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一節 為官吏設計的《三事忠告》

　　要深入展開這裏的政治道德智慧，就首先要厘清儒家道義論意義中的榮辱觀念，其旨趣究竟意在何處？我們先從一篇儒家的官箴說開。它是專為官員設計和編撰的，也是集作者官場經驗的切膚總結。

　　1.為官員設計的《三事忠告》，即《牧民忠告》、《廟堂忠告》、《風憲忠告》。這是元代名儒名仕張養浩專為當官者所著，其中就有榮辱之辨：

　　《牧民忠告》：“道不行而富貴利達者，古人以為恥，而不以為榮。”

　　《廟堂忠告》：“仕宦而至將相，為人情之所榮，是不知榮也者，辱之基也。惟善自修者，則能保其榮；不善自修者，適足速其辱。”

　　《牧民忠告》：“凡在官者，當知榮與辱相倚伏，得與失相勝負，成與敗相循環。”

　　張養浩此三段話，是依儒家立場來講榮辱觀的，也比較經典地反映出儒家基本的榮辱觀念。從政治道德視角論之，在儒家看來，首先，是否堅持道義是榮辱觀念的分水嶺：以道義為先行則是榮，儒家並不反對人追求富貴利達，隻是追求過程中要堅持和貫徹道義論立場；反之則為非道義，是辱。其次，為官須知：榮辱對立，不可調和，但是可以轉化；人要發揮主觀能動性，促使辱向榮轉化。再次，仕途有榮辱相隨，保榮止辱有道，就在自身修養。儒家宣揚的內聖外王，也規劃了榮辱觀念的基本定向。

　　張養浩著《牧民忠告》，結合自己的官場經曆說出一番榮辱觀念，值得品味：“凡在官者，當知榮與辱相倚伏，得與失相勝負，成與敗相循環。古今未有榮而無辱，得而無失，成而無敗之理也。雖天地之運，陰陽之化，物理、人事莫不皆然。處之不以道，則纖毫之寵必搖，而唾之辱必挫矣。故君子於外物重輕皆所不恤，顧其在我者何如爾。”榮辱相互依存，相互轉化，做官的要辨個清晰透徹。張養浩以自然現象變化來尋找榮辱得失轉化的根據。他指出這就如天地運行、陰陽五行周而複始一樣，社會人事也同樣處於不斷變化之中，為官的不僅要正確麵對榮辱轉化，也要正確麵對官場得失。張養浩列舉聖賢的處榮處辱之道，總結道：“使其有可辱，雖不加譴而君子恒以為不足；使其無可辱，雖置之死地而君子恒以為有餘。曆觀自大聖大賢不幸橫罹禍患，恬然不易其素者，灼乎此而已矣。苟惟能處榮而不能處辱，惟能安順境，而逆境則不能一朝居，欲望其臨政有餘，為難矣！嗚呼，善觀人者，其於此嚴焉察之。”處榮為順境，易為大家接受；處辱為逆境，不易為常人接受。曆代聖賢處逆境（“不幸橫罹禍患”）而不改初衷，並以為榮；如果隻會安於順境為榮，而不能處於逆境，是難以處理政事。要善於考察官吏，就看此一招。

　　2.榮辱觀念不是抽象的空洞。儒家在仕觀上有榮辱觀的特定規定。仕途順逆，在於自我努力。也即“自修”的立場。徐棟《牧令書》（卷一）指出：“仕途順逆，百凡皆有定數，隻能盡其在我，自求無愧，不必尤人，亦不可尤人也。平心而論，雖或事出意外，亦必所處不善，有以招之。返觀內照，其理自見，其氣自平。”儒家學者徐棟以儒家觀點規範仕途順逆榮辱，道出“盡其在我”而“不必尤人”。仕途榮辱，不可怨天尤人。榮也罷辱也罷，順也罷逆也罷，“返觀內照”，自求無愧，靠自我把握。仕途不應顛倒榮辱，入仕為道義而來，權利以義務為榮。這是儒家在權利觀上的榮辱規定。儒家相信，仕者，義也。清儒甘樹椿在《甘氏家訓》中總結其家仕經驗得出“自世人不知仕宦為義務，多以權利視之，於是強者幹進而第榮，弱者疲玩而不職”的看法，認為此為榮辱顛倒，決不可取。甘氏指出：“仕宦者義務也，非權力也。汝既列名仕版，則義務將自此始矣。既有應盡之義務，即當忠其事、勤其職、守其官；既委贄於朝，即不得自謀其身；即以身許國，即不得複顧其家。屍位素餐者有罰，簋簋不飭者有刑。上有國法，下有清議，是入仕之初，乃責備業集之始，非欣然自得之日也，故願汝之毋喜也。”決不能以辱為喜，應以居官職責為榮，以屍位素餐為恥。當官就是盡義務，就是一種犧牲，而不是權力的炫耀。所以得官之日，也是承擔各種責任義務之時。這是為官之榮。敗者之官，且不知此中之理，有顛倒此中的榮辱觀念。甘樹椿似乎挑得這一儒家立場徹底明白：“自世人不知仕宦為義務，多以權利視之，於是強者幹進而第榮，弱者疲玩而不職，專謀身家，不問職守，貪黷之風由此起矣。”“貪黷之風”，就是在道義職責方麵，榮辱不明，是非不分，玩忽職守，導致“小則敗行檢，大則覆家邦”。官員應以榮辱觀念的“自修”努力來保證和加強正確的“免疫力”，張養浩的明理與甘氏的感慨，都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