潯陽論陶

第二節 引領陶壇再創新輝煌——賀“陶淵明研究”專欄三十周年華誕

　　鍾優民

　　鍾優民，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中國陶淵明研究會顧問。

　　三十年前，筆者有幸參加過貴專欄“開場鑼鼓”的筆會，與會的還有陶壇泰鬥王瑤先生等學界名流。轉眼間，又將應約參加貴專欄30周年華誕的盛會。歲月倥傯，馮唐易老，物是人非，感慨良多。

　　三十是人生而立之年，刊物亦複如此，標誌著從青年到中年的過渡，開始進入鼎盛的發展階段，錦繡前程，可喜可賀。

　　三十年來，筆者見證了專欄的滄桑變遷和茁壯成長。作為一個視推動陶學發展為己任、並且是全國獨一無二的服務陶學研究的專欄，三十年如一日地為陶壇同仁智慧的流布嘔心瀝血、辛勤運轉，自覺地承擔起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曆史重任，這種“鐵肩擔道義”的社會擔當意識和大無畏勇氣，的確難能可貴。

　　三十年來，專欄的業績與20世紀50年代國家級的《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組織的陶淵明問題討論及其結集《陶淵明論集》的巨大影響，不僅是前後輝映、相得益彰，而且就其規模、聲勢和持續時間之長而言，已是後來居上，不可同日而語。多年來，專欄結交了無數作者和讀者，為陶學的崛起和繁榮聚集了強大的正能量，在國內期刊界具有顯著的名牌特征和重要的學術影響力。創名牌難，守住名牌更難。如何把專欄辦得越發有聲有色，為陶學繁榮作出更大貢獻，是很多陶壇同仁的共同話題，對此筆者也有過些許思考，特提出以資拋磚引玉，並就正於方家。

　　一、馬列導引，堅定不移

　　恩格斯指出：“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9頁。當代各門社會科學的發展麵臨大量需要用理論思維才能解決的問題，陶學也不例外。因而將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指導思想，是時代賦予我輩的曆史使命。眾所周知，陶學的健康發展，不僅要有動力，首先要有正確的方向，要有一個先進的文學觀和陶學觀，才能保證陶學向著科學、進步的方向發展，將馬列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對陶學研究來說是第一位重要的，也是最為現實可行的。我們這一代學人，絕大多數生長在五星紅旗下，均程度不等地接受過馬克思主義的正規教育，與馬克思主義具有一種割不斷、理還亂的血肉聯係，對其許多基本常識和名言警句多有耳熟能詳、引領陶壇再創新輝煌記憶猶新的親切感受。大半個世紀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始終引領著時代，也引領著文學批評和陶學研究，廣大陶壇同仁繼承、發揚魯迅等前輩用馬克思主義研究古典文學的光榮傳統，奮力拚搏，取得係列引人注目的新成果。但毋庸諱言，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角力一直未曾止息，也是不爭的事實。筆者多年前曾經提及：“馬克思主義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遭到懷疑和鄙薄，許多基本原理不分青紅皂白地被蔑之為‘教條主義’、‘機械唯物論’，在他們看來，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堅持就是保守和僵化，是極‘左’思潮餘毒的反映，他們把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與庸俗社會學混為一談，完全等同。”鍾優民，《望鄉詩人庾信》，吉林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262頁。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暗潮在意識形態領域仍不時湧動，同樣往往打著反極“左”思潮、反“庸俗社會學”的旗號，詆毀馬克思主義反映論和唯物史觀階級鬥爭學說等基本原理，宣揚右比“左”好的價值取向。盡管如此，對馬克思主義產生動搖、不信馬列信鬼神者還是為數有限的，大多數文學批評和陶學研究者仍能堅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道德底線，不為某些所謂“先驅”者的花言巧語所誘惑。到黨的十八大進一步高舉馬克思主義的大旗，明確提出既反對走因循守舊的老路，又反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呼喚國人保持高度的製度自信和理論自信，讓我們陶壇同仁更可以光明正大、理直氣壯地堅守馬克思主義的文學觀和陶學觀，將陶學研究的主動權、話語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裏，以應對國內外各種極端思潮的嚴峻挑戰，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作出應有的貢獻。無數事實早已證明，誰若背離、淡化或唱衰馬克思主義對文學和陶學研究的指導作用，誰就很有可能會走到邪路上去。在攸關方向的根本問題上，強化底線思維是十分必要的。

　　二、曆史評說，客觀公正

　　新中國成立後，廣大古典文學工作者運用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對陶學發展史上的曆史人物和事件，予以公正客觀的評說，取得豐碩成果。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唯物史觀的指導地位和重要作用，卻不時遭到歪曲和抵製，有論者公然為這種噪音鼓掌叫好，說什麽“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統治數十年的唯物史觀被褫奪了神聖的獨尊地位，恢複其作為思想學術家派的身份。”張燕瑾、呂薇芬、吳雲主編，《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24頁。將唯物史觀在古典文學領域主導地位的被淡化、被貶損，讚之為“被褫奪了神聖的獨尊地位”，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革故鼎新。對這類倡導人們似乎不能不引起高度警惕，從中更可以反證當今加強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話語權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唯物史觀認為人民群眾是曆史的創造者，是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它與宣揚英雄史觀的曆史唯心主義截然不同，特別尊重人民的主體地位。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陶學研究，開始重視人民群眾與陶淵明詩文的內在聯係的挖掘，這種努力理應得到稱許與鼓勵，可是有的論者對持這種曆史觀的陶學家的著作卻加以非議，認為“唯物史觀已經成為本書撰寫的主線，遂使得本書中難免有一些機械唯物論的影響，如強調‘陶詩的人民性的一個重要來源’是‘由於他經曆了窮困和勞動’也‘歌頌過勞動和勞動人民’”等張燕瑾、呂薇芬、吳雲主編，《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23頁；參見王瑤編注《陶淵明集》，作家出版社，1956年。這種關於堅持唯物史觀難免走向機械唯物論的推論似過於武斷，難以令人首肯，而將強調人民性、歌頌勞動人民與機械唯物論的影響相聯係，更是牽強附會，有點驢唇不對馬嘴，唯物史觀以人為本、人民為大的觀念與機械唯物論的影響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碼事。唯物史觀認為評述曆史人物和事件，必須將其放在它的曆史形態中去考察，嚴格地結合其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時代背景，設身處地予以具體分析，有的論者卻認為陶學批評聯係社會背景是一種過時的觀念，是庸俗社會學的反映。前幾年論壇上關於陶詩“靜穆”說的再起論爭，論爭的一方就完全脫離了20世紀30、40年代那種血雨腥風的特定社會環境和時代背景，完全剝離了魯迅、朱光潛爭論時特定的曆史語境，無視陶學家在特定曆史進程中的社會功過和是非，最後自然會得出魯迅和朱光潛在那場爭論中兩者皆對，“靜穆”與“平和”是“語異而意同”那種貌似折中、持平，實則黑白不分、是非顛倒的“高見”，完全脫離客觀的曆史條件，純粹以論者個人特有心態隨心所欲地對陶學史上重要人物和事件進行評判和解讀，既不能還原曆史真相，還將會造成讀者特別是年輕一代對陶學發展史認知的模糊和混亂，似須盡量予以避免。

　　三、海納百川，方法多元

　　在當今全球化、國際化的趨勢日益明顯，文化多元而又趨同的曆史發展階段，陶學研究還須進一步樹立國際視野，虛心學習、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文明成果，堅持研究理論批評視角的多元走向。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文學方法論已取得重大突破，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方法熱”大潮的推動下，文學新方法的實踐引發了文學界人士思維方式的蛻變，與此同時，傳統方法經過新時代思潮的洗禮而煥發出新的活力，出現了新舊方法相輔相成、各競優長的喜人局麵，陶學壇坫亦不例外。各種方法論的視角，在陶學領域均多有呈現。諸如倫理道德、社會學、審美、文化學、心理學、哲學、比較文學、接受美學、意象批評、原型批評、闡釋學、係統論、語言學、修辭學等不同視角，均曾產生過相關專論專著。這是陶學發展的主流，而另一方麵，也不能不看到新方法的吸收與運用，絕非一蹴而就，而是“路漫漫其修遠兮”，隻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新方法的運用，既有成功的嚐試，也有差強人意的實驗。某些標榜新觀念、新方法的陶學論文，對其所探討的問題並無新發現，難免被讀者譏之為“豆腐一碗”變成“一碗豆腐”，雖然盛豆腐的“碗”的花色品種有所不同，這種做法對推動陶學發展似無太大補益。借鑒外來新方法需要大力倡導，但又切忌生搬硬套，滿足於將新方法、新名詞，僅作為一種裝飾品鑲嵌在論著的表層，而要吸取其精髓，以改進研究主體的思維方式，並且在此基礎上，加強各種方法的互動互融，完善多元參照係的整合，方能站在人類文明發展的前沿，再創陶學新的輝煌。

　　四、群策群力，共襄盛舉

　　當今陶學的崛起與繁榮，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一大盛事，成為吸引讀者眼球的一大亮點，讓它星光璀璨的亮照長盛不衰是廣大陶壇同仁的共同願景。怎樣才能保持它的長盛不衰，無疑有賴於進一步集聚人才，群策群力。對此，人們往往會聯想到建安文學的繁榮，其所憑借就是當時形成了一個“俊才雲蒸”（劉勰《文心雕龍》）、“蓋將百計”（鍾嶸《詩品》）的鄴下文學集團，“建安時代悲壯雄偉的交響樂正是匯集了眾多俊才的宏聲絕唱而演奏出來的，建安文壇的異彩正是聚合了顆顆明星的奇光豔色而放射出來的。”鍾優民，《鍾優民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3頁。令人欣慰的是當今陶壇亦出現類似局麵，就是中國陶淵明研究會成立以來，由它獨立或參與舉辦的一係列有關紀念陶淵明、研究陶淵明的學術活動，大大地增進了國內外陶淵明研究的交流與合作，無形中集聚了一大批熱衷陶學的仁人誌士，較為充分地發揮出推動陶學發展的積極作用。日後，以中國陶淵明研究會為紐帶，以“陶淵明研究”專欄為平台，進一步加強陶學研究隊伍的組織建設，吸引更多陶壇同仁用智慧、勤勞和汗水澆灌出更多佳作傑構，再創陶學新的輝煌，讓我們共有地使陶學成為21世紀的國際“顯學”的中國夢早日實現，這是完全可以預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