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裏僅僅舉了《虞箴》和與其話語結構相似的揚雄《州官十二箴》和崔駰《官箴》三首。實際上,曆代官箴,都有這樣的旨趣和共性。關於這類話題,我們還想多說幾句,以深化本節中的觀點。因為這樣的話題在其他的研究場合裏不大多見。
的確,在中國文化的發展裏,始終有人在關心“仕”的問題。伴隨著這樣的關切,在民間、在官方,在個人、在組織,在平民、在官員,始終有著源源不斷的官箴出現。自《左傳襄公四年》的《虞箴》開始,曆經千年,生生不息。究其原委,這是有土壤有氛圍的。撥開一層看,這是仕文化的土壤氛圍,為曆代官箴提供了它需要的營養。
當然,通觀曆代官箴,有些出自儒家思想,有些不是。但是,整個地看,儒家思想對於曆代官箴的影響力是最廣泛最深刻最具體的。在我們的整部書稿的分析裏差不多涵蓋了曆代重要的官箴,即便出於道家、法家、兵家的諸官箴,其中的最本質的基調還是有著深厚的共識,就是道義論精神和義務論實質。因為對於各級官吏來說,堅持這樣的道義論立場和義務論關切,是理所當然的,是天經地義的,由此轉生成的從政規範和相應的德性要求,是官員不得討價還價的。
但是更需要指出的是,曆代官箴與儒家仕文化有著更直接的聯係。這其中的道理比較明顯,因為儒家思想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占據統治地位,至少自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實際的情況就是如此。既然儒家思想占有這一獨特地位,官員就必須與此保持一致,為官員做官借鑒的文字也在這樣的係列中思考,要求用儒家的思想去武裝官員,要求他們以儒家的一套去做官。這些文字的努力,作為官箴,也浸透了儒家官德體係的理論建樹。我們要闡明儒家官德,就必須要解讀這批官箴。
解讀儒家官箴,我們的重點就是解讀出儒家道義論在官箴中的深刻性和具體性。雖然在中國文化係列中存在諸家官箴,基本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道義論和義務論,但是儒家官德在這方麵的理論影響力是最為徹底和深遠的,完全可以被認為是中國政治道德中的一朵“奇葩”。
§§第八章 儒家官德中的反巫