的結果：既獲得充分的物質財富，又保證自己以“人”的意義活著，享受到做人的最大快樂與幸福。

　　為了表明“桃源情結”足以和現代商業文明構成矛盾的雙方，我們不妨回顧一下中國近代百年文學中的桃源敘述。

　　研究者指出，20世紀中國作家們追尋桃花源原型均有種潛在的批判指向，即對現代都市文明的批判。如魯迅的《社戲》中就存在著兩個世界的對照，嘈雜擾攘的都市生活與恬靜安寧的鄉村生活，粗俗自私的城市中人與純真聰明的鄉村兒童，到處充滿著生存競爭的都市社會與和諧宜人的鄉村社會，一一對照之下，作者的褒貶態度不言自明。遲子建在散文《傷懷之美》中亦把矛頭對準了城市，“年齡的增長是加深人自身庸碌無為的一個可怕過程。從那以後，我更多體會到的是城市混沌的煙雲。狹窄而流俗的街道、人與人之間的爭吵、背信棄義乃至相互唾棄，那種人、情、景相融為一體的傷懷之美似乎逃之夭夭了。”這些桃花源全都建立於封閉自足的自然世界中。如汪曾祺《受戒》中的庵趙莊就是被三個大湖所隔離起來的一個自然世界。這封閉的、自足的、牧歌式的自然世界無疑是桃花源原型的首要特征汪樹東，《論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桃花源原型》，《學術交流》，2006年5月。

　　從表麵上看，這些作品都體現了一種“消極逃避”的傾向，因而不應得到很高的評價。然而事實上未必如此。沈從文小說在《鳳子》中寫道：“邊境的大山壯觀而沉默，人類皆各按照長遠以來所排定的秩序生活下去。日光溫暖到一切，雨雪覆被到一切，每個人皆正直而安分，永遠想盡力幫助到比鄰熟人，永遠皆隻見到他們互相微笑。”《沈從文全集》第7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138頁。對於此類描述，有人評論說，《邊城》是沈從文用生命畫出來的世外人境，這裏沒有城市喧囂的嘈雜，沒有世俗的爾虞我詐，靜穆的空氣中，彌漫著邊地山村純淨的人生形態。沈從文用抒情詩一般的語言，江南女子般細膩的情思，加之最經典的哀愁，混合出一片屹立於混沌社會中的世外桃源，一塊令我們心向神往的土地，一個安靜的令人心儀的憂傷的童話，散淡自然地描繪出人性應有的率真、美麗。沈從文去世的消息傳到瑞典後，瑞典著名漢學家馬悅然教授在寫給中國作協的信中，稱沈從文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偉大作家，也是一個偉大的人”，他的作品“是在尋求與全人類有關的問題的答案。對於我們所有的人來說，沒有沈從文，世界就要貧乏得多”。《文人風骨》，參見：寬心主編，《經典新美文大全集》，鳳凰出版社，2011年，第390頁。在當下，“西方漢學家”是很多中國學人崇敬的對象，他能對沈從文的《邊城》給予如此高的評價，未免令“消極逃避”論者有些恍然若失。

　　以往的研究指出，“桃花源”既是一種仙境，也是一種實境，更是一種心境。在現代社會裏，今尋找仙境的人是沒有了，然而尋找實境乃至於創造實境的卻層出不窮，把一個地方比作“世外桃源”的，更是司空見慣。與此同時，很多人在不斷尋覓“心中的桃源”，喜歡寫作的，就把它變成了文字，如末那《香林坊之夜》：“你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女子，那細碎的石子小徑，是滑過你柔肩的絲帶，牽引著我，去尋找心中的桃源。”東方灃林主編，《玫瑰的詩戀》，中國文聯出版社，2008年，第94頁。有人把它變成有人物、有故事的戲曲，如1937年由著名劇作家翁偶虹編劇、程硯秋創演的《鎖麟囊》一劇，就表達了人們對啟發、伸張人性之至美，抑製、消除人性之惡這種理想社會的期盼。而張揚人性至美、抑製人性醜惡，就是生活在這個並不太美好的社會中的每一個人心中的“桃源夢境”。劇作把人們心中的這種向往表達了出來，讓人們在戲曲中得到一種滿足陳文兵、華金餘編著，《戲曲鑒賞》，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26頁。

　　即便是在現代化程度較高、西化程度較高的台灣，“心中的桃源”也與城市社會存在對立。如有人這樣描述台灣作家林少雯：“她有一顆溫柔的心，溫柔的心裏有桃源；她有一枝彩筆，她用彩筆寫下繽紛的世界，寫下她心中的桃源。”例如她寫一段小路：“下班的時候，陽光斜斜地照射著，那種昏黃而溫暖的色調，使這片寧靜的地方，漾著一層貼心的溫柔。我穿著軟底的平底鞋，走在紅磚格子上：我的腳步很輕，怕驚起絲毫塵土，擾亂了這分寧靜。”“她心中的桃源，不隻是這一小段路，而是整個台灣。她在《綠滿人間》中寫道：我們的森林逐漸減少了，綠意也從遙遠的山林中減少，更從我們的生活四周消失。我們把自然趕走，受害的還是自己：在空氣、水、噪音嚴重汙染的鋼筋水泥森林中生活，我們製造出來的垃圾和汙水，使得環繞都會區的河川也會死亡。”李玉屏，《攀越自己的高峰：生命的故事》，聊經出版事業公司，2002年，第48頁。

　　究其實，現代人心中的“桃花源”根基極深，在網絡上諸如“每個人的心裏都有一個世外桃源”的話題很多，諸如每個人心中都可以擁有一個桃源，這個權利是沒有人可以剝奪的。人們為了現實不得不奮鬥，但是在他們心中的浪漫永遠不會褪色，正如陶淵明一般。有人則將包括沈從文湘西小說在內的20世紀20、30年代的鄉土小說中的“桃源情結”與西方宗教中的“樂園”意識相比照，從人類精神家園與終極關懷的角度對沈從文小說的思想價值給予了更深層次的闡釋，從而把沈從文的思想探索提升到了人類關懷這一更高的層麵淩宇，《二三十年代鄉土小說中的鄉土意識》，《文學評論》，2000年第4期；羅宗宇，《沈從文思想研究》，湖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7—8頁。這些現象表明，“桃源情結”乃是一種人性，隻要有人，便無處不生，不管是農業社會還是工業社會，不管是“先進”還是“後進”。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不妨借助於一些科學研究的成果。

　　20世紀60年代以後，出現了環境心理學，該學科研究環境與人的心理、行為之間關係，又稱人類生態學或生態心理學。其中持“應激理論”者認為，噪音是使人感到不愉快的聲音。適應於噪音環境也可能使人的注意力狹窄，對他人的需要不敏感。噪音被消除後的較長時間內仍對認識功能發生不良影響，尤其是不可控製的噪音，影響更明顯。持“失控理論”認為，高密度使人感到對其行為失去控製，從而引起擁擠感。如果密度過高，環境所能提供的機會和選擇有限，個體就會退避環境；相反，環境所提供的機會和選擇過多，使人無所適從，個體同樣會退避環境。心理學家柏菜恩認為，當環境的不定性增加時，人的喚醒水平也隨之提高，二者呈直線關係；隨著不定性的增加喚醒水平繼續提高，探索的興趣不再增加，而對場所的偏愛反而降低。從心理學觀點看，由於環境提供的信息量大於個體的能力，即個體獲得的感覺信息超過他或她所能有效處理的能力時，就會出現超負荷現象。超負荷理論已被用來解釋個體的城市生活以及高密度、噪聲、擁擠現象，這些問題都與喚起和超負荷有關，而負荷不足則被用來說明環境刺激不足所引起的單調和孤獨等問題。空氣汙染可引起消極心情和侵犯行為宋奕勤主編，《藝術設計概論》，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12—114頁；俞國良，《社會心理學》，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609—610頁。

　　在當今社會裏，“城市病”是一個熱門的話題。具體表現是：人口激增、用水用電緊張、交通擁堵、環境惡化，由此引起城市人群身心不健康李永新主編，《申論》，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年，第233頁。就心理狀態而言，城市相比農村具有較多的社會衝突、較多的社會失範、較多的社會冷漠最終都體現為、歸結為犯罪率高鄧偉誌，《談談社會建設》，東方出版中心，2009年，第168頁。擁擠的住房，阻塞的交通，競爭的職位，動蕩的物價，懸殊的消費，會給每個家庭帶來各種困擾，給心理增加種種壓力顧世光編，《現代女性保健與健康》，人民衛生出版社，2000年，第575頁。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塗爾幹指出，“真正意義上的自殺，即悲憤的自殺，則是文明民族的病態。”“在歐洲中心地帶，有一片厚密的自殺分布區域。這是一個特別喜歡自殺的區域。”“我們的幸福並沒有伴隨著文明的進步而得到增長，幸福反倒以驚人的比例在不斷銳減。”（法）埃米爾·塗爾幹著、渠東譯，《社會分工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第203、206頁。誠然，現代社會的發展，使人們內外交困，身心俱疲，如果不重視這一切，還一味以經濟之發展自詡，觀念之進步自喜，無異於熱毒攻心，不可救藥。

　　20世紀以來沈從文等作家體現的“桃源情結”，其對立麵恰好也就是城市的嘈雜、汙染、擁擠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緊張關係，如自私、爭吵、爾虞我詐、衝突等。人們盡可以說，中國人對農業社會的城市轉型為商業社會的城市感到不適應，很多人從鄉村來到城市生活，覺得反差太大，極不適應；然而卻無法肯定祖祖輩輩生活在城市裏的人就沒有任何城市病，更無法肯定城市人特別喜歡聽汽車的噪音，喜歡人群在身邊擠來擠去，喜歡汙濁的空氣，喜歡互相欺騙、互相衝突的人際關係，熱衷於坑蒙拐騙而不知疲倦。說到底，城市人能夠適應這一切，但不可能喜歡這一切。

　　正是基於這一點，美國城市規劃理論家劉易斯芒福德提出了城市發展的幾個原則：必須保持低密度；必須限製城市規模；人們必須生活在自然的、露天的綠色環境中；大多數交往必須保持在一個基本水平，以確保心理健康和社會關係的素質；家庭作為最重要的初級群體，應成為再發展的焦點，住區是再發展和聚集的主要單位；等等。這些概念，已經成為世界各國製定城市發展規劃時最主要的指導性原則。當然，要解決城市問題，最根本的還是建立合理的社會製度範和生編著，《現代社會學》（下冊），安徽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66頁。對於中國的生態城市建設，中科院有關專家早就指出，中國生態城市建設急需四個方麵的轉型，即從物理空間需求轉向生活質量需求、從汙染治理需求轉向生理和心理健康需求、從城市綠化需求轉向生態服務需求，從麵向形象的城市美化轉到麵向過程的城市可持續發展梁湖清，《生態城市土地可持續利用》，廣東經濟出版社，2003年，第26頁。又如上海市副市長楊曉渡曾指出：“可愛的上海人，必定應該是健康的上海人，心理健康才會可愛，身體健康才能可愛。”付曉東，《中國城市化與可持續發展》，新華出版社，2005年，第365頁。換言之，沒有良好的生態環境，沒有良好的人文環境，城市人何以做到心理健康？

　　總之，因歧視農業經濟、農業社會，進而貶低“桃源情結”，實在是一種不明智的做法。它隻能為那些野蠻的、無人性的經濟開發製造借口，而不會從根本上給人類帶來福祉。如果我們充分認識到“桃源情結”的作用，讓它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操縱杆”，則現代城市、商業社會裏也會充滿宜人的“桃花源”，人類得以長久地享受幸福的生活。由此看來，林語堂《人生的愛好者：陶淵明》所得出的結論就很準確：

　　有人也許會把陶淵明看作“逃避主義者”，然而事實上他並不是。他想要逃避的是政治，而不是生活本身。如果他是邏輯家的話，他也許會決定出家去做和尚，徹底逃避人生。可是陶淵明是酷愛人生的，他不願完全逃避人生。在他看來，他的妻兒是太真實了，他的花園，伸過他的庭院的樹枝，和他所撫愛的孤鬆是太可愛了；他因為是一個近情的人，而不是邏輯家，所以他要跟周遭的人物在一起。他就是這樣酷愛人生的，他由這種積極的、合理的人生態度而獲得他所特有的與生和諧的感覺。這種生之和諧產生了中國最偉大的詩歌。他是塵世所生的，是屬於塵世的，所以他的結論不是要逃避人生，而是要“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陶淵明僅是回到他的田園和他的家庭的懷抱裏去，結果是和諧而不是叛逆。林語堂，《酷愛人生》，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5頁。

　　幸虧有了桃花源，我們還知道人性與常態是最可貴的；還知道很多事情“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還知道“不如歸去，不如歸去！”為此，我們就更要真誠地感謝陶淵明這個偉大的哲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