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二節 儒家立場的基礎性證明

　　身為儒家名仕，張養浩說明的為官榮辱觀念是儒家意義中的、更是道義論意義中的基本立場。儒家的榮辱觀念，首先從政治倫理的根本原則來闡明，並且以一種特殊的曆史方位和實踐重心來詮釋，它具有強烈的曆史意識和政治實踐意義，其基本立場可以追溯到周公，經孔子至孟子而建構。其基本立場所證明出的智慧可以概括為：

　　1.為政之道義，在堅持德性。以德為政、以德居官，天經地義，它出於道義又歸之於道義。這就是榮，反之，則為辱。此中的曆史證明來源於周公“敬德保民”、“明德慎罰”的德治思想。一部記載上古時代曆史事實的《尚書》，比較真實地揭示和反映周公政治道德思想。其中周公在總結夏桀商紂覆滅於失德的曆史教訓基礎上第一次提出儒家德治思想的基本原則和精神，即著名的“敬德保民”、“明德慎罰”。《召誥》對此感慨為：

　　嗚呼！天亦哀於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

　　惟不敬闕德，乃早墜闕命。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夏代桀帝、商代紂帝，喪失德性不行德政，以至於最終失掉政權、失去天下。周公正是在深刻總結了夏、殷之所以滅亡的曆史教訓之後，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罰”的政治道德理想。周公還把此理想上升到“天”、“天命”的高度，使其具有道義論意義的天經地義性質。這就叫“祈天永命”。這是周人的普遍觀念，在周公的“德”觀念中得到了一定的張揚和貫徹。

　　2.為政之德性，在保持知恥心。知恥的榮辱觀念，是儒家堅定的政治道德立場，更是儒家教導的居官立場。儒家堅信，自古以來聖賢的居官之道告誡的就是：“第一要發恥心。思古之聖賢，與我同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師，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塵情，私行不義，謂人不知，傲然無愧，將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矣。世之可羞可恥者，莫大乎此。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以其得之則聖賢，失之則禽獸耳。”榮於知恥，乃為人禽之辨，為官知恥，也為人性之善端。此引孟子“恥之於人大矣”，因為恥也屬孟子四端之一，發自於人心。仕途一路，當要隨時生發這一知恥之善端。官箴也是這樣教導：“當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學而優則仕”，當也知恥辱。家訓一類也告誡當官的先來個知恥榮辱，這可能也是儒家政治道德的一部分：“仕而至公卿……撓節以求貴，市道以營利，吾家之所恥。”

　　3.為政之風範，在榮辱觀的堅定性。榮辱觀常與富貴貧賤立場相伴隨。儒家之理以為，榮辱不以富貴貧賤為轉移當也成為居官風範：“殊不知彼之富貴非我之榮，彼之貧賤非我之辱。”這是榮辱觀的堅定立場。儒家的先哲講得具體：“家若貧，不可因貧而廢學；家若富，不可恃富而怠學。貧而勤學，可以立身；富而勤學，可以光榮。惟見學者顯達，不見學者無成。是以學者為君子，不學則為小人。”貧而勤學、富而勤學，光榮，為君子；貧而不學、富而不學，恥辱，為小人。處貴、處富都有道，榮辱觀念不可少。人皆以祿富，我獨以官貧為榮。儒者出仕，常以此告誡。唐初名臣房玄齡就得到過其父房彥謙這樣的教誨：“人皆以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唯在清白耳。”在官，清貧也為榮。包拯、歐陽修如此訓子侄，宋人俞文豹《吹劍錄》記載：“包孝肅公訓其子曰：‘後世子孫，仕宦犯髒濫者，不得放歸本家，死後不得葬大塋之側。’歐公致侄書曰：‘汝欲買朱砂來。在官，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在官守廉，則為榮。在古代，居官常是為富之道，甘居貧窮，這是榮辱觀的考驗。經得住這類考驗，可謂第一等人：“從古賢人君子，多非生而富貴之人，但能安貧守分，便是賢人君子一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